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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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的胶东半岛农村，一个地主用几十斤高粱米就可以买一个穷人家五、六岁的女孩子做自己的使唤丫头。在中国，使唤丫头不过是奴隶的另一种称呼而已。想想看，现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呢，而那时候却要烧水做饭收拾房间照顾病人了。
我母亲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位被卖到地主家的使唤丫头，年龄只有六岁，价值是四十公斤高粱。
今年已经九十一岁的母亲是部队的离休干部。她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脑子糊涂了，中午吃的什么饭，到晚上便记不清楚了。但母亲对她幼时的生活经历却记忆犹新。我虽然好奇，而且影影绰绰知道一星半点，只是不便提及，生怕触动母亲那根痛苦和敏感的神经。
一九八六年我父亲病故后，母亲改变了许多。老人家从不爱说话，到嘱咐我们生活起居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孤独所致，需要多找人说说话，以排遣心中的寂寞。
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多次的请求下，母亲讲述了她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掖县（现在叫莱州市）农村的事情，距今已有八十多年了。
八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生。
我母亲的家在掖县的小尹家村。我姥爷名叫付喜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他一生娶过两个女人，共有五个孩子。姥爷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排行为老大。他的大名我母亲已经不记得了，只晓得他的乳名叫“石头”。“石头”长大结婚，不久把他媳妇留在婆婆家，自己到黑龙江鸡西做苦工去了。那时候叫“闯关东”，许多穷苦的山东人为了填饱肚子或找一条活路，都到东北打工。如今许许多多的东北人，他们的祖籍都是山东省。
前妻死后，我姥爷娶了第二个女人，也就是我的姥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我舅排行是老二，名叫付响菊；我姨是老三，叫付盏菊，乳名“大嫚”；我母亲是老四，叫付盏藤，乳名“二嫚”；下面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乳名“小嫚”。除此而外，我姥姥又怀了第五个孩子，刚好赶上姥姥的父亲病故，她挺着大肚子带着小嫚要回娘家给父亲送葬。姥爷领着我舅舅在地里干活，我姨和我母亲在家中用麦秸搓草绳。
为了阅读的方便，我省去复杂的辈份关系，以我母亲的称呼为参照系，叙述家庭成员。
因为只有大嫚、二嫚两个女孩子在家，要去送葬的母亲不放心，临走时，她从外面锁上房门。
时值夏季，窗外的天空黑黝黝的，不久，云层便打起了闪电，雷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顷刻间，密密麻麻的雨点从天而降，猛烈地摔打在地上如跳珠一般。母亲不在身边，呆在茅草房里的大嫚和二嫚惊恐万状，相互搂抱着，蜷缩成一团。
两个小女孩心里害怕极了。门外积水成河，已经漫过门槛流进房间的地面，屋中的老鼠也烦躁不安，在房梁上窜来窜去隆隆作响。
惊天的炸雷声和倾盆大雨，也让送葬的母亲十分担心。她惦记着关在家里的两个女儿，葬礼未完便抱着小嫚冒雨跑回来，全身被淋个透湿。两岁的小嫚被雨水淋病了，发起了高烧。父亲请来村里稍懂医术的乡亲给小嫚看病，然后又背着几十斤高粱徒步去县城换钱买药。当回来时，两岁的小嫚已经躺在母亲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刚死了父亲，又失去了最小的女儿，再加上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浇湿了身体，不久，极度伤心的母亲也病倒了。这一躺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奄奄一息吐血而死，肚子里还怀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二嫚至今还依稀记得，她用棉花蘸着清水擦洗母亲（尸体）的面庞时，那张脸已经肿胀得很大，像一轮惨白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夜空，也永远地挂在二嫚的心里。
当时二嫚只有四岁，对母亲的记忆还很模糊，印象最深的不过有两次。一次是扎耳朵眼儿。女人总是爱美的，这大概也是女人的天性，再穷的女人也会妆饰自己。母亲把二嫚抱在怀里，用高粱秸在二嫚的耳垂上反复地搓揉，待二嫚感觉耳朵麻木时，母亲用钢针猛得刺进去，二嫚没有感觉到疼，耳垂已经被穿透了。然后，母亲在针孔内留下一根红线。另一次是母亲教二嫚给缝衣服的线头打结。二嫚觉得很好玩，这种接线头的方法使缝纫用的棉线连接点牢固结实，直到九十岁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这两件事情，构成了二嫚对母亲记忆的全部内容。
母亲死后，“石头”媳妇的娘家人挑唆她和公公付喜林分家单过。因为她不愿意背负生活上既要照顾公公、小叔子还要照顾两个小姨子的沉重包袱。
父亲为了这个家的完整，没有同意分家。“石头”媳妇蓄意找茬闹事，故意将家里唯一腌咸菜的大缸打破。起初，父亲忍让再三，并没有责怪她，可她得寸进尺，接二连三地损坏家里的其它用具。父亲气不过，便动手打了“石头”媳妇，这正中了她的诡计。“石头”妻趁人多时，大喊大叫说公公欺负她，便跳入枯水井中“寻死”。乡亲们下去救她，她不上来，偏要她公公下去。没办法，父亲跳入井中救她上来，她在公公身上又咬又掐。父亲身上的皮肤到处是牙印和创口，青一块紫一块。
矛盾激化导致不得不分家。
分家以后，父亲一个人又要种地，又要照顾家，三个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四岁。疲于奔命的父亲整日焦头烂额不得安宁，便下决心“处置”这三个孩子。
二嫚的母亲活着时，有勤劳细致的母亲操持，家境还算过得去。他们有自己盖的三间茅草房和两分薄田，除了种地以外，一家人还能做一点豆腐、包些粽子（芦苇叶包着有黏性的小黄米）卖。母亲一死，儿媳妇闹着分家，好端端的家便顷刻瓦解。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父亲要八岁的儿子付响菊带着妹妹大嫚外出讨饭。二嫚觉得好奇，也要跟着他们去讨饭，曾经被狗惊吓过。后来二嫚回忆说，讨饭也要懂规矩，大户人家的院门若关着，讨饭的人是不能上前敲门的，只能站在门外不声不响地等候。当大宅门打开时，他们兄妹才能站在大院门口，怯生生地叫着“大伯、大婶，可怜可怜俺吧，给点儿吃的东西吧？”
同村的一位闯关东的乡亲从黑龙江回来，告诉父亲，“石头”在黑龙江一个叫做“鸡西”的地方不但立住了脚，而且还找到了一份卖苦力的差事，挣几个钱能够养活自己。父亲动了心思。他托那个闯关东的乡亲把儿子付响菊带到鸡西，让“石头”哥哥领着，总比在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同时，父亲决定托乡亲把大嫚和二嫚送给别人家收养，再准备把草房和土地卖掉，打算自己也去鸡西找儿子“石头”。
二嫚年纪小，成了最先要卖掉的孩子。村里的一个乡亲传过话来，说他在掖县的驿道镇找了一个大户人家。那家人要招一个使唤丫头伺候瘫痪病人，岁数小一点也没关系，先试用一段时间，就当是亲戚一样走动。
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不久，驿道镇的大户派人来接二嫚。
那一天晌午，大嫚和二嫚正在地里收麦子，见地头有几个人在招呼她们回家。二嫚不知是怎么回事，觉得好玩。可大嫚感觉不对，却又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是父亲事先的安排。到了家，见父亲翻箱倒柜找出母亲当年结婚的嫁妆，挑了一件新衣裳给二嫚穿上。
那是一件粗布做的衣服，大红的颜色还很鲜艳，母亲生前一直舍不得穿。二嫚还清楚地记得穿上它时，好像闻到了母亲那熟悉的气息，衣服的下摆遮到二嫚的膝盖，两只长长的袖子甩来甩去。嫂子（“石头”媳妇）提前给二嫚做了一双新鞋，也拿来给二嫚穿上。
二嫚要被“驿道”的人带走，许多乡亲都出来看热闹，说付家的人把闺女卖了。二嫚仍不知是怎么回事，穿着新衣服、新鞋在地上来回地走，觉得新奇好玩。忽然，大嫚哭着叫了一声“二嫚！”
二嫚一回头，见父亲和姐姐都在注视着自己，两个人的眼圈都红红的。二嫚这才发觉事情不妙，却不知怎么回事。
大嫚顾不得父亲的嘱托，首先大哭起来。二嫚见状跑过来和姐姐抱在一起嚎啕大哭，表示哪里也不去。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二嫚终于被“驿道”的人带走了。
驿道的大户人家叫李澜方，拥有上千亩土地和一个极大的四合院，院里有二十多间大瓦房。二嫚只住过窄小的茅草屋，从没有见过如此气派的砖瓦房。
李澜方本人在烟台做买卖，不常回家。他家里有一个大老婆，因为不生育，平时在娘家居住。另有一个小老婆常住，还有已经瘫痪多年的李澜方的母亲。二嫚被他们带来，就是为了照顾这个瘫痪的病人：喂饭喂药，端屎端尿，点烟袋锅子磕烟灰，烧水做饭洗衣服，还要养鸡养猪。
为了试验新来的使唤丫头是否记仇，李澜方的小老婆故意找茬用板凳狠狠打了二嫚。二嫚年幼无知，哪里懂得记仇，疼过哭过也就忘记了。她们觉得这个小丫头干活时手脚还算利索。
李澜方的小老婆叫李杨氏，个子不高，人也瘦小，有心计且刁蛮。六岁的二嫚每天要干不少的活计，小小的年纪特别辛苦，却很少见到李杨氏的笑脸。
两年后，二嫚的父亲到驿道来看二嫚，被李杨氏堵在门外不许见。
父亲说：“我闺女又没有正式卖给你们家，你们当初也说是‘当亲戚’一样来回走动，现在为什么不让我见闺女？”
李杨氏说：“不行就是不行，一见面这丫头就跟着你跑了。”
父亲说：“我不会让二嫚跟我走的。我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走了整整一天的路，你们总得让我看闺女一眼。”
李杨氏说什么也不答应。父亲便和她吵起来。二嫚在屋里听到父亲说话的声音，心急如焚，但又知道李杨氏的凶狠，不敢出来见父亲。时间长了，二嫚尿憋得厉害。平时她在院里的厕所小便，厕所和猪圈相连。现在院里有人，二嫚只好悄悄溜出来想绕道去猪圈，结果被李杨氏发现，大喊道：“不好了，这丫头要跑。”便一把将二嫚抓住，并狠劲掐她，二嫚疼得直叫唤。
这时，李家大院围了许多人看热闹，他们当然不会向着外乡人的父亲，推推搡搡把他撵走。父亲不服，李杨氏后来给了父亲四十公斤高粱，就算是把二嫚正式买到李家当丫头了，却始终没让父亲见到二嫚。
不久，李澜方瘫痪在床的母亲病死，李杨氏生了孩子，二嫚又要照顾这个刚出世的婴儿。李杨氏逼着二嫚管她叫“妈”，还把二嫚原来的付姓改成李姓。
有一天夜晚，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风雨把窗户刮得乒乓乱响。李杨氏要二嫚出去把窗户关上，再把木板顶好。二嫚个子小，得搬凳子站在上面才能够着窗户。当时风很大，窗户关上了，又给吹开。二嫚找不到木棍去顶木板，便回到家里，谁知被李杨氏一脚给踢了出来，并吼道：“窗户关不好别回来睡觉！”二嫚只好再爬上窗台，用自己的身体顶住木板，整整站了一夜。
李家的土地多，农忙时种不过来，总要临时雇短工。有时一天要雇十多个人，这些人的饭，都由二嫚一个人来做。她每天晚上要把锅灰掏出来垫猪圈，再往灶里续好柴禾，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烧水。灶台上下忙里忙外都是二嫚一个人，烟熏火燎，常常红肿着眼睛。
在烟台做生意的李澜方回来，李杨氏告诉他买了一个使唤丫头。李澜方说带过来看看，二嫚特别胆小，见生人更是胆战心惊。李澜方见了以后，只是感觉年龄太小了，并说这丫头的眼睛怎么是红肿的，别是有什么病吧？
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大地主李澜方，怎能体会到二嫚奴隶般的生活待遇？
二嫚在李家当使唤丫头，从六岁熬到十六岁。这十年里，除了那次父亲来李杨氏不许见面外，还有一次是二嫚的姐姐大嫚来看她。
大嫚也是偷着来的，到驿道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李家大院。大嫚战战兢兢、蹑手蹑脚来到院门口，向里面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她在门口守着，说不定二嫚会从房间里出来。
鬼使神差，做好午饭的二嫚要送饭到田间地头给长工们吃，在大院门口与大嫚撞个满怀。
大嫚悄声喊道：“二嫚，二嫚，俺是你姐！”
二嫚一愣，马上认出姐姐。这是真的吗？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
姐妹俩抱在一起，涕泗滂沱。
二嫚见到姐姐特别高兴，可是马上想到上次父亲来看她，让李杨氏把自己痛打一顿，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妈’看见又要打我，你赶紧走吧”。可是姐姐舍不得离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妹妹，妹妹也舍不得离开姐姐，姐妹相见难舍难分。
因为害怕，二嫚哽咽着回了屋。大嫚却在大门外站着不走，还要躲着不让李杨氏的家人看见。二嫚眼泪汪汪的，被住在李澜方家的长工李洪林看到。
李洪林五十岁左右，和付喜林年纪一般大，有妻子和儿子。李洪林因为生活困难便来到李澜方家当长工。他以为二嫚又挨打了，便关心地询问是怎么回事？二嫚把姐姐来看她但躲在门口不敢见的情形告诉他。李洪林便想出一个办法，说下午去碾房磨麦子，约好你们姐妹在那里见面，我出去告诉你姐。
下午在碾房里，姐妹俩见面再次抱头痛哭。二嫚才知道姐姐大嫚也让父亲卖给人家作童养媳，父亲付喜林已经把草房和两分地都卖了，用作路费，去黑龙江鸡西找“石头”。
这次大嫚和二嫚见面仅有十几分钟，因害怕李杨氏找来，大嫚便匆匆离开了。
一九四六年，驿道成为解放区，共产党领导农会搞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李杨氏如惊弓之鸟早已跑到烟台躲避。
李家的房子和土地被乡公所没收，分给了穷苦的农民。李家大院靠北的五间大瓦房，东边两间分给二嫚，西边两间分给李洪林，中间是共用的一个厨房，里面有两个灶台。大院内的五间南房成了乡公所办公的地方。
在土改前，李澜方病故，李杨氏与李澜方的大老婆争夺遗产。每次法院开庭时，李杨氏都要带着孩子（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接受调查，二嫚就跟着一同侍候大人和孩子。李杨氏逃到烟台以后，曾托人捎信给二嫚，说她病了，让二嫚去烟台照顾她。二嫚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
当时，有一个参加过八路军的女兵复员回家，结婚后又离婚，是个夜校的文化教员。她常到乡公所找干部谈话。有一天很晚了，她回不去，又没有地方住宿，二嫚就让她到自己的房间住宿，两个人的关系就熟悉起来。二嫚把去烟台的事情告诉她，她很警觉，担心李杨氏会把二嫚卖到窑子里当妓女。她说那些富贵人家的心肠都是黑的，要二嫚提高警惕，最好别去。二嫚最终接受了她的忠告。这个大姐因为当过兵，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很有前途，就劝二嫚参加解放军。
一九四八年春天，不到十七岁的二嫚真的参加了解放军。办完手续，她穿上了军装，就去找姐姐大嫚告别。
从小就失去父母关爱、脱离家庭的二嫚，找到了革命部队的大家庭。从此以后，二嫚获得了新生。
二嫚还随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抗美援朝和建国后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为一名军医，后来安家在北京。
苦命的二嫚、小小的盏藤，我的母亲，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
大嫚，我的姨妈付盏菊，也参加了革命，后离休多年，于二○二一年十二月病逝在山东莱州，享年九十三岁。
付响菊，我的二舅，上世纪五十年代公派援助蒙古国经济建设时因公牺牲。
付喜林，我的姥爷，不知所终。
“石头”和他妻子——我的大舅、大舅妈，也不知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