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九十四

作者：张明

“战争年代，你姨父是司号兵。战场上，敌人专打司号兵，为的是阻止指挥部队的军号声。所以，打仗时你姨父最危险，他的腿曾被炮弹炸伤，身上至今留下几块弹片。你姨父每天早晨吹起床号时，必须憋着尿、鼓着气才吹得响军号，一旦尿撒了，气也就泄了，要么是吹不响军号，要么是吹走了调。一个司号兵吹不响军号，意味着什么？后果相当严重。”

姨妈对我说这些话时，目光闪亮神采飞扬。我头脑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戴军帽、穿军装、打绑腿，迎着朝阳高举手臂吹军号的士兵形象，让我对姨父肃然起敬。

我的姨妈长着一双大眼睛，模样很像上海电影厂的老演员张瑞芳，说话办事“干巴利落脆”。在我的记忆中，姨妈第一次从山东来到北京看我们是1960年11月。姨妈和我母亲还有五岁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下合影，那时的姨妈梳着两条辫子，又粗又长，一直垂到衣服的下摆。照片中的姨妈，脸上盛开着微笑，情绪十分地饱满。

当初，姨妈和姨父工作和生活在山东省阳谷县，就是当年武松打虎的地方。姨妈说，景阳冈上的那座山神庙至今还在，已经有上千年了。说得我特别向往和崇拜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武松，真个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这就是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武二郎，那管什么“白额吊睛大虫”、“三碗不过岗”的鬼话。

全国解放后，姨父作为残疾军人转业到阳谷县人民医院。战争年代，姨父负伤后转而学医，在战场上救治了不少伤病员。特别是转业到县医院后，将一位濒临绝境的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使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大为惊异。这位当兵转业的残疾医生还真是有“两下子”！因而，我姨夫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被上级组织任命为阳谷县人民医院院长。我的姨妈虽然是医院的护士，但也是名副其实的院长夫人呢。

记得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姨妈和姨父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北京。为此，我也认识了姨妈家的三朵金花：表姐和两个表妹，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表妹，她那时候只有四、五岁，活泼可爱。小表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生日是“四个九”。我不知道什么是“四个九”。小表妹颇有神圣感并用纯正的阳谷口音一板一眼地说：“我的出生日期是1959年9月29日，这里面有四个九吧？”我一听还真是蛮巧的。

这一天，我妈妈下厨做了一桌饭菜招待姨妈一家人，由于吃饭的人多，平时我睡的单人床也成了座位。我坐在里面，饭吃了一半，忽然要去小便。为了不让坐在我旁边的人站起来，我直接蜷起腿从床上挪到床边，一下脚，哪知踩进了热汤锅里，把锅蹬翻了，热汤撒了一地。原来是桌子的饭菜都摆满了，妈妈刚做好的西红柿鸡蛋汤没地方放，只好放在床边的地上，没想到被我下床时踩翻了锅，我的脚也给烫伤了。大人们都特别着急，赶忙放下碗筷，急急忙忙把我送到医院看伤，弄得大家连饭都没有吃好。调皮的男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惹祸。

这件事过去了一两年，姨妈自己来北京，仍住在我家。记得有一天姨妈带着我去附近的副食商店，她在柜台上看到了带鱼，特别的高兴。她问售货员这些带鱼是不是鲜带鱼？因为有姨妈有口音，售货员以为姨妈问的是不是“咸带鱼”，便回答说是咸带鱼。姨妈以为售货员说的是鲜带鱼，一高兴买了十斤，计划带一部分回阳谷，另一部分让我妈烧菜。当时，我也没有听懂姨妈说得是“鲜带鱼”还是“咸带鱼”，而且小孩子也不关心这些事。回到家，我妈问我姨为何买这么多带鱼？姨妈说赶上鲜带鱼不容易。我妈仔细看了看说，这是腌制过得咸带鱼，不是鲜带鱼。姨妈才知道弄错了，但食品是不能退的，只好打包回山东了。山东人说话有口音，有些词汇北京人不好分辨。例如，我服役的时候，连队里有来自山东莒县的老兵，他们将“肉”和“油”都说成“又”的发音，外省人就不好区分到底是“肉”还是“油”。我想“咸”和“鲜”也是一样，只有当地人才最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在全国各地的人际交往中，还是说普通话最方便，不会产生误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渐渐增加。我结婚后有了女儿，妻子单位分给我们和另一户人合住的一套楼房小两居，面积不到四十平米，在航天桥附近。那家人平时不过来，只是把两个大木箱放在小卧室，我便住在小卧室，妻子和女儿住大卧室。一天，我表姐夫开车从山东到北京办事，姨妈也随车而来。她看了我们的住房，感觉还不错，在北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很难得。她称赞我妻子在单位“打得响”，按北京话说就是“混得好”。言外之意就是我不行，即便是当了公务员，单位也没有分房给我。其实，计划经济时代，分不分房与你所在的单位有很大的关系。中央所属单位，住房条件好，分房也容易。地方上就相对差一些，特别是那些基层单位，例如乡镇、街道或小企业的分房条件就更差了。同是公务员，如果你在国家部委工作，分房就容易些；你在下面的基层单位，分房就很困难。改革开放后，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选择性也多了一些。

最后一次见姨妈是三年前，姨妈来北京看我母亲。事先联系好，我开车去北京西客站接她。可不巧的是那天刚好是我的车尾号限行，我只得准备“打的”接姨妈。后来，编辑部的同事老高说出租车要花好多钱，他开车陪我去接老太太，我很过意不去，老高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都是朋友，该帮忙就要帮忙。就这样，老高和我开车去了西客站。接到姨妈和小表妹上车，姨妈坐副驾驶座位，我和小表妹坐后面，老高开车。姨妈拿出香烟礼让老高，老高也拿出香烟礼让我姨妈，两个人推推让让，都说“抽我的，我的烟好。”老高问：“您今年高寿？”姨妈说：“九十一了”。又问：“一直吸烟？”又答：“一直吸烟。”老高回头看我，那意思大概是吸烟也未必影响健康长寿，因为我过去常劝他少吸烟。老高烟瘾很大，甚至吸烟斗，但他从来不在办公室吸烟，烟瘾上来了会到室外去，这一点我特别感动。编辑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不吸烟，老高很克制自己。

说起姨妈的生活习惯，不仅吸烟，每天还要喝酒，而且喝的是高度白酒。姨妈和我母亲将近三十年没有见面了，两姐妹见面时激动地相拥而泣，我和小表妹也掉了眼泪，场面十分感人。这让我想起了我母亲曾多次回忆过的八十多年前的旧社会，只有几岁的她卖给大户人家做使唤丫头，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还要挨打受骂，见不到家人只能偷偷地哭。比我母亲大两岁的姨妈走远路悄悄去看我母亲，不敢公开敲门进院，在另一个长工的帮助下，姐妹俩在麦地里见面，也是抱头痛哭。家乡解放后，我母亲和我姨妈都参加了革命，跟着部队解放全中国，开辟新时代，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2021年12月3日早晨，姨妈在山东莱州病逝，享年九十四岁。12月3日，一二三，甲乙丙，ABC，这是万物的初始，也是生命的初始，姨妈走完一生又回到了生命的初始阶段。

姨妈的音容笑貌始终在心，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