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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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屋前，一溜三口水缸整齐排列。大个的在中间，好像是个军官，肚大腰圆的；两侧各有一个，像是勤务兵，拥呼两旁。
儿时的梦醒时分，都是从水缸哗哗的倒水声开始的。一大早，似睡非睡中，只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地摸黑穿了衣，门“吱哟”一声，这是母亲开了门要去挑水去。
全村的人，喝的都是一个湾的水。这塘湾，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湾边有鸡在巡视，公的，母的，还有跟随的一群鸡仔；湾里有鸭子在遨游，公的，母的，还有跟随的一群鸭仔；湾里还可能有一群正在嬉戏的小孩子，男的，女的，胖的，瘦的；周围可能还有几个正在赶鸡撵鸭的大人，白的，黑的。塘湾里还有众多的生灵，叫不出姓名的，或弯，或直；也有一些我认识的，叫得出姓名的，比如水蛭，或大，或小……
母亲小心地渐渐靠近了塘湾，找到一人恰当的位置。位置不要太近，太近了，泥有些软，会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脚会陷了进去；太远了，手上又使不上劲，水也打不满。于是，母亲一点点地试探着往前走，一点一点的，有些如履薄冰。水是打上了，可是往回提的时候，母亲还是不可避免地湿了鞋子。
门又“吱哟”一声，这是母亲开了门挑水回来了。伴随门沉重的喘息声，还有母亲大口地急促地喘息。母亲小心地把扁担放下了，稍作喘息，便用力提了水桶，悬在水缸的缸沿之上，“哗哗”的水声便在庭院里响起。这声音不急不缓，不疾不匆，不温不火，像极了母亲内敛沉稳的性格。我又在母亲开门的“吱哟”声沉沉睡去……
后来，有高人提议，在我们三个村子中间处，三村共同出钱出工出力淘了一方水井。水塘处在了高处，这一点我当时很不明白，直到长大了，才有些明白。之所以淘在高处，是因为安全和卫生的考虑。高处，谁也看得见。如果有小孩子去玩耍，大人们也能看得见。再者，如果女孩子前去挑水，即使天黑了，也不会害怕。又者，高处，那些农村的鸡呀，鸭呀，鹅呀，也去的少；要是有个刮风下雨啥的，也是相对地落井少一些。可是，先人们没有考虑到水位的问题。那时候，只要用铁锨开一下，一个锨板的高度就能出水。水位，是逐年的下降，直到干涸，这是后话。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先人们考虑得不差。这人世间，谁又能看到几十年之后的事呢。
那方水井费了不少的气力。上面狭窄，圆形，还有一个木头栅栏放在上面，防止东西掉下去；下面宽阔，也是圆形的。上面用蓝砖砌得整齐，听父亲说，是请了周围有名的瓦工来做的。上面的蓝砖砌得板正，而中间几乎没有用多少的水泥，只是用的沙灰，可也竟保持了数十年。这名有名的瓦工，是我家族里的大叔，至今健在。
母亲把铁皮的水桶挂在扁担的钩上，慢慢地放了下去，等到合适的位置，便熟悉地一摆，水桶便倾斜了下去，“咚咚咚”一会儿就喝饱了。母亲便轻轻地提起扁担，慢慢地提了上来，然后在扁担的咿咿呀呀的欢快的叫喊声中回了家。母亲又是小心地把扁担放下了，稍作喘息，便用力提了水桶，悬在水缸的缸沿之上，“哗哗”的水声便在庭院里响起。这声音不急不缓，不疾不匆，不温不火，像极了母亲内敛沉稳的性格。水声由大到小，由清脆而沉稳，我在母亲“哗哗”的倒水声醒了过来。我看见水缸里的水，在欢笑，在追逐，在嬉戏，在打闹。它们忽而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忽而又旱地拔葱高高地跃起；它们忽地沉下身去，打着旋表演着落叶飘零……我看得呆了，原来水缸里的水也可以这样地快活，让人艳羡垂涎。
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便会把水缸倾斜了下去，和地面几近平行。母亲猫了腰，探身进去，用一把自制的条帚使劲地清扫着缸底和缸身。等刷好了，便用舀子把里面的水清理干净了。然后，再次换上新的干净的水，再次清洗，然后才算结束。
“这水缸和人一样，需要定时地清扫干净。”母亲常说。当时的我不明白母亲话的意思，直到长大以后。
大姐也是家里挑水的主力，因为大，她受了很多的苦，至今已是病累加身。我每每想起，便觉得愧疚有加，下定决心要对自己的姐姐们做此力所能及地补偿。
说大姐大是相对地大，她也不过是十五六岁，挑起水来，水桶底部刚刚离了地面。在农村，那个家庭里的老大不是最能担当的，那个家庭里的老大不是最受累的，那个家庭里的老大不是年龄大了落了一身的病。这种病累，又能到何处去说。家里当小的，可不能失了良心。即便你家庭状况一般，你可以拿不出太多的东西，来回馈家里那些为你遮风挡雨的老大们，但由里到外的敬意不可或缺，最好是明确地表现在口头上。
大姐小心地把水桶放在了扁担的挂钩上，慢慢地放了下去，然后学着大人的样子，轻轻地一摆，可是，水桶好像是故意欺负大姐年幼。它没有去“咚咚”地喝水，而是调皮地脱了挂钩，直扑扑地游身了水井底部。大姐急得用扁担去挂，可是水桶又轻轻地推了一下挂钩，轻易地躲了去，轻盈地游向了井底。水姐急得掉了眼泪，也没有把水桶捞上来，便拿了扁担和一只水桶，哭着回了家。
母亲也有些着急，家里就只有一幅水桶。无论如何要在天黑之前，把水桶捞上来。那个时代，虽然说是民风淳朴，可是家里也等着用水呀。
“不打紧的。我现在就和你一块去捞。”母亲温柔地安慰着还在哭泣的大姐，“没事的，我一会儿准能捞回来。”
捞水桶，母亲是用办法的。她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反复目测了竹竿的长度，约摸着能够够到井底的水桶。母亲在竹竿的一头绑上了一个钢条的挂钩，那个挂钩是家里唯一的。本来钢条就不多，又硬得很，不容易折弯。母亲用铁丝反复地缠绕，以保万无一失。
“从哪里掉下去的？”母亲问。大姐大致地指着水桶掉落的位置。母亲便定睛观察，天色有些黑了，井底里已是黑得厉害。母亲便把竹竿慢慢地伸了下去，直到探不下去了，才住了手。她小心地试探着，移动竹竿去钩水桶上的挂钩。可是接连几次，都没有挂住。
“都怪我。”大姐自责道。
“不打紧，不打紧。”母亲依旧温和地安慰着大姐。
“她还是个孩子呢！”母亲的眼神柔和，她看了一眼大姐，心想。
水桶还是捞了上来。天色已是黑透了。母亲轻轻地摆了水桶，挑水回家。母亲在前面走，她一边走，扁担一边咿咿呀呀地欢快地喊着。大姐也高兴了，跟在母亲身后往家走着。多少年以后，我每每想起这幅画面，在倍感温暖的同时，便每每湿了眼眶。那些岁月里，父母和姐姐们为家庭付出了多少，恐怕他们自己也数不清，记不得，想不起了；但当小的，怎能数不清，记不得，想不起。不能，因为有良心在。
我喜欢这方水井的冬天。冬天，因为挑水的洒了的水多，因而在去水井的路上满是冰。我约了村里的伙计们，小心地上到井沿，找好的冰道，便一股脑地滑了下去，直到到了最低处。我们风驰电掣，我们一路狂飙，我们欢呼雀跃，我们精疲力尽，直到力竭瘫倒，还赖在冰上不走。孩子们真的是太贪心了，平面的冰玩够了，便也产生了寻找刺激的想法，想换一种不一样的冰来滑。这也难怪，儿时，我们的玩伴大都与自然有关。到了冬天不玩冰，便也无趣得很。
多年以后，我再去看那口水井，早已踪迹全无。在水井的原来的位置上，是一座崭新的蔬菜大棚。大棚里种的是千禧的西红柿，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缤纷了我的双眼。我的眼中似乎有多彩的西红柿，在转动，在流涌，在放大，在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