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这是几年前很流行的歌曲《一封家书》的前段歌词,反映了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十分思念父母、想念家乡的心情。歌词和曲调平铺直叙亲切朴实,演唱者充满感情,极富感染力。如果将“我在广州挺好的”改成“我在部队挺好的”,那就是当年我们写家信的开始语了。
写过“军营里的歌”“军营里的读物”“军营里的黑板报”“军营里的假日”和“高原军营里的冬天”“高原军营里的夏天”等等,让我们再来看看“军营里的家信”。
在外地当兵几年,家信对每一位军人、特别是士兵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小小的信封、信纸,承载了太多太多家人和亲友的嘱托、以及我们无限的眷恋父母和家乡之情。
我们军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北郊,背靠大山,地势很高。整个军营在半山腰的一个山坳里,建筑格局很像梯田。最高一层是一连,可以鸟瞰整个军营。第二高层是我们连和营部,与一连的落差大约四五米。再往下是三连和四连,在最底部,与我们连又有四五米的落差。三连、四连的面积最大,不仅有呈“L”型的两个连队的宿舍,而且还建有两个篮球场、一大片空地、二层小楼和通往机房的道路等等。
因为远离昆明城区,再加上周围有铁丝网隔离,我们的军营基本与外部环境隔绝。报纸、杂志、信件和部队的重要文件,要由总站机关派专人驾驶军用挎斗摩托车送到山上,直接停在营部门口。每天下午四点左右,“突突突突”,摩托车的发动机声由远及近,那声音可亲切了。如果没有集体活动,很快就会围上一大堆女兵,她们迫不及待地翻找自己的家信。收到家信的人会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着赶紧去一个僻静的角落拆看;没有收到家信的人会垂头丧气,有一种失落感。相对于男兵来说,收到家信一样让我们心动不已。
家信是连接我们与父母和亲友的感情纽带。我当兵将近七年,收到过无数的家信,绝大部分是爸爸写给我的。爸爸很关心我在部队的工作和学习,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妈妈主要是关心我的生活是否适应部队的环境。
1970年12月入伍时,我刚满十五岁,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经验不足,都不知道身上的衣服应该多长时间换洗。衬衣一直穿在身上,汗湿了由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汗湿,循环往复,实在是汗馊了、味道大才脱下来换洗,直至生了虱子还不知道。而且我又不懂,只感觉身上痒,用手指来回抓挠,皮肤上留下了许多抓痕。
有一天洗衣服,我把脏衣服放在洗衣池旁边,又回房间取洗衣粉和肥皂。正在洗衣服的一位老兵发现我放在脸盆里的脏衣服有芝麻般大小的虫子爬来爬去,数量不少。这位老兵来自农村,一看便知道是虱子。待我取了东西过来,老兵说,你的衣服上有虱子,赶紧用开水烫一烫,用凉水是洗不干净的。我问他,什么是虱子?老兵说,就是长在身上的寄生虫。你身上是不是痒啊?我说是啊。老兵说,你可真够可以的,仔细看看脏衣服上的虱子,有不少呢!赶紧再回宿舍看看你的衣服裤子和被子褥子还有没有虱子,一块儿拆洗、烫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衣服上的虱子有许多,脑袋“嗡”一下子就炸了。后来在老兵的指点下,我发现衬衣内裤上还有虱子的卵,学名“虮子”,灯光下亮晶晶的。我里里外外给自己来了一个彻底的扫除,最终消灭了虱子和虮子,养成了勤洗勤换衣服的习惯。
事后,我写信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身上生了虱子。但虱子的“虱”字不会写,便用狮子的“狮”字替代,还用钢笔在信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圈里再画上一个点。后来妹妹告诉我,爸爸妈妈收到我的信后不仅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妈妈竟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家信除了父母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外,还有政治上的希望和要求。因为父亲本身就是军人,所以特别关注我的入团入党问题。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士兵在入团或入党之前,要去炊事班或饲养场锻炼一段时间。1974年6月,连队安排我到炊事班锻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且又要和不熟悉的老兵班长打交道,有些心里打鼓、忐忑不安的。我写信告诉了父母。谁知父亲知道了很高兴,回信鼓励我,还为我写了一首诗。
炊事工作不简单,一人要调百人餐。量米看菜度火候,煎炸烹炒味要鲜。
心中想着毛委员,革命工作无贵贱。莫学君子远庖厨,心红志坚迎考验。
有父母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许多。
军营里的家信也有恋爱的功能。当然,部队规定士兵不能在军营里谈恋爱,但未婚干部可以谈。记得同宿舍有一位副分队长(副排级干部),从滇南调来。他老家在贵州安顺,父亲是军人,解放军南下时留下安家。因为我和他是上下铺,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所以关系要亲近一些。加上我十五六岁比较单纯,他的家信都让我看,甚至与他的情感紧密相关的信也让我看。在安顺,他家有一个邻居,父母是支援三线的一家军工厂的干部,两家人关系很好。邻居家有个女孩儿与他青梅竹马,一直到他来云南当兵,两个人保持通信来往。后来他入党提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这位邻家女孩儿相貌好,文化程度高,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在与他的通信中始终不提感情问题。因此,他也拿不准。在战友们的怂恿和介绍下,他选择了一位农家的女孩儿,并交换了信物:他给女方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女方为他一针一线绣了几双鞋垫。女方文化程度不高,相对朴实,由于不善于表达,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后来邻家女孩儿知道了这件事,一反常态,来信的言辞激烈起来,指责他轻率的对待自己的婚姻,应该找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人做自己的妻子。副分队长怎么回信我不知道,但来信都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幼稚,对情感问题懵懂无知。但后来,我知道他决定“退婚”,与邻家女孩儿结婚。再后来,他的家属来队,我们都去昆明探望。我知道就是这位“邻家女孩儿”,只见她谈吐有秩、落落大方,热情招待我们,与副分队长很般配。
应该说是家信拯救了他俩的婚姻,这是一件完美的事。当然,我也同情那位前任妻子,她是无辜的,但毕竟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封信引起的风波。
1971年年初,我在位于云南省宜良县汤池公社汤池大队附近的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培训。我们班有四分之三都是从北京一起入伍的兵,还有为军区舟桥团培训的几位河北、四川、贵州新兵。其中有一位叫张一宁,贵州省威宁县人,生得浓眉大眼、很帅气,只是身高矮了一些,大约一米六零左右。他的父亲在威宁县检察院工作,他从小在检察院宿舍长大,有文化,志向很高,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他的床铺和我的床铺挨着,以至于他的衣服或东西偶尔会丢在我的床上。
有一次,他写好后并装入信封的信也丢在了我的床上。我很好奇,开始时并不知道是张一宁写给他中学同学的信。打开一看,信的内容提到了我们几个北京兵,意思是我们自恃来自首都北京,条件优越并见过世面,说话办事大大咧咧,牛皮哄哄,谁都看不起,有时候还挤兑他,拿他开玩笑。他心里很不舒服,而且,他也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哪里受得了这些窝囊气,有朝一日他会与这些北京兵比个高低,看看谁有真本事?!
看了这些话,我很生气。想不到张一宁平时挺有礼貌、说话也得体的人,居然会有这些想法。我找机会当着全班人的面公布了这些内容,张一宁遭到了北京兵的集体声讨,把他给气坏了。现在想来是我的不对,一是未经允许看了他的信,二是不应该公开信里的内容。张一宁有权利保留自己对人对事物的看法,也有权利与自己的同学交流这些看法,这完全是个人隐私。况且,北京兵也确实有自己的弱点,也应该允许别人批评。
家信除了可以展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外,甚至还有“娱乐”功能。
我的系列散文《回忆逝去的战友和首长》里提到了已故战友王小丽。一位女兵阅读后又说到了王小丽当兵时写信向家里要“糠”的趣闻,这件事情我也知道。王小丽是四连(话务连)的战友,写信要求父母买糖寄给她。因为写错了字,将“糖”写成了“糠”,结果家里就真的买了糠寄到部队。王小丽的父亲我认识,总政青年部的干部,和我家同住一个院和同一座楼。王叔叔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戴着一副眼镜,显得精明强干。我猜测,王叔叔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接到王小丽的信后,肯定以为女儿要糠是有特殊用途,因为糖可以在昆明市买到,而且营区里有军人服务社(小卖部),也可以买到糖,便想方设法弄到一小袋米糠寄过来。王小丽收到家里寄来的糠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又写信问家里,家里回信说,是她来信要糠嘛。王小丽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写错了字,此事马上在军营里传为笑谈。
还有一件趣事发生在我们二连。那时候,部队要经常野营拉练和上机培训报务员,连队配备了无线电台,外形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高喊“向我开炮”时背着带有伞状天线的电台。这些电台和电池都很贵重,保存时配有许多防潮防锈的干燥剂。干燥剂是固体,形状如冰糖,外面有白布包裹。我们刚到连队,还没有见过这些物品,但老兵都知道。
与我关系很好的一位北京兵告诉我一件事。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包裹,便带回宿舍放在自己床铺的被子下面。待有空闲的时候,他取出包裹仔细看。包裹来自他家的地址,寄件人是他父亲签名,但笔迹不是很像。他想,自己没有向家里要东西呀?他用剪刀将白布包裹的密封线剪开,发现里面装的是“冰糖”,他拣出一粒尝了一下,猛地粘住了嘴唇。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家里怎么会给他寄这个东西?后来,他悄悄找到我并拿给我看。我也摇头不知是什么东西?但又感觉到好像在哪儿见过与这个一样的白布包?后来才知道是电台的干燥剂。不知哪一位老兵看到他的家信地址,开了一个恶作剧的玩笑。好在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极少,他又是新兵,吃个哑巴亏算了。只是做这个恶作剧的老兵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利用新兵对父母和家庭的感情、信任来开玩笑。
那时候,我们每个月只有六、七元钱的津贴,买信纸、信封和邮票占用了相当的比例。在我们入伍之前,义务兵邮寄信件是免费的,不用邮票。但我们入伍的时候,这个规定没有执行,我们邮寄家信是要自己花钱购买邮票的。在我们之后,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其中第十章第五十七条规定“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免费邮递”。国家又恢复了义务兵免费邮寄家信的法律规定。可见,我们当兵的那个时候,全军战士仅仅邮寄信件就为国家节省了一定的军费开支。
唐朝大诗人杜甫有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我们入伍期间,虽然没有赶上“烽火连三月”,却一样是“家书抵万金”。因为几年远离家乡,不在父母身边,自己独立生活,无论是我们思念父母,还是父母想念我们,都会通过家信成为连接相互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我们精神世界里尤其重要的内容和精神支柱。
“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哥哥姐姐常回来吗?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儿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一封家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