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里的假日

作者：张明

在一周六天紧张的机房值班、队列操练、报务训练、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之后，终于迎来了休息日——星期天。因为，那个时候周末只有一天休息，周六是照常上班的。

星期天对军人来说，是一个心情放松的日子。战友们可以下山去昆明城游玩，或者在国防剧院看场电影，或者去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洗澡，还可以找其他部队的同乡聊天。特别是那些家在昆明的战友，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这一点特别让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人羡慕不已。

留在军营里的人会高高兴兴地围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或打篮球。有的人会搞卫生，收拾床铺或洗衣服。还有一些人会主动到炊事班帮厨，择菜、洗菜、做米饭、做面条、蒸馒头等等，有的人也会帮助连队的饲养员打猪草，清理猪圈，减轻饲养员的劳动强度。部队提倡学雷锋做好事，军人利用休息时间热心助人已经成为风尚。

即便是娱乐，军人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打扑克牌，多是“升级”和“拱猪”，输了的人要戴报纸折叠的帽子，或者在脑门上贴纸条，或者用晾衣服的竹夹子夹耳朵，再或者要喝一茶缸自来水等等，以示惩罚。还有的是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张罗打牌，但玩至中间竟闹起别扭，甚至赌气吵架，最终散伙，把扑克牌像天女散花一样扔的到处都是。年轻的士兵也是火爆的脾气。

打篮球多为跑半场。甲乙双方共六个人，谁抓到球就往同一个篮筐投，进了就算是赢球，打起来一样激烈。只有打比赛的时候我们才跑全场，因为跑全场毕竟更消耗体力，而且还要找会吹哨、不偏袒的裁判跟着跑全场。整个山上，只有三连的球场最好，是灯光球场，晚间也可以打比赛。其他连队的篮球场都不是灯光球场。

星期天到昆明城里玩，并不是随意就可以去的，必须事先请假，获得台长（班长）和分队长（排长）的批准才行。但也不是请假就批准，因为每个星期天，营部只派一辆解放牌卡车往来接送外出人员。每个连队只有十个外出的名额，还包括必须进城采买的各个连队的给养员和司务长。记得有一位战友，她的父亲从外地来昆明出差，想见一见女儿，但分队领导不准假。第二个星期天，她父亲还在昆明，她又去请假，分队长还是没有批准，最终，她也没能下山去昆明看父亲。她的父亲也很失望，但还是在电话里鼓励她服从部队的管理，要顾全大局，给她带的东西放在一个朋友家，让她抽空去取。她躺在床上难过地哭了一整天。这种事情在连队是平常事，因为部队的纪律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星期天的假日对我来说，是去昆明市新华书店买书的最佳时机。那个年代，能够读的书不多，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选集，只有鲁迅先生的书可以读。记得当兵时，爸爸给我寄来了《鲁迅杂文书信选》，我又前前后后在书店买了十多种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例如《野草》《热风》《彷徨》《故事新编》等。此外，还有《马克思传》《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简编》《语文基础知识》《成语词典》《现代诗韵》等等（请见我写的《军营里的读物》）。我不吸烟不喝酒，每月的津贴费一多半可以用来买书，丰富了那个时代自己的精神生活。当然，有的书内容也可能一时看不懂，但看比不看强，多看几遍也就慢慢懂了。

前面说过，星期天请假下山去昆明城里的军人要集体乘车。大卡车停在四连的球场，上午九点准时发车，下午三点钟在国防剧院等车归队。说到解放牌大卡车，我觉得特别实惠，既可以拉人，又可以装货，是名副其实的“客货两运”。那时候还未撤销的昆明军区车牌号开头是“丑”字，我还有些奇怪。我记得在北京看到总部的车牌号都是“辰”字打头，总参是“辰1”，总政是“辰2”，总后是“辰3”，国防科委是“辰4”，空军是“午”，海军是“未”，北京军区是“甲”，轮到昆明军区就成了“丑”。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排序属于“天干地支”，无所谓褒贬，但汉字又是多义的，难免会引起别人的联想。

军营里的星期天也并非人人都休息。特别是那些赶上值班的人，自然还要继续值班工作，按点下班。他们只能在星期一补休。说是补休，其实也无法保证休息的质量，大多也就做贡献了，继续参加连队的工作、训练、学习和生产劳动。军人嘛，为国防事业多做工作，也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多做贡献，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与组织斤斤计较，只能自己克服困难和承受不公，他们是和平时期伟大的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