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博力扬

我写的不是今天的主任医师博力扬，也不是北京三甲医院赫赫有名的介入治疗专家博力扬，而是普普通通的战友博力扬。因为隔行如隔山，我对医学一窍不通，所以只能说说当年一起在连队工作、生活以及记忆中的博力扬。只好委屈他了，好在我相信他不会因此责怪我的。

博力扬曾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原来姓张，叫“张敦厚”，后来改名叫“博民”，博力扬出生后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父亲姓“博”了。如此说来，博力扬应该是我们张家兄弟了。

我简单查了一下《百家姓》，里面只有“伯”，而无“博”，不知当年博力扬的父亲为何要用这个博物馆的“博”字，或许与“博览群书”“博学多识”和“博闻强记”等文化因素有关。巧了，写稿这一天正好是“世界博物馆日”，这个“博”字显得更有意义。

博力扬的父亲我见过。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部队复员到工厂工作后曾去博力扬家登门拜访。博家是书香门第，博力扬的父亲是教育界的高干，母亲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那时候的博力扬正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博力扬是我们这批分到通信总站十五个北京兵里唯一通过高考上大学的人。我们那个时候当兵早，都是初中生（我是初一），文化程度低，所受的还是动乱年代的教育。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当然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横在面前的一座高山，因为要重新补习初中和高中的文化课程，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拼命的努力和超常的智力与毅力是无法攀登上去的。博力扬后来考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为他今后的从医奠定了基础。他是我们这批兵的佼佼者。

博力扬的家在学院南路邮电大学宿舍。那天晚上，家人正在看电视，博力扬的父母和姐姐都在，我和博力扬聊天。我所在单位叫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厂，博力扬的父亲问我这个“自动化控制”是不是与“射流技术”有关？我说是仪表电路控制，不是射流技术。尽管我对电路控制技术也是一窍不通，但大概的情况还是了解一点。博力扬的姐姐最早在陕西插队，后来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令人羡慕的单位，至少我是特别喜欢这两种职业的，遗憾的是我复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接收单位，都是规模不大的街道或区办工厂。中央及北京市一级的企业很难进去，即便是进厂当普通的工人，没有“关系”根本不成，因为大厂的工人工资级别要比小厂工人高。例如，我所在的工厂是中型厂，二级工每月工资是三十五元五角，而大厂二级工都是四十多元，相差十元左右。那时候的十元钱能买许多东西，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元。我记得博力扬复员后被分配到汽车运输公司，开挂斗卡车。卡车司机确实辛苦，但工资、出车补贴和各种福利加在一起要比我们高出许多。

博力扬的父亲问他女儿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书可以借来看看？目不转睛盯着电视屏幕的博力扬的姐姐头也不回地说：“二十四史看不看？”博力扬的父亲笑了笑不置可否。当时我并不晓得什么是“二十四史”？后来才知道“二十四史”就是从《史记》《汉书》开始，一直到《元史》《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清史稿》不算）。这要把它们通读下来，没有几年的功夫恐怕不行。

博力扬的母亲为我沏茶后也坐下来看电视。她很少说话，安安静静。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连队的一件事。

1971年的深秋，我们从位于云南省宜良县汤池镇的通信训练大队培训结业后分到总站不久，二连有一位名叫刘宝玉的山东兵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学校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前身）。博力扬特意给母亲写信，叙说了这件事，并请母亲关照他一下。不久，博力扬的母亲回信了，说她见到了刘宝玉，都已经安顿好了。信的末尾，她说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被推荐到大学读书啊！在连队，我们几个北京兵的关系十分要好，家信可以相互阅读，因此我记得这件事。博力扬母亲的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我们那时候是新兵，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但一位母亲的殷切希望，我们都感同身受。这里顺带说一下，刘宝玉毕业后回到了二连，这个我有印象，再后来的发展情况不知怎样？现在应该退休了，也不知在哪里落户？我多次与山东老兵联系，也忘了询问刘老兵的情况，这次写文章才想起来。按理说，二连相册应该有刘宝玉的照片，知道他下落的战友可以告诉我。

博力扬在连队喜欢打篮球。他弹跳能力好，上篮动作敏捷，姿势也优美，在北京兵里打篮球算是有天赋的人，还有一位是秦惠东。我和郑继坤身材比较高，却不够灵活，也缺乏正规训练，但相对来说，郑继坤要比我打得好很多，我就是跟着瞎起哄而已。因为那时候的连队仅有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篮球，刚开始连电视机都没有，几年以后连队用生产费买了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我们才有机会观看电视节目。

篮球场上，我们很怕与贵州老兵和四川、山东老兵抢球，因为他们的身体很结实很硬朗，而我们这些学生兵体质差、缺乏锻炼，抢球时难免会相互碰撞，再加上一些小动作，北京兵根本不是对手。博力扬弹跳再高，动作再漂亮也往往不行，特别是与老营长吴荣章一同打球时，你想跳起来抢篮板球，他在下面踩你的脚或拉你的衣服，你根本就跳不起来，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对方已经把球抢走了。

连队的篮球也有限，只有一两个。晚餐过后，如果没有集体活动，早被其他战友拿走了，我们往往拿不到球，望球场而兴叹。那天，博力扬背着手来找我，说打球去。我说有球吗？他说当然有，然后像变魔术似的从背后亮出一个新篮球。我很惊奇，连队买新篮球了？他说是他自己花十五块钱买的。我一想，这要两个多月的津贴呢？他说，只要喜欢，三个月的津贴也买。我的惊奇转变为快乐，我们自己有球了，北京兵欢呼着去了球场。

在机房收发电报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接收电报好说，只要准确无误将电码抄写下来，字迹清楚、美观大方即可。发电报要求就高了，不仅点划清楚，间隔均匀，还要有速度、节奏和韵律，也就是要有进行曲速度的节奏感。一个有音乐感的人，他的发报调子一定好听。我注意观察博力扬手键发报的调子就是节奏感很强，韵律很美的，也说明他有很高的鉴赏和审美能力。我甚至相信今天他在医院给患者做手术的时候，一定也会追求完美的境界和效果。

在连队，我喜欢拉胡琴（二胡），尽管拉得不好，却有一种自满自足的盲目乐观情绪。由于没有受过专业指导，缺乏基本功训练，所以进步很慢，每天只是那几个熟悉的曲调来回拉，而且胡琴也是东借西借的。1975年初春时节，博力扬要复员回北京，他答应临走前在昆明买一把胡琴给我和冯刚用。冯刚也是北京兵，喜欢音乐，识简谱，会拉手风琴，后来在部队提干。

说是给我和冯刚买的胡琴，其实只有我一个人用。这把胡琴的音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与我始终做伴，共同度过了两年的业余（傍晚）生活，直到1977年我复员，又留给了冯刚。在山上军营里，要说胡琴拉得好的人是一连的刘振武。来自河北玉田的刘振武大哥技艺娴熟，造诣很高，听他拉二胡，绝对是艺术享受。

一晃许多年过去，我们都步入中年。博力扬在一家二甲医院担任介入中心主任，放射科副主任，我在公安分局担任预审员，我们分局的合同医院就是这家医院。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经常头痛去医院看病，门诊医生要我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我说在门诊检查就可，我工作很忙。医生说，你的情况还是做进一步检查为好，许多项目住院后检查方便，门诊检查一是要排大队，二是有些检查项目门诊不做。你工作忙不是理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看没办法，那就住院检查吧。医生给我开具了《住院证》。谁知到了住院部，工作人员说没有床位，要排队等候。我问等多长时间，他说大概一个月，排队住院的人有很多，要有出院的人才能腾出床位，一个月还是顺利的情况。

我有些不高兴：门诊不给检查，住院又没有床位，一个简单的头痛症状，检查起来还挺麻烦。若是遇到重症或紧急情况，还不给耽误了？现在的医院，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利益优先，住院检查肯定要比门诊检查费用高。我本来决定不检查了，又忽然想起当年的战友博力扬就在这家医院工作，便去放射科找他。博力扬很热情，想办法很快让我住进了医院。

据我所知，身为医生的博力扬曾帮助过许多战友，不仅是北京的战友，还有云南、贵州的战友，看片子，看病历，回答咨询，自己操刀手术或介绍其他医生等等，帮了许多战友的忙。

曾经有战友看过我写的回忆军旅生活的文章后留言说：“战友里有作家真好，经常把当年的军营生活和浓厚的战友情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勾起大家青春回忆的共鸣。”我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但依我说，战友里有医生真好，我们可以走捷径“靶向”咨询，“靶向”治疗，让战友患者获益。因此，每次战友聚会的时候，我都会提议为博力扬祝酒，感谢他为患者、特别是战友患者给予的帮助和关照。

顺便说一下，没有患病的战友也可以来找博力扬，聆听他对参观北京雍和宫时的导游解说，绝对是专业水平。喜欢先秦哲学家老子的战友，可以听听他背诵的《道德经》。热衷于唱歌的战友可以和他去练歌房吼两嗓子，看看真正的男高音是谁？讲究养生保健的战友，不仅能够和他交流养生保健知识，还可以从他强健的体魄和每天高强度锻炼的习惯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还是那句话：战友里有医生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