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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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西邻，有一个叫武增元的大哥。夏季的夜晚，天气湿热得很，似乎要下雨了。空气中也都湿漉漉的，在空中抓一把空气，就能攥出水来。
晚饭后的老家人，在家里也没有事做，加之溽热的闷天气。于是，便都各自拿了自家的小板凳，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大街上乘凉。大家边摇动蒲扇驱赶着蚊子，边找些话题，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
武增元也来到了大街上乘凉，自已带了一个小板凳。我们是对门，父亲和武增元紧挨着乘凉，于是便一问一答起来。
“增元，你哪年当的兵？”
“43年。”
“参加的是马保三的八支队吗？”
“是。”
“你都参加了哪些战斗？”
“有对王高的日军作战，还有对田柳镇国民党十五旅张景月的作战，最后参加了抗美援朝。”
“你说实话，上战场打仗，你害怕吗？”
“哪有不害怕的。都是娘生爹养的，谁的命也都金贵着呢。”
“害怕哪怎么还能上得了战场？”
“我们的队伍前面，有自己的排长领头带着战士们冲锋。男人嘛，既然当了兵，谁也不能当孬种。当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的时候，便端起手中上了刺刀的长枪往前冲。这个时候，便一点也不知道害怕了。再说了，害怕也没有用。你越害怕，子弹可能越找上你。”
“战场上，子弹会长眼睛吗？人们不是说，战场上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嘛。”
“长眼睛。俺娘告诉我，为人要身板正，心眼端。这样的人，到了战场，子弹就不会找上你。”
“真的？”
“哪还有假？我当了十几年的兵，除了轻微的擦伤，就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伤疤。”
“哪是什么保佑了你，让你毫发无损？”
“哪有什么人会保佑你？最重要的是心正，听俺娘的话，保准没错。”武增元说得很肯定。
这样的问答似乎像是人物的访谈。我的父亲唏嘘不已，我也似乎受到了感染，对他肃然起敬起来。
“身边的人有挂彩的吗？”父亲问了一个有些敏感的问题。
“打仗怎么能不挂彩呢？”武增元的回答有些缓了，好像是沉思了许久。
“打过日军的哪个部队？”
“驻扎在王高的鬼子小队。1944年打的，拔了据点，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的战士也有不少挂彩的。”
“张景月的部队盘踞在田柳的屯子中，屯子周围是土石筑成的围墙，上面有机场和步枪的射击孔。”
“抗美援朝，我们打的是铁原狙击战……”
提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武增元拉开了话匣子，一改之前的木讷，看上去有些健谈。在他的讲述下，武增元的军旅生涯也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如果不是那晚的促膝长谈，我们虽是邻居，却对他的生平并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他当过兵。或许是部队有纪律要求，抑或是武增元的不健谈。平日的他，丝毫不会主动提起那些往事。我和父亲对他更加地钦佩，甚至有些崇敬，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我们身边的再平凡不过的英雄，让人不得不仰视。
我是知道的。武增元是1960年从部队回了家。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与农村相比，部队的光景，也好不到哪里去。家里给在部队的武增元拍去了电报，说是母亲病危，要他速速回家。武增元向部队请了假，便日夜兼程往回赶。临行之前，厨师长偷偷地塞给了他两个馒头，说：“拿着吧，留着在路上吃。”一路上，武增元没有舍得吃那两个馒头，他想留给病危的母亲吃。实在饿极了，他就以水饱腹。可是造化偏偏弄人，他仍然没有赶上母亲最后的那口气。他趴在母亲坟头大哭，哭罢，把怀里揣来的两个馒头，放在了母亲的坟头。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也成了武增元一生最大的憾事。
返家后的武增元，脾气却也变得有些暴躁起来。家里有时会传出孩子的哭声。父母听见了，也只是爱莫能助，除了同情，也无力相助。
“大叔，你操操心去劝劝他吧。”他家的嫂子常常哭着来，央求父亲过去劝解。
母亲悄悄地去里屋拿一点掺和了野菜的面饼子，让我嫂子捎回去，“就只有这么多了，多将就些吧。”我嫂子边哭边接过了面饼子。
“你嫂子那感激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多少年以后，母亲依旧会提起。以后日子好了，西邻的嫂子便时常打发了孩子们来给父母送吃的。我的母亲见了道情，嫂子都是淡淡一笑，说是当年的恩，她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农家的人呀，讲究的是人情，看重的也是人情。
父亲很快就回来了。他如释重负，轻叹了一口气，掏出了自己的旱烟袋，从烟袋里撮了一小捏的烟叶，用火柴燃了，坐了那里抽，一句话也没有说。母亲见了，似乎是心知肚明，便也不再去问。说来也怪，从此以后，武增元再也没有吼过自己的老婆孩子。父亲说，他本是一个温顺的人。如果不是被生活逼得急了眼，怎么会对自己的家里人吼叫。父亲，是理解他的；武增元，本也是温善的。
晚年的武增元，身体渐渐地衰弱起来，比一般人老得厉害。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吃了苦，现在显现了出来。自己和老伴的地，他们种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便分给了两个儿子。两儿子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老俩推过一袋的面粉来。
武增元终究是闲不下来。他看孩子们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便连那袋子面粉也不要了。伙了老伴，去村西河塘边开了不少的荒地。从数量上看，他和老伴开的地好像不少，可是每块面积都很小，累加起来面积也不是很大。即便如此，但也足够武增元欣慰的了，最起码他可以不要孩子们的面粉了。等粮食攒得够吃了，武增元便在开的荒地上，种上了地瓜和其它的菜蔬，竟也渐渐地自足起来。于是，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他便把多出来的瓜蔬，分给了左邻右舍来吃。
“跟孩子们要东西，这口不好开呀！”武增元有时在一个人的时候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农闲时节，武增元便在自己的道门边上，开了一个微型的修车铺。招牌是用纸箱子做的，他自己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修车”，看上去歪歪扭扭的。风一吹，招牌便随风招摇，远远地看上去，“修车”两个字好像在笑着和来人打着招呼。
庄里庄乡的来修自行车，武增元留下的是本钱。人家补胎是一块，他收的是五毛；人家换车闸子是两块，他是一块……反正，无论是修理自行车的那个部位，刘洪光的价格都是人家的一半。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价格，几乎是没有利润可言的。碰到村里家庭困难的来修，他更是分文不取。为留钱，修车的和他挣红了脸。即使如此，他还是一概不留。要是有外村路过需要修车的，他也是分文不取。于是，武增元的名字便在周围传开了。提起来，大家便纷纷地竖直了大拇指，交口称赞个不止。
“你不留够钱，下次我就不来了。顶起码，你要留下个本钱。修车的东西又不是你自己地里种的。”村里的人都这样说。
“留下了，留下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给我落实了待遇。我每月都能领些钱，虽然不多，可够我们俩花的。再说，年纪大了，除了生活，也没啥花销。”
“我困难的时候，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帮了我的忙。现在我就是能修个自行车，能给村里人如个急，我心里就很知足。”
有一次回家，我又问起武增元的情况来。
“不在了。五十年的邻居，到死也没有轧和够。”母亲边说边去拭泪，很是伤感。
“他是在睡梦中走的。头天，他好好地睡下了。可是，第二天一早，你嫂子去叫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了。脸上的表情很安详，没有一丝的痛苦。”母亲说，“就是他的儿女们心疼得很，觉得父亲走得突然，来没有来得及行孝，觉得心里有愧欠。”母亲说。
我没有回应，脑海中都是父亲和他的对话。
夏季的夜晚，天气依然湿热得很，似乎又要下雨了。空气中也都湿漉漉的，在空中抓一把空气，就能攥出水来。
晚饭后的老家人，在家里也没有事做，加之溽热的闷天气。于是，便都各自拿了自家的小板凳，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大街上乘凉。大家边摇动蒲扇驱赶着蚊子，边找些话题，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
可是，乘凉的人之中再也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了武增元。在那边，他们可能也自带了板凳，摇了蒲扇，在天街上乘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