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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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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嫂比母

    “老嫂子,我的亲娘啊,您怎么就走了呢?”老叔扑通一声跪在我母亲的灵床前。随着老叔痛心疾首地哭喊,时空的隧道在我面前瞬间豁然洞开了。

老叔与生活在深山里的母亲并无任何血缘关系,是一场婚姻将毫不相干的二者联系在一起。

十八岁的母亲算是嫁了一个好人家。论人品,父亲高小毕业后便回乡任大队会计兼文书,终年一身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永远插着2支钢笔,是农村少有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论家世,我爷爷在全大队三十几个自然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年轻时母亲一米六七的个头,身材苗条,大眼睛、双眼皮,两条大辫子长长地垂过腰际,皮肤是怎么也晒不黑的那种白,是十里八村的一朵花。

其实,母亲嫁过来主要是因为爷爷家急缺人手。9口人的大家庭,急需能干的媳妇来操持家务。母亲的到来着实为奶奶帮了大忙:白天在“农业社”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全家9口人的洗洗浆浆、衣服鞋袜的缝制、一日三餐、鸡鸭猪鹅的打理,就全落到了母亲的肩头。那时的母亲文静爱笑,做起事来又快又好,从搓麻绳、做袼褙,到纳鞋底、做鞋帮,别人十天做不了一双鞋,母亲却能三天做出一双,还做得又好看又结实,左邻右舍赞不绝口,就连极挑剔的奶奶都抿嘴笑了。

正当一大家子欢欢喜喜、红红火火过日子的时候,爷爷却遇到了一大难题——我的曾祖母中风了。

曾祖母是与老叔相依为命的人。老叔是五爷爷的遗腹子,是曾祖母的亲孙子。其父牺牲在莱芜战役,作为烈士的遗孤,老叔在曾祖母温暖的怀抱里长大了。曾祖母中风时,老叔刚刚考到县城读中学,每周雷打不动需要带走一周的煎饼和咸菜;照顾曾祖母、为老叔备饮食便成了一件必须办又极难办的事情。为此,爷爷一筹莫展。

“我去照顾俺奶奶吧。”母亲抱着自己刚刚出生不足三个月的儿子轻声说的一句话,如同一个响雷,一下子让全家人震惊了,爷爷和奶奶同时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文弱的媳妇。

爷爷咳了两声说:“他嫂子,按理说,你五叔为国牺牲了,是功臣,照顾好烈士的儿子、护理好你奶奶是最要紧的事情。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可要掂量清楚了,咱们现在是第十生产队,是全大队数一数二的富余队,每个工能拿到七八角钱;你要去的是第十三生产队,每个工是9分钱,是全大队有名的穷队。你要是去了,你们一家人的户口就要迁过去。那苦日子可是没个头啊。”

“爹,这些俺都想过了。可俺奶奶得有人照顾,刚子(我老叔)每周回来拿饭得有人给他张罗,他上学的事不能耽误啊。”母亲平静地说。

被惊了很久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这可不行。从奶奶住的村子到我工作的大队部少说要十里山路,一天一个来回就是二十里。咱奶奶住的那个地方岭高土稀,吃水要到三里路外的河里挑;我经常开会、值班不在家,刚子在县城读书,那个破破烂烂的院子和透风漏雨的房子就你和奶奶住着,我还不放心呢。再说了,奶奶孙子一大堆,正着数、倒着算怎么也都轮不着咱。”

“都快一个月了,我没听着谁愿意去伺候,总不能让奶奶就这样一个人躺着,时间长了身上还不招蛆?听说刚子回来两次没拿上饭,抹着眼泪走的,都不知道这些日子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事我琢磨了很久了。你忙你的,我保证不扯你的后腿。”母亲坚定地说。

母亲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全家谁也没有拗过她。就这样,刚刚二十岁的母亲便抱着出生不足三个月的儿子来到了奶奶居住的那个偏僻、贫瘠的小山村——“簸箕掌”,从此她和老叔就拴在了一根绳上了。

母亲到“簸箕掌”的时候,正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后不久。对于母亲而言,苦难岁月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母亲搬来的第一天,七十岁的曾祖母下身已经不能动弹了,看到这个仅见过几面的奶奶无助地躺在在床上,母亲放下随身的衣物、把孩子放在筐子里,然后趴在曾祖母的耳旁温柔地说:“奶奶,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摸勺子。我和刚子兄弟一起陪着您。”然后,便挽起袖子开始收拾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房子原本就低矮昏暗,木格的窗户更是难得透气。病人房间里的那股味道是能想象的。掀开曾祖母的被子,扑鼻的恶臭让母亲打了个趔趄,母亲立即烧上水给曾祖母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然后换上自己带来的被褥;母亲用了整整三盆水才把曾祖母的头发洗干净;忙活了一个下午,木窗棂透进了新鲜的阳光,低矮陈旧的房子似乎亮堂了很多。曾祖母那双被密密的褶子压得细小的眼睛里,闪动着星星般的光泽,只见她的眼皮一闪,两串老泪潸然而下。母亲拉着曾祖母的手认真地说,奶奶,人都有不能动的一天,照顾您是俺做小辈的义务。说着话,母亲麻利地在曾祖母床前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板床陪床,这一陪就是两年,直至曾祖母能慢慢下地后,母亲才移到曾祖母的西房里居住。

照顾曾祖母的头几年,父亲除了参加大炼钢铁,就是兴修水利工程。在修蒙阴的“岸堤”水库时,父亲作为水库修建工程的会计,一去就是两年,之后就是农业学大寨……每次回家都是行色匆匆,照顾曾祖母、我年幼的大哥和正在上学的老叔的任务就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正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白天到生产队出工的时候,母亲就用布兜把大哥系在背后,挑担、锄地、种苗,母亲样样干得比别人好;中间休息的时候,再飞快地跑回家给曾祖母端水、给曾祖母接屎接尿;晚上没有油灯,母亲总是借着月光纺线、剥花生、洗衣服、纳鞋底;到三里外的河里挑水的时候,母亲总是把大哥系在背上,再挑起百十斤重的桶水过沟越岭回到家。

除了照顾曾祖母,母亲每周要为老叔摊上一包袱煎饼。为了保证老叔的饭食,母亲都是先把剁碎的地瓜干子掺上少许粮食用石磨磨好,然后长久地坐在厨房里的“鏊子前”把一大盆煎饼糊一张张烙成煎饼,之后再一一叠好。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无论什么时候,母亲从未误了老叔回来带饭。有一次母亲的脚心上长了个大大的疔,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但母亲硬是咬着牙坚持为老叔推好了煎饼糊——一盆煎饼糊,大约需要在石磨前转上上万圈,再坚持烙完够一周吃的。到了夜里躺在床上,母亲疼得怎么都睡不着,举着那个肿胀像馒头的脚喊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拐一瘸找到赤脚医生切开后才慢慢好了。没有帮手,母亲总是一边烧火一边摊煎饼,夏天高热难耐,就是坐在树荫下都汗流浃背,更何况坐在火热的鏊子前,一个夏天下来,母亲双腿、前胸痱子连成片,一个星期快消了,又到了老叔回来拿饭的时候了;冬日的山风呼啸着,母亲常常是后背冻得发麻,前胸却烤出一片汗水……那时,母亲还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本领:摊煎饼、纺线时都是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劳作,从不误事,村里人无不惊奇。甚至有的婆婆责骂儿媳妇的时候,总拿母亲做参照,说:你看看 “人家的媳妇”。每次回家拿饭,老叔总是对母亲说:”嫂子,您太遭罪了,我不上学了,回家帮您照顾咱奶奶吧。”母亲总是笑笑说:“好兄弟,家里有我,你就安心读书吧。山里的孩子,只有书读好了,才能有出息。”老叔每次离开时,无论多忙,母亲总是把他送到村头,然后再站到东岭上一直望不到老叔的影子后才回家。老叔的背影,是母亲眼中的希望,更是牵挂啊。母亲总是跟曾祖母说:刚子兄弟可怜,他爹是为了解放中国牺牲的,咱不能亏待了烈士的后代。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这时候最难的是给老叔备口粮。家家户户喝的稀饭都是能照出人影来的“菜糊涂”,干粮或者煎饼自然金贵得很。打糊饼成了老叔最好的食物。所谓打糊饼,就是在榆钱里嵌进玉米面。母亲说打糊饼时,玉米面加水有讲究,太干太湿都不成,最好握在手里能聚成团,这样打出的饼子有一股焦香的味道。除了打糊饼,菜团子也是能带出去的好食物。母亲便把地瓜秧切碎,掺上野菜后再放进去些许地瓜面,以能攥成团而不散为准,然后上锅蒸足够长的时间。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便把家里仅有的豆油分成两份,一份给奶奶炒菜时用,一份全都给老叔炒成了咸菜带走,母亲甚至连点灯用的油都没给自己留。有一次我读到《增广贤文》里的一句话:“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时,我竟然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为老叔而不点灯的故事来,不由地泪流满面。

既不能让曾祖母受罪,又不能让老叔受苦,那就只能苦了母亲了。那些日子里,母亲衣不解带,曾祖母身上干净整洁,竟没有半点破皮红肿,这足以看出母亲的细心和体贴。多年之后,当我们护理重病在床的父亲时,母亲却给了我很好的示范:把父亲慢慢扶起靠在床头,再俯下身去,让父亲的双手搭在我们的双肩上,双手环抱着父亲的腰,一用力就可以轻松地抱起父亲,使其双脚离地。母亲说,这都是照顾曾祖母时练就的手法。

由于常年摸黑或在月光下织布、纺织,做针线,剥花儿、脱玉米 母亲四十岁时视力就很模糊了。

对于母亲,吃的粮食实在太少了,而可以吃的东西又是太多了:春天的榆钱、夏天的洋槐花、秋天的地瓜秧、冬天压碎了的花生壳、脱了粒的玉米蕊;房前屋后的槐树、榆树、樟子树,花能吃、树叶树皮也能吃。河里的鱼虾是早就网没了,山里寻果子的人比果子还多,到处都是寻找食物的村民。对于母亲,这样年景下最难的是如何让病中的曾祖母有一口粮食,让在县城上学的老叔有窝头吃。于是,母亲就口省肚挪,顿顿吃糠咽菜,以至于全身浮肿,腿上一摁一个窝,半天回不去。最严重的,是大哥只喝了半年的奶,每天饿得直哭,后来连哭声都如同一只小猫般柔弱。儿时,总听到姥姥这样感叹:年仅二十岁正是生育最旺盛的时期,但严重营养不良的母亲长达4年没再怀孕。

   就是在这样的年景下,母亲却能保证让曾祖母一周吃上一个鸡蛋。在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年代,鸡蛋更是稀罕之物。好在,母亲的娘家爷爷是个养蜂高手,即使贫穷的岁月,蜜蜂因花儿照开而正常酿蜜,于是,姥姥家的日子略为好一些,因为大哥奇瘦,姥姥担心养不活,一个月送三五个鸡蛋、些许蜂蜜,母亲便悉数留给了曾祖母。这也是那么困难的岁月里曾祖母还能康复的原因。

曾得过大病的曾祖母竟活过了一百多岁。她时常对我说:“岚子,我的命是你妈给的,你老叔是你妈养大的。你妈才是你老叔的娘啊。”曾祖母是在这样持续的唠叨声中无疾而终的。

  曾祖母的后半生,最挂心的应该是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孙子——老叔,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和她孙子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竟然给了老叔超越父母的爱,这种意想不到,结果成了曾祖母终身的慰藉。

母亲第一次见到老叔的时候,老叔十一岁,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不安地看着眼前这个笑起来一脸阳光的年轻嫂子,这个从小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总是感觉嫂子身上那股香香的味道,透着一股母爱的亲切。

母亲也注视着眼前的孩子。文静秀气,却是出奇的瘦,身上的衣服脏得看出不底色,脚上的鞋子露出了两根脚趾头,看到母亲注视,孩子便把脚藏在另一只脚的后面。十一二岁的孩子已经懂得有羞愧了。那怯怯的样子让母亲心生怜悯,再看一看如同麻秆一样的胳膊、腿,母亲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眼里蒙上了一层雾,一把把他揽到怀里说:“大兄弟,从今天开始,嫂子再不会让你穿露着脚趾头的鞋子了。”

这不仅仅是母亲随口的一句话,更是十几年里的行动。从那时起,老叔身上的衣、脚上的鞋、肚子里的食物全来自于我母亲的打理。之后几十年里,这个比我的母亲小九岁、比我的哥哥大十岁的叔叔,比我家任何人得到的关爱都多。

沂蒙山地薄岭高,粮食产量不高,每年每家分得的棉花纺成线再织成布,仅能做两身衣服。除了我的父亲一身外,我们兄妹常年穿着大改小的衣服,冬天出来进去,就一身空心的棉衣再无多余替换。哥哥顽皮,棉袄的袖子、棉袄的角早就磨破露出了棉花,母亲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直到参加工作,母亲才给大哥做了一身新衣服。而每年老叔回来的时候,总会有一身崭新的中山装、两双千层底的布鞋等着他。老叔试穿新衣服的笑容让我既羡慕又妒嫉。母亲总是说,你小叔是做大事的人,应该穿最好的,走在人面前才不会感觉矮人几分。

爱是有温度的,这份温度会传递到心里,还会从心里传递到记忆里。

从没有得到父慈母爱的老叔时时感受到来自这位大嫂的亲情和爱,对大嫂也多了一份特有的亲近。

有一年的夏天,还在上学的老叔竟然突然回来了。母亲忙着张罗好饭后去敲门,平时一敲门就会出来的老叔竟然半天没有动静。母亲推开门一看,床前有不少呕吐物,用手一试,老叔的额头滚烫。见母亲心疼的样子,老叔一个劲地安慰说,就是头疼,没有事的。那时几千口人的大队仅两名赤脚医生,放心不下的母亲立即捎信让其中的一名医生来家里诊治。医生来后诊断为胃肠性感冒,为老叔挂起了吊针。当时,父亲也正好在家,母亲便炒了两个小菜让父亲陪医生“喝两盅”。半个多小时后,老叔的呕吐却更加加重,母亲哭着说要赶快送老叔去医院。父亲不停地用眼神制止着母亲,怕伤了医生的面子,母亲却呼天抢地,最终打动了医生,父亲背起了老叔,在母亲的帮助下爬上了拖拉机赶到了镇医院。原来老叔得了重度脑膜炎,赶到医院时已近昏迷,医生说若是再晚来几个小时老叔就会没命了。母亲和父亲一起衣不解带地在医院照顾老叔,直到老叔脱离了危险。之后,老叔含泪说:“嫂子,你不仅救了咱奶奶的命,也救了我的命。”

住院最初的日子,老叔不能下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镇医院病人多、护理少,护士便很不耐烦,年轻的小护士越吵老叔越紧张,母亲便对老叔说出门在外就没有讲究了,别拿我当嫂子,拿我当亲姐吧,实在不行还有老嫂比母的俗语哩。于是,老叔竟也顺从地听着嫂子的话,吃喝拉撒全是母亲照料,老叔也在心里认定了这个如同母亲般的嫂子。

老嫂比母并不仅仅是一句奉承或许诺,对母亲而言,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

因为是烈士的后代,六十年代初老叔中学毕业后便到县机修厂参加了工作,因为老叔有文化、有闯劲,没几年便成了厂里的一把手。年轻的老叔意气风发、才气逼人,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脱口讲话三个多小时不会有重复的句子。花无百日红,七十年代末期,老叔被批斗审查后下放回老家改造。那时,曾祖母已经不在了,原来的老院子也坍塌了。孤单的老叔,回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乡村,连劳动改造的工具都没有。走在故乡泥泞的山路上,老叔心里是凄凉的;看到周围的人如同躲瘟神般远离着自己,再想想渺茫的将来,蹲在破院子里抱头痛哭的老叔一定是绝望的。曾祖母去世后,重新盖房另住的母亲含着泪走过去拉起老叔说:“大兄弟,天无绝人之路。到我家吧,只要有俺一口吃的,就有兄弟吃的;只要有俺住的,就有俺兄弟你住的。”老叔便在我家住下了,这一住就是一年多。没干过“庄户”的老叔怎会干农活?生产队里总是把最难干的活分给他干。母亲便干完自己的那份再帮老叔干。夏天割麦子是个技术活,老叔割了第二下便把自己的手割得鲜血直流。母亲跑到地头烧了一把麦秆灰给老叔敷上,再把自己的大襟里子撕下一块帮老叔包上。整整一个夏天,老叔所有的割麦任务都是母亲带着我未成年的大哥完成的;忙完了地里的活,母亲再跑回家做饭。老叔看到最多的是母亲满是汗渍、盐渍的背影和一溜小跑带起的细风。那时,老叔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躺在床上两眼望向屋顶,有时吃着饭也会忘了咀嚼。左邻右居不时对着母亲说闲话:麦收时节谁不想变成三头六臂?这么大的小伙子每天白吃白喝,怎么就不能出来搭把手?母亲明白,老叔没有一个至亲在世上,甚至没谈过对象,工作丢了,大好的前程也没了,又怎能要求他跟好人似地生龙活虎?母亲不但没有怨言,对老叔更多了一份照顾。有天夜里老叔突然不见了,母亲焦急万分,喊上全家人四处寻找,终于在离家很远的松树林里找到正想寻短见的老叔。母亲领着大哥、二哥,一把夺过老叔手里的绳子,边流泪边大骂:“你爹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狗熊?死还不容易?你这样窝窝囊囊的死了,到地下见了你爹,他会饶了你?见了你奶奶,她会饶了你?你奶奶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死给她看?有啥过不去的槛,大不了咱们就在家种地。咱们本来就是山里的人,不偷不抢,有啥丢人的?你若是这样寻了短见,那才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丢死人哩。”母亲知道,人在极端状态下,劝说不如痛骂。母亲连骂带劝的痛批,戳到了老叔的痛点,他跟老牛似地哭着母亲说,他要上北京找党组织。那时,家里家外没有一分钱,母亲忍痛割爱剪掉了自己留了几十年的长长的发髻,卖了给老叔做了盘缠,在大队部的父亲给老叔开了介绍信,老叔才得以到了北京。

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老叔落实了政策,成了全村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农机厂。那时的老叔已三十多岁却还没成家,大学毕业后谈的对象是老厂长的女儿,了解老叔情况后的老厂长强烈反对,并断绝了父女关系。母亲听说后,捎信让老叔和女朋友回到老家,收拾出一间小屋,用旧报纸糊了墙面;拆了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把两床的被面拆下来,做成结婚用被子的被面和被里;看到即将结婚的婶子穿着洗得发白的一身旧衣服,“ 一丝喜庆都没有,这怎么成呢。”急得团团转的母亲借了五元钱到“合作社”扯了六尺碎花布,在大队“缝纫组”连夜赶做了一件上衣;再看看新房还是不成样子,母亲又做了两瓶纸花放在桌子上——大红纸是父亲过年写对联剩下的,花瓶是平时装酒用的酒瓶子,又用大红纸剪出了几个喜字贴在了门上、窗上。母亲给他们下了两碗鸡蛋面,我们兄妹几个闹了洞房,老叔就算结了婚,有了一个家。

回到县城后的老叔离开县农机厂到下边的社办修理厂当了厂长,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厂子倒闭老叔也下岗了,那时,在县酒厂的婶子也下了岗,一年半的时间一家三口没有收入,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母亲时常捎些煎饼、土豆、萝卜给老叔一家添补,1982年春节,为了让老叔一家过个年,就让我大哥捎去了一个猪头、一袋面粉、一包煎饼、20元钱——这些应该是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家庭过年的全部用品。

每当说起旧日艰难的岁月,老叔总会眼圈发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比我仅仅大9岁的嫂子,操的是比亲娘还大的心。我这一辈子,谢天谢地谢党中央,但最应该不能忘的,是我的这个嫂娘啊!

老嫂比母。是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是对女性品质的褒奖,对于母亲而言,老嫂比母,是对她善良、担当、奉献一生的结语般的概括、评价。

  “人无慧根可谅,人不善良可憎。”母亲总是这样教育我们,在照顾曾祖母、老叔的同时,母亲多年如一日地照顾着村里唯一的刘姓孤寡老人。我们村庄大都姓张,只有一位刘姓老人独居住于此。老人无儿无女,居住在一破旧的“团瓢”里。多少年里,母亲总是为其缝缝补补、送衣送饭,直至老人终老。母亲,遇河搭桥,遇弱相助;母亲,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从未索取……

  老嫂比母。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被母亲用无声的行动在漫长的时空里,演绎成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故事,用老叔的话说:老嫂子,您就是亲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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