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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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标题既陌生又绕嘴吧，这是我参加北京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座谈会曾经的讨论题。小说委员会每年都会出一个讨论题组织大家活动，作协会员坐在一起充分学习和讨论，大家踊跃发言，畅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每年也都会有所收益。
这个讨论题是宁肯提出的。他是北京的一位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女人》《天·藏》《三个三重奏》等。他的代表作《蒙面之城》曾获“全球中文网络最佳小说奖”、“《当代》文学接力赛”总冠军等，还曾两次荣获“老舍文学奖”。现为《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
要弄清楚这个讨论题，先要弄明白“症候”这个名词的词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症候”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是指疾病和症状。有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例如，肺结核病状是咳嗽、盗汗、下午发烧等。
我觉得，用医学原理和规律来解释文学现象，是文学评论家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就像一些社会学家运用经济学观点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一样，例如“犯罪成本”“犯罪效率”等等，既让我们耳目一新，又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犯罪需要计算成本，犯罪需要讲求效率”？！当然，这只是我的调侃之语，或许人家专家有专门的解释。
按照作家宁肯的解释，“症候”是指人在疾病状态下人的感受。宁肯第一次听到症候一词不是在医生那里，而是在蓝棣之那里。蓝先生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研究，类似“疾病状态下的人的感受”，也就是症候，都起着隐性而又重要的作用。所谓症候，蓝先生解释为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表现了什么，象征了什么，是一个层面，作家没有明确觉察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明确觉察到的意向很深地左右着创作。
宁肯在这段话里提到了蓝棣之。蓝棣之，生于1940年5月，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并兼任《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等。
蓝棣之曾经在《十月》文学杂志发表文章“症候式分析与症候式写作”。在文章里，蓝棣之认为，症候式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认真的探索。症候式分析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运用这个方法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分析。由于这些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经典性、普及性，症候式分析又着力于作出新颖的解释，甚或得出解构性结论，因此迅速而又持久地引起跨学科的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许多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的注意。
那么，如何进行“症候式分析”，蓝棣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时间大概是1983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记得那次课要讲到左联作家柔石的创作，因此在头天晚上他拿起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即电影《早春二月》的原著）来翻阅一下，为的是要找到第二天上课的感觉。匆匆忙忙浏览一阵之后，忽然觉得柔石这个作家，大概是因为当时还很年轻吧，在描写中完全把握不住人物的性格，萧涧秋怎么会不爱陶岚呢？陶岚很优秀啊，几近理想。萧、陶的爱情是作品的主线，蓝棣之的感觉被阻隔在这里，于是把小说放了下来。那晚上正好有同学来访，说了好久的话，客人一走，他也就睡觉了。可是怎么都不能入睡，于是翻身起来拿起小说再看。这回夜深人静，翻来覆去，他看出来了，是因为这个二十七岁的大龄青年萧涧秋爱上了七岁的女孩采莲，所以才很快和陶岚（二十五岁）疏远了。这是一个假设，为了证明它，蓝棣之又把全文从头到尾翻了一下。对，不错，就是这样。第二天上课，蓝棣之也就这样讲了。
又例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一般的看法是柔石通过“典妻”现象抨击了封建家庭关系下女性处于悲惨的地位，但在蓝棣之看来，这只是一个“显性结构”，因为与此同时，小说还隐含着一个作者没意识到的“隐性结构”，即奴隶母亲正是在经历“典妻”时才真正体会到男性的温存以及生活的安定。显然这里的“隐性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解构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显性结构”，而作者是不自知的。
再譬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表面上看写的是贫苦洋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故事，但故事之外还隐含着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男子在资产阶级老女子的诱惑和腐蚀下全面沉沦的“潜文本”，也即“一个糟糕的婚姻或绝望的两性关系的故事”。从理性层面来看，这并非老舍要表达的主题，但它又存在于老舍先生深层次的无意识之中，换句说它是老舍先生的某种自己没觉察到的内心症候，被附着在一个显性的贫苦车夫的故事中表现出来，在创作上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投射”。
蓝棣之对小说《骆驼祥子》的“症候式分析”，引起一位叫尹鸿的学者的注意，他对蓝棣之的分析结论作了清晰地概括。尹鸿说：（蓝棣之）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历史批评的新的心理阐释系统，通过文本细读和大量旁证材料的考证，从祥子三起三落、买车卖车故事中找到了一个“无意识”的故事，在文本中找到了一个潜在文本。这一潜在的文本内容，即祥子被虎妞引诱，继而被强加婚姻，最后走向毁灭和堕落。因而小说的意义就有两个层面，文本所叙述的故事，体现了私有制度、有钱阶级、军阀政治对劳动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而潜在文本所叙述的故事，则表现了由强加的、令人恐惧的性缠绕和性关系所带来的痛苦、腐蚀和绝望。如果说文本是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批判，那么潜文本就是现代的婚姻启示录。
到这里，我理解的是作家本要表达一种写作意图，而读者却读出另外一个含义。这种现象有许多。例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又想起毛泽东主席评论《红楼梦》，说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这部古典小说总纲。毛泽东针对“护官符”，看到了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本质。所以，往往有许多情形，作家想表达的写作目的，读者或评论家往往不买账，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读出许多其他的含义，这是作者根本就想不到的。我理解，这也许就是症候式阅读。
关于症候式写作，蓝棣之将自己的观点归纳了一下，有三点：第一，有“病”呻吟。所写的故事对于作者来说，刻骨铭心，非写不可，坚决反对无病呻吟，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有病呻吟”的写作。第二，体验式写作。创作的动因来自想弄清楚体验中那些化不开的“内核”。所写的故事、情感都曾经经历或体验过，感触很深。其中包含着自己的成长过程或血泪，在生活中的真切感悟，可谓是作者的自叙传、血泪书、忏悔录。创作素材不是观察外界所得，而来自内心生活。第三，作者不知道自己作品的主题。严格遵循作家写故事，批评家解释作品的训条。歌德在回答“《浮士德》的主题是什么”的提问时说：就像我知道似的。我哪里知道呀，要是我知道就好了。歌德还进一步说，主题越不可衡量的作品就越伟大。与此相关联，一部作品无论雅俗，都要尽可能做到不可一览无遗，一眼就看到底，很容易被穷尽，这就是说，应当是无“底”的写作。
作家宁肯也好，专家蓝棣之也好，他们说的都是经典作品，分析方法也是借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写者，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虽然，我并不十分认同他们的观点和分析，我觉得写作还是有意识的创作活动，未必受“无意识”的指使，但我愿意学习一切新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开拓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写作和阅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