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过年

作者：张明

住在胶东乡下的爷爷来北京时，我还在上小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爷爷年近六十，看上去满脸褶皱，黑瘦黑瘦的。那一天，他头戴白毛巾裹就的“帽子”，身穿黑色短布衣，还打着绑腿，肩上扛着一个灰色的旧帆布包。在北京站下火车后，爷爷一边问路打听，一边擦汗，竟一路走到了海淀区的北太平庄，终于找到了总政宿舍我们的家。爷爷扛着包大约走了二三十公里的路。

父亲很小就离家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最后把家安在了北京。

母亲是部队医院的医生，每天工作都很忙。由于我们家是双职工家庭，爷爷来北京后，除了早餐晚餐，中午只能在食堂吃饭。正好我也每天中午放学回家，父亲要我在食堂给爷爷买午饭吃。宿舍大院有一个食堂，主要为干部和家属服务。早中晚三顿饭都有，伙食品种丰富，有几个大师傅，煎炸烹炒样样都行，口味也很适合大众。我给爷爷买了馒头、米饭，一个肉菜和一个素菜，还有白色糯嫩的米汤。爷爷可高兴了，长长的胡须包着的嘴唇一开一合地说：“生活太好了，天天过年啊！”

“天天过年”，这标准也太低了吧？我说：“春节才是真正的过年呢！学校放寒假，我们热热闹闹的放鞭炮，吃得好，玩得好，还有新衣服穿。”爷爷说的“天天过年”，让我很不理解，也不以为然。

到了星期天，父亲带爷爷逛西单百货商场，然后上了开往王府井的1路公交车。那时候的1路公交车，从西边的公主坟开到东边的八王坟，穿越了整个长安街。因此，老北京人称1路公交车为“大1路”。别的路线的公交车根据里程的长短设置了三个价位：5分、1角和1角5分。而“大1路”票价只取中间值：1角钱。无论你是乘坐一站地，还是从始发站到终点站，一律1角钱。父亲带着爷爷在王府井站下车后，爷爷问父亲车费是多少？父亲说，1角钱。爷爷听了后说，真贵！

1970年12月，我当兵入伍到云南省。部队的驻地在宜良县汤池镇附近。那时，连队每天的伙食费3角2分钱，包括三顿饭柴米油盐和水电的所有经济消费。主食大米饭管饱，但蔬菜控制，每人一锅勺，不是煮南瓜，就是拌辣椒，几乎没有任何油水。士兵们若想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就要等到逢年过节，连队杀猪才能改善伙食呢。有时候十天半个月，连队的给养员会在星期天的上午进城，买上5斤猪肉回来，再割掉一部分给连队探亲的家属，剩下的肉做连队的晚餐。肉菜炒好以后，轮到每个士兵的碗里也就有两三块肉皮，还带着细小的猪毛，那也香啊！在平时训练、值班、生产劳动的环境里，毕竟吃到了与猪肉炒的菜。我们会把碗里的肉皮轻轻拈起来，拔掉猪毛，一口吞进嘴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懂得了爷爷所说“天天过年”的含义。

我们在部队的业余时间要开荒种地，种麦子、玉米、土豆，还要钟一些蔬菜。为了养好猪，士兵们还要天天打猪草，做饲料，尽最大能力把猪养肥，改善连队的伙食。农业劳动很辛苦，我这个城市学生兵真正有了“汗滴禾下土”和“粒粒皆辛苦”的感受。

云南省多数地区一年种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早稻逢春播种插秧。经过一冬的休整，肥沃土地养育的水稻颗粒饱满。褪去稻壳，大米透着光亮，粘性十足。早稻做出的米饭香喷喷的，口感类似于天津小站米，因而也叫新米。我们助民劳动时，乡亲们会用新米做成的米饭担给我们吃。味道香甜可口，即使没有菜，依然可以吃上几大碗。但是晚稻做成的米饭，味道就要差了一些。如果再加上存放了几年成为陈米，味道还要减等。

老乡问我们，部队是不是也吃新米？大家都摇头。老乡又说，我们可否用1斤新米换取部队的1斤陈米？士兵们一听都喜出望外，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营、连干部也很高兴，反正部队没有吃亏，还改善了米饭的质量。但消息传到了团长那里，团长坚决反对。团长说，部队的粮食供应有统一标准，我们怎能擅自更改？！后来我们才知道，农民老乡也喜欢吃新米，就是因为好吃，才会吃得多，超出了口粮的定量。而陈米虽然口感差，却1两是1两，1斤是1斤。老乡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口粮不超标才出此下策。我们的团长毕竟有主见，而且态度坚决。否则结果难料，影响也不会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如今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日渐强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愈来愈丰富，商品琳琅满目，餐桌上也是应有尽有，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爷爷若能活到今天，在胶东农村自己的家里也可以吃上新米，喝着小酒“天天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