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网站用户
每当我看到随秋风飘舞的银杏树叶盘旋落下，洒满一地金黄的时候，心情也会惆怅起来。自然界既让生命蓬勃的诞生和发育，也让生命最终走向枯萎和死亡。新陈代谢，谁都无法抗拒。
时至今日，当年与我们一起在连队共同生活过的战友，已经去逝有不少人了。这些战友在我的记忆中都曾是欢蹦乱跳的小伙子，青春、俏皮、憨厚、朴实，也有一本正经的、爱搞恶作剧的和耍小心眼儿的，但都是一水儿活泼可爱的军旅小青年，我们的好兄弟。
1971年的秋天，我从昆明军区（1985年整体撤销）报务训练大队培训结业后，被部队分配到军区通信总站电报站的报务中队，后来改为一营二连和二营二连。与我一起来到报务中队的还有另外十四个同年入伍的北京兵。
那一年，我们还是新兵，都是前一年刚从中学走出来的学生。在报务中队，士兵的构成分为四个军龄段，最早的是1968年入伍的兵，其次是1969年入伍的贵州兵，第三是1970年入伍的山东兵和四川兵。而1968年入伍的只有两个人，两个都来自四川重庆。后来，在我1977年3月复员之前，又补充了1973年、1974年、1975年和1976年入伍的士兵；我退伍离开连队之后，继续有新兵入伍来到二连，直到1985年军区撤销，正可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在部队，除了干部之外，在士兵中军龄越长越有威信。因为，当兵时间越长，也就越有经验，干部也不好放开手管理，有的老兵和连排干部的军龄一样长，所以，部队中流传着“老兵油子”最难对付的说法。
在连队，士兵之间是很讲老乡观念的。“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自同一家乡的军人相互交往没有距离，彼此都感觉亲切。与此相对照的是，超越“老乡”范围的交往，就像刚开始接触陌生人一样，要有一个熟悉和认知的过程。这种以地域“老乡”为纽带连接的群体，也是那个时候部队特有的人际交往现象之一。
相对于朴实憨厚的山东兵，贵州兵就显得机警和狡黠一些。他们当中也分化成两类人，一类是准备提干的。那时候，部队的副排级干部都是从班长或士兵里直接提拔，后来才有了从军事院校分配过来的毕业生。另一类是没有提干、服役期已满，准备复员的人。这两类人在连队的行为截然不同，前者工作积极主动，善于表现自己；后者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老兵之间私下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身穿绿军装，当兵走四方；混个铁饭碗，两年回家乡”。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对后来的新兵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一、张满昌
张满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中等身材，瓜子型脸，微笑的时候，会发出朗朗笑声，讲一口极富特色的贵州遵义方言，看上去十分风趣。只要是集体活动的场合，如吃饭、劳动、打球或文艺活动等，张满昌一到，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
记得有一次集体劳动，我们二连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盖房子搭建报务训练教室，在夯实房屋地基的时候，由几个人共同体力操作。我们要把沉重的铁饼抡起来，再让它重重的落地。一下，一下，一点，一点，夯实，移动，这是一道极费力又枯燥的工序，操作的几个人还必须同时用力，铁饼才能抡起来，落点也才能准确，所以，操作时要有人喊劳动号子，一齐用劲才行。
“伙子们加把劲呐，嘿呦！铁砣高头飞呐，嘿呦！用力向下锤呐，嘿呦！别看铁砣重呐，嘿呦！就像涮坛子呐，嘿呦！看那幺妹子呐，嘿呦！肚皮翘起来呐，嘿呦！生个龟儿子呐，嘿呦！也来锤铁砣呐，嘿呦！”
喊到这里，大家已经笑得没有力气了。喊劳动号子的人正是张满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内容的劳动号子，可以说是张满昌对劳动号子的原创了。
那时候，士兵要么穿布鞋，要么穿部队发的胶鞋，只有干部才穿皮鞋，戴手表。张满昌是老兵了，尽管是士兵，也穿上“三接头”皮鞋，戴上“上海牌”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奢侈品，能戴上价格为一百二十元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在我们的连队是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
因为张满昌太调皮，太爱出风头，或者是他没有“进步”的要求，所以，他从部队退役的时候，竟没有入党。在部队，士兵把入团、入党、提干看得很重，组织上也是这样要求每一个军人。那个时候，相对于地方来说，在部队入党要容易一些，毕竟是一个进步向上的集体，歪风邪气很少，年轻人也单纯。
2006年6月我去贵州，在贵阳市见到当年的连队副指导员汪大本，谈起张满昌时，说他患了急病已经去世几年了。
我很为他惋惜。一个性格那么开朗的人竟然在五十岁左右时先走了，当年他欢蹦乱跳的身影和喊劳动号子时的狡黠神态还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二、许正木
许正木在贵州遵义入伍兵里是年龄最小的，别看他个头不高，头却特别大，和我一样戴的是一号（最大号）的军帽。许正木的眼睛也特别大，忽闪忽闪的像个大姑娘。他的脾气也像女孩子，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尤其是遇到女兵说话时，还没有开口，许正木的脸就先红了，像粉红色的桃子。
前面说过，我们是一营二连，最早称为无线报务中队。此外，我们营还有其它三个连队：一连，亦称有线报务中队，主要担负有线电报和电传的通信联络任务。一连有不少女兵，来自北京、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值得一提的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军也在一连当兵。三连，亦称机务中队，主要担负载波和机修任务，也有女兵。四连，亦称话务中队，是军区长途电话总机，四连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兵，男兵只有一二个。
有女兵的部队真好。因为青春靓丽、英姿飒爽的女兵是部队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们男兵每天都可以大饱眼福。但是，千万记住，女兵是精美的艺术品，只能观看和欣赏，不能有邪念，而且男女战士之间绝对不能谈恋爱，这是部队铁的纪律。
我曾和许正木一个班，那是在他提拔任台长后。许正木收、发电报的技术都很好，工作认真谨慎，这与他细腻的性格有关。我们进机房值班，许正木是领队带班，机房的工位也由他来安排。我清楚地记得许正木给我安排的工位联络对象有临近的大军区、野战军和军分区，这些单位的通信设备都很棒，尤其是大军区，信号十分清楚，也容易找到。最不好寻找的是一个叫“西藏筑路指挥部”的电台，因为他们流动性大，又在西部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因而无线电信号特别微弱，每次都要仔细寻找才行。所以，一到联络时间，许正木都要和我一起戴上耳机在收信机的无线线电频谱中反复寻找，直到锁定目标电台的呼叫信号。
由于北京和贵州遵义千里相隔，语言自然不能完全相通。有一次开玩笑，许正木问我北京什么东西最好吃，要我探家回来带给他尝尝。我说北京的“大耳刮子”最好吃，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他不知道是什么食品，以为是西瓜子或葵花籽等坚果类的食品，还特意去问别的北京兵，遭到别人的取笑，回来找我算账。现在想起来就好笑。需要说明的是，“大耳刮子”是北京土语，意为“抽嘴巴”。这个土语存在已久，古典小说《金瓶梅》里就有这个土语。
那时候，北京兵里写日记的人也许只有我一个（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这要感谢我的父亲）。每天晚上，我会把一天的事情做一个梳理和小结，然后上纲上线的谈认识，灵魂深处闹革命。写完了，便把日记本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我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心想如果哪天我成了英雄，这些日记就是一个英雄成长的记录。现在翻看部队时期的日记，感觉别有一番情趣。
许正木居然偷看了我的日记。幸好，那里面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例如今天的香港影视明星电脑里的“艳照”之类），满载着一个青年对英雄人物的美好憧憬。许正木竟然被感动了，用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我。过去，他只把我当成一个新兵蛋子、普通中学生，谁知身边还藏着一个跃跃欲试的“后备英雄”！
1977年3月，我复员离开部队回北京。后来听说许正木与一连女兵张云丽结婚了。张云丽，生在云南，部队南下干部子女，与我是同一年的兵，在部队提干，任报务训练教官。
许正木转业后在昆明市的新华书店工作。再后来，他因病在昆明去逝。
三、杨乾发
说实话，杨乾发属于我不喜欢的那一类人。当然，也许人家同样不喜欢我。我在这里谈得不过是自己的一些主观感受。
在我的眼里，杨乾发一脸的严肃，整天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很有些假正经。一双挑剔的眼睛时刻上下打量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他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新兵蛋子想干什么？”可以想象，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一定不会心情舒畅。
杨乾发也是准备提干的老兵，在未提之前，特别是当着我们新兵的面，俨然摆出一副已经是“干部”的架势，把我们这些新兵训得找不着北。
杨乾发的发报技术不错，节奏准确，点划均匀，有一定的节奏感。手键发得好的人，都有一定的节奏感。报务员要求收发报技术都要好。例如，我的抄报技术不错，每分钟可达一百六十个电码左右，而且准确无误。但发报技术相对差一些，虽然也是节奏准确，点划均匀，有节奏感，但速度慢一些，每分钟大概九十个电码左右，发快了，点划就不均匀了。
按照过去的编制，报务员是干部，服役时间要长一些。无线电通信是部队的喉舌，工作岗位极其重要，人员相对要宝贵一些。但我们是大军区的通信总站，联络关系广泛，配备的报务员要比其它部队多许多。就拿我们连（报务中队）来说，除了文书、炊事员、饲养员和收发室，全部是报务员，而连队又不可能提拔所有的人，那么普通士兵就肩负起报务员的责任，所以，我们连队的士兵服役期都很长，当兵六年、七年、八年甚至九年的都有，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志愿兵、士官之类的编制呢，而野战军的士兵服役期也只有两三年。
据我所知，入伍来自城市的士兵，愿意在部队提干的人不是很多，而农村入伍的士兵，都希望能在部队提干，从此改变人生的命运。从后来的结果看，那些提干的农村兵，多数都把家安在了城市，而没有提干的农村兵，都回到农村继续当农民。所以，能够在部队提干的农村兵，应该是比较优秀和十分难得的。
让我改变对杨乾发看法的是我的一次生病。可能是水土不服，或者是不能经常洗澡的缘故，我的后背长了两个痈疮，肿胀化脓如两个小馒头一般大，疼痛难忍，甚至发高烧。由于痈疮长在后背，我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侧身而卧，翻过来调过去，把胳膊和腿都压麻了，再加上疼痛，像地狱一般煎熬。我不能工作和训练，只能等候痈疮化脓烂透。记得那时部队的卫生员，只给我每天口服六片合霉素，但没有任何效果。那时候的部队缺医少药，有多少生病的战士都是自己忍着，除非到特别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时候才送往医院救治。
部队营房统一安装的是木制高低床。在房间里，我睡上铺，杨乾发睡下铺。我每次翻身都要特别注意，轮换着左右侧卧，不到压麻了不翻身，生怕影响下铺的杨乾发。由于我疼得睡不着觉，一整夜要来回翻身上百次，又因为生病卧床，不能工作和训练，拖累了集体，内心深感不安，同时，又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痈疮何时才能好，竟难过得暗自落泪。那年我十六岁，现在十六岁的孩子，大概还脱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呢。
杨乾发似乎看到了我苦闷的心情，主动问寒问暖，还到炊事班给我打来了病号饭。若在平时，我在上铺来回翻身影响他睡眠的事情，他早就朝我发火了。但这次没有，他亲眼看到长在我后背的痈疮，大概也体谅到我的痛苦。人若是设身处地经常替别人着想，社会上的纷争起码会减少一半。
杨乾发正式提干后，我们就不在同一个班了。待我复员回北京之后，听说他转业在昆明市安家落户。后来又听说他患了肝炎，长期治疗，又迁延不愈，最终因肝病去世，大约五十岁出头吧。
四、吴荣章
吴营长比我们年长许多岁。当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开外了。吴营长个头矮矮的，大概只有一米六零左右，也是贵州人，参加过抗美援朝。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营长曾对我讲起抗美援朝的事。他说美国的情报系统很发达，在朝鲜时，吴营长所在的部队夜行军时，头顶上的美国飞机用汉语向地面喊话，说“志愿军某某军某某师某某团的弟兄们，你们……”听到飞机上的喊话，吴营长和行军的战士都感到奇怪，美国兵是怎么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的？
别看吴营长身材不高，但声音及其洪亮，讲话干脆利索。而且，他熟知全营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的名字。
作为士兵，能和营长接触，除了全营队列会操和大会，就只有在篮球场上了。
吴营长特别喜欢打篮球，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小动作。由于他个头矮小，在球场上接球、抢球和传球就是一个问题，但面对我们这些一米八多的大个子，他毫不示弱。当篮球飞过来，你刚要跳起来接球，他在下面或者拉你的衣服，或者偷偷踩你的脚，叫你无法起跳，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吴营长就把球抢走了。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不管是拍球，还是走步，连跑带扔，反正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球投进篮筐了。
营长的这些鬼动作把我们气坏了，可是又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吹哨的裁判当然是偏向营长了。营长犯规裁判假装看不见，我们刚一接球，正在组织进攻，裁判就吹我们犯规，一群一米八多的北京大个子，硬是打不过一米六零的贵州、四川小个子，每次比赛的结果都把我们的鼻子给气歪了。我们发誓再也不与他们比赛，可是一到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吴营长就抱着篮球来找我们，死缠烂打，软缠硬磨，弄得我们这些北京兵没脾气，最终灰溜溜地跟着吴营长去球场。
那时候，晚饭后打篮球是我们一天的黄金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电视还没有普及，普通连队根本就没有电视机，打篮球成了我们唯一的一项娱乐活动。现在想来，吴营长没有一点架子，善于和士兵打成一片，连他在球场上的犯规动作都显得活泼可爱。后来营长转业了，在贵州某地政府机关担任一定的职务。几年前从战友那边传来消息，说他因病去逝了。
五、王小丽
王小丽是我们营区内长途话务连的女兵，也是本篇回忆录里第一位的女兵。
在昆明军区（1985年撤销）上层机关，提起通信总站“东海”话务连的王小丽，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小丽，北京人，1955年出生。她的年龄不仅和我一样大，而且当兵前我们就认识。我们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总政宿舍大院，而且住在同一栋楼。我家住三单元，她家住四单元。小时候因为男女生不在一起玩，所以对她的情况不是太了解，只知道她还有妹妹。她妹妹常和我妹妹一起玩耍。
前面说过，1971年秋天，我在昆明军区报务训练大队培训结束后被分配到军区通信总站一营二连。那时候，王小丽在四连当话务员。四连是军区的长途电话连，代号“东海”。
读者肯定会觉得奇怪，住在同一个城市大院，为什么当兵还能在同一个部队？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昆明军区有关招兵的部门连续两年都到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招兵，新兵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相互认识就是难免的了。
那么，王小丽作为一个普通的话务员，为什么会名声在外如雷贯耳呢，这要从她的当兵经历说起。一个人的十五岁，在法律上还是未成年人；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讲，也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家庭抚养而独立生活。王小丽十五岁当兵，之前还是一个中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关爱和照顾，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一下子投入到部队的大环境里，根本无法适应。例如，部队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艰苦繁重的训练和劳动，循环往复的夜间值班，枯燥单一的日常生活，寡淡无味的连队伙食等等，也许这些内容叠加在一起，会让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十五岁的女孩子更加想念父母和北京的家。王小丽竟独自一个人偷偷离开部队营区，跑到昆明火车站，却不知道应该怎样买票乘车，在站台上徘徊了许久。工作人员问她去哪儿？她说要回北京找妈妈。人家又问有票吗？她摇摇头。尽管她穿着军装，工作人员还是觉得她形迹可疑，最终被车站扣留，联系部队后，话务连派人将她接回。
有了这一次，话务连吸取了教训，对王小丽“严加看管”。这一天，又有战士报告，说王小丽“失踪了”。连长气得大骂王小丽所在班的班长是“废物”，命令全连战士立刻寻找，其中一路人马沿下山的路寻觅直奔昆明火车站。其余的人拉网式的“搜山”。几个小时过去，仍然不见王小丽的踪影，连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等着连长是否向上级报告时，王小丽睡意惺忪打着哈欠回到了连队宿舍。她看到同志们诧异的目光感到十分奇怪，大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像看动物似的看着我？
原来，王小丽困了，跑到山洞内废弃的通讯设备机房睡大觉，昏天黑地一睡就是大半天。什么队列训练、劳动和值班，一概不管不顾，直到自己醒来。
话务连连长哭笑不得，却又没有办法，总不能因为睡觉就给她处分吧，何况也没有耽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和目瞪口呆。
“东海”的任务就是负责接转军区所有部队的长途电话，部队的军事线路要求随时保持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所以，“东海”的每一位话务员责任重大。
这一天是王小丽值班。某军分区亮起了红灯，称有急事要向军区汇报，请东海总机迅速接通。但由于往来的电话很多，都要话务员一个一个转接，因而这个军分区的电话没有及时接通。当时，军区某部门一位副部长，一直等着这个电话，见东海迟迟没有接转过来，便发了脾气，打电话过来问是谁值班。王小丽回答是自己值班。这位副部长开口便骂她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连个电话都接不过来？王小丽一听也火了，这是什么领导，怎么动不动就张嘴骂人？你越着急，我就越不急。她把通往军分区的三条线路全部插上电话线堵住，我看你这个副部长有什么办法？这一下电话更接不通了，军分区的话务员绕行其它军分区转接也不通，气得这位副部长干着急。他直接打电话对王小丽说：“告诉你们通信总站的主任，再接不通电话就枪毙了你！”王小丽用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台词回答：“告诉司令也没有办法，还是给老头子发电报吧。”真的把这个副部长的鼻子都给气歪了。
王小丽的举动把东海当时的领班吓坏了，她急忙通过保密专线为领导接通了军分区的电话，并一个劲儿的解释王小丽是个新兵，刚刚值班没有经验，还请领导多多包涵等之类的话，问题才得到一时的缓解。最终，连队领导决定将王小丽调离话务员岗位，去了炊事班。再后来，通信总站又将她调到城区的市话连，不久，又决定她复员了。这次真的要回北京见妈妈了。
今天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固然有王小丽不妥的地方。但这位副部长不分清红皂白动辄骂人并随意说要“枪毙”人的行为，也不是一个高素质的人表现出来的领导方式，起码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许有了王小丽这种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量和精神，才让这位领导知道，未必所有的士兵和下属都会惧怕他的淫威。他更应该懂得如何去尊重和爱护士兵和下属，否则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和平时期，除了法律，谁也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复员那一天，战士们都会去火车站为老兵送行。列车车窗是开启的，身穿绿军装但已经摘掉了帽徽和领章的王小丽坐在窗口，旁边围拢着四连和六连的女兵战友。王小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一边啃着苹果，场面十分热闹。
那一天，我也去火车站送连队复员的老兵，但我不知道王小丽复员，也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这时，有一位四连的女兵过来找我，说是王小丽叫我过去。
在这种公开的场合，男兵和女兵是比较忌讳在一起的，就怕别人说闲话。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和王小丽打招呼。我说你也复员了？她说是的。然后，她问我什么时候复员？我说快了，今年不走明年走。那时候，大家都挺虚伪的，不直接说心里话，即使想在部队入党提干，也要假装说想早复员回家，我也未能免俗。记得当时自己还没有入党，就算复员，也要解决了组织问题再走，但我嘴上却不好这么说。王小丽拿出一个精致的带盖的玻璃杯，说送给我留作纪念。本来我想推辞，但看到她认真执拗的眼神，不好推辞只得接受。我忽然想起也应回送她一件礼物。因为身上没带钱，便向一位老兵借了5元钱，跑到车站小卖部，买了两盒藕粉送给她。开始她也不要，我执意要给，她就收下了。
不久，火车要开了。她向我招手再见，我也向她招招手。随着列车的远去，这段记忆也就朦朦胧胧了。1977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由于工厂所在地距总政北太平庄宿舍不很远，我是单身汉，又懒得一个人买菜做饭，便经常骑单车去总政宿舍食堂买饭吃。有一天，我在院里遇到王小丽，也是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她主动邀请我去她家坐坐，我们聊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她完全是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天不怕地不怕，转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有些世故的人。她很羡慕我在部队入了党，并后悔当初她在部队时的任性和不懂事。我还劝她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现在开始好好干。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很看重自己的事业。但她有些唉声叹气，感觉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境遇不很满意。我还劝她想开些。
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战友聚会时，有人说王小丽自杀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会呢？她遇到了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呢？后来我听说是她生活中矛盾重重，家里人和周围的亲戚对她又不够理解和包容，导致精神抑郁，最终跳楼自杀。
我想起在部队时她偷偷跑到火车站要回家找妈妈的经历。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家庭，有父母可以依靠，有亲人可以倾诉，这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一旦家庭和亲人的温情没有了，那么生命的希望也许就破灭了。
六、潘为和
山东战友潘为和因病去世，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潘为和是山东省莒县人，1969年10月入伍的士兵。我们曾在一个分队，同住一个宿舍的上下铺。他是老兵睡下铺，我是新兵睡上铺。我们还是同一年复员退伍，在火车站同乘一趟列车离开昆明，各奔自己的目的地。
潘为和与其他的山东兵略有区别的是他博闻强记，喜欢历史故事，特别是《隋唐演义》，羡慕“瓦岗寨”这帮起义英雄，尤其钟情于罗艺、罗成父子。我想，这大概与“自古山东出好汉”的情结有关。潘为和言必称罗成是出了名的，按现在的话说，是罗成的忠实“粉丝”。甚至可以说，我对《隋唐演义》的了解，离不开潘为和日常的熏陶。
记得有一回他将自己保存完好的《隋唐演义（简本）》借给我看，也让我痴迷在里面不能自拔。特别是书中有一段青春美貌的女子与英俊潇洒的罗成相互爱慕的细节描写：那女子喜欢罗成，却又摸不准罗成对她的态度如何，直至罗成送她“项间之物”，她才知道罗成“用意甚明”。看到此处，我就不明白什么是“项间之物”？为什么赠送“项间之物”就“用意甚明”？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问，会被老兵取笑，也就只好埋在心里。现在想来虽然可笑，但如果了解十年动乱时期的文化专制，以及年轻人所处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一次，潘为和一边剪指甲一边说，过去在家里从来不剪指甲，干农活把指甲都磨没了，来到部队还要剪指甲。他曾告诉我，即使不能提干，他还是愿意在部队当兵，和农村比起来，至少可以吃饱饭，体力劳动也少，部队还能发衣服穿。
说到当时农村的艰苦生活条件，与南方相比，北方要更差一些。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学习，大家没事闲聊天。1969年入伍的贵州老兵何天武，就当着潘为和等山东兵和我们的面讲了一件山东兵的“秘事”。说刚到山上不久，他看见公共厕所茅坑旁边有许多土坷垃。清理完了又会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发现是山东兵大便后擦屁股时使用的土坷垃。潘为和等山东兵窘得很。我觉得不可思议，多脏呢，皮肤也容易擦破感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北方农村的普遍现象。南方农村条件好一些，他们会在河边方便，用表面光滑的鹅卵石擦拭。如果我不当兵，就不会知道农村的艰苦。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城里方便时用的手纸是“马粪纸”，后来才有了较好一些的卷纸。
大作家贾平凹曾写过一个讥讽的笑话，说当城里人用纸才屁股的时候，农村人用土；而农村人用纸擦屁股的时候，城里人用纸擦嘴。贾平凹是农民出身，对家乡和农民充满感情。写到这里，要特别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农村的艰苦环境有了极大地改善。
当年连队文书左恒臻老兵曾电话告诉我说，潘为和复员后在家乡担任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很辛苦很努力，积劳成疾而去世。
七、李 树
李树去世了。消息传来，我心里一惊。2009年5月，我和四十多年前一起入伍的北京兵去云南旅游，在昆明探望战友时李树还健在。记得那天是战友大聚会，晚餐后，由于兴奋，战友们就在餐厅空地纷纷献艺。那时，我和李树坐在一起，还与他交谈了一会儿。由于当兵时我和李树不在一个分队，与他的关系不是很熟，记忆也多是碎片化的，不完整。
李树1948年出生在昆明市滇池湖畔的一个农民家庭，1968年参军入伍。李树是圆脸，大眼睛，个头不高，体型略胖，皮肤稍黑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生活在北京话和普通话的环境里。入伍来到云南省昆明市，听到满大街的人讲昆明话令我好奇和茫然。即便是在连队，那些来自贵州和四川的老兵，他们的家乡口音也让我一时难以适应。但是相处时间长了，云贵川的语言还是容易听懂的，吐字与普通话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字的发音声调不一样。还掺杂着一些俚语和习惯用法。若说全国各地方言，最难听懂的还是福建话和广东话。但是人家有本事，面对不同的交流对象，既可以说本地话，又可以说普通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比我们北方人本事大。
李树给我的第二印象是他的活跃性格。李树原来在一连，这是主要担负有线电报传输任务的连队。按照不同的传输形式分为电传电报和手键电报。电传电报简称“电传”，手键电报简称“音响”。一连人数是女兵多男兵少，在我眼里挺神秘的。我们是二连，主要担负无线电报传输任务，包括连排级干部等都是清一色的男人。男兵中除了十五个北京兵以外，均为贵州、四川和山东老兵。无线电报的传输形式完全是手键。随着部队通信设备的发展进步，引入了“单边带”通信技术，而且可以用无线电传输电传机打字信号，这就大大提高了通信传输的效率。与此同时，也给我们二连带来了新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都是传统的手键工作方式，没有人会使用电传机。上级决定从一连抽调部分人员到二连，帮助培训男兵操作电传机技术。李树和几位女兵就调到了我们连。那时的李树已经提干，担任“单边带”分队的分队长。我感觉他的性格十分活跃，能和女兵打成一片，与二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也很熟悉，说话办事十分放得开。由于他的家就在昆明，每逢周末就请假回家，往来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当地人称“单车”)。我记得那辆自行车挺漂亮的，后车架好像是电镀的。那时我特别羡慕他，一是可以经常回家，二是与女兵关系融洽。我的家在北京，后来父亲由总政调到海军东海舰队，在总参工作的母亲和两个正上小学的妹妹也都跟着去了，家就安在了福建。按照部队的规定，战士当兵到第四年才能探家。可李树和那些家在昆明市的女兵，周末就可以回家见父母，多幸福呀。从一连调过来的女兵，给二连带来一股春风。但是男女有别，再加上部队有严明的纪律，除了工作关系，男兵和女兵是不可以随便接触的，而李树能与男兵、女兵打成一片，特别是和一连的女兵十分熟悉，显得轻松、活泼。
其实，最应该写一写的是李树的为人。连队的一位干部转业回北京，李树忙上忙下，跑前跑后，还到北京为这位转业干部联系工作，其间费了许多的心思和精力。因为那个时候，即使是北京入伍的战士提干以后若想转业回北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有转业回北京的指标，否则北京方面不予接收。我记得当时一个在三连提干的北京女兵，就因为等不到转业回京的指标，只好按士兵待遇复员。因为士兵的复退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些按士兵待遇退伍回京的部队干部，北京就不再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安置，而是按士兵的待遇安置，例如工人、汽车驾驶员、商店售货员、公交车售票员等所谓当时的“八大员”。
即使转业回到地方，李树也不忘战友情谊。1999年，曾经在二连工作、又转业到地方的一位战友因病去世，他的家属带着正在上学的孩子去昆明市东郊跑马山扫墓。那时候，跑马山墓地还没有通车，路过的公交车是停在很远的地方，下车后还要徒步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李树知道这个情况后，告诉这位战友的家属，说他的单位距跑马山墓地很近，他可以找辆汽车送这位战友家属去墓地扫墓。第二年，这位战友家属事先联系了李树，他果然借了一辆面包车早早等候，然后开车送战友家属到墓地，一同为去世的战友扫墓。
李树从部队转业后，安置在昆明市水泥预制管厂工作。这家工厂主要是为市政和环保部门制作水泥管道，生产效益一般。李树在工厂做保卫工作，收入不高，而且他的家庭负担很重。李树的妻子是农业户口，他们还有三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全靠李树一个人的收入养家。那个时代与现在不一样，人们在自己的单位和工作岗位一干就是一辈子，条件再不好也是将就和忍耐，很少与组织讲价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活跃，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便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体现自己的价值。
前面说过，2009年5月我们来昆明战友聚会时，我曾与李树交谈过一会儿。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言谈之中，他对自己转业到地方后几十年的状态是不满意的，包括他的事业和收入。其实，这是军队干部转业后较为普遍性的问题。他们在部队时收入相对较高，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从事军队的技术专业。一旦转业到地方，又会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而且部队的许多专业技术到地方根本就用不上，还要从头学起。例如李树，以及我知道的一连和二连绝大多数干部转业和士兵复员都改行了，也包括我在内，继续从事通信技术工作的只有几个人。那么，在部队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成就的一番事业，最终会随着转业与复员付之东流,这对一个人来说，损失是很大的，毕竟人的一生也就是那么几十年。好在部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经常举办一些军转干部培训班，提前为转业干部做些相关的培训和准备工作。
后来，我听说李树退休后返聘，又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不久因突发高血压病猝死，也就六十多岁，十分可惜。我们那个年代的战友，今天差不多都六十岁以上了，经历过物质贫乏和艰苦生活的岁月。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可又是上有老人和下有孙子辈，都需要我们去关怀和照顾，所以，身体和健康就是硬件条件了。
我希望我的这篇系列文章，不仅仅是对逝去战友的深情怀念，更重要的是对还健在的战友满含希望：我们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开心快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幸福健康每一天。
八、“蚂 蚁”
这里的“蚂蚁”不是昆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是人，可我与这个人从未见过面，也不知其真实姓名，但确确实实又是我的战友。
这就奇怪了，既没有见过面，又不知道名字，怎么能称其为“战友”呢？
十七年前，也就是2005年12月，我在老战友白纪总的帮助下，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博客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只存在电脑和手机里的虚拟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写文章，贴照片，播放视频，还可以与其他博客作者互动交流，相互阅读、评论和留言。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展示自己心灵和外貌的平台，还有一个时髦的词，叫“自媒体”。
尽管写博客对今天来说有些过时了，却仍然可以说它是一种人与人交流的新型和特殊的方式。之所以说“新型”， 是说这种交流和互动可以不问姓名、不顾及性别、年龄、相貌、学历、家庭、职业的限制，甚至陌生人之间都可以进行交往。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它与过去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有很大区别，它不是面对面的交往，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虚拟空间交流，受到互联网的制约和限制。
我和“蚂蚁”就是在博客交往中认识的。“蚂蚁”是博客的名字，也是作者的昵称。最早的交流时间是2008年7月23日，那一天的晚上10点51分，“蚂蚁”在我写的回忆去世父亲的文章《发黄的卡片》里留言说：
“经常在别人的博客里看见你，今天过来溜达溜达，不想收获不小。原来警察有一颗很真、很孝顺的心。你笔下的父亲有些地方很像我的父亲，他们是执着坚韧的一代人。”
当时在博客里的留言可以保存下来（现在不行了），随时登录博客都可以看到。
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中午十二点半，我顺着“蚂蚁”的留言，点击进入这位“蚂蚁”的博客。发现原来是一位当年的女兵，她写了一篇回忆战友的文章，而且贴上了1973年她和战友在河南省洛阳市报务训练队时的合影。我想，这位“蚂蚁”应该与我是同时代的军人。从照片上看：红色的领章帽徽和绿色的军装。于是，我在她的这篇博文下面写下留言，内容是“人物写的很有特色。”
博客交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相互往来”。你给我留言，我也给你留言；你不给别人留言，别人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给你留言。因为你不是名人，没有成千上万的“粉丝”整天围着你转。名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粉丝”们关注。普通人的博客交往就是你来我往，相互阅读、评论和留言，非常简单，而且要耐得住寂寞。
因为都曾当过兵，毕竟感情会近一些。而且，“蚂蚁”告诉我，她也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北郊的“山上”呆过，这让我十分意外。“山上”是我们的口语表达，是指位于山上的“军营”，当年是昆明军区（1985年撤销）通信总站电报站和长话站工作生活的营地。“蚂蚁”于1982年11月从兰州军区（2016年撤销）通信总站调入昆明“山上”军营，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五年了，当然不会认识她。
在我写好并逐步贴出《我的青春我的歌》这篇重返部队军营的系列回忆文章后，“蚂蚁”不仅认真阅读，还写下了热情的评论和留言。下面摘录几段“蚂蚁”的评论和留言内容：
“好文笔，虽平实却生动，虽跳跃却流畅……耐读好玩。照片中的女兵个个风采依旧没错，男兵们则不是全部都能称得上是‘神采奕奕‘了……哈哈！（2009-9-210:58）
“‘大山’、‘山上’、‘901’，是我们对营房的简要称呼。‘下山’，即去昆明市里；‘上山’，即回部队。山上的照片照得真好，可惜我没福气再上去了，只有从张明这里截走了，留着咱们将来也学着你写到山上的事情时借用一下，版权不变，可以吧?收藏了!谢谢哈!（2009-9-211:06）
“熟悉的铁峰峰顶好多年未见到了。老实说，当年调回昆明被分到山上，心里很憋屈，后来发现一大帮子同年兵们整天价乐呵呵的，才开始慢慢从佩服她们到喜欢上了901。可惜我呆的时间太短了。感谢你的文章，又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些虽单调，但却很开心的岁月里……佩服你对那些旧址的考证和记忆。这篇，俺也收藏了！谢谢哈！（2009-9-815:47）
“又是一篇佳作，指导员，大烟囱，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性格和国家政治经济的象征啊!欣赏学习收藏了！指导员好年轻！大烟囱怎么还在冒着烟呢？（2009-9-1509:31）
“呵呵！好诙谐的文字，好靓丽的图片！越写越有味啦！严重赞赏和学习了！那位要闹钟和写鉴定的老兵的后事如何呢？我估计还是很适应当今社会的。哈哈哈！陈（祖荣，作者注）指导员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两家单位曾经是邻居呢？东方红水库也在山上？我是1982年底到的901，1985年转业的。（2009-9-2811:47）
“很棒的一篇回忆录。场景，人物，事件都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欣赏学习收藏了！谢谢哈（2009-10-1217:00）
“一杯杯酒水下肚，升腾起融融的暖流和浓浓的情谊。这种战友之间的情谊，与一般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是不能比拟的。记性真好，一本曾经读过的书名还记得？佩服了！看来这本书一定对你后来的成长大有裨益吧？三十六年前后的同一个地方的照片真有意思。三十六年前的警察可是很标致呢！如今发福了？哈哈！昆明的天空多蓝啊！我为此骄傲，为此感动了！（2009-11-2018:01）
“哈哈哈！这一篇写得最轻松。好几段都生动得忍不住大笑起来！姜英（乔英的化名，作者注）是我们连的吗？我应该认识。但是怎么照片上看不出来呢？好着急！我可以转走此文吗！照片不转了（2009-11-2314:30）”
……
这些留言和评论，可以看出当年战友一颗滚烫的心。没有共同的军旅生活经历是不会这样认真阅读、热情留言的。如此的博客互动，特别令我难忘。
2008年9月22日中午十二点半，我在博客里贴出了散文《与时尚对话》。这是一篇虚拟的记者问答文章，目的是针对一些流行的社会现象阐述自己的观点。小标题有“非婚同居”、“性教育”、“山难引出的话题”、“平庸的快乐”和“组合美人”等等，曾公开发表在2003年第一期《金盾》杂志。“蚂蚁”看过后，不但热情评论，而且将文章中的“平庸的快乐”转载到她的博客。她的留言是这样写的：
“今天结束了‘二十天’的休假，回到办公室。因为等待着退休的被批准，工作的担子即将卸去，所以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拜读战友美文了。很喜欢和赞赏文章的风格和观点。结合自己目前的心态，尤其喜欢‘平庸的快乐’这一节。可能会把其搬到我‘家’，没有征得同意，不介意吧？（2008-9-2810:52）”
留言中提到的“我家”，是指“蚂蚁”的博客。而且，通过她说的已经申请退休，可以判定她的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我在前面说过，博客交流都是互动的。我也经常阅读“蚂蚁”的博客，常常沉浸在她描写的氛围里，欣赏着，感动着。同时，我也写下了许多评论和留言。在一篇“蚂蚁”写的“我们家族的一个光荣”回忆文章里，我得知她的外祖父叫娄子仲，1895年出生，曾经是著名音乐家聂耳的老师。博客中有一张1924年的黑白集体合影照片，其中有十二岁的聂耳和二十九岁的音乐老师娄子仲。
渐渐地，我也大致知道了这位“蚂蚁”战友的简历：
“蚂蚁”，女，1955年8月18日出生，1970年11月28日从云南省禄丰县入伍，在铁道兵某野战医院当了一个月的炊事兵，然后调到陕西安康一二八野战医院电话班。1973年6月入党，1978年3月调到兰州军区（2016年撤销）通信总站，1982年11月调到昆明军区通信总站，1985年大裁军时转业，2009年11月退休。
后来，我得知“蚂蚁”患重病，还做过化疗。我也和其他博友一样，鼓励她积极治疗，祝福她早日恢复健康。因为博客是虚拟空间，这样的文字交流时断时续，形成的友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时间一长也就相互淡忘了。
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又上网重新阅读了“蚂蚁的博客”。“蚂蚁”从2007年8月27日在新浪网建立博客，直到2013年12月16日的最后一篇文章，持续时间六年零四个月，共发文章六百八十八篇。除了个别文章是转载的以外，基本都是她的原创。她写的文章题材多样，有思念父母和当年战友的，有回忆过去部队生活经历的，有描写家庭亲人的，还有点评社会现象的，内容丰富多样，图片也是琳琅满目，很值得阅读和欣赏。
在博客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很少谈及个人隐私，而且，这种交往也大多没有功利性，多数人联系也不会长久。
几天前，我看到微信战友圈晒老图片。当年的女兵，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合影，一个个英姿飒爽，而且都是熟悉的面孔，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军营，感慨万端。就在女兵集体合影的图片中，看到一位云南女兵，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不知道她的名字。刚好另一位女兵也在问这个人的情况，熟悉的人就说她叫“马晓榆”，两年前因患肺癌去世了。我猛然间想起来，这位女兵是不是“蚂蚁”呢？“蚂蚁”也是后来因为患癌症，做了手术并进行化疗。我急忙打开她的博客，见最后一篇博文是“六年后，下雪了”，时间是2013年12月16日，距今天快十年了。再从她的博客里找到当年的照片对比，我确定为同一个人：“蚂蚁”就是“马晓榆”，而且她曾自称“XY”，现在看来正是“晓榆”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
人生短暂，世事无常。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但愿战友“蚂蚁”在世界的另一端能够生活愉快，继续书写她的人生经历和灵魂感悟。
最后，我录制马晓榆的一首小诗作为本节的结尾，以示纪念。
军旅生涯赤（作者马晓榆）
游博海，遇雅致，从此一发难收拾，泼墨互励志！
别军营，情未移，闪闪红星照心池，军旅生涯赤！
九、杨旭良
杨旭良，四川省万盛县人（现为重庆市经开区），1946年出生，1968年入伍。
从外观上看，杨旭良是个美男子。他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而且还是一米八的大个子，瘦削、精干，有些书生气。
1971年的秋末冬初，我们一行十五个“北京兵”，从刚刚结束训练的云南省宜良县军区报务训练大队，被分配到军区通信总站电报站的无线报务中队（即连队），来到了位于昆明市西北郊的901军营，
中队指导员岑大全代表党支部和全连指战员组织一个欢迎仪式，邀请连排干部和部分老兵与我们一起座谈。作为入伍不满一年的新兵，特别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的心情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岑指导员拿着新兵名单“点名”之后，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同时还介绍了报务中队的工作、值班、学习、训练和生产状况，以及每天的作息时间等等。然后是老兵代表发言。这位老兵代表，就是杨旭良。
杨旭良站起身，面带微笑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他敬礼的姿势有些可笑，头要向前探一下，然后又挤一下眼，有点恶作剧的味道。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起来，口音是浓浓的四川味儿。这个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他在上衣口袋取稿子的动作，我看清了他和我们一样是士兵，因为只有士兵的军装才是两个上衣口袋。部队在军装上做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为了士兵作训方便，还是有意识标明干部与士兵的区别？也许后者的作用更明显。虽然杨旭良只有两个上衣口袋，但他已经是入伍三年的老兵了，而且还是中队的骨干，优秀士兵。
那时候，杨旭良经常代替分队长集合队伍参加中队的出操训练和开会点名。一般来说，集合队伍都是由分队长或电台台长组织指挥，他们的级别相当于排长和副排长。但有时候，这些领导值班、外出，或者因其他事情不在，这时候又需要集合队伍，那么，他们所在的分队就会由连队骨干、优秀士兵来替代分队长行使职责。而且，这种做法也会给大家留下一种印象，这些骨干和优秀士兵都是准备提拔的对象。我们入伍的年代，连队的基层干部都是从战士中提拔的，不像后来必须是军事院校毕业的人。
老连队给我留下了这样印象：指导员和连长是当家人，分队长是一个分队的当家人，电台台长就是一个班的当家人。当家人之外，还有骨干和老兵，他们也是新兵的当家人。新兵想当家，必须变成老兵。什么时候变成老兵呢？不是你当了多少年的兵，而是连队来了新兵后，你才“摘帽”成为老兵。兵越老，在连队越有地位，领导也会敬畏三分。
在我和多数新兵以为老兵杨旭良提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风云突变，大概是1972年或者1973年，报务中队忽然宣布杨旭良复员。这个决定，或许杨旭良本人也感觉突然，或者他早有思想准备，这一点我无从证实，因为既不知道内幕，也从没有与杨本人交谈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每年老兵复退之前，中队都会举行会餐，也是为了欢送老兵。大家热热闹闹，团聚一堂，在许多天没有荤腥味儿的朴素伙食之后，全连官兵可以饕餮一顿大餐，很是开心的时刻。
这一天聚餐之后，杨旭良借着酒劲儿，站在营房前的空地，手拿一个土黄色的薄棉帽，浇上汽油，再用打火机点燃。顿时，棉帽像一个火球，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杨旭良用脚踢着火球，醉眼朦胧，开心地笑着。顺便说一下，那个棉帽是发给每一个退伍军人的。这个棉军帽，杨旭良带回家多好，在四川过冬天也可以遮一遮寒，为什么要烧掉它呢？
这件事的背景需要交代一下。我们刚当兵的时候，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武装部领取军装时，武装部每一位新兵发了一顶栽绒棉军帽，冬天可以保护头部和耳朵。棉帽很厚实，颜色与“国防绿”一致。可来到昆明市后，上级命令将我们的棉帽收回，一律换成单帽。收就收了吧，毕竟昆明市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严寒，但位于北郊山上的军营还是很冷的，不仅风寒刺骨，并且会结冰，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依然是冻手冻脚冻耳朵（可参阅我的散文《高原军营里的冬天》），而且，不仅是北京入伍的兵，所有从云南以北甚至云南省内入伍的战士，只要配发了棉帽，到了通信总站一律收回。待这些战士复员回原籍的时候，后勤军需部门又发（退）给他们一顶棉军帽，但又不是当年入伍时的棉军帽。退回来的棉帽是土黄色的，薄得像两层布，而且显旧，颜色极为难看，与国防绿军装的颜色根本不一致，好像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士兵戴的棉帽。本来复退老兵离开连队时的心情就不大好，再加上棉军帽的“收好退差”，气愤之情油然而生。这就难怪杨旭良酒后“火烧棉军帽”，也为大家出了口气。但在领导的眼里，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示威。
杨旭良复员回家乡后，主动申请当煤矿工人下井挖煤，而且工作相当努力。据说每天端着风镐干活，手都震裂了，血结成痂，痂又渗出血，很有当年王铁人“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因此获得领导和工友们的信任，并在煤矿某部门担任一段时间的领导职务。再后来，从战友那边传来消息，杨旭良遇到突然降临的重大打击，导致非正常死亡。
一个很有作为的老战友去世了。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敬礼时的可爱神态都历历在目，恍若昨天，十分可惜，也令人痛心。
十、莫明书
莫明书也是1969年入伍的贵州兵，他的家乡是遵义县鸭溪区石板镇（现为遵义市播州区管辖）。
“遵义”这个地名如雷贯耳。我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毛主席带领红军“四渡赤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遵义是中国革命的福地。于是，在我的想象里，从遵义来的老兵一定会带着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当我们接触之后，才知道这些贵州老兵与四川、山东老兵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来自当地的农民，勤劳肯干，朴实无华。
莫明书的相貌是大眼睛，高鼻梁，牙齿整齐，留着大背头，身材不高。他说话爱笑，一口纯正的贵州遵义口音，给我的印象是身手灵巧异常。
为什么说莫明书身手灵巧异常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篮球打得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连队战士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主要是打篮球。吃过晚饭，只要是不值班，大家都往篮球场上跑。有的人上场打篮球，有的人是观看打篮球。但多半都是打半场，两个篮板可以容纳两个半场四组人的游戏活动。打整场篮球一般是比赛，例如一连和二连比赛，二连和三连比赛等。我的印象中，莫明书经常是上场队员。别看他个子不高，但身手敏捷。带球、传球、过人、投篮等等，动作极快，腿脚灵活，在贵州兵里是佼佼者，甚至在二连男兵里都是佼佼者。我个人认为，打篮球需要两种类型的人，一是身材高大者。无论是抢篮板球还是断球、投篮或跑步上篮，身材高大就是优势。二是动作灵巧者。身高不是绝对的要求，只要灵活多变，弹跳高，速度加技巧，善于穿插、偷球等，这样的队员对球队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莫明书就属于后者，动作敏捷，球艺不凡。
莫明书身手灵巧异常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嗑瓜子。南方的“瓜子”多为葵花籽。我们二连就经常在自己的地里种葵花籽。一般人嗑瓜子，都是拣一粒，放进嘴里嗑一粒，然后吐掉瓜子皮；再拣一粒、嗑一粒、吐皮。但莫明书嗑瓜子的方式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他可以连续把葵花籽放到嘴里，用牙齿嗑，舌头卷，瓜子仁进入臼齿，而瓜子皮不断地蓄积在嘴唇上。当别人吃了一粒瓜子，他已经吃了五六粒；当别人吃了五六粒，他已经吃了几十粒，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率高，让我们瞠目结舌。因而，有些北京兵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西子”。
“老西子”是一种鸟，学名叫锡嘴雀。锡嘴雀（Coccothraustes coccothraustes）又名蜡嘴雀、铁嘴蜡子、老西子等，鸟纲，雀科。在我国的主要栖息地是平原、丘陵或海拔较低的山区阔叶林中，食物以草籽、昆虫为主，尤其喜欢吃葵花籽。锡嘴雀也可以人工喂养，主人在喂食锡嘴雀时，可以高空抛起葵花籽，就在锡嘴雀用嘴接住葵花籽的瞬间，就将壳劈开散落下来，而籽仁早就进了食道，其速度之快，肉眼都无法分辨。所以，用“老西子”来比喻莫明书吃葵花籽的方式，活泼、生动，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还有一种幽默和鸟类文化知识在里面。
1975年初，二十四岁的莫明书离开二连退伍回乡，在贵州省遵义县鸭溪酒厂工作。据知情战友说是顶替他的父亲。因为那时候找工作很难，工作岗位紧缺。许多情况都是父母为了子女能够有工作，自己提前退休，好让子女入厂就业。后来因为酒厂倒闭，莫明书也随之下岗，只靠工厂发给的基本生活费维持生计。好在莫明书身体好、身板硬，人也机灵，在外面主动找脏活累活干，帮助别人打石粉等[注]，用来贴补家里。莫明书结婚后生有一子一女，生活还算顺利。
莫明书喜欢吸烟、打麻将，也经常参加战友聚会，注重战友感情。2017年6月，莫明书因患癌症病情恶化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遵义有许多战友前往吊唁，最后送别老战友莫明书。莫明书患的是肺癌，不知是否与他长期吸烟有关系？或者与他当年打石粉吸入的粉末（矽肺）有关系？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无法证实。
借助这篇回忆文章，我再次提醒和希望战友们改掉吸烟、嗜酒的不良生活习惯，科学、健康、快乐的生活，怡情养生，安度晚年。
[注] 石粉是石头粉末的统称。石头的种类很多，根据矿物成分可以分为许多种，多为碳酸钙（石灰石）。还有滑石粉，石英粉等。滑石粉可以做腻子，石英粉可以制作玻璃等。还有很多矿物成分的岩石，都可以研成粉末，用途广泛。例如塑料、钙片、化妆品、服装、牙膏等，有些超细微石粉，可以应用在橡胶、造纸、涂料、陶瓷、水泥、塑铝型材、耐火材料及医药、食品等。
十一、宋月彬
2018年10月7日晚，在手机微信战友群，一位战友发帖子，称贵州遵义战友宋月彬于当天患心肌梗塞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其家人定于第二天，即10月8日下午在当地举办遗体告别仪式。
宋月彬？！我心中一惊。记得前年我去贵州开会，顺路到遵义与老战友聚会，他也参加了，席间还侃侃而谈，快人快语，身体显得健康无恙。怎么刚刚过了两年就……
我立刻在微信里给这位战友留言，请他转告宋月彬家人节哀并表示慰问。
岁月的年轮在飞快地倒转，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北郊大山里当兵的那些日子。
宋月彬，男，身材不高，体型偏瘦，长脸型，面部有青春痘，走路有些外八字。1969年从贵州省遵义县入伍，我们在同一个连队——二连。在山上军营四个连队里，二连与另外三个连队组成人员有所不同。一、三、四连是男兵女兵荟萃，唯独我们二连是“一水儿”的男兵，都是臭小子。后来几年，才慢慢有了女兵。
大约是1973年的夏天，营里决定一连与二连共同举办一个短期报务培训班，培训地点设在军营里的一座荒废的古庙内（几年前我查资料得知是“准提阁”旧址）。参加这次培训的有四五十人，分别来自二连1969年、1970年、1971年入伍的部分士兵，和一连的1971年入伍的女兵。女兵由1969年入伍的北京老兵带队。我和1971年入伍的十几名北京兵参加了这次培训。宋月彬也参加了，还和我住在同一间房的四人宿舍。
在部队，报务通信属于技术兵种，特别是用手键发电码和手抄电码，需要一定时间的反复训练，才能获得提高。另外，即便是已经掌握了相应的收发报技术，也要在无线电台实习，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方可独立值班工作。因而定期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台词。像我们这样的新兵参加培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已经入伍四年、五年的老兵参加培训，就不仅仅是提高报务技术，而是连队的骨干，也是培养提拔干部的对象。那时候，连队的副排级干部都是从士兵中直接提拔的，不像后来必须是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也就是培训期间，我和宋月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
给我的印象，宋月彬是个聪明人，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贵州遵义话说得抑扬顿挫，而且发音的频率较高。他爱好文艺，经常参加连队和营里组织的文艺活动，舞台动作也相对熟练一些，大大方方，一点也不怯场。
那个时候的连队生活比较单一、枯燥，除了打篮球，娱乐活动很少。特别是培训期间，我们的宿舍远离连队，附近又没有篮球场，大家只好呆在自己的房间内聊天。农村入伍的老兵年龄大些，成熟得早，有的在农村老家都结婚了，所以，他们谈女人的事情会多一些。我们城市学生兵年龄小，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更别说经验。尤其是我，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在宿舍里，由于宋月彬是老兵，他的床摆在靠墙的窗户下面，另一名老兵的床也摆在里面靠墙的窗户下面，我和一位北京兵的床靠在一起，摆在宿舍的中间。我就感觉到宋月彬经常向窗外探望，有些鬼祟。后来他说，隔着窗户看女兵的举止行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不好当面看，隔着窗户就隐蔽了许多。由于我们宿舍的前面是一条水泥小路，会有一些女兵匆匆走过，宋月彬对她们评头品足。后来，他到昆明城里还买了一副墨镜，回到宿舍时对我们说，这个墨镜非常好，戴上它，你可以看对方，可对方看不到你的眼睛。我知道他是说偷看女兵的事情。当时，我是很鄙视这种行为的。现在想来可以理解，毕竟年轻人青春萌动，关注异性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应该持褒贬的态度。
由于经常打篮球和参加连队的文艺活动，宋月彬的腿脚极其灵活。有一次连队吃午饭，饭后大家互相争着接水洗碗，宋月彬因此与同连的肖仕名发生口角，从辱骂到动手，两个人扭在一起。最终，宋月彬把肖仕名摔倒在地。肖仕名长得人高马大，力气也不小，或许就是腿脚不如宋月彬灵活所致。
宋月彬要复员的时候，我们又在一个班。班长是1970年从四川入伍的老兵。班长和我说，咱们班凑钱给宋老兵买一个相册留作纪念怎样？我说好呀。但又突然想起宋月彬说要给咱们班买一个闹钟做纪念。我说，咱们买相册是不是规格低了？班长说，你怎么就不明白？他说的是反话，意思是让咱们买闹钟送给他。闹钟比相册贵许多，摊到大家头上，每个人都要多出钱。听了班长的话，我有些将信将疑。后来，果不其然，哪有什么闹钟，只有我们共同出钱买了相册送给了他。
最精彩的还是宋月彬的个人退伍鉴定。那时候，老兵复员回家，组织上都要写一份鉴定。除此以外，每一名复员老兵也要写一份自我鉴定，一同装进档案。如何写好自我鉴定，是考验一个人能否实事求是、自知之明的机会。
老兵复退工作结束后，连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一天晚上，二连吹响了集合的哨音。大家整队完毕，指导员开始讲话。他在总结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之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他说，我给大家读上一段我们连不久前一位复退老兵的“自我鉴定”：
某某某（指导员没有说是谁），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自入伍以来，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立场坚定，军事技术过硬，组织纪律性强，团结同志好，服役期间出色地完成了部队交给我的任务，为我军的文艺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是一个复员老兵的个人鉴定吗？”指导员笑着说：“这个鉴定可以和周总理相比嘛！”
战士们哄堂大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谁写的。
可是，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自我推销显得日益重要。怎样在众多的求职书中脱颖而出抓住别人的眼球？表明自己与众不同？这会让许许多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求职者苦思冥想搜索枯肠。
虽然我不赞同对自己夸大其辞的宣传是吸引眼球的手段，但是，你确实不得不承认宋月彬的自我鉴定会有这样的效应。因为老兵复退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找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是很有远见的。而且事实证明，宋月彬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
复员以后，他当过几年的学校代课教师，在酒厂和化肥厂打过工，直到遵义县组建检察院，宋月彬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录取，成为遵义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一直工作到退休。一个农民的孩子，靠自己的努力和顽强拼搏，当兵，当教师，当工人，当检察官，人生阶梯走到最高处，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值得赞扬！[注]
2016年4月中旬，我到贵州省瓮安县参加公安部全国公安文联在当地召开的相关会议。会后，我搭乘参会的遵义市公安局代表的车来到遵义，想见见曾在一起服役的遵义老兵。
接待我的是当年二连收发室主任、现在的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治安大队的向金普。因为同在公安系统工作，我和向金普的联系要多一些。根据我的要求，向金普于当晚安排了遵义战友的聚会。放下行李，我和老向就赶往预定的餐馆，只见遵义老兵已经在餐馆门口等候。有谢会康、赵世健、何应强、尤廷刚、舒大强、宋月彬、顾福生、舒乾林、陈开强，再加上我和向金普一共十一个人。从1977年3月我复员离开连队到今天，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在现场我还是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尽管岁月染白了我们头发，进入花甲之年，已经不再年轻，可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年轻军人的心！
每个老兵都是原来的模样，就连说话时的神态和语音语调依然如故。熟悉的贵州方言又在耳畔响起，亲切、自然、连贯，又充满活力。宋月彬还带了夫人一同参加我们的聚会，显得兴致勃勃。席间，我曾问在场的一位老兵，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位老兵说什么内容？我说，在你复员离队前夕的一个傍晚，我俩在宿舍门口聊天。你问我，离开部队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是不是永远不能见面了？我想了想说，是的，可能永远不能见面了。
之所以这样的问答，是因为那个年代，生产比较落后，社会物质财富贫乏。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极少流动，交通也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只在温饱状态，有的地区还特别贫穷，甚至温饱也不能解决。即便我们是战友，但相隔几千公里，如没有必须要办的事情，相互见面肯定会很困难。谁知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长途旅行迅捷方便，我们终于有机会再见面了！这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这时，宋月彬插话，问了一个我认为不妥当的政治问题，起码是公共场合不应该谈论的敏感话题。当然，我相信宋月彬这样问我，是觉得都是战友，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观点，或者是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想征求我的意见，可见他的思维一直很活跃。我极简单的回应了他，内容未必使他满意。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聚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每个人都在抒发自己的感情。相隔四十年的战友见面，情绪高涨，澎湃激昂，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饭后，我们一起合影，把战友重逢的场面定格为历史的瞬间。回到北京后，我还时常翻看这次聚会的照片，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与宋月彬最后一次见面，成为永诀，很有些难过和伤感。
[注]宋月彬复员回乡后的经历由战友谢会康、熊国胜老兵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十二、刘子亮
“亮子”的全名叫刘子亮，圆脸，络腮胡子，微胖的身材，中等身高，性格爽快。
北京人喜欢将自己熟悉的人，只用他姓名里的姓或名的最后一个字再加上“子”来称呼。例如，杨广叫“杨子”，王兰叫“兰子”。这样的叫法显得亲切和熟稔。
我认识亮子还要追溯到上世纪1970年的12月。我们一百多名北京青年一同穿上绿军装入伍，从永定门火车站（现在称为“北京南站”）坐上闷罐子列车开往祖国的大西南——云南省。
亮子比我大几岁，他是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工作，然后从工厂入伍。我是刚上完初中一年级便来当兵，还是个学生兵。我们这一批北京兵，大多数都是学生兵，待人接物，还都停留在学生时代的学生腔。当然，也有几个和亮子一样是参加工作后再入伍的，这些人要比我们成熟许多，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我们在新兵训练之后，又开始进行报务训练。所谓报务训练，就是学习和实践用手键发电报，戴耳机抄收电报，掌握独立收发电报技术和电台之间的沟通联络。这样的训练需要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就是面临上级的统一分配。
我和十几个北京兵被分配到通信总站，另一些人被分到通信团和云南峨山通信站，还有一些人留在了训练大队。亮子是属于留下的人，做大队的后勤工作。据说他自报奋勇赶马车跑运输，努力而勤奋。之后的几年就没有再联系了。后来，我听说他当了几年兵就复员回北京，又在他入伍前的工厂工作。
1977年4月，我也从部队复员。不久，由北京市西城区复退军人安置办将我分配到“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厂”工作。这家工厂所属北京市仪表局自动化公司，按现在的话说是一家国企。但它的前身是西城区的区办工厂——由西城区电表厂和西城区拔丝厂合并而成。我去的时候，两家工厂刚刚合并不久，“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厂”尽管名字很响亮，可还是初创企业。因为我是年轻党员，暂时在人事保卫科帮忙。一年之后，在我的主动要求下，调到七车间当工人学技术。
七车间是生产工业仪表的车间，有三个班组，即仪表壳钣金、仪表组装和仪表测试。我在仪表测试班。来到车间的第一天，中午，我到食堂买饭。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了亮子，他也是眼前一亮。“怎么，你也在这儿？”我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战友。
后来我才知道，亮子所在的工厂叫西城区拔丝厂，他是工厂的钣金工。在组建七车间的时候，亮子作为技术骨干调到这里工作。西城区拔丝厂还有一位战友叫陈代峰，也是关系很好的老大哥。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北京市有着两千多万人口，成千上万家工厂，在同一单位撞见当年的战友，这不就是缘分吗？！
亮子作为钣金工，做着一手好活儿。我们生产的自动化控制仪表的金属外壳，就是他们班制作的。平整光滑，严丝合缝，上架后显得美观大方。有一次，我的腰带坏了。那时候，我使用的腰带还是部队发的紫红色人造革腰带，用了许多年。腰带扣的铆钉松了，人造革也裂了口。我就请亮子帮忙修理一下。亮子看到腰带，惊叹地说，你还在用呢，我的那条腰带早扔了。就冲这个，我也要好好帮你修一修。过了两天，他拿着腰带来找我说：“你看怎样？”我一看，修得真好。不仅把人造革裂口的地方剪断磨平套在皮带扣处，而且还将铆钉固定，显得很牢固。他说：“还是咱们部队的东西做得结实，质量好。”
1979年自卫反击战，我们原先的部队和许多战友都参战了。消息传来，亮子兴冲冲地找我说：“如果老部队来北京征召人，你回去吗？”我说：“都复员几年了，报务技术也丢得差不多了，还去干嘛？”亮子充满激情地说：“如果老部队真的来招兵，我还去，就是为部队赶马车跑运输也行，打它个忘恩负义狗娘养的！”我笑着说：“行，好样的！还像当年那样嫉恶如仇、血气方刚！”
又过了几年，我参加北京市举行的统一招干考试，离开工厂，进入公安机关当民警。之后不久，有一次战友聚会，亮子也来了。他问我当警察感觉怎么样？我说：“很累，很辛苦，但我是学法律的，到公安局对口。”我又问他工厂现在如何？他说：“快倒闭了，把厂房出租，用租金给工人开支，许多人都离开了，还有的办了内退。你走还是对了。”
那次聚会以后，我和亮子也没有再联系。因为那个时候手机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后来我听别的战友说，亮子因患高血压导致脑溢血，一直在家休息，后期竟瘫痪在床。甚至还有的战友说亮子不在了，已经走了几年了。
我不知道哪一条消息是真实可靠的。但是，事实就是再也没有战友看到过刘子亮。
无论是穿军装的亮子，还是穿着劳动布工装的亮子，曾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眼前徘徊，依然那样年轻、英武、爽快。
十三、迟永生
当战友高红大姐在微信告知战友迟永生已于2016年病逝的消息时，我猛然一惊，浑身鼓起了鸡皮疙瘩。通常，我熟悉的朋友或战友突然离世时，我都会有这样的生理反应，可能是消息来得太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怪不得这几年一直没有迟永生的消息。2018年的5月份，贵州省遵义市的战友熊国胜、朱发明等人来京时，提出想见迟永生。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北京的战友谁也联系不上他，未能满足贵州战友的这个要求。特别是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知道老兵熊国胜与迟永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里面还有两个人的特殊缘分。
1970年12月下旬，记忆中一个不算太寒冷的冬天，刚过十五周岁的我和一群学生兵，穿着不大合身的绿军装，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今天的北京南站）登上了去往云南昆明的军列。这是一个我们从没有见过的“闷罐子”列车，装的都是我们这样的新兵。车厢内的空间很大也很空旷，大家既可以站立，也可以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还能并排躺下休息。晚上休息时，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将自己的棉被垫底，另一个人的棉被盖在上面。我和另外一个新兵合作，我的棉被垫底，他的棉被盖上面。
夜里，列车晃晃悠悠走走停停，钢轮轧在轨道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与我合作盖被子的新兵早就打起了呼噜。我睡不着，另一侧的新兵也睡不着。他主动并小声的与我打招呼， 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说有一点。他说你的棉被是盖在上面还是垫底？我说垫底。他说他的棉被也是垫底。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明”。我问他？他回答“迟永生”，“迟到”的“迟”。我笑着说，还有这个姓呢？迟永生说，《百家姓》里有。黑暗中，我看到了他真诚的眼睛。
197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云南省宜良县汤池镇的军区报务训练大队培训结业。有十五名新兵分配到901军营，其中包括我和迟永生。迟永生要比我们年长三四岁，生活经验比我们多，成熟、稳重，我们都叫他“老迟”。刚来到连队，连队领导又专门组织我们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实际上是测验这些新兵学习和掌握报务技术的初级水平和以后的领悟能力，以便有针对性的分配到班组。连队观察新兵，我们也在观察连队。连队看我们，关注的是业务；我们看连队，关心的是人际关系。前面提到的贵州遵义老兵熊国胜，1969年入伍，浓眉大眼，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说话大嗓门，爱较真，外表看上去好像不大和善。迟永生私下和我说，可别分到他所在的班组受欺负，我听了也有些胆战心惊。谁知新兵分配方案一公布，迟永生偏偏就分在了熊国胜所在的班，当时他的脸都吓白了。
通常，人们会相信表面现象，但表面现象却往往掩盖真相。迟永生分到老兵班组后，主动与老兵搞好关系。无论是在机房还是宿舍，迟永生争着搞卫生，例如扫地、擦桌子、收拾房间等，还为老兵打洗脸水。起初，老兵熊国胜说，新兵刚来，都有这样的新鲜劲。看他能坚持几天？！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迟永生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丝毫的懈怠。渐渐地，班组里的老兵感觉这位来自北京城的新兵有股子韧劲，都对他印象不错。一次，迟永生感冒发烧，不能坚持日常工作，躺在高架床上昏睡了一天。晚上，有人推他并说，“醒醒吧，躺了一天了，要吃些东西。”迟永生睁开眼，见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面条摆在他的眼前。再一看，端饭的正是老兵熊国胜。他说：“我请炊事班专门为你做的病号饭。”
熊国胜收发电报技术好，手把手的带出了不少徒弟，迟永生也算一个。后来，迟永生告诉我，熊国胜这位老兵识大体、讲义气，眼里不揉沙子，刚正不阿，人很不错！今天，在获悉迟永生三年前病世后，我和熊国胜视频通话。熊老兵提起当年两个人的战友情谊，泪如雨下。
那时候的部队，官兵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通信总站有一位副主任叫于浩森，副团职干部。他在我们山上军营蹲点工作时，很喜欢我们这批北京新兵，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脸上笑眯眯的。于副主任是湖南人，讲普通话有口音。他见到我会说：“你是‘沾民（张明）’——！”见到迟永生会说：“你是‘瓷雨森（迟永生）’——！”最后那个字要拉长音。我们听到后会强忍住笑。私下里，我见到迟永生就叫他“瓷雨森——！”，迟永生见到我也叫“沾民——！”然后我俩哈哈大笑。
记得有一次在军营看电影《侦察兵》，让我们大呼过瘾。老演员王新刚化妆成新调来的国民党军作战处长，深入敌人内部进行侦查的过程，真是险象环生。影片中有一个场面，敌炮团团长黄宇轩在家里吃饭，她的夫人准备好菜肴，然后拿出酒来说，“这瓶白兰地是留给德标的。宇轩，你喝大曲好吗？”（德标是指王德标，敌搜索队队长，黄宇轩的内弟）这句台词，迟永生一直记得，常常说给我们听。现在想来，他可能是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美酒比较向往。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迟永生的家就在西城区辟才胡同内的跨车胡同。辟才胡同原叫“劈柴胡同”，是北京西单附近的一条著名胡同，像一条中等规模的街。跨车胡同的规模小一些，在辟才胡同的西边，并向北延伸。别看跨车胡同不大，里面却住着一位不仅中国、而且世界知名的大画家——齐白石老先生。迟永生常以齐白石的邻居而自豪。有一次，我去西城区工业局办事。因为西城区工业局就在辟才胡同内，可巧就遇到了迟永生。得知他也复员了，分配到北京市政清洁车辆厂工作，就在西单北大街路东，距离辟才胡同很近。
2010年11月，当年连队副指导员、贵阳战友汪大本夫妇来京旅游。我联系北京兵共同聚会。那天，到场的有十多位战友，高红大姐也在，大家都特别兴奋，也特别开心。饭桌上，我和迟永生又相互称呼“瓷雨森——！”，“沾民——！”然后开怀大笑。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在座的战友最后一次与迟永生见面。单位离家近，也是员工的一种福分。
据迟永生的妻子介绍，2012年迟永生患肺癌。后来做了切除手术，效果不错，一直吃中药调理。2015年下半年，又发现迟永生患了肠癌，而且非常严重。家属希望手术治疗，但医生说已经晚了，手术也没有效果。家属思前想后，总不能坐以待毙，该做手术还是要做。就这样，迟永生又上了手术台。手术后半年迟永生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我们获得消息已经是三年以后了。一周前，战友高红大姐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发现“迟永生”的手机号码出现，便询问为什么很长时间联系不到他？原来这个号码由于长期不用，被别人冒用。后来迟永生的女儿发现后，又将这个号码重新注册回来。她看到了高红的问话，便告知她的母亲，说有爸爸的战友在朋友圈问爸爸的情况，他们不知道爸爸去世了。这样，迟永生的爱人马文艳立刻与高红联系，告知了情况。
近在咫尺，犹如相隔天涯。同在北京城，却茫茫人海间。当年的战友如今都过了花甲之年，儿孙绕膝。在此，我祝愿所有的战友、朋友、亲人，各自珍重，关注生命，幸福生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老战友迟永生一路走好！
十四、吴彦臣
当年我在公安分局预审部门当预审员的时候，吴彦臣已经是分局政治处副主任了。后来，他任副分局长，三级警监，主管预审工作。
吴彦臣，男，长脸型，戴一副金丝眼镜，留平头，身材较高，体型微瘦。平常，他不苟言笑，但开会讲话时却幽默风趣，常使会场的气氛轻松热烈，这也许是领导把握全局的能力之一吧。
我记得有一次预审处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在处长安排布置工作之后，吴局长讲话。他提到了有关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些情形。审理治安案件和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是公安工作的内容之一，公安机关对社会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后改为“处罚法”）进行处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或劳动教养（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后被取消）。每一项处罚结果，都是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再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来决定。
有些专业和绕嘴，但是活跃的气氛马上就在吴局长的讲话中弥漫开了。他说，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有的农民工偷了两辆自行车被行政拘留后送去劳动教养了；有的“大款”嫖娼，可到了拘留所后罚款就变得没事人一样了，屁颠儿、屁颠儿的，都是违法，但处罚的结果却天壤之别……
我们都笑了，好像是有些不平等，但这又是法律规定。两辆自行车价值二百多元（有的价值三四百元），如果有前科，便符合劳动教养的规定；而嫖娼可以罚款，却不能劳教。试想一下，手头拮据的农民工不会去嫖娼，生活富有的“大款”也不会去偷自行车，法律只考虑人的违法行为和处罚措施，却不会去关注他们的经济收入。当然，一部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也没有必要包罗万象。
吴局长鼓励我们要深挖破案，特别是要破大案，尤其是多年未破的重特大案件；还要抓逃犯，抓那些潜逃多年逍遥法外的恶性案件犯罪嫌疑人，争取立功受奖。你出了成绩，怎么总结都是思路创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经验丰富，荣誉奖励也会跟着你来；反之，尽管你能说会道，条条入理，但成绩平平，说出大天也没用，上级领导和旁人不拿你当回事……
我们又笑了，吴局长真是从基层出来的干部，说的都是大实话。
有一次，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杂志和北京市公安局主办的《金盾》杂志一周之内分别刊登了我写的两篇文章，吴彦臣都看到了。中午，我在食堂排队买饭，没注意吴局长就排在我身后。他说，张明，一下子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你不得了呀？！我吓了一跳，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领导。他说，我认真看了，写的不错，真是个秀才。我说，还请吴局长多批评指正。他说，确实很好。看守所刘所长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们想用五个民警换你，用三个民警换王利同。
王利同在预审处政秘科工作，画得一手好画，毛笔字也写得漂亮。有一次虎年春节，他出黑板报，画的老虎非常逼真，特别是两只虎眼对视着你，杀气腾腾，似顷刻间扑过来，令人胆战心惊呢。吴彦臣特别欣赏，啧啧赞叹。曾在政治处担任领导的他，十分关注和爱护基层民警人才。
吴彦臣担任分局政治处主任时，政治处有一位副主任叫周建平。周建平的父母就是大名鼎鼎的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后来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周楚、林默予，饰演过许多著名影视剧角色，例如电影《挺进中原》，电视剧《红楼梦》里的贾母等，这两位演员与我母亲相识。总政话剧团、歌剧团的演员因为排练和演出要大量运用声带，在过度使用嗓音后，会有许多不适感和伤痛，他们往往会就近在本院的门诊部看病开药，我母亲就是门诊部耳鼻喉科的医生。
这一层关系周建平并不知道，吴彦臣也不知道。之所以提到周建平，是因为吴彦臣曾说过周建平看足球世界杯和欧洲杯电视转播时特别投入的情形。他说，周建平一个人看球赛时，情绪特别激动，会不由自主地拍桌子跺脚大喊大叫，直到把自己的嗓子喊哑，甚至说不出话来……
我曾看到新闻报道，国外有球迷观看球赛后会气愤的将电视机砸烂。那时候，国人收入还不高，电视机属于贵重物品，球迷也舍不得砸坏。足球太令人疯狂了，我们泱泱大国的男足遭大众唾骂和鄙夷，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生活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吴彦臣的家是普通的楼房单元住宅，有一次，他的家和周围几家邻居被盗，吴局长两袖清风，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这起入室盗窃案后来侦破没有，我并不知晓，但吴局长却给我讲了一件事：他的写字台上平时摆放着一张自己穿警服的正面彩色照片，目光炯炯，精神抖擞。案犯撬门而入作案时，显然是看到了这张照片，他们急忙将照片叩倒。
我参与审理过不少入室盗窃案，作案嫌疑人只关心房间里的珠宝、现金和字画等，不会关注家庭照片的。之所以将吴局长的照片放倒，我想可能还是害怕警察的威严，尽管警察不在，却仍然通过像片盯着你，目光如炬，威风凛凛，犯罪分子毕竟是心虚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警察的家。
吴彦臣于2000年6月退休，2017年2月病逝，享年77岁。我在分局预审工作期间，曾得到过许多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吴局长就是其中之一。
[注] 写作本文曾得到分局老干部科白鹤龄同志和原分局办公室干部孙小玲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十五、周绪湘
晚上，战友微信群一直都在“嘟嘟”作响，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位山东战友病逝，许多战友在群里表示哀悼和追思，情景十分感人。
也许是岁月的关系，这些年来，不断有战友去世的消息传来，总会让我扼腕叹息。
刚刚去世的战友叫周绪湘，曾经在我们二连担任连长。算起来，这是我已知和熟悉的第三位去世的连长了。第一位是袁廷义（副连长），四川大竹人，1965年10月入伍，1980年转业，后病逝。第二位是杨云英，女，云南人，两年前去世。第三位就是周绪湘，山东莒县人，1969年11月入伍， 1988年转业，2022年4月2日下午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在我看来，那一批1970年的山东兵里，周绪湘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他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特别是那两道浓浓的卧蚕眉令人印象深刻。记忆中，周绪湘名字中的“湘”字最早是“香”字，因为我在山洞机房内的《值班日志》交接班的记录上几次见到过“周绪香”三个字的签名，后来才改成“周绪湘”。为什么是“湘”？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我猜也许与伟大领袖诞生地有关，“香”、“湘”同音，就像那个时候有许多人取名“向东”、“卫东”一样。另外，如果从微信战友群里寻找“周绪湘”，我们可以看到他登录时写下的“周续湘”的名字，“续”是继续的“续”，而非“绪”。这就印证了我的想法，周续香的父母为孩子取名时，一定是希望周家的香火延续下去。至于“周绪湘”三个字，是周老兵后来在连队一直使用的名字。
山东兵里的另一位帅哥是卢绪兰，长得也秀气，举止投足很文静，遗憾的是卢绪兰也去世了。那一年入伍的山东老兵至今已经走了五个人。
因为不在一个分队工作和生活，我和周老兵关系不是很熟络。一直到1977年我从连队复员的时候，周绪湘还没有提干，虽然未提，却是连队的骨干。部队私下里还是讲究老乡观念的，同一个家乡入伍的人自然就会亲近许多，即便是北京兵也大致如此。记得有一回，我从北京兵冯刚那里借来一本汉译外国小说，内容是打赌暗杀之类，情节很吸引人，就是铺垫太多，半天看不到要紧处。那时我在山上大庙（铁峰庵准提阁遗址）参加报务培训，没有大块的时间看小说，但冯刚说要尽快看完归还，书是从周绪湘那里借的，他催了几次了。我把那本书揣在裤兜里，利用课间休息、上厕所的时候看，有时看的时间过长，腿都蹲麻了。那天也是不顺，一不留神，书掉到了茅坑边上。还好，茅坑边上比较干燥，因为那个厕所是露天的，若是二连的厕所就完了。再加上书不是球状，否则也滚进粪坑了。我急忙捡起来查看，发现有几处沾有尿液点，便赶紧去水池子那里细心擦洗，然后晾干，有些痕迹再用橡皮轻轻涂抹。还书的时候我告诉了冯刚，他又笑又埋怨我，然后也检查一遍，好在变化不大，没有告诉周绪湘，估计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借的。
那个时候我调皮不懂事，不应该瞒着周绪湘。只是这种书不仅当时的书店里没有卖的，而且部队也不允许士兵阅读这类书籍，若是现在，我会买一本同样的新书还给人家。
说到看书，我知道周绪湘特别喜欢看字典。有一次，我去找冯刚，正要说话，他马上用动作示意我小声。我在宿舍里巡视了一遍，未见有人睡觉，只有周绪湘和衣而卧躺在床上看《新华字典》。冯刚指了指周绪湘。我仔细一看，原来周绪湘双手端着打开的字典已经睡着了，还打着轻微的鼾声，这种睡眠的姿势恐怕也是周老兵所独有。一般人看书睡觉，一旦睡着，手里的书会掉下来，落地的声音又会被惊醒。那么厚的字典，居然被已经入睡的周绪湘用双手牢牢地抓住，纹丝不动，若按北京话来说，也是一种“绝活儿”呢。
据其他战友介绍，周绪湘后来被提拔担任分队长、连长等职务，参加自卫反击战立功受奖。是金子，总会发光。
如今，有手机微信真好，当年二连的新老战友通过微信聚在一起，显得熟稔和亲切。周绪湘也在微信群里，不时地发些议论，并和战友们探讨一些问题。他曾提出两个看法，一个是部队转业干部到地方的待遇，另一个是当代子女对父母的孝顺问题。
周绪湘说，部队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住房待遇有偏差。当地县处级干部都盖有二、三层小楼，而转业的团职干部却没有或很少能盖楼。我想，这确实是个关乎复转军人的待遇问题。国家对各级干部分配的住房面积都有政策规定，县团级正职是九十平方米，副职是八十平方米。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都应该遵守这个规定（自己购买的商品房除外）。在北京，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北京市政府机关，都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至于周绪湘提到的当地县处级干部盖小楼的问题，应该是面积超标的。一个县或县级市，享受正副县级干部待遇的人不会很多，再加上天高皇帝远，这样的事情会有不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地方干部多是在当地任职多年，经营多年，人脉广泛，再加上职务上的权力，这是半途而来的部队转业干部所不具备的。而且，几十年来军队转业干部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编制有限，许多人无法按照同级安排职务，一般都是压低半级甚至一级。就北京公安部门来说，部队转业的团职干部在派出所当普通民警的人有不少。据山东老兵左恒臻介绍，营级的周绪湘转业后在莒县农业局安排副科级职务，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子女教育也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从维护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势必给独生子女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父母对子女的溺爱，老一辈对孙子女的宠爱，或多或少对孩子的成长和发育造成不利影响。再加上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型，金钱、名利和权力地位至上，亲情和友情多被物质利益所左右。年轻人的奋斗和打拼，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以及对小家庭的呵护和关爱，往往忽视了对老一辈人的关注，老年人的想法和需求也经常得不到子女的回应和关照，感觉失落了许多。或许，周绪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当代社会、家庭子女孝敬老人的状况。
我想，大概许多家庭里的老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真正目的不是要他们将来报答养育之恩，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只要他们的生活安稳幸福，我们也会心安理得。至于子女将来能够体谅和关心我们，那是他们做人的成熟和品德的增益。即便是顾不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计较。只要我们还可以活动，生活还能够自理，神志清醒、精神独立，就不要依靠子女，成为他们的负担。努力走完我们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再听天由命吧。
话题扯远了，回到主题：愿周老兵一路走好，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活着的战友们多保重！
我的战友和领导，你们当年的音容笑貌至今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的熟稔和鲜明，亲切而又生动。我常常冒出一个很傻的想法，总希望战友们能全部回到过去部队的营房和山洞机房，重温一遍当年的部队生活，那该多么美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