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而生

      首发《雪莲》2022年第2期

我们的柴楼建在房间里，它就横在蚊帐的上方，像一只巨掌——乐山大佛的手掌那样——生生地挡住了许多的光亮。有时候，我担心它会掉下来，然后我会随着它的倾塌，失去小小的生命。但时间过去很久，这件事一直不曾发生。

奶奶在堂屋里咳嗽。她是个小脚女人，据说是从前朝一直活到现在的年代。她一直保存着一些嫁妆，银簪子、铜锁、古钱币……但我对她的裹脚布更感兴趣。她总是坐在晦暗的房间里缠她的裹布，每一层都缠得那样精心，好像在讲述一些古老的故事那样，慢条斯理的。

她们那个年代的人，说起往事，总会说，我们是从哪个哪个朝代过来的。她们一旦说这话时，整个身体都显得很神秘。我喜欢在这个时候仰望她们，好像她们的身体笼罩在神秘的历史光圈里。

爷爷也那样说，“我是XX手上的人。”

他说的XX，是另外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事了。人们每次见他，总是“张排长，张排长”地叫，那是因为，他曾经在村里管理过好几个生产队。早上出工的时候，他会站在山头，高声喊“出工啦！”，那声音高亢有力。人们说当他这样呼喊时，就像在唱一首歌。歌声飘过的地方，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爷爷出生在1928年，爸爸在1958年来到他身边，30年的时间横在他们面前，这让他们的交流愈加变得艰难。

他们常常争论关于新旧生活差异的问题。他们不大关心外面的世界，只是以一直生活的这个乡村做例子。爸爸年轻气盛，爷爷也并不算老。所以，许多夜晚，往往不欢而散。不过有一次，他们的争论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爷爷心里埋藏的炸弹好像终于被爸爸点燃了，他拿起长长的木槌，要去把墙上的电表砸碎，理由是房子里的一切，都是他亲手创造的。我们惊愕地看着他冲进堂屋，那种姿态，就像愤怒的造物主手执宝剑降落人间。后来我们阻止他，说电流会钻进你的血管，一分钟就会提前结束原本还有很长的人生。他嘴里念叨着“死就死了”，但转而攻击自己的挂相。

那张照片在土墙上挂了很多年，笑嘻嘻地，大概是在他60岁时照的。在我们那，老人们总是早早地为自己照张相挂在墙上，另外再打一口棺材放在堂屋里，好像随时都预备着迎接死的到来那样。人们念叨：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然后，给自己提前预备棺材和照片。所以，从我幼年开始，便一直坐在那间放着棺材，挂着照片的堂屋吃饭。那种感觉怪怪的。

爷爷从墙上扯下了相框，然后举过头顶，哗啦啦地，相片就陷入一片破碎的玻璃。他在院子里点燃了那张照片，嘴里念叨着“让你们以后看不见我”，他把这当做对大家的惩罚。不过那以后，他们的争论并不停歇，只是话题转移到怎样对待我的问题上来。

比如爸爸喜欢用他的甩尖子皮鞋踢我的肚子。你知道那种三截式样的皮鞋吗，那是那个年代时尚达人的标配。爸爸把这种时尚做了进一步升华。他踢我，然后嘴里骂骂咧咧地。大意是我不该把鼻涕往墙上抹。这时爷爷会拖着竹刷子从厨房里冲出来问他：“你小时，我几时打过你？”

爸爸说：“我的儿子，自己管。”

好看呀，精彩呀。作为小孩子，我很喜欢这样的场面。它像剧，比如《京城四少》《雪山飞狐》《梅花三弄》，还有后来的《新白娘子传奇》，跌宕起伏的。

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得各自去劳作。

爸爸那时候多少岁？25岁吧。他都不会盖房、打井、编家什。他是不称职的年轻人，配不上“农民”的身份，至少爷爷是那么看的。

农村里流行分田地。反正一旦你结婚，父辈们算是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职责。那么分田地，就算是严肃的成人礼了。我觉得它比城里孩子的成人仪式好。穿古代的衣服，戴古代的帽子，手里拿个什么东西，对着古代的人鞠躬，学着他们走路，嘴里念叨自己不懂的文字……把这样的仪式放在农村去，不知道要被嚼多少舌根。

但你不知道，爸爸根本不爱土地。

结婚之前，他拿着爷爷给的五元盘缠，挑着鞋担子就往成都跑。他为这种出逃准备了好多年，比如在初中的课堂上，他开始修手电筒、修钟表、配锁。后来他蹲在乡里那个老鞋匠的身边，偷学人家手艺。所以，18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异乡的土地上了。但那时他的补鞋手艺没大派上用场，只好一路给学校更换篮球气嘴过日子。

成都平原可不是吹的，真的像手掌那样“掌平”（掌平，四川话，意指平坦）。后来爸爸这样向我描述1970年代的成都。同家乡比起来，那儿更大的诱惑在于，你可以“每天吃到白米干饭”。但后来爸爸还是挑着挑子回到了乡村。他在饭桌上给我提过这档子事，总结起来，是“父母在，不远游”那就话在作祟，不然，就听了人家的话，做了成都女婿。

“成都多大啊，现在发展，你看看。”爸爸感到遗憾。

我们笑他，眼光太过狭窄。“你完全可以把父母接到成都去嘛。”我们这样说。

“那么多土地，还有老子亲自砌的房子，只有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舍得扔！”他训斥我们。

爸爸24岁的时候，妈妈也就19岁。他们在那年迎来了人生的一大喜事——我光着屁股就来了——我猜想，他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大多数人对第一次当爸爸总是很乐意的。如果我骨头够硬，他肯定会把我提起来，在空中甩几圈；如果他性格够张扬，也会抱着我，在凌晨时分的乡间奔走相告，说老子有儿子了。不过这两件事都没发生过，这让我感到颇为遗憾。

我听过很多故事，都是他在床头讲给我听的，什么孟姜女哭长城，什么孽龙和铁树开花，但是你知道，我最爱的，还是文曲星下凡那样的故事。我有过遐想，比如在我即将出生的那个清晨，一颗星星拖着尾巴冲向我们家的屋顶，一些金光包裹着在床上挣扎的妈妈。他讲了许多文曲星下凡的故事，但一直没把男主角换成我，简直可惜得紧。

妈妈呢，是个柔弱的女子。她在19岁嫁给我爸。那时她还是个资格的高中生。外公说如果家里丰裕，她是可以念大学的。她在30里外的农村出生，从来没想到，会嫁给初中未毕业的爸爸。50岁的时候，她开始在成都做清洁工，但常常在下雨天，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看人家丢弃的报纸。我们常常笑话她，妈妈妈妈呀，以你当时的学历，不走进爸爸的草房子，就可以住上城里的小洋房。这句话是对妈妈最大的安慰：“是呀是呀，一座草房子，一穷二白的一个家。”

但爸爸说，在那之前，就有许多人造访这座草房子，媒婆一大堆，门槛踩得稀烂。他猜测，是媒婆们看上了他三七分的发型。当然，妈妈看上的，是他清秀的脸庞。

“那是注定的，你为什么没在其他男人的尿壶里撒尿？”爸爸的话太野，他认为，妈妈是打着大灯笼，来找他的草房子的。

这种老掉牙的故事，讲了许多年。后来他们老了，年轻人结婚后，又开始讲差不多的故事。只是都不提草房子了，只说“我们结婚时，你没房没车”。其实核心是没变的，就是“你是幸运的”。

爸爸不大会种庄稼。一亩水田，只能弄出几百斤谷子。妈妈也不会种。他们有时候会在地里吵架，关于怎么挖窝子、丢种子、挑粪、浇灌……他们缺乏那种正经庄稼人的经验，把窝子弄得歪歪曲曲，庄稼长出地面后，像军纪涣散的部队。这让他们变得烦躁，于是后来就开始在地里干仗。爸爸拿起扁担朝妈妈挥过去，妈妈像崩塌的江堤，且战且退，最后全线崩溃。于是这家人的戏就有得看了。

妈妈的杀手锏是回娘家，最糟糕的一次，是外公外婆上门来兴师问罪。

晚上，我们坐在了一起。来了许多人。村干部也来了。酒碗轮流转。转着转着，就忘了要讨论的主题。外公外婆几乎不说话，爸爸却有很多话。妈妈零星说点，然后以眼泪辅助。喝到最后，人都散尽了，有点丰子恺那幅漫画的场景，说“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但爸爸哪儿有那个闲情，他豪横起来，呼地把桌子上的碗都扫到墙上去，豆瓣酱也上了墙，那形状，就像一勾红月。

妈妈表现很奇怪。她说爸爸发怒，是因为怕了。怕的人才砸东西呢。她转到房间来，笑着问我：“你愿意跟谁？”

爸爸就像那位老是让人嘲讽的总统，哪儿来选票。

“跟妈妈。”

但是“总统”不会随随便便认输的，也红着脸来问我：“你跟谁啊？”那个时候，他要温柔些。

你大概不知道，这种场景，后来我又经历了许多次。他们老是这样折腾，我觉得没有一点新意。但我慢慢变成一个不大说话的孩子了。

“他娘的，越长大，嘴越木（笨）！”

“他妈的，狗日的耍朋友！”

“他娘的，狗日的成绩搞不走！”

“他妈的，狗日的考个大专不要去读！”

后来爸爸老是用这样气势恢弘的排比句来总结我的人生轨迹。他在骂我的时候，总是不经意地把自己也顺便给骂了。那些句子是粗狂的，但又是精确的。他是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发展脉络。如果我在百度弄个个人简历，一定会把这些经典的句子都写进去。

1990年，我8岁。那是腊月的某天，我推了爸爸的二八圈往学校的操场跑。小脚奶奶就坐在屋檐下。

“我看看天呀，这天呀。”她在堂屋的门前坐下，仰头看着青蓝青蓝的天。

我已经走出了院子。

“我等我娘家的人呢！金城你也别走。”

那天是小脚奶奶的生日。他叫着我的乳名。

但是，我想在这天学会自行车。我的个子刚刚和爸爸的二八圈一样高，我想飞。我在学校的操场摔了许多跟斗，其中一次还摔到河边的斜坡上，是一路滚下去的。但我一点都不怕，我马上就可以自由飞了。

中午的时候，来了许多人。娘家人呀、儿子媳妇女儿丈夫呀，都坐在了一起，那是她一直期盼的那种最圆满的生日了。在饭桌上，她说看了一上午的天，数了一上午的云。那些云白灿灿的，都在往前赶路。那是她的多少岁生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吃得很少，早早地下桌，走进了那个半亮的房间。我去看过她一次，她在摸她的小脚绑腿，躺在凉椅上咳了一会，将白色的痰吐到痰盂里。我从她的房间逃跑出去，推着二八圈又往小学跑，我真的快要能飞了。但后来我被妈妈拉了回来。我站在院子边缘，看见小脚奶奶躺在门口的凉椅上。

“快过来呀，奶奶念叨你的名字。快过来呀。”好多人朝我挥手。

奶奶为什么要偏偏打断我飞呢？但我还是跑了过去。她的眼睛都闭着了，但嘴还张着，嘴皮微微地抖着。我有点怕奶奶，觉得不认识她。但他们让我跪下去，对着她耳朵说“我是金城。”

“奶奶呀，我是孙孙，我是金城。”我对她这样说。她把手轻轻地举起来，我伸出小手去迎接。她的手那么硬，像我家院子那棵老树的皮。她的手心也不是暖的，不像带我去看医生、教我拾柴火时拽我的那只手。

他们说奶奶要走了，真的要走了。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撒谎的。世界上压根儿没有谁离开谁的事。就像爸爸妈妈一直闹着要分开，但却一直在一起那样。就像我骑着爸爸的二八圈离开后还会回到奶奶身边那样。可是他们还在说，不行啦，不行啦，没救啦，她要走了，她看完了天，选好了路，就是因为要走了。

后来我一直觉得是我让奶奶走的。如果我不回来，一直不回家，一直在操场骑我的二八圈，她一定会一直等我，反正不会离开。她得一直在那儿等我。她说过，会永远陪着我的。

1996年，我去读初中，身份已经开始变化啦。我有了10岁的弟弟，6岁的妹妹，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干粗重的活儿了。挑担子啦、挖土啦、丢种啦，许许多多的农活我都会做了。到这一年，我已经做了6年的饭了。但是我不愿意和弟弟妹妹在一起，他们跑得特慢，也显得特傻。我觉得和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我要和邻居家张三哥哥去偷西瓜，他们在后面哭着闹着要跟着；我要和邻居家阿黄弹玻璃球去，他们一前一后堵着我。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去爸爸妈妈那儿告状：哥哥要跑啦，已经到墙角啦，已经溜出院子啦；哥哥偷钱啦，用一块钱买了一百颗鱼皮花生呀……

爸爸以前是蛮爱唱歌的，啥歌都唱。扯着嗓子乱唱。

妈妈也唱，“泉水叮咚，泉水叮咚……”

还有“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

当然，我也唱。

“辽阔草原美丽山冈群群的牛羊 ，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 。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 ，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

还有毛阿敏的歌，董文华的歌，郑智化的歌……

再后来是周华健、张信哲、齐秦……

但后来爸爸妈妈渐渐不唱了。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用在吵架上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吵架的老手，三个孩子是他们吵架事业源源不断的素材。他们遣词造句随心所欲，那些句子抑扬顿挫，简单深奥，有点农村诗经的味道。

但我继续唱我的歌，一直在练歌喉。范琳琳的《黄土高坡》练就了我高亢的嗓子。到大学时，我就用那副嗓子低声唱张学友的歌给女朋友听。

1999年，我去镇上读高中，爸爸终于在农村呆不下去了。其实他一辈子都不适合当农民的。他总是在农村和集市往返。期间还跟着包工头去做过伐木工。补鞋呀、卖猪呀、修车呀、补锅呀，反正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就是不愿意待在农村和妈妈老老实实地干活。

妈妈个子挺小的。我长到比她高的时候，已经不受管束了。但我老是同情她，看她背猪草，蹲在地里左右挣扎，总是站不起来，就给她许诺：“妈妈，等我考上大学，工作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妈妈说，我等着那一天呢。

但我从来没有对爸爸说过这句话。

2001年，弟弟15岁了。那时他在内江一所职业学校读书，我则全力冲击高考，发誓要离开家乡。我一次都没有送过他，也没有去过他读书的那所学校。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下巴尖尖的，眼睛大大的，永远那样老实巴交地盯着你。那眼神里全是坦诚，胆怯又纯净的坦诚。以至于许多年过去，他在我心里，还是那副睁着大眼看你的样子。他只在那所学校读了一年多，然后招工去了广州。他比我走得远，在连行李都拿不动的年纪，开始了和生存的较量。他很少说他的故事，但后来时不时地寄钱给尚在读大学的我。

2003年，妹妹也去了镇上读书。那时我的大学读到第二年。她的个子很小，要接过我和弟弟的担子，帮助家里做繁重的农活。90年代出生的孩子，同我们这批80年代的孩子，渐渐有了不同生活。那时他们已经不大同邻居家的孩子走动，只维系着零星的友谊。无法想象那些年她在乡间独自长大的岁月。后来我回忆与她相处的日子，只是某年背着她在地里干活的一幕场景。当我逐渐长大，成家生子，对她的亏欠感就越发的沉重。我们离开家乡，把寂寥的乡村扔给了她，那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抛弃。

有一年，我破例去了她读书的中学。我在晌午时分目睹她提着水壶往开水间赶。不用多长时间，明显比同龄人矮许多的她，便淹没在喧闹的人海。

放假了，我去学校接她。在小巴车上，她踩了一位地痞的脚，然后被接连不断的骂声包围。我摔掉行李，发疯似地冲过去，将那地痞摁在车厢地板上，我掐着他的脖子，直到被周围的人强行拉开。妹妹一直沉默地站在那儿，眼睛里满是忧伤。我回到大学，她给我写过一封信，信里谈到疼痛难忍的胃病，谈到无钱治病的母亲，还谈到脾气越发暴躁的父亲，她给我寄来了医院的挂号单，希望得到我的信任与支助，在郁郁葱葱的大学校园，我无地自容。

2020年，小脚奶奶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但我总是清晰记得她的样子。她的脸很大，眉骨很高，手却很温暖。清明时我带女儿回家，满屋子找她的照片。我蹲在她坟前和她说话，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女儿跪在坟前，给未曾谋面的她行礼，说祖祖你在天上一定要过得好好的。我们都过得好好的。

我在草丛间转头抹掉了泪，好让女儿看不见。那时候我牵着她的手，再次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上学的时候，逛街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拉着她的手。“我们把手摇起来。”我常常这样央求她。

我想很多问题问她。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爸爸？”

“是变幻莫测的爸爸。”

“怎么说？”

“有时候温柔，像今天。”

“有时候呢？”

“发怒，发狂。”

我在手机屏保上写下一排字：要对公主再好些。

2017年，弟弟离开呆了16年之久的广州，回到四川。他用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在成都按揭了梦寐以求的小房子。从前爷爷一直念叨，应该推掉老家的土房子，像乡亲一样建一座像样的小洋房。但现在，当他和爸爸妈妈住进弟弟的新房时，接连感慨受到时代的垂青。

弟弟也有了两双温暖的手可以牵了。他比我温柔，应该更受两个女儿的爱戴。

妹妹是在初中毕业那会中断了学业，那是2006年。她希望有人指点她未来的生活，比如重走弟弟的道路，去读一所中专院校。但那时我刚背着棉被走出大学校园，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寻觅可供栖息的屋檐，自然无力顾及到她的处境。后来她随着朋友四处漂流，去不同的城市工作，终于遇上可以托付终生的人。28岁的时候，她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追逐短期获利的丈夫陷入陆续借贷的死循环，这让他们的婚姻戛然而止。

许多年里，妹妹总在艰难的生活里打转。我把这些看在眼里，试图伸出手把她从泥潭里拉出来，但每每伸手，又不得不转身面对的自身的困境。我们一生要亏欠很多人的。时光流转，无法倒退，你永远无法弥补过去对一个人的亏欠。这些年，我们陪着她，渐渐走出不幸婚姻的雾霾，鼓励她学习一门可以长远立足的技能。这样，她终于走进高高的办公楼，戴上只属于自己的工作牌。妹妹说，即便是一株小草，总会迎来阳光普照。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全新的、满脸带笑的男孩子就站在她身边。命运仍旧是垂青于她的，这是她所坚持的信念焕发的光芒。

爸爸妈妈的白发和皱纹开始多起来，但仍未停止辛劳的脚步。他们进了城，砌砖、搬货、扫地、开电动三轮……彻底离开了故乡的土地。他们总是把日程排得满满的，喜欢念叨：你弟弟的房贷还有很多没还，两个孩子花费很多。这让我想起当年对妈妈的许诺，却没有勇气对她再说一次。

爷爷还健在，92岁高龄了，耳聪目明，过马路时弓着腰健步如飞。他补照了一张相，笑嘻嘻地，那张照片至今挂在老家的墙上。我们逗他，那张照片是用不上啦。他会定期独自坐车回100多公里的老家去看看。人们从我家长满荒草的院子前经过，仍然“张排长，张排长”地叫着他。

爸爸的脾气并未随着年华老去呈柔软的态势，他像一个一生要强的将军，继续对着我们“吆五喝六”的。但他终于不再和爷爷争论关于生活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在新的生活里，找到了难得的共识。

……

这是我们的故事。如果从我出生的1982年算起，我已经在篇幅不长的文字里，写下整个家庭近40年的历程了。为我的家庭写点文字，这是我的愿望，因为不论我身处何方，每当想起亲人们，那些过去的，正在发生的事，总时时在心头萦绕。我在寻找这种催促我写下这些故事的源泉。后来，我终于发现，那让我感动的，就是人类那种生生不息的向上的力量。40年里，从农村到城市，从物力维艰的两代风雨，到安稳融洽的四世同堂，我的亲人们，从不曾在现实的困难面前低头。因为这种倔强的坚持，我们得以叩开幸福的大门。而当我的目光越过家庭，放眼生活的这个国度，每个努力前行的人，又有哪一位不是秉持人类这最伟大的信仰——向上——往前奔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