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岁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春节过得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味道。有人说，是生活富足，大家再也不为吃穿发愁了，所以失了年味。我浅浅地想过这个问题，估计自己也得不出啥有权威的结论，便也只能姑且一聊罢了。

有年味道的春节，还是让人追念不已的。它就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不经意间，便偷偷地冒了出来，骂也不走，打也不退。要淡忘它，只有依赖时间了。时间久了，它就会渐渐地淡出了生活，可是又会在一个不经意间，偷偷地冒了出来，于是再骂再打，于是再交给时间，于是再次淡出，于是再次回来。似乎像极了一个善意的窥视者，经常地光顾我们的生活，却没有让我们损失掉什么。相反，却是上扬了我们的嘴角，灿烂了我们的笑容，富丰了我们的生活。

那时的年前大雪必下。看吧：地上，树上，屋上；田野里，沟渠里，池塘里；麦苗上，草垛上，场院里，满是雪。雪把整个北国都覆盖了起来，不让再人偷看。听吧：大雪折树的咔嚓声，鸟儿啄食的刷刷声，脚踩雪被的嚓嚓声，草舔灶底的亲吻声，都是声。声音把整个北国都摇醒了起来，它再也忍不住要到田野去看看。

在外的人陆续回来了，带了大包小包，拖了儿捎了女，或步行，或用车马去接。自行车，那是珍贵的存在。对一般的家庭来说，是一种遥不企及的奢望。在外工作的，被称为公家人。既为公家人，当然要穿公家的工作服。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还要在上衣的口袋里别上一枝“英雄”牌的钢笔。如果再讲究，口袋里也要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勤俭”或者“金鱼”烟，条件再好的可能就是“佳丽”牌的烟。学生返乡，穿的还是离家时的衣服，他们还不到光耀门庭的时候。

见到了老家的人了，在外工作的便热情地打着招呼，叔呀婶呀的叫着，亲热得很。那些叔叔婶婶们，便一边更加热情地回应着“回来了，回来了”，一边用眼去偷偷地瞄着那些个大包小包，在心里猜着包里装了什么好东西，满眼都是羡慕的神情。如果恰好有自己的孩子在身边，那就会客气地说：“你看你哥哥嫂子混得多好呀，回家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哥嫂，等伢儿长大了，还要麻烦您多照看。”“一个村子的人，沾亲带故的，有用到我的地方，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回家的人会客气地回应。

在外的同乡人回到了家里，拿出来的是父亲的酒和烟，娘的围巾，姐妹的面料，侄子侄女的糖果。一家人的脸上瞬间充满了兴奋，幸福贯通了全身，从每个人的身上溢了出来，连老屋也跟着兴奋和幸福起来。又传到了四邻八舍，兴奋和幸福了他们。羡慕和期待的声音也从周围回传了起来，父亲听见了，母亲听见了，姐妹们听见了，侄子侄女更是听见了。

“过年，图的就是个团圆。不管隔着多远，能回家的都要回家。”父亲每每和我说。我懂，这是父亲在给我立规矩，也是老家的父辈们在给子辈们立规矩。这个规矩立了千年，也遵循了千年，并且会一直遵循下去。我也按照父亲立的规矩准时回到了家中。

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回家过年；等我和妻子结了婚，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家过年；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女儿，是我们仨人一起回家过年。

我一个人回家过年的时候，是母亲一个人，在灶间忙活着一家人的水饺，灶火映红了母亲的脸。等我和妻子结了婚，是母亲和妻子两个人，一起在灶间忙活着一家人的水饺，灶火映红了两个人的脸。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女儿，是母亲和妻子和女儿仨个人，一起在灶间忙活着一家人的水饺，灶火映红了仨个人的脸。

时间一直在流逝，在灶间忙活晚饭的人在一直增加，但是那碗期待的水饺的味道一直没变。母亲做的水饺，是最香的，离了多久，隔了多远，也能吃得出来。母亲和妻子做的水饺，是最香的，离了多久，隔了多远，也能吃得出来。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世间的一切也没有一丝地变化。有时候，我也纳闷，心想，世间的好多事情真是神奇，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清明得白清得楚的。

“怎么样，工作还算顺利吗？”父亲关切地问。自我上班的那年起，每每围坐在除夕的圆桌旁，父亲的第一句话总是这样问。相同的一句问话，父亲问了我整整二十年；相同的一个问话，我也整整地回答了二十年。这也成了我们父子间一个必然的习惯。这样有声的轻轻地问与答，已经约定俗成一般进行了二十个除夕。十年前，慈父见背。每每围坐在缺少了父亲的除夕的圆桌旁，我总是会想起父亲的这一句问话；也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响亮地回应着父亲的这一句问话。这样的问与答，已经默默地响亮地进行了整整十个除夕。

水饺的面皮，三十年没有变，都是白色的小麦粉；水饺的面皮，三十年一直在变，由最初的白中带黄，到后来的雪白以至水饺精粉；水饺的馅子，三十年没有变，都是猪肉白菜的；水饺的馅子，三十年一直在变，由最初的白菜为主，到后来的以肉为主以至全部精肉；吃水饺的人，却一直在变：先是由少变多，再是由多变少，再次由少变多。水饺见证了世间的一切变化，唯独它自己没有变化。

父亲在的时候，等吃过了水饺，便是我们父子长谈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把门拴了，在每个门口都放上一根粗大的木头。见我不解，父亲便说：“放上拦门棍，把那些邪毛鬼祟都拦住。”

余下的时间，便是我和父亲彻夜长谈的时候。

“怎么样，工作还算顺利吗？”父亲总是拿这句话开头。

“还行。”我轻轻地说。

“那就好。”父亲也是轻轻地应。

“在单位里，要好好地干。少说话，多做事。什么年头，老天也不会亏待能干的服苦的。”父亲轻轻地嘱咐。我轻轻地点头，算作了回应。

“能考住学，是你的福气。人到了好时候，不要忘了当初吃过的苦经过的难。”父亲轻轻地嘱咐。

父亲要强了一辈子。这些年了，我极少听过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有些软，有些暖，也有些沉。不觉眼中起个雾，模糊了双眼。

外面的天空突然绚丽起来，不知是那家在放焰火。我一个人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会走到玻璃边上去看焰火；我和妻子一块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俩会走到玻璃边上去看焰火；我和妻女一块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抱着孩子走到玻璃边上去看焰火。焰火映红了我的脸，映红了我和妻子的脸，映红了妻女的脸。这些年，焰火没有变，还是往年的焰火；看焰火的人，却在每年都在增加。

到了半夜，年夜饭是必做的。先是母亲弄，后来是母亲和妻子一块做。年夜饭这些年都没有变化，有鸡，有鱼，有豆腐，有白菜，还有家里自己种的萝卜、大葱和蒜。一家人围坐在圆桌旁，父亲在的时候总是烫上一壶酒，起初是父亲给我斟酒，后来是我给父亲斟酒，现在是我自己给自己斟酒。母亲先吃饭，再是母亲和妻子先吃饭，现在是母亲、妻子和女儿先吃饭。我和父亲各自端了酒盅，滋溜一声便入了口。这酒，真香。现在是我自己端了酒盅轻抿一口，酒还是那个酒，却变得没有酒味。我端着已经见底的酒杯，想起了父亲，竟神情恍惚，一时忘记了放下。

凌晨一点，鞭炮声渐起，父亲便起了炕。除夕之夜，他只是和衣而卧，打了一个小盹。父亲开了门，去看天上的星星；父亲起了炕，去看墙上的钟表。见时辰一到，便去撤了拦门棍，开了道门，等待兄弟们和侄子们到来，然后集合了部队，去给村里的长辈和同辈哥嫂们拜年。

路高低不平，漆黑一片，连对过的人也认不出；路很平坦，路灯明亮，老远就能认出人来。父亲领了一众人马，路上还有无数只人马。大家见了面，便互道着“过年好”“过年好”。有的还当众跪了下来，给长辈们当街磕头，忙被长辈们双手搀起。队伍里的小孩子，便聚在了一起，从口袋里拿出自己拜年得来的东西，大白兔糖呀，花生呀，瓜子呀，地瓜糖呀，玉米花呀，显摆着，炫耀着，交换着，幸福着。

然后，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惜去。

那些年的守岁，味浓，情亦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