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战友聚会散记

一直珍藏在心底的思念，也会在某一天突然释放出来。四十多年了，深层记忆又一次被唤醒，那就是青春的美丽时光。

2017年昆明战友聚会的发起者是当年一连的几位女兵。她们中有的在北京居住，有的长期生活在云南，毕竟四十多年前一起在昆明市当兵，对曾经的军旅岁月充满了感情。

经过一定时间的筹划和准备，战友聚会活动终于成行了。这要感谢筹备组的战友们，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和另外两个北京男兵是二连的，这次也跟着沾光来到昆明，目的还是想重返军营，很有伟人诗词中“千里来寻故地”的意境，再看看当年在云南高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一、“喜见当年人，只叹军营依旧”

这是第二次重返军营了。第一次是2009年5月，距离我1977年3月复员回北京后三十二年。这一次又过去了八年，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今天，已经六十二岁的我真正进入了老年，“故地重游，白了少年头”，感慨万端。

来时乘坐直飞昆明的航班。途中，我翻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所著《诗词格律》，刚好看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的《如梦令》，温婉而凄美：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词作中那种“不解愁思、感叹时光易逝”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便依其韵，也写了一首《如梦令·上山》。

《如梦令·上山》

常念青春值守，

红土铁峰云秀。

喜见当年人，

只叹军营依旧。

留否，

留否，

曾是内心难受。

因为我们的军营位于昆明市西北郊的山上，所以，当年我们把出军营叫“下山”，回军营叫“上山”。几十年后又将“上山”回军营。“红土”，是指云南的红壤，军营里也是遍布红壤。“铁峰”指“铁峰庵”，附近的人把军营里的山峰叫做“铁峰庵”，过去山上有一座尼姑庵，后来废弃。这次聚会，尽管战友们老了许多，仍然是“喜见当年人”，感叹“军营依旧”，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当年我在连队，原本是可以提干的，连队领导和老兵们对我的培养、重视，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是战友之间的情谊，工作的驾轻就熟，在北京兵里第一个入党，再加上年龄小，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在部队等等，这些都是提干的有利条件。但我常常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担心自己回不了北京，部队终归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总要复员转业，到时候又要从头起步。因而，究竟提干还是不提干，纠结了很长时间。所以，才有了“留否，留否，曾是内心难受”的句子。

三辆大轿车满载着一百多名战友和家属来到山上参观军营。尽管昆明军区早已撤销几十年，部队的建制又多次改变，但昆明的老战友还是为我们疏通好渠道，提供了方便。山上的军营还有现役部队工作和训练，我们这些老兵也感受到了当代军人的崭新风貌。

当年的宿舍还在，已经粉刷一新，土路也变成了水泥路。我们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合抱之木，老兵们兴高采烈的挽手簇拥，合影留念。过去值班的山洞机房还在，但洞口已被砖头砌死，寂寞荒凉，不再使用。当年的连队食堂也被拆除了，辟为训练场。“爱军精武”，“不辱使命”，“大展雄风，永铸辉煌”等大字标语巍然屹立，烘托出当代军营的威武与活力。

一个年轻的军官陪同我们，不仅为我们介绍今日军营，还不停地为我们拍照。过去的医务室改建成一座办公楼，广场也树立起旗杆，我们在旗杆下排队合影。这些当年青春溢彩、如今白发苍苍的老兵群体形象，永远定格在军营之内和大山之中。

想起不久前我填写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军营》。

《采桑子·军营》

跟随父母从军路。

生在军营，

长在军营，

注定今生也是兵。

离家千里边疆地。

人到昆明，

心到昆明，

不老青春不老情。

二、一连和二连

这次总站一连组织的战友聚会活动非常成功。无论是接待、安排住宿，还是欢迎仪式和宴会，以及到军营参观，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服务周到，战友们评价近乎完美。

当年的军营驻有四个连队，我们二连的宿舍与一连很近。一连（原称“电报一中队”）的工作性质与我们二连（原称“电报三中队”）的工作性质基本相同，都是手键电报和电传电报。稍有区别的就是一连是有线，我们是无线。我个人理解：“手键”和“电传”是收发电报的操作方式不同，“有线”和“无线”是电报的传输方式不同。因此，在山上的军营里，一连和二连的关系要相对密切一些，而且，还有一定的工作交往。例如，我们日常在机上收发电报，多为实习电报，为的是业务训练或实战演练，但偶尔会有真实电报，我们抄收后会送交一连，由一连通过音响或电传送交军区通信兵部译电部门。有时，一连也会将真实电报通过我们发送给收电单位。我记得下连队不久，营里组织一连和二连部分新兵一起参加报务训练，训练的教室就是铁峰庵的准提阁大殿旧址（请参阅《我的青春我的歌》一书），许多一连战友也是在训练班慢慢熟悉的。

我和白纪总、杨渝虽然是二连的人，在这次聚会时见到了非常多的一连战友，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但回忆起来还是熟稔和亲切。因为当初都生活、工作在一个大院，况且一连宿舍又在我们的上方，近在咫尺。一连的男兵、女兵进机房值班，会沿着山道路过我们二连。特别是一连的部分战友，后来调到我们二连工作，那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四十多年的时光流过，和我一样，很多人的年轻面孔都已经变得苍老，体形有了变化，动作也有些迟缓，可战友们说话的口音，以及爽朗的笑声，流露出的丰富表情和生动的举止，还带有他们青年时期的影子和痕迹。岁月可以让身体衰老，却阻挡不了精神世界的顽强和性格特征的延续。你若仔细观察，得到的结果就是：他还是当年的他，她也还是当年的她。

为了欢迎我们，报到那天，居住在昆明市的原二连老战友来到宾馆邀请我们赴晚宴。这些老战友是陈星元、王晓雪、吴彦木、彭家兴、杨云英、张海云等。为了让我们这些外省市的战友品尝昆明风味，昆明战友专门为我们点了蘑菇、竹笋、豌豆苗、炒饵块等特色菜品，摆满了两大桌，而且最终也是由昆明战友结账。1979年入伍的杨云英连长，为我们一个个老兵斟酒、添酒，陈星元、吴彦木不断为大家祝酒和敬酒，席间洋溢着浓浓的战友情。

参加晚宴的二连战友还有高红、鲁淑英、白兰、耿明英、张再光、王长剑等，作陪的有一连的刘小芳和赵红梅（如今已经去世）两位大姐。

一连战友聚会的盛况和我们晚宴的图片发到其他微信战友群，一下子像炸了锅。特别是“贵州遵义战友群”，这些1969年入伍的二连老兵强烈呼吁，二连也要举办战友聚会，要更隆重、更热烈，有的老兵甚至提出了筹备组人选和聚会时间、地点、计划的建议。由此可见，无论在哪里，也无论相隔了多少年，战友之间的那份情谊都是最强烈、最真挚，也是最难以忘怀的。

我想起一首《战友之歌》，这首歌曾深深地打动了我。歌词是：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

战友、战友目标一致，革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战友，战友！为祖国的荣誉，为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并肩战斗，夺取胜利！

三、我与国防剧院的缘分

在云南省昆明市当过兵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国防剧院。特别是当年在昆明军区通信总站工作过的军人，对国防剧院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国防剧院位于昆明市金碧路原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北门正对的国防路东侧五一路，是一座大型的室内剧院，一共有三层，具有一千五百人的座位。而且据我所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昆明军区政治部机关和领导干部宿舍与国防剧院在一个大院内。

据资料记载，国防剧院建于1958年，风格属于苏联式建筑。对于我们这些1970年12月入伍、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来说，这座室内剧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昆明市来说，也算是“豪华”和“体面”的室内影剧院了，属于大军区一级的国防文化建筑。当年，部队重要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办，同时，这里也是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排练和演出的地点。

我在国防剧院看电影、看文艺节目有过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昆明军区举办的慰问各国驻华使馆武官及夫人的文艺演出。通信总站组织我们作为观众集体参加。事前部队做了周密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必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外交任务来完成，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障安全。同时要求所有现场观看文艺节目的军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更不准盯着外国人看。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大气不敢出，提前坐到座位上保持正确的坐姿静静等候。直到各国驻华使馆武官和夫人们入场时，大家全体起立鼓掌，等到贵宾们坐下，我们才能坐下。同时，一股强烈的香水和莫名物质的味道扑面而来。

因为要看演出，我事先带了近视眼镜。在剧场关灯后，我悄悄取出眼镜盒，轻轻打开，取出眼镜戴上，两眼瞬间清亮起来，模糊的物景变得清晰可见，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关眼镜盒时“砰”地发出声响，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吓得我心惊肉跳，以为闯了大祸，严重影响了后来我观看文艺节目的心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工作时，认识一位从国防文工团转业到分局政治处工作的干部。我说起那次慰问各国驻华武官及夫人的文艺演出，他也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外交任务，组织严密，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是观看国防文工团演出的文艺节目。这是一次比较糟糕的文艺演出。不知是演员配合不好，还是节目没有认真排练就急匆匆的上演？记得有一个节目是男声独唱，手风琴伴奏。伴奏的是一位女军人，她端着手风琴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边站着穿军装的男声歌唱演员。一般情况下，歌唱演员站好位置后要镇定情绪、调整呼吸。待他准备好了，会用眼睛向演奏员示意；这时，演奏员也会点头呼应，表示演奏马上开始。可惜这两个人的配合出了问题：男演员示意的时候，演奏员没有注意看；而演奏员示意的时候，男演员又目视台下观众，也没有注意。两位演员在台上僵持着耽误了约两分钟，引起观众的哄笑，因为台下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后来男演员把歌唱完了，唱得是什么歌，观众已经不记得了，但他们的配合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却让我们记忆深刻。

由于国防剧院是军区的标志性建筑，再加上不远处正好是美丽的云南省博物馆，军人们都愿意在这里留影纪念。197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前夕，我和战友白纪总请假下山，来到昆明市国防剧院大门口合影。那时候，我十八岁，白纪总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少。照相馆的师傅为我们安排好位置，端起120照相机，“咔擦”一声，一身绿军装，加上红帽徽、红领章，两个年轻士兵在国防剧院门前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同时也留下了我们的青春痕迹。

我和白纪总先后于1977年和1978年离开部队复员回北京，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进入了壮年时期，对当年在部队的工作和生活很是留恋。2009年5月，我还不满五十四岁，与白纪总等部分北京战友来到了云南昆明。在参观901军营之后，我和白纪总相约再去国防剧院，完成一个三十六年的愿望（请参阅我写的《我的青春我的歌》一书）。就这样，我和白纪总拿着当年的黑白照片，在家属和战友的帮助下，比照当初的位置，在国防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再度合影。

这一次，时间又过去了八年，我和战友白纪总再次来到春暖花开的昆明，参加当年一连的战友聚会。活动的内容很多，但我们两人仍然忘不了拜访国防剧院。从建筑年龄上来说，国防剧院也有六十岁了。这座剧院最开始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军人们服务，1985年撤销昆明军区后又为成都军区服务，现在又为西部战区所属的某集团军服务，也可以说是“劳苦功高”、“鞠躬尽瘁”！借用一句话说，就是“铁打的剧院，流水的观众”，用文化元素培养和影响了许许多多的部队官兵。另据2008年1月12日的《云南日报》报道，国防剧院已经成为昆明市第三批挂牌保护建筑。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老年人，当年的建筑也变成了保护性的历史建筑，这是岁月的沉淀啊！

3月2日全天战友集体活动，晚餐享用“过桥米线”。饭后还有些时间，昆明的天也还没有黑，我和白纪总乘出租车直奔国防剧院。这一次去感觉变化挺大的，国防剧院的周边盖了不少高楼大厦，剧院门前的广场停满了小汽车。我们是在汽车的夹缝中支好照相机三脚架的，白纪总找好当年我俩站立的位置，将云南省博物馆请进镜头，启动自拍装置。天色已晚，再打开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就这样，我们第三次完成了与国防剧院的合影。

2009年到2017年相隔八年；若从1973年算起，竟相隔了四十四年。还是那句老话：“故地重游，白了少年头”，感慨万千！好在我们还算健康，还能到处走动。也许再过几年或十几年，我们还会来的。只要国防剧院还在，我们就会像老朋友一样互致问候，合影留念。

四、“没有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内容大致是写在海外的留学生在当地工作、结婚、生育后，由男女双方的家长轮流出国照顾孙儿孙女。这些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巨大付出，有些子女很领情，也知道感恩；而有些子女却不领情，更不知道感恩，甚至认为是应当应分的。所以，作家肖复兴发出了“没有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感慨。

我把标题拿来借用，是因为本文有差不多的内容和情感需要叙述和抒发一下。

我们这一次战友大聚会，事先有部分战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仅我知道的就有几个1969年入伍的女兵为了编撰和整理回忆录，收集了当年整个一连所有战友（去世的除外）的材料，除每人提供新旧两张照片外，还要写上一段回忆军旅生活感言。她们认真选稿，仔细编辑、校对和改错，其目的是为了制作成留给战友们具有纪念意义并相对完美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还有几位昆明战友，她们也为这次战友聚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是为聚会的外地战友安排食宿。包括挑选居住的宾馆、活动地点、旅游团队，还要精打细算，选择那些战友能够接受的经济实惠的方案。二是到军营参观。要事先与有关部队的领导请示并获得允许，再联系大轿车运输。三是创建战友通信录。包括收集、整理、核实、制表、打印、分发等等，还要及时将消息反馈给参加聚会的战友。四是报到那天的接待工作。如前台登记，收取费用，会场的布置，程序的安排，代表发言，节目表演等等，这一切，都为我们这次战友聚会提供了方便和周到的服务，大家有目共睹。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些战友做的都是公益事业，没有任何劳动报酬，花费的都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的甚至还自掏腰包解决临时出现的经济问题。她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自觉自愿，凭着一腔热情和对战友的情谊。我们绝大多数战友都是乐享其成，应该感谢她们才对。当然，在服务当中难免会有疏漏，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所有战友都应该理解她们，因为只要工作，就会有缺点，干的越多，缺点就越多。什么都不干，就是一条缺点：不作为。所以，我们参加聚会的战友应该向这些筹备组的战友们致敬！没有她们的付出和努力，这次的战友聚会就会是“一团糟”，乱哄哄的所有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些问题就是靠自己也解决不了，例如重返军营就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在此，作为一个当年二连的男兵，我要感谢北京老兵陈静、王淑华、郑淑华、高红等，云南老兵李建平、张云丽、陈铭、刘敏康、周平、姚子平等（还有北京战友白纪总和张亚平的先生为大家义务摄影），向你们致敬并问好！你们的所作所为，既传递出首都北京的庄重大气，又让我们重温了昆明四季如春、“无处不飞花”的美丽风景。

昆明，真好！战友，更好！

五、双龙桥与建水古城

三月份是昆明春暖花开的好季节，也正值“春城无处不飞花”的美景再现。

记得年轻时在连队曾阅读过北大教授曹靖华写的散文《飞花集》，其中有一篇的名字就叫“春城无处不飞花”，形容春天的昆明到处是盛开的花朵，城市如鲜花一样美丽。曹靖华早年曾参加过鲁迅先生主持的“未名社”，与鲁迅先生有过多年的通信和业务往来。当然，“春城无处不飞花”并不是曹靖华的“专利”，而是唐朝诗人韩翃《寒食》中的句子，全诗为：“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这首诗的一二句描写的是寒食节的长安城飞花柳絮缤纷绚烂的景象，曹靖华先生用其中的“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来比喻春天的昆明，也显得聪慧而有灵气。

在战友聚会的程序性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安排各自的活动。有的战友要在昆明市探亲访友，有的人要参加当地旅游团组织的云南其它地方旅游，还有的战友准备陆续返程。毕竟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行程。

杨渝因为家里有事，准备很快回北京。我和白纪总计划与一连部分老兵随旅游团去云南的建水和元阳。毕竟来一趟云南不容易，怎么也要去两个没去过的地方看看。元阳有闻名天下的梯田美景，建水是云南古城，又刚好去元阳时路过，捎带脚就一起看了。同行的一连战友有高红、鲁淑英、郑淑华、王淑华、刘淑华、王桂凤、史金凤、刘晓芳、赵红梅、刘振武、张士臣和三男一女四位家属。

为了方便旅行，我们从下榻的宾馆搬到了昆明市的另一家酒店，先把大件的行李放在那里，然后乘坐中巴旅游车开往建水。建水县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管辖。红河州下 辖四个市九个县，这九个县就包括建水县和元阳县。2010年11月，我随公安部全国公安文联到云南省弥勒市开会，而弥勒市也是红河州下辖四个市中的一个。一晃，又是七年了。

建水县建县很早，古称“步头”、“巴甸”。汉代时归益州郡管辖，唐朝南诏时修筑“惠历”城，汉语译为“建水”；宋朝大理国时属秀山郡，元朝时称建水州，明朝称临安府，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称建水县，一直沿用到今天。全县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五十多万，居住着汉、彝、回、哈尼、傣、苗等二十多个民族。

我们一行人先到的是建水县的双龙桥，战友们纷纷下车观看。这是一座建筑非常漂亮的十七孔石拱桥，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修建，当初为三孔桥，后来因河水泛滥，河床逐渐加宽，三孔小桥独居河中，不能连接两岸。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当地官民将石桥加长为十四孔，与原来的三孔巧妙相接，浑然一体。桥身全部用大青石砌成，全长一百四十八米，桥上还建有一座高二十米的三层阁楼，“楼中有楼，檐外有檐”，层檐重叠，檐角飞翘，上面还挂有风铃，风吹时叮当作响，雄伟壮观。桥的南端建有一座两层六角飞檐小亭。之所以叫“双龙桥”，是因为此桥位于泸江河、塌冲河的交汇处，两条河如双龙蜿蜒而成名。双龙桥是现今云南省规模最大、古代建筑艺术价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桥。1965年，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来到此处考察，将其列为全国大型古桥之一。2006年5月，双龙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此桥的古建筑价值。

我和战友们沿着石桥行走，并不停地拍照。我侧重拍照了双龙桥的全景、近景、楼阁、飞檐、斗拱等等，还为高红、刘小芳两位大姐在桥上小亭子前照合影。

桥边有一棵可以合抱的粗树，高大突兀，虬干曲枝，看上去几近沧桑。嫩嫩的叶芽在疙疙瘩瘩的树枝上刚刚冒出，还带有些许红色。这棵古树与石拱桥上的飞檐阁楼相互映照，在空旷的天际中形成美丽的剪影，别有一番景致。

离开双龙桥，我们直奔建水古城。古城在建水县的临安镇，所以也称临安古城。临安古城建设得很早，但因连年战火，建了毁，毁了又建，循环往复。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定西南后设立临安卫，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修筑临安卫城，废弃过去的土城，改建砖城，并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立城门楼。这四个城门楼的名称分别为：东门迎晖门，南门阜安门，西门清远门，北门永贞门。我之所以根据资料写得这么细，是因为导游把我们带到了“清远门”城楼的下面，这应该是临安古城的西门。“清远门”城楼的建筑材料看上去是新的，我觉得应该是复建。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临安古城被战火焚烧，其中西、南、北三座城门烧毁，仅存东门迎晖门，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朝阳楼”。

整个临安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甚至比北京紫禁城（公元1420年）还要早，至今已经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朝阳楼（迎晖门）”的建筑更是气势恢弘。据《建水州志》记载：“东城楼，高百尺，干霄插大，下瞰城市，烟火万家，风光无际，旭日东升，晖光远映，遥望城楼，如黄鹤，如岳阳，南中大观”。素有“东楼凌汉”景观之说。也许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建筑形式可以从中找到影子。

朝阳楼上的四字独立牌匾豪气冲天：“雄镇东南”，这四个字是清代书法家云南石屏人涂晫书写，同时也是清代云南著名的四大榜书之一，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书法，每字大近两米，结构笔力名声天下。

一个县级的古代城市建筑，有这样大的规模并历经六百多年的战火和大地震，能够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当年除了建筑专家的经验智慧和民众的辛勤劳动，肯定也是耗费了许多百姓财产和国家帑银呢。

六、感受古老的“烧豆腐”

这次去建水，导游特地安排我们去看当地传统特色食品“烧豆腐”。这种豆腐的某些做法和吃法与我们这些北方人是不一样。北方人吃豆腐，会将豆腐与其它食材相配，或做菜，或做汤，讲究的是豆腐鲜嫩、爽口。或者将豆腐切成片状，再放进锅里油炸，做成油豆腐即“家常豆腐”，然后入菜。而建水的烧豆腐，是作为主菜的，干吃豆腐，做法是放在铁箅子上烧烤。这种豆腐不是刚刚做好的、新鲜的，必须是放了许多天，已经发酵、发霉的，长了霉菌的豆腐，在烧烤的作用下，产生特殊的香味。这种豆腐的做法，据说是来源一个古代的故事。

明朝战乱时，朝廷征兵。临安城内许多年轻人被迫离家奔赴战场。其中一个小伙子临走的前一晚上，他的母亲怕儿子路途饥饿，便连夜将刚刚做好的豆腐切成一个个小块，用纱布包好，再用石块将豆腐里的水分压干，做成豆腐果的形状，放进儿子的行囊里，当作干粮等天明让他带着上路。

儿子从军上路，因为长途跋涉，路上也有人管饭，根本就想不起妈妈准备的豆腐干粮。等到了军营，取出包裹里的豆腐，一块块的早已经发霉、变臭。想把这一大包豆腐扔了，又觉得可惜，毕竟是农民的孩子，舍不得，这上面还有妈妈对儿子的爱心。于是，儿子便将发霉变臭的豆腐放在炭火上烤，等到豆腐烤出焦黄色，原本已经发霉发臭的豆腐散发出一股香味，放一块在嘴里，咬破脆皮，就见热气从无数蜂窝状小孔中散出，一嚼之下，汁液四溅，味道极佳。

从军营回到家乡，小伙子如法炮制，邻里尝过他做的烤豆腐之后，都对这种别样的吃法赞不绝口。就这样，豆腐的这一吃法一传十，十传百，临安城家家户户都学会了烤豆腐。延续到今天，便成了一道美食。2011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记录和报道了“建水烧豆腐”这一地方特色食品。

导游引导我们参观的是“曾记板井豆腐坊”。“曾氏豆腐”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已经相传六代。曾家最便利的条件就是居住在“西门大板井”附近，取水非常方便。而且“西门大板井”是泉水井，水质好，无污染，四季都不会干涸。做豆腐与酿酒、沏茶一样，水是关键的一环。水好，豆腐自然就好。《舌尖上的中国》也对“西门大板井”进行了报道。之所以叫“西门大板井”，“西门”是指地点临安镇西门西正街。“大板井”是指这口井的井口由六块大石板拼接而成。它井口宽阔，井水清澈，旁边还建有专门供奉的地方。我也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口井。据说“西门大板井”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应该是与临安卫城重建为同时代。“西门大板井”又称“溥博泉”。“溥”为广，“博”为多，说明这孔泉水量大充足。据《云南通志》记载，“溥博泉在城西半里，俗称大板井，水洁味甘，供全城之饮。”这就是说，当年临安古城的居民全部用水都是由这口水井供应了。

从“西门大板井”返回时，我们又来到“曾记板井豆腐坊”，仔细观看他们制作豆腐的流程。完全是手工制作为主，与我们有区别的就是豆腐块小，像麻将牌一般大。据说点豆腐用的既不是石膏，也不是卤水，而是一种特制的酸液，这样可以使豆腐发酵得更快。开始制作豆腐时，专门选用大而圆的白皮黄豆，加上“西门大板井”的甜水，做好的豆腐用小块纱布包好，压上木板，待水流尽后，去掉纱布装入簸箕内，每块豆腐放上一点盐，在太阳下曝晒几日，让豆腐充分发酵、长毛。烧烤时，在火盆上架好铁篦子，放上豆腐烘烧，边烤边翻动，待豆腐充气膨胀，蘸以配好的甜咸酱油、辣椒、蒜泥、味精等调料食用。

这种做法和吃法，让我想起安徽省的“徽州毛豆腐”，都是将发酵发霉的豆腐用油煎和烧烤，散发的气味极其难闻。也许是我的消化器官退化，没有口福，虽然品尝过，但对这类地方特色的美食实在是不敢恭维。其实，云南的许多特色食品，我都是很喜欢的，例如米线、饵块等等。

在建水的最后一个景点是临安火车站。说起来，建水有许多值得一看的旅游景点。古建风格还有文庙、张家花园，自然景观有燕子洞，文化景观有制陶工艺等。但旅游团只有一天的时间，还包括路程，根本就安排不了，我们也只得割爱。

临安火车站于1918年开工建设，十年之后的1928年建成，是云南“蒙宝”（蒙自县城关镇至石屏县宝秀镇）铁路线上的一个货车站。这条铁路是由云南民营资本家、个旧锡矿老板与当地政府共同投资兴建，目的是开发云南南部矿产资源。这是一条窄轨铁路，也叫米轨。这条铁路曾经对云南边疆的早期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今作为交通运输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当地用它作为旅游观光的小火车，可以招徕各地的旅游者，其中有一站就是上文提到的“双龙桥”。

小小的火车站和窄轨铁路，浓缩了滇南铁路开发建设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成为当代人值得旅游和观光的好去处。战友们纷纷在临安火车站合影留念，我也给几位老兵合影拍照，效果还不错。高红、王淑华、王桂凤和史金凤四位大姐笑逐颜开神采奕奕。

我和白纪总在临安古城的街道上看到了专卖竹筒水烟袋的摊贩，各式各样、非常地道的水烟袋让我们眼花缭乱，仅仅从制作水烟袋的材料上看，就有竹子的、化纤材料的、金属材料的，极其美观。老板坐在一旁，端着水烟袋尽兴地吸着，表情悠然自得。那光景，我想神仙也不过如此吧！我上前询问，可以给他拍一张照片吗？他点点头，算是答应。我赶紧按动相机快门，于是，一张“建水人乐享水烟袋”的照片就诞生了。

七、令人惊叹的“大地艺术”杰作

离开建水县后，我们赶紧上路，直奔本次旅游的目的地——元阳梯田。而且据导游告诉我们，梯田已经蓄水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尽管我没去过，但元阳梯田的名声早已如雷贯耳。无论是报纸、画报、摄影刊物，还是许多摄影家的口碑，元阳梯田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我个人甚至认为，元阳梯田是人类创造的、并与自然界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艺术范例。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梯田是哈尼族祖先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水文等特点，开展农耕的种植行为，已经存在上千年了。元阳梯田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美景，除了同时作为自然和人文景观之外，还包含了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等主要因素。

从建水到元阳要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赶往“老虎嘴”梯田，也是为了在太阳下山之前，观看“老虎嘴”梯田日落时的景象。元阳梯田主要有四大景区，“老虎嘴”、“坝达”“多衣树”和“箐口”。仅“老虎嘴”景区就有三千多亩梯田。后来，我才知道，美丽的元阳梯田仅仅属于红河哈尼梯田的一部分。整个红河哈尼梯田包括了元阳、红河、金平和绿春四个县，总面积达一百万亩。元阳县内的梯田有十七万亩。这些梯田位于云南哀牢山南部，一千多年以来，哈尼族祖先顺着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开凿和修筑梯田。山坡地势缓，修筑大梯田；山坡地势陡，修筑小梯田。因此，大的梯田有几亩地，小的梯田比巴掌大一点，一座山下来，也可以累积成千上万亩梯田，这是哈尼族人充分利用山坡土地资源的杰出创举。梯田光有山地还不够，再来看看水的调取和分配。

整个元阳是高山深谷，沟壑纵横，山地长年被流淌的红河、藤条江水系深度切割，中部隆起，两侧低下，形成了层峦叠嶂，山势陡峭，绵延不绝的地貌特征。高处海拔达两千九百多米，低处海拔仅一百四十多米，山上植被丰富，终年雾气缭绕，雨量丰沛，山泉、瀑布不计其数。浇灌梯田的水主要来自山上的泉水和瀑布。与梯田同时修筑的就是灌溉用的沟渠。哈尼人在大山上挖筑了成百上千条水沟干渠，已建成骨干沟渠就有四千六百多条，其中，灌溉面积达五十亩以上的有六百六十二条。大大小小的沟渠如银色的彩练，将一座座大山紧紧环绕，流淌的瀑布和泉水被完全导入沟渠内，这样就解决了梯田水稻的水源问题。

如果我们站在山顶高处向下俯瞰，层层梯田很像巨兽的鳞片，也像涂满油脂的糕点，更像一面巨大的、带有一道道波纹的镜子，折射出蓝宝石一样的天空，特别是太阳初起和将要没入云层时，周围物景很暗，山脉和植物都只是黑色的轮廓，而整个梯田却会泛起金光，五彩云霞也映入其中，这一亮一暗的光线反差，简直是美极了！

据资料显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元阳哈尼族梯田的知名度日渐提高，从封闭的哀牢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旅游者纷至沓来。在1993年的第一次国际哈尼族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国、荷兰、日本、美国、英国、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名代表参观过元阳梯田，被壮丽的景观所折服。1995年，法国人类学家欧也纳博士也来元阳观览“老虎嘴”梯田，面对脚下万亩梯田，欧也纳博士激动不已，久久不肯离去，他称赞道：“哈尼族的梯田是真正的大地艺术，是真正的大地雕塑，而哈尼族就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

2007年，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湿地公园为国家湿地公园；2010年，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视点；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国务院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同年，在第三十七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景观遗产名录；2014年，元阳哈尼梯田景区正式比准为国家4A级景区。

是的，在元阳，只要我们登上一座山顶，奔涌而来的都是漫山遍野、令我们心灵震撼的层层梯田。

我们抵达“老虎嘴”梯田，时至傍晚。耀眼的太阳已经淡化为橘红色，很快将埋入厚厚的云海之中。令我们意外的是，这里的多层观赏台早已是人山人海，密密麻麻，人挨着人，根本就没有我们立足的地方，甚至照相机都没有地方搁，前面全是人，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你若向前挤，前面的人就不满意，有的甚至还会埋怨、吵架、骂街。这是因为游客太多，能够照相的位置太少，许多游客都是抢到位置后不再让开，所以后到的游客就没有地方。我个子高，可以把相机向前伸。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我固定地站在一个人的后面，先让他（她）拍个够，待他（她）停顿下来时，我就赶紧说让我拍几张，谢谢啦。看美丽的梯田是一种景观，看争先恐后、蜂拥着举起相机拍照的旅游者是另一种景观，同样会感到震撼。

太阳落山后，光线渐渐暗淡下来。人们开始收拾照相机和三脚架，观景和摄影的位置都腾了出来，但是也没有用了。我们一行往回走，突然，几位战友大姐像发现了新大陆，欢呼大叫起来。原来，靠近景区门口有一个摊位，一位哈尼族妇女在卖彩色花帽，图案漂亮，颜色也鲜艳。战友大姐每人挑了一顶花帽戴在头上，顿时一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赶紧端起相机，把这美好而热烈的场面收入镜头。

说起水稻梯田，让我想起了当年在部队助民劳动时帮老乡插秧和脱粒。

按照云南当地的风俗，种水稻应该是女人插秧。因为女人主管生育，插秧自然会多结稻米，而男人一般不插秧。由于我们是军人，老百姓还是比较宽容的。我只记得，当时的我挽起衣袖和裤腿站在水田中，学着老乡的样子，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稻秧往水田里插。开始时不得要领，插下去的稻秧会浮起来，后来知道是插得不深，要用力插进泥里才行。时间一长，因为总是弯腰干活，感觉很累，但四周都是水，也无法坐下来休息，只好站直了身子，缓口气再接着插秧。看到农民插秧又快又好，心生羡慕，人家已经有了丰富的劳动经验，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兵还要从头学。

水稻成熟了需要脱粒。我记得好像是在山上工作了几年以后，连队组织到昆明市郊区帮助农民收获水稻。到了田间我们才知道，成熟的水稻要用人力从干涸的土地上拔出来，再运送到附近的大木箱往里摔打。这种操作方法让我感到奇怪。收水稻为什么不用镰刀呢？脱粒为什么不用脱粒机呢？记得我在北京上小学时，经常跟随母亲去部队郊区农场帮助麦收，大家都是用镰刀，又快又好。脱麦粒也有专门的脱粒机。怎么许多年后在昆明市郊区农村收获水稻，居然还是原始的人工操作？！面对大片的稻田，一株株成熟的水稻要拔到什么时候？！这里的农民真是不容易呀。

八、伟大的哈尼人

好，书归正传。为了在元阳梯田观看日出，我们一早起床，趁着天未亮急忙赶往“多衣树”景观。路上有不少学前幼女叫卖熟鸡蛋。看上去她们一个个的也就是四五岁，肩上挎着篮子，手里攥着鸡蛋。一个熟鸡蛋卖两元，到处追着游客跑。我们这些准备看日出的战友，看到可怜的孩子，有的拿出五元钱买两个鸡蛋；有的说给她们一元钱，不要鸡蛋。我在想，这些幼女的家长们，也许就是在利用游客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为了几个鸡蛋的钱，在黑乎乎的道路上，又是汽车又是游客，女童的安全完全置之度外，而且她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难道真是家境贫困需要用这么小的幼女来“创收”？！我不得而知。

“多衣树”是一个村寨的名字。不少哈尼族人居住在这个村寨，也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帝赐封宗瓦土司的所在地。村寨里至今还有当年的司署、家庙等遗址。在“多衣树”，主要是看日出时的美丽景色，旭日、彩云、山峰、梯田和雾霭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还好，我们终于等到了日出。大家都在惊叹，战友们也很高兴，我端起照相机，同时又拿出手机，拍下了许多令人沉醉和感动的梯田美景。它们有的像油画，有的像水墨画，还有的像木刻和剪纸，轮廓分明，色彩鲜艳，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充分体验这种清晰的视觉感受。

面对阳光照耀下的美丽梯田背景，战友们纷纷合影留念。我也给王桂凤、史金风两位大姐和他们的家属李师傅和葛师傅拍照，留下难忘的纪念。

说到李师傅和葛师傅，还有一段佳话。在去往元阳县民俗文化村参观的路上，一个梯田的景点，我们大家准备一起照合影。忽然一阵风，将郑淑华大姐头上的太阳帽吹跑了，掉在了几米深的土坎下的水田里。郑姐说，帽子掉就掉了，不要了。但李师傅找来一根木棍，拴上铁丝，伸到水田里打捞。战友们正说着话，又见葛师傅翻身跳下土坎，走上窄窄的田埂。大家都劝他当心，安全第一。葛师傅却说：“没关系，我心里有数。”只见他虽然年近七十，依然身手矫健，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将落水的太阳帽捡了回来。战友王淑华大姐，很有“抓拍”的意识，将葛师傅在田埂上走路的动作收入镜头。一件小事，反映了我们这个战友团队的友爱和互助精神。

参观元阳梯田的最后一个景点是“坝达”梯田。“坝达”来自哈尼族语言，意为“离天最近的地方”。“坝达”梯田面积大，约一万四千多亩；线条优美，立体感强，而且极其壮观。与“老虎嘴”和“多衣树”景点相比，“坝达”梯田地势陡峻，层层叠叠，从只有海拔八百米的麻栗寨河边沿山而上，坡陡田陡，坡缓田缓；山岭相连，交错贯通，一直延伸到海拔二千多米的山峰。据有关资料统计，若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达到三千七百多级，上万亩梯田组合在一起，远看犹如登天的阶梯，气势磅礴，蔚为大观。

我在想，万亩梯田也是从一块块土泥巴垒起来的，就像万里长城是从一块块青砖砌出来的一样，没有这些渺小的细节和局部的积累，哪里会有规模宏大的梯田和万里长城。老子说的“九层高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做好细节和局部，是做好宏伟事业的基础。没有细节，就没有伟大。

在返回昆明之前，我们来到一个村落参观了元阳县民俗文化陈列馆。在陈列馆，我看到了展板详细介绍哈尼族的历史和语言。由此，知道了哈尼族的来历。哈尼族的一部分祖先来自古代的羌族。据历史资料记载，氐羌族原游牧于青藏高原，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从甘肃西部经四川跨越大渡河进入云南。这些进入云南的古代羌人曾在滇池湖畔繁衍生息，被称为“昆明人”。西汉时，处于游牧游耕状态的哈尼先民在民族分化过程中，无法与其他部落抗争，加上民族内乱和战争频繁，逐渐向南迁徙。其中一部分到滇西南经大理、保山、西双版纳进入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一部分至哀牢山、无量山广阔地带（今景东、新平、景谷、建水、石屏、元江、墨江、红河、元阳、金平、绿春、江平等地），与红河流域土著融合。到了明朝，来自应天府（南京）柳树湾的汉族将领沐英率兵征服云南，就地屯兵，与当地哈尼族联姻，留下后代，也成为今天哈尼族人的一部分祖先。

正是哈尼族人千百年来的辛勤劳作，才有了举世闻名的元阳梯田，成为祖国大地的艺术杰作，中华民族的骄傲。

九、值得记忆的花絮

这篇散记的前面曾引用过唐朝韩翃的诗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那么，请允许我摘下一片美丽的花絮，作为这一篇系列散文的结尾。

建水、元阳走一趟回来，虽然我感觉身体有些疲惫，但精神状态良好，也认为很值得。尽管建水古城和元阳梯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当兵时就存在，却没有机会去看。毕竟那个年代，作为士兵的我们既没有条件，而且部队也不允许。

刚好这两天我在观看央视纪录片频道的节目《科恩看中国》。科恩今年八十七岁，是一位美国记者。1957年，应中国青年联合会的邀请，二十七岁的科恩随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四十多位青年代表访问中国。科恩带了一台摄影机，跑了中国许多地方，也拍摄了许多视频资料。回到美国，他把这些资料编辑成纪录片，在美国民间放映，作为客观介绍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在阔别中国五十八年之后的2015年，科恩再次带着摄影机来到中国，沿着当年的路线，采访当今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之所以要加上这一段内容，是因为科恩在回忆1957年的中国时，看到的是物质不够丰富，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的社会现状，人们努力工作既是为了国家的建设，更是为了自己的温饱。老百姓还没有钱去购买高档商品，也没有钱去旅游。而且科恩还特别强调了一下，那个时候也没有“旅游”这个词。

我想不仅没有“旅游”这个词，反倒有个贬义词叫“游山玩水”。那个时候的人们只能工作、学习和劳动，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就是“不务正业”，“游山玩水”更是大逆不道，因为你是贪图享乐。这些思想观念应该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代的局限性。改革开放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职业和工作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生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回到昆明，立刻有云南战友与我联系，说是要介绍一位原在总站一连当兵、现在昆明铁路公安工作的战友，名叫张小鹏。说他能歌善琴，会摄影和书法，也重战友情。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家园》杂志[注]需要这样的作者。当晚，我们就在入住的酒店附近找了一个简单的地方相聚，我邀请北京战友白纪总作陪。参加聚会的战友有季云红、张再光、赵雷、阎红、张小鹏和他的夫人谭艳。

张小鹏也是一位一米八的大个子，戴一副黑边眼镜，长得文静秀气。他特意背着吉他参加聚会。大家坐定后，小鹏便取出吉他，主动弹唱一首由乔羽作词、谷建芬作曲、毛阿敏演唱的《思念》。歌声响起，大家屏息静气。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做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挤压在我的心头。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

小鹏演奏得很投入，声情并茂，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热烈鼓掌。

张小鹏1965年出生，天津市人，1982年特招进昆明军区通信总站二营一连，当过文书。1984年调入云南武警总队宣传处工作，1986年毕业于武警指挥学校后提干，1993年转业到昆明市铁路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小鹏的夫人谭艳也很优秀，湖南人，1986年入伍到云南武警总队指挥学校，1988年参加全国武警女子散打比赛获得亚军，荣获国家一级武士称号，1990年转业到昆明市铁路公安局，现为特警支队女子大队队长。

谭艳安静地坐在我们中间，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窈窕淑女竟是全国武警散打亚军、女子特警大队队长。

季云红、张再光与我是同一年入伍的女兵。她俩原先在一连，后来调到我们二连。两个人都是技术骨干，表现优秀，分别在部队提干。季云红后来转业到云南省公安厅工作，也是我们的公安同行。两个人目前都已退休。

赵雷，1963年出生，祖籍河南漯河。父亲是军人，解放大西南时随十四军入滇。赵雷1979年12月入伍，在位于汤池的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训练。1981年调到通信总站一连，在音响分队从事报务工作，后来到纠察台。1986年退伍到云南省地矿局工作至今。

阎红，女，1960年出生，1979年入伍，在通信总站二连“单边带”工作。1981年退伍到昆明市百货公司工作至今。

说到阎红，我们还有一段“缘分”。八年前，也就是2009年10月16日，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歌》系列散文之九。这个系列散文是我于2009年5月重返昆明老部队营地后回北京写的回忆文章。“之九”的内容是当年我在连队洗军装时遇到的事情，并配有二连宿舍的图片。当时有许多战友和博友留言，其中有一位昵称“真公主”的人也留下了评论。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文章特别是相片，激动的心情很难平静。因为我也曾经是901军营的一兵，1979年进入二连，那些房屋是我住过的地方。三十年的光阴让我百感交集。感谢前辈精彩的文章和照片，开启我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2009年10月22日22点25分）

看来这位“真公主”也是901的战友。但她是1979年到二连的，而我是1977年退伍的，当然不会认识她。虽然不认识，可毕竟是先后同在一个军营的战友，友谊自然就加深了许多。几年以后，我才知道“真公主”的真名叫“阎红”。而这一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时间相隔了八年，却依然是一见如故，似曾相识。这就是战友的缘分！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的集体。

小鹏热情的歌曲又响了起来，把我从思绪带回现实。这些歌词发自我们的内心，战友是亲切的称呼，是崇高的友谊。如果在战场上，面对枪林弹雨、炮火硝烟，特别是危急关头，许多战友都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护其他战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战友情。即使几十年过去，只要战友有机会相见，总会狠劲地拥抱，用拳头捶打对方，热泪长流！

[注] 当时我担任公安部全国公安文联会刊《家园》编辑部主任。

2017年6月初稿，2022年7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