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探家

一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当兵快满四年的我终于可以探家了。

一般来说，士兵的服役期为二至三年，最典型的就是野战军，很少有超期服役四年的老兵。那时候，部队还没有实行志愿兵和士官制度，作为士兵，要么提干，要么复员。而通信部队就大不相同了。例如，报务员，仅仅收发报训练就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再上机实习，积累经验，到能够独立工作值班，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二三年的服役期岂不可惜了？因而在我们报务中队，当兵五六年、七八年的老兵有的是。所以部队规定，战士入伍到第四个年头，可以回家探亲。

夏雨秋风，冬去春来。转眼间，我在云南大山里当兵竟有四年了，从一个十五岁的毛孩子长成十九岁的小伙子，成熟中有些匆忙，喜悦里包含惶恐，工作和生活按部就班，已经没有新鲜感，前途也是未知。这些或许是我们那一代年轻士兵的普遍想法，也是人生面临的一个困惑吧。

我开始准备带给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的礼物，三年多存下的津贴费派上了用场。爸爸喜欢吸烟、饮茶、喝酒。我托战友买了不少产自云南的香烟，还买了云南的花茶、红茶等，又买了几瓶当地产的白酒。给妈妈买了一盒云南白药、一斤天麻和半斤三七，给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买了精致的笔记本和红蓝两芯的圆珠笔。还有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再加上我的换洗衣物、路上看的书籍，塞满了整整两个大提包。

东西准备好了，又开始计划回家的路线。其实，北京兵探家是很方便的，昆明有直达北京的列车，他们从昆明火车站上车就可以直接到北京，尽管路途上需要三天三夜的时间（后来成昆铁路通车，抵达北京的时间缩短到两天两夜）。但我和其他北京兵不一样。我入伍后，父亲因为调动工作离开军委总政治部，全家搬到了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某海军基地。我探家肯定是要去这个地方。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一定是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但是昆明没有直达福建的火车，中途需要转车，那么，怎么走怎么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不小的考验。

我写信问爸爸探家路线应该怎么走？爸爸查了地图并凭他多年出差的经验，告诉我应该买昆明到上海的火车票，然后到江西省鹰潭镇下车，再乘坐由北京、上海或其省市开往福州的火车。在福州市下车后，要去长途汽车站购买开往宁德县礁头镇的长途汽车票。在礁头镇下车后，还要购买开往三都岛的船票，乘船到三都，再找海军部队，就可以找到家了。

记得当年山东莒县入伍的老兵鲁守祥说，张明还是个孩子呢，从来没走过这么错综复杂的探家路线，弄不好就把他丢了，到不了家或回不了部队。这确实反映了一部分老兵的担心，他们很关心我。虽说探家路线复杂又陌生，让我很头疼，但硬着头皮也要走。四年了，父母和家的召唤，谁也挡不住。为此，我提前去昆明火车站询问相关事宜，工作人员的答复与父亲告诉我的一样，乘昆明至上海的列车，在江西鹰潭倒车，但火车票可以买到福州，再签字转乘。这一下我放心了。

1974年10月初，连队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我立刻准备出发。印象中昆明开往上海的列车是上午发车。因为我所在的部队在昆明市北郊的山里，所以要提前到昆明市住一夜。记得我先去位于昆明市西坝河通信总站转报站的部队营地，在老乡北京兵的帮助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准备乘公交车去昆明东站，结果转报站的北京兵为了送我，集体和我一起乘公交车前往昆明火车站。我特别感动。

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乘坐绿皮硬座客车，感觉很新鲜（当兵到云南时乘坐的是黑色的闷罐子货车）。车厢里有许多探亲回家的上海知青，他们多数来自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有一位知青就坐在我的对面，几乎和我一路上都在聊天。听他谈到自己的兵团生活，对一个城市学生来说，确实非常不容易。几年来，他在上海和云南之间往返两三次，长期乘火车有经验。他告诉我，你要脱了鞋把两只脚放到对方的座位上，不然的话时间一长，两条腿会肿。

白天坐火车容易对付，看看书、聊聊天，望望窗外的风景，时间就打发过去了。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因为不管你有多困，你只能在座位上坐着睡觉。从昆明到江西鹰潭，火车需要跑三个白天和两个夜晚，这么长的时间都要呆在火车座位上，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哪怕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三天两夜熬下来，也要掉下几斤肉。我就特别佩服上海知青，他们白天围在一起打牌，热热闹闹；夜晚便换上工作服或雨衣，钻到座位底下安安静静地睡觉。我是军人，穿着绿军装，还佩戴领章帽徽，既不能敞胸露怀，也不可以说话随便，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和军人形象，这可就受苦了，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风尘仆仆不知疲倦的列车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这一天终于有了盼头。晚上十点钟，车厢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下一站就是江西鹰潭，停车时间为三分钟。我一听便着急起来，车厢里那么多人，又随身携带许多行李，才给三分钟的上下车时间。当时喇叭里播送的是《骑兵进行曲》，这首曲子我原来特别喜欢听，但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心情焦虑和下车后不知怎样转车的情况下，这首旋律欢快的曲子反倒让我厌烦起来，而且更加不安。

列车到站了，我急急忙忙挎上军用挎包和水壶，把行李架上的两个大提包拿下来，用宽背包带拴好，搭在肩膀上，前后各一个，手里攥着车票，匆匆与上海知青和周围的旅客告别，向车厢门口挤去。

二

天已经很黑了，站台上有几盏稀稀落落的路灯，光线极暗。下车的旅客跨过铁道，向不远的一座平房走去。这里就是鹰潭站，也是火车开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站。那座平房是一个检票口，进站和出站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过了检票口是一个小广场，许多旅客席地而坐，在等候自己要乘坐的列车。那时候，国家还不富裕，即使是县一级的鹰潭镇车站，也没有候车室，旅客们都是露天坐在地上，大包小包堆在旁边。我到售票窗口询问开往福州的列车何时到？售票员说，北京开往福州的列车于夜间十二点三十分路过鹰潭。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晚上十点三十分，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我拿着车票在检票口签注，然后，在人群中找了一块空地坐下，用背包带拴好行李，等候北京的列车。

从历史上看，鹰潭可是个老地方。西周以前这里属扬州管辖，战国后期属于楚国，秦始皇统一后属于九江郡。西汉时属余汗县，东汉时属鄱阳郡，宋朝时属江东路饶州，明朝时仍属饶州府。清朝顺治属广信府，同治三年鹰潭设镇，为建镇开始。解放初期，鹰潭属贵溪县。1957年1月，鹰潭镇从贵溪县划出，作为县级镇。直到1974年10月我探家时，鹰潭镇仍属于县级镇，归江西省上饶地区专属。当然，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鹰潭已经上升为地级市，而且是江西省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

在小广场上等候列车的有许多旅客。他们说话声音高高低低，我一点也听不懂，似乎多是江西当地人。但令我惊异的是鹰潭车站广播喇叭传出来的女声，她说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很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居然有如此标准的普通话播音员，让我特别地吃惊。时间一长，困意袭来，开始我还强睁着眼睛，不一会儿竟睡着了。待突然惊醒时，发现周围的旅客少了许多。我也不知道几点了，赶紧跑到售票窗口看时钟，夜里一点零五分。我急急忙忙去问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人家说北京的列车早就驶过了。

“怎么，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人家问我。我说：“没听到，睡着了。”人家又说：“我们鹰潭站的播音员可棒了，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怪不得。”我自嘲地说，“就是因为太棒了，我听入了迷，完全放松下来，睡着了，就被耽误了。”

当天夜里已经没有开往福州的列车了，第二天中午还有其他地方开往福州的列车在鹰潭站停靠。我问自己，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到天明吗，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睡一觉？于是，我决定在鹰潭住宿。

后半夜了，离开站台，我深一脚浅一脚摸黑走了约半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鹰潭镇政府招待所。在前台询问，刚好一个三人房间还有一张空床位，我有幸挤了进去。同屋的两个人也是军人，辽宁省抚顺市人，在江西上饶当兵。由于困极了，说了几句话我便睡着了，迷迷糊糊，好像听到他们两个一直在说话。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早晨八点钟。洗漱后，我准备在街上买些早点吃，顺便到鹰潭镇转一转。鹰潭镇中心，其实是一条弯弯曲曲很窄的石板街道，许多小商小贩聚集在道路两旁做生意，很像现在的农贸市场，但远不如今天的农贸市场整洁规范，但是，农民菜篮子里的东西没有污染和作假，远比今天的菜篮子干净和纯洁。这里既没有柜台，也没有管理人员，乱乱哄哄，吵吵闹闹，显得杂乱无序。我身高一米八四，穿军装并戴着领章帽徽，瘦高瘦高的，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一堆孩子和成年人追着我看。这是因为当地人又矮又瘦又黑，平均身高只有一米四五，突然见到街上有个一米八多的解放军，感觉特别高大和突兀。那阵势，大概就像今天的姚明来到我们中间一样稀奇和惊叹。

我简单浏览了一下，这个小小的市场，除了蔬菜、瓜果、肉蛋交易以外，还有小百货、中草药、当地土特产等等，零零散散的还有中医问诊、说媒算卦的、正骨拔牙的摊位。特别是拔牙的商贩，整个人看上去黑乎乎的，地上摆放的拔牙工具也是脏兮兮的。面对这样的景象，我就在想，谁敢在这里拔牙？怎么也要去医院嘛！更何况，好好的牙齿拔它干嘛？当然，那时候，我还是年纪轻阅历少，这些商贩交易的对象应该都是当地的农民。人的年纪大了，难免会有牙齿不好最终需要拔掉，农民钱少，也不会因为拔颗坏牙，奢侈得跑到县城医院动刀钳。

我不愿像动物似的被展览，便匆匆走了一圈返回招待所。在这里既没有看到“鹰”，也没有看到“潭”，心想这地方白白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

由于我在北京城里长大，很少看到乡村城镇农民现场交易，还是当兵来到云南在宜良县汤池镇街上才见到。因此对这些情景印象深刻。记得我到家后和爸爸谈起这件事。爸爸说农民很苦，买些需要的东西完全是靠自己家里的“鸡屁股银行”，即养鸡下蛋来换购商品。

说起农民养鸡，就要回到我即将转乘的开往福州的列车。午饭后，我赶到鹰潭站转车。这是一趟比较简陋的列车，始发站是哪里我记不清楚了。上车一看，车厢内坐满了旅客，他们身上的服装要比昆明开往上海那一趟列车的旅客差了许多。车厢行李架上塞满了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和油布包，还有许多竹编的大筐小筐和长长的扁担，甚至占据了车厢过道。

列车运行起来，我才知道这是一趟慢车。慢车就是大站停，小站也停，因为经常停车，运行的速度自然就慢下来。由于当时我也分不清楚快慢车次，以至于后悔上了这趟慢车，在车上熬时间。前文说过，白天还容易些，夜间最难对付。

十月初的夜晚，已经有些凉了。车厢的窗户都在关闭状态，空气混浊，味道难闻，置身于其中，根本无法躲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忍耐。也许是我连续几天乘车疲劳的缘故，渐渐地竟睡着了，直到后半夜被公鸡打鸣的声音吵醒。

公鸡打鸣的声音来自车厢内。也不知是哪位旅客把活鸡也带上火车了，公鸡不知是什么地方，时辰一到，便一丝不苟“履行职责”，把我们的美梦吵醒了。谁能和公鸡生气呢？车厢里的旅客都笑起来。

咣当、咣当，列车终于抵达福建省福州市，离家又近了一步。下车后，我问清楚长途汽车站在什么地方，便背上行李直奔那里。待赶到长途汽车站，才知道开往宁德县礁头镇的班车每天一趟，当天的车已经发过了。那么，我只得在福州市再住一夜。

三

与昆明市一样，福州市也是省会城市，而且福州市的历史更加久远。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文化，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狩猎和从事农耕。不但能够磨制石锛、石斧、石刀，还掌握了纺织、制陶的技术。战国至秦汉时期，福州闽族先民与越王勾践后裔融合，形成闽越地方政权。自汉武帝平定闽越，并大量迁民过来，福州这一繁荣的地方王国曾一度凋零衰落。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太守严高筑子城，开凿西湖、东湖灌溉农田。随后，东晋衣冠士族与百姓南渡，许多姓氏举族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提升福州为都督府，府治设在州城内（今天的鼓屏路），福州之名始用至今。唐末，王审知主政福州，建立闽国。随即大兴土木，建立“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城市格局。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张伯玉主政福州，采取“编户植榕，绿荫满城”，从此，福州美称“榕城”，声名远播。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清朝的通商口岸之一，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福州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74年10月的福州市，虽然还在文革期间，但主要商业区，例如东街口依然显得繁华和热闹。城区街道两边都是垂着气根的榕树等热带植物，大街小巷充满了虾酱的味道，人们赤脚穿拖鞋，嘴里伊利哇啦不知说的是什么，让我这个从云南来的北京人感到陌生和不适应。

为了乘车方便，我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在前台办理住宿登记时，我考虑，不知能不能直接填写“三都澳海军基地”？便在“目的地”的栏目里填写了“福州市”三个字。旅馆工作人员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说：“福州市？”我点了一下头。事后一想，人家问得对，你到福州市不回家，住什么旅馆？由此可见，是我自己填写的内容不合逻辑。只是现在想来，旅馆实在是没有必要了解住宿顾客的目的地。人家旅客去哪里凭什么非要告诉你旅馆呢？需要在你这里住宿，花钱就行了。旅馆只需要知道旅客在你这里住几天就可以了。

后来，我发现有两个军人也住在这家旅馆。一个是陆军士兵，要去同安县回部队；另一个是海军干部，也去三都澳海军基地，正好与我同行。陆军士兵是福建当地人，普通话说得很好。他听到我说话，就问我是不是北京的？我说是。他又说，那你怎么从云南过来？我说原先父母在北京，后来调到福建工作。他说我们部队也有北京兵，和你说话一样。由此可见，从一个人的口音，就可以辨别他的居住地。但是，外地人比北京人强，特别是南方人，既会当地话，又会普通话，根据说话的对象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而北京人，到哪儿都是同一种口音，腔调单一，不会变化。聊天当中，这位海军干部认识我父亲，特别是军委总政调来的干部，海军基地的人还是熟悉或知道的。也正是由于这位海军干部的帮忙，我顺利地找到了家。当然，这是后话。

晚上睡觉时，我发现这家旅馆的蚊帐与昆明部队营房里的蚊帐不一样。在部队，每个战士都会备有一顶蚊帐。棉制的，长方形，中间开口。睡觉时，人钻到里面，把蚊帐布帘掖进褥子底下，就可以安然入睡了。这里的蚊帐是圆锥形的，蚊帐很高，布帘从上面吊下来，把整个床罩住，感觉挺新鲜的，很是流线、简洁、省力，而且布料滑爽、挺括，像是涤纶制品，透气性比棉制蚊帐好，也相对结实，让我眼界大开。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海军干部一道与陆军士兵告别。我趁陆军士兵不注意，悄悄往他的旅行包里塞了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早餐时，每个人都是粗粮和细粮搭配。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谁都舍不得吃细粮，先把窝头和白薯吃了，剩下一个白面馒头，让来让去谁都不动。走时，海军干部让我拿着，我也不好意思。最后，我悄悄给了陆军士兵。但没有告诉他。后来海军干部说，你应该告诉他，要不然他也不知道，放在旅行包里就坏了。我没有说，是担心他知道后再拿出来给我。

那个时候，因为一个馒头，即使相互间不熟悉，也能体现出部队官兵之间的礼貌和谦让。现在想来仍然令我感动。记得当时流行一首男高音马国光老师的独唱歌曲《一壶水》，我至今记得它的曲调和歌词：

六月骄阳红似火，我们爬山又越坡，口干舌燥心里甜，满怀豪情唱起歌，满怀豪情唱起歌。

连长问大伙：同志们渴不渴？你一言，我一语，齐把那话儿说：要说渴，真是有点渴，嗓子冒烟脸冒火，我能喝它一条江啊，我能喝它一条河！说不渴，也不渴，这点困难算什么！祖国的江河在胸中，我的心里荡清波，我的心里荡清波。

连长把水壶递过来，一股暖流涌心窝……我传给你，你传给我……嗬！全连同志尽情地喝……哎？一壶水没喝完，你说这是为什么？

小小水壶装着五湖四海，装着五湖四海，盛着官兵团结的心一颗！

现在官兵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不了解也不便评论。只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官兵关系，起码是相互尊重的，谦让、平和、融洽。

开往宁德县礁头镇的长途汽车与电视剧《围城》里的长途汽车差不多，外观和内里都很简陋。我们去的早，买到了坐票。海军干部长得很秀气，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们也是走一路，聊一路。我发现海军的军装特别漂亮，白色大檐帽，白上衣，蓝裤子。海军士兵的军装就更具特色，帽子有飘带，上衣有披肩，还有海魂衫，潇洒而浪漫。相比之下，我们陆军的服装，显得有些呆板和单调。说到海军的服装，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海军士兵的军裤是侧面开口的，这是因为水兵在舰船上训练、操作，由于空间狭小，有时候正面会有一些机械性地剐蹭。为了安全和避免事故，水兵的裤子一律侧面开口。但当时中国女性的裤子也是侧面开口，所以，有些小孩子看到水兵的裤子会说“叔叔穿了阿姨的裤子”。这个笑话在海军部队里流传很广。

阳光下，咿咿呀呀、左摇右晃的长途汽车从福州驶出后，分别路过连江、丹阳、罗源、飞鸾，然后抵达礁头车站，用去了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同行海军干部的带领下，我来到码头，排队等候乘坐渔民的机帆船。上船后，二十分钟后抵达三都岛。

四

过去，在我的印象中，小岛肯定是弹丸之地，周围都是水，就像北京北海公园内的琼岛。但进入了三都岛，才知道还有这样大的海岛。当然，几十年后，我去了海南省和台湾，就见识到了更大的海岛。

三都岛是“三都澳”的一个岛。再加上青山岛、斗帽岛、白匏岛、鸡公山岛等，三都澳共有五个单岛，一个半岛，十四个屿，十七座礁，五处滩涂。三都澳的海水最深处有一百多米，港湾内海面风浪小，是一个天然良港，可以停泊十万吨级的大型船只和军舰。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岛，是被海水环绕的陆地；屿，是小岛；礁，是海水中距水面很近的岩石；滩涂，海岸附近沉积而形成的浅海滩。

三都岛是三都澳最大的岛屿，面积约二十六平方公里。岛上有山峰，有土坡，还有平地，港口。在岛上居住的人们有许多。我探家时，岛上有三都公社，还有银行、邮局、医院、学校等等。海军部队也驻守在海岛上，部队的许多舰船停泊在三都澳内。基地内到处是穿着上白下蓝军服的海军官兵身影，我一身的绿色陆军服装，倒是特别的显眼。

我扛着两个大提包，沿着石台阶向土坡上走。那位海军干部帮忙打听和询问我们家的住处。过了警卫连，再走一段台阶就到了。我邀请海军干部一起到家里做客，他说要去招待所赶紧办理住宿手续，晚了可能就没有床位了。我说如果没有床位就来我们家住宿，他笑了笑没有回答，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至今都对当年这些陌生人之间的战友情谊和官兵关系心存感激。

我看到一座二层小楼，像是住着几户人家。一层的阳台是敞开的，有一位阿姨正在阳台上择菜，我上前询问我们家的门牌。阿姨问我是什么关系，我说是家里的孩子。阿姨放下手里的菜就大声喊：“秀萍，快，儿子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阿姨是蓝叔叔（副参谋长）的夫人。

秀萍是我妈妈的名字。妈妈当时正在炒菜，丢下锅铲，急急忙忙出来看我。正在刮胡子的爸爸也出来迎接。我连忙叫“爸爸、妈妈”，却突然感觉到这两个称呼生疏和绕嘴，因为四年没有张嘴叫过“爸爸妈妈”了。

四年没见，觉得爸爸妈妈苍老了一些。如果天天见面，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两个妹妹闻讯也蹦了出来，她们看到了一个长成大个子的我，说话瓮声瓮气，不像四年前的哥哥了。那时候，我身高一米六三，还是童音，尖声尖气。记得在部队打电话时，对方都以为我是女兵呢，即便是熟悉的北京兵都听不出来。十九岁，已经是一米八四的小伙子了。两个妹妹也都长高了，一个一米六九，一个一米七零。大妹上高中一年级，小妹上初中二年级。我当兵那年，她们还都在上小学。

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当然是最幸福的时刻。虽然家庭地址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总政宿舍，搬到了福建省宁德县三都岛，但是家里的柳条衣箱、被褥、日用物品、锅碗瓢盆，还有爸爸的书籍，都是从前熟悉的模样。那个每天需要上弦的“双铃马蹄表”，还在滴滴答答勤奋地走着，很有孔夫子“不舍昼夜”的味道。懵懂中，好像又回到了四年前。

1970年12月，我接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武装部的入伍通知书。当时，妈妈去山东接兵不在家。爸爸带我去武装部报到，领来了军装和棉被，教我如何打背包，还带着我去天安门广场照相。我也是急着与初中同学、大院的小伙伴们告别。妈妈知道我要当兵，匆匆忙忙赶回北京。全家人一起去北太平庄照相馆照了“全家福”。走的时候，爸爸亲自去火车站送我……

旧时情景历历在目，好像昨天一样。

晚餐时，妈妈加炒了两个菜，全家人围坐在一个木制的圆桌旁，高兴地说着笑着，其乐融融。

分别四年了，家的感觉真是不一样，无比的温暖和亲切。路途上的疲劳和辛苦早已抛到爪洼国去了，当兵期间的日思夜想终于成为现实。

五

按照部队的规定，探亲假十五天，路途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在三都岛，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同时也是新鲜的。

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外出散步。妈妈逐个为我介绍岛上的情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走到海堤时，我对妈妈说，我从没尝过海水的滋味。人们常说海水又苦又涩，我想尝一尝。妈妈说可以，尝一小口，然后马上吐出来。于是，我下到海堤与海水持平的台阶，双手捧起一掬水送入口中，果真又苦又涩，急急忙忙吐了出来。

海水的颜色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反射天空的颜色。如果是晴天，海水是蓝色的；阴天又变成了青灰色；到了晚上，海水又呈现出黑色。阵阵海风传递着清凉和潮气，还有海水淡淡的腥味。

爸爸身体不好，准备去上海住院治疗。文革期间，军委总政治部受到严重冲击，各级领导被打倒，成了走资派。组织瘫痪，工作停滞…… 后来，取消总政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建制（过去是大军区级，后改为正军级），只保留保卫部。原有的军事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部一律调出北京疏散到外地。作为军事审判员（现在称军事法官）的爸爸，从总政调到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基地，工作性质有了一个极大转变。到福建以后，作为部队政治部的领导，爸爸一切都要从头来。仅仅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身体就严重的不适应，每天发低烧。

一开始，爸爸扛着，尽最大力气坚持上班。特别是跟着舰艇出去拉练时，与年轻战士同吃同住。在舰艇上任凭风吹雨打，坚持参加训练和作业，深入了解、体验基层官兵的工作和生活。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年近五十岁的人，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最终导致上吐下泻，严重损害了健康。起初爸爸以为是感冒，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后来低烧不止，肺部受到感染，人也乏力，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经过福州军区总医院、上海海军医院和北京海军总院的多次检查后，最终的结论是患上了“胶原病”——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而且，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还没有可以治疗的特效药。每次，爸爸都是发烧不退、咳嗽不止被部队送进医院；待治疗一段时间，症状得到了一些缓解，爸爸又急着要求出院回部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再住院，如此循环往复，后来不得不停止工作长期病休，直到1986年4月去世，享年57岁。

我探家时，爸爸准备去上海住院治病，在家里多住几天，也是为了等我回来。四年的军旅生活，使一个孩子长成了大人。除了工作和生活，爸爸问我，会不会今年或明年就退伍了？我说，还没有想这个问题。爸爸又问我，退伍以前能不能争取入党？我回答，这个说不好，因为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爸爸问，你在连队到底表现得怎样？我回答，工作、学习、生活作风和团结同志都没有问题。爸爸的态度严厉起来，那么，为什么党组织没有发展你？说明你还是有问题。我回答，连队老兵很多，许多都是老团员，等待发展。爸爸说，你不要强调客观原因，自己努力争取嘛，入党又不讲论资排辈。爸爸这样一说，我就不好回答了。我说，尽量争取吧。爸爸听了我的话特别失落，那种失望的表情我至今难忘。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子女政治上的严格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那个时代政治气候的。

其实，连队党支部早就把我列入培养对象，而且计划就是我探亲归队后安排填写入党志愿书，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但是，没有任何人对我透露这些消息，而且，我也不会向任何党员去打听，党的纪律也是不允许的。这些情况我自然是不知道的，否则也不会让父母失望和伤感。

爸爸喜欢读书和买书。书柜里的书籍不少，多涉及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特别是古典文学最多。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外，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套《史记》、《春秋左传》、《三国志》，有《尚书引义》、《汉书选》、《后汉书选》等，还有《诗经》《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楚辞集注》，以及《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陆游诗选》《李商隐诗选》等，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刘大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史书。

1974年，还是文革期间，也是文化禁锢时期，书籍的出版发行，多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爸爸有许多文革前出版的书，其中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只是爸爸很谨慎，不让我带回连队看，只允许我带走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写的《诗词格律》、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常用字典》和《汉语成语词典》。这些工具书，对阅读和学习很有帮助。我还想多带些书，爸爸就说，一个战士不要带那么多书，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现在想来，爸爸的意思是不愿意我搞特殊化，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士兵嘛，就要像个士兵的样子，又不是大学生。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求知欲是非常旺盛的，在部队时也买了不少书。当然，这些书肯定不符合一个士兵的“身份”。比如说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等（请参阅我写的散文《军营里的读物》）。虽然谈不上认真研读，但开卷有益，多多少少会有阅读上的收获，许多内容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和促进我未来的知识结构。年轻人好学上进、雄心勃勃又好高骛远，现在想来尽管有些不切实际，但也无可厚非。

六

三都岛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海岛生活环境，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惊喜，也是过去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的，就像一座美丽、清新、充满别样生机的自然景致的大公园。它的四周被辽阔而又平静的蔚蓝色大海所环抱，海水波光粼粼，渔船的白帆如剪纸一般，在水面上星星点点。拍打翅膀的海鸟在空中划着弧线穿梭起伏，并发出愉快的叫声。岛上的山峰被绿色植物所覆盖，阳光显得更加明媚和灿烂。对比中，只有露出水面的褐色礁石嶙峋怪状，像金刚一样矗立不动，任凭风吹浪打。

三都岛的空气极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空气污染，连机动车都很少。海水也干净，没有人工大量排放的污染物。物质不丰富有不丰富的好处，起码资源和环境没有遭到破坏，食品、水和空气都是安全的，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坑蒙拐骗，道德、良心、信誉比金钱和利益更重要。环境好，社会风气好，人也淳朴。

我对三都岛的另一个印象就是海产品极其丰富。在岛上的国营水产店和农贸市场上，都可以见到新鲜的大黄鱼、墨斗鱼、带鱼、平鱼、章鱼、青蟹、梭子蟹、大虾、小虾、皮皮虾、蛏子、牡蛎、海螺等等。特别是大黄鱼让我印象深刻，这种鱼不仅个头巨大，而且肉质鲜嫩。如果从鱼头到鱼尾剖开一半，就像整头猪的半扇猪肉一样大，甚至还要大些，我可是开了眼界。当然，这要和鲨鱼或鲸鱼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海洋里的动物，个头要比陆地上的动物大。即便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比起鲸鱼的体积来说还是要小许多。

记得那时候，三都岛上的大虾才三四毛钱一斤，当然。那时候人们的收入也不高。当兵第四年，我的津贴费是每月十元。普通工人月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我在部队每天的伙食费也是三四毛钱。包括柴米油盐菜肉水电等等。一斤大虾的价钱相当于一天的伙食费用。相比之下，海军的伙食标准要高许多，特别是潜艇水兵，每日伙食费标准是四元，当时的空军飞行员的每日伙食费标准不过三元多。因而，部队流传的笑话，在三都岛上陆军守岛部队的司务长买菜卖肉，正精打细算与卖家讨价还价时，海军的司务长过来对卖家说，不管多少钱，我都包了。可见海军财大气粗。自然，这只是笑话。

三都岛的开发历史也不算短。早在唐代已有开发的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84年）设立税务总口。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这些条约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特别是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给日本，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在此不久，1898年，三都岛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美、英、日、法等十三个国家在这里设立办事处，开办洋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等，1899年三都岛设立海关，1905年成立大清帝国电报局，就连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也在这里设立分行。可见当时的三都岛航运业、渔业和商业兴旺发达。来过三都岛的历史名人也不少，宋代的陆游、朱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郑和，还有当代已经故去的胡耀邦、李先念、郭沫若、钱伟长等，而且郭沫若还留下“良港三都举世无，水深湾阔似天湖”的赞美诗句。

三都岛的早晨天亮的早，我会在起床后沿着住地附近的土路上跑步、散步活动身体。路过北山时，看到了一座醒目的外国建筑，式样很别致。后来才知道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堂，哥特式建筑。好在文革时没有被毁掉。我探家时，这座教堂是海军招待所。我从边上走过时，感觉教堂盖的很结实，窗户是那种立式尖形的，拼花玻璃，五颜六色，极为美观。国外建筑，除了注意外观的造型之外，更注重基础的牢靠和内部的使用。我们单位在部里时，我每天路过正义路的东交民巷，那里也有当年的英国银行等旧式建筑，可以看到墙壁和基础用材的坚固与牢靠。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只要不遇破坏性地震，再用上几百年也没有问题。三都岛上的教堂也是如此。

一转眼，十五天过去，探亲假到期了。毕竟是军人，毕竟在连队，就是千山万水、亲情无限，还是要归队。爸爸身体不好，还有组织照顾；妈妈工作顺利，我也放心；两个妹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也有她们自己的美好前程，更不用我担心。我只是自己把兵当好，不要让父母失望就行了。终于，我踏上了返回云南部队的旅程。

回家真好！

2016年8月5日初稿，2022年7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