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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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成为历史的时候，人的主观记忆往往是它的载体。
我记事的时候，就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小西天部队大院了。那时候我三岁，时间是公元一九五八年。一直住到六十年代中期。
一、历史与格局
小西天是地名。最早当地有一座庙宇称“小西天”，里面供奉了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又因为地理环境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庙里没有常住僧侣。小庙周围地域很空旷，人烟稀少，因此人们将这一带统称为“小西天”。许多年过去，小庙已经不在了，它修建于何时，又毁于何时，暂无文献可考。解放后，许多机关、工厂和学校就在这一片空旷的地域慢慢修建起来。
如果从地址上做规范性的表达，小西天部队大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最早的大院门牌号码是“小西天一号”。后来，又改成“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二十三号”。所谓“新外大街”，是“新街口外大街”的简称。
大院坐西朝东，有两座大门。一座大门走人，另一座大门走车。门口都设置现役军人站岗。出入大院的人要有部队机关印制的《出入证》，外人进入大院会客必须到传达室登记。
从大院门口向里望去，一条笔直的马路向西伸展，两边是灰色的大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整个大院修建了十几座大楼，多为青砖灰瓦，木制的玻璃门窗。在那个年代，也是较为豪华的建筑形式呢。这些又高又大的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楼，有的作为宿舍。
记忆中，大院里的办公楼有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四号楼和十三号楼等。办公单位分别是：总参政治部[注：2015年中央军委改革后，本文提到的这些单位均已改制撤销]、总参管理局、防化兵部、总政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保卫部、总政文工团和总参管理局第三门诊部。但总政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保卫部三个部门只是部分单位在这里办公。由于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小，对办公楼的总体格局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个大概和模糊的印象。办公楼下起码有两个大食堂，机关干部和家属可以在这里吃饭和打饭。食堂旁边有一个值班室，我父亲还在这个值班室里值过班。
除了办公楼，多数还是宿舍楼。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十号楼。
十号楼是一座拐角形式的宿舍楼，呈“L”形。一半南北方向，另一半东西方向。又因为朝南朝东形成一个九十度的夹角，背风又不临街，宿舍里的叔叔阿姨便在这里盖了许多的鸡窝、兔窝。我们家盖的是兔窝，养了几只白毛兔子，其中有一只是长毛兔，惹人喜爱。后来大院规定不准养鸡养兔，鸡窝兔窝一律拆除。可每一家人对自己养的家禽都有感情，我家也是，爸爸妈妈舍不得自己宰杀这些兔子，全都送了人。腾出来的楼前空地经过整理，干干净净的一片，清爽了许多，像座正规部队大院的样子。
二、大院里住了几位将军
说起小西天大院，值得一提的是曾住过几位将军。我只记得有三位少将，也见过他们。
一位叫张驾伍（已故），陕西米脂人，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四年参加红军，曾任陕北县第六游击队政委、陕西战斗团营教导员、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营教导员、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指导员、干部科科长、东北军政大学大队政委、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政委、第二十二步兵学校政委、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院长兼总政保卫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位是严俊（已故），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曾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红六十四师军需处政委、红一军团供给部保管处处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军需处处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供给部部长、北岳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国防部办公厅管理局政委、总参管理局政委、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三位叫黎化南（已故），湖北长阳人，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曾任红三军第七师特务大队排长、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第四科科长、独立第一团团长、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供给部部长、晋绥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兼银行行长、第一野战军后勤部长、铁道兵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管理局局长、总参管理局局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
也许读者会问，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三位将军呢？因为我父亲曾经在总政保卫部工作，后来调入解放军军事法院；我母亲是总参管理局第三门诊部（现在的总参管理局医院）的医生。这三位将军是我父母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张驾伍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院长兼总政保卫部副部长，而且就住在十号楼，与我家同一个单元。我们住在顶层，张伯伯家住楼下，他人很随和，喜欢穿便衣，爱敞怀。阿姨姓赵，听力有些障碍，但眼睛很大，皮肤很白，年轻时肯定是美女。听口音像陕北人，如果和张伯伯一样也来自米脂，便应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那当地歌谣的赞美了。我与他家三个女孩都认识，还有两个男孩，岁数要大一些。听我母亲说，当时张伯伯家有缝纫机，我们家三个孩子的衣服需要缝补的时候，都是赵阿姨帮忙。
当然，住在小西天大院的、我不知道的将军应该还有。因为这里居住着许多的部队单位，总政除了保卫部、检察院、法院外，还有文工团。总参除了管理局，还有总参政治部，作战部、军训部、总参第五十二所（又称总字七五二部队）等，此外，记忆中还有国防科委、防化兵部等部分单位。后来，我阅读相关的资料以及部分读者提供的内容，知道小西天部队大院当时还曾住过防化兵部副主任王绍南少将（已故）、防化兵部参谋长蓝文兆少将（后任炮兵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已故）、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常勇少将（已故）、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李文一少将（已故）、二炮副政委吕义山少将（已故）等等。
除了少将之外，住在大院的绝大多数都是部队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他们是部队的中坚力量，担负着保卫祖国、建设军队沉重而又光荣的使命。
三、总政文工团
过了几年，大概是一九六三年，我家由十号楼搬到六号楼，就是一进小西天大院门口左侧的一座灰颜色的四层楼房。到了六号楼，总政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保卫部三家单位的干部和家属就比较集中了。在六号楼的后面（南面）是七号楼。七号楼住的是总政文工团部分干部和家属。我们熟悉的一些电影和话剧的演职员也住在这里，还有著名的指挥家和编剧。
例如，一九六五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秘密图纸》，里面的特务“叶长谦”是个结巴，看上去阴险而恐怖。演叶长谦的演员叫李壬林，是总政文工团话剧团的团长，大校军衔。我和小伙伴还曾追着他的屁股后面喊“谁，火，火，火了”。本来我也有些结巴，后来就更厉害了，搞不好就是这个“特务叶长谦”给闹的。还有一九七四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闪闪的红星》中扮演潘冬子母亲的演员李雪红也住在这里。还有为电影《怒潮》插曲“送别”作曲的音乐家时乐濛，歌唱家孟贵彬，杰出音乐家、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等，他们都住在七号楼。胡德风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时任总政文工团副团长。胡德风的女儿胡玫是著名影视剧导演，曾导演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和《乔家大院》。胡玫小时候叫胡玫玫，她和我大妹妹是星火小学的同学。还有一位，就是唱《军港之夜》的苏小明。我在《歌星苏小明》一文中曾有过详细介绍。苏小明原来姓董，和我同在北京一二三中学上过学。她的父母也在总政文工团任职。
在我的记忆中，合唱队和话剧团的演员每天早晨都会在七号楼前练功。歌唱演员吊嗓音、练声带，话剧演员说绕口令。由于六号楼和七号楼相隔很近，所以能够清楚地听到他们练功的声音，抑扬顿挫，清脆洪亮。至今还依稀记得一些相关的内容：
“荔枝、李子、栗子、梨……”
“六十六岁刘老六，盖了六十六间楼，买了六十六篓油，养了六十六头牛，栽了六十六棵垂杨柳。忽然一阵狂风起，吹倒了六十六间楼，打翻了六十六篓油，跑散了六十六头牛，折断了六十六棵垂杨柳……”
这些绕口令让还是孩子的我特别感兴趣，至今记忆深刻。如今我六十七岁，已经超过“刘老六”了。光阴似箭，人生如梦。几年前，为了给这篇回忆文章配发照片，我特意拿着相机去大院里寻觅、拍照。六号楼、七号楼、十号楼、十二号楼、十三号楼…… 边走边看边回忆。故地重游，白了少年头。
总政文工团的许多演员与我母亲认识。因为他（她）们常去大院里的门诊部看嗓子，我母亲就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不少演员的名字，我母亲都叫的上来。
在新街口豁口，有一个剧场名叫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就是总政文工团合唱队、歌舞团、歌剧团和话剧团排练节目的地方，空闲时还常常演电影。我小时候也在里面看过电影，也看过文艺演出。例如，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来京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戏里面有一句台词在当时特别流行，叫“黑不溜秋的靠边站”。剧中人物排长陈喜嫌士兵赵大大脸黑，动不动就叫他“黑不溜秋的靠边站”！我们这些孩子也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过去，总政文工团给全军指战员送去了许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极大地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同时，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快乐。
这世界太小了。一九七〇年底我当兵入伍去云南，分配在昆明军区通信总站二连。谁知就在通信总站的四连和六连，竟有两个女兵战友是总政文工团的干部子女，也住在小西天部队大院，我小时候还见过她们。
四、第三门诊部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血腥的，来不得半点戏弄和马虎。战场救护中的医护人员更是与时间赛跑，因为每时每刻都关乎到军人的生与死，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重要。看过影片《芳华》的朋友，知道何小萍因为演出时装病，被组织处理去了战场救护当护士。但她是好样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为英雄。
我母亲于解放战争参加革命，随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她和我讲过在战场救护中抢救伤员时的惨烈场面，惊心动魄，记忆犹新。
和平年代的部队医护人员同样担负着护卫军人和家属的生命与健康，其职责一样神圣和崇高。上文提到了我母亲工作过的总参管理局第三门诊部，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简单介绍一下。据我所知，那个时候的总参管理局大概有六个门诊部，根据总部机关分布的情况，负责对部队干部和家属患病的初步诊断和治疗。总参第一门诊部在西城区厂桥附近，或者说是旃檀寺。第二门诊部在张自忠路二号。第三门诊部就在小西天大院。第四门诊部在总政黄寺大院。第五门诊部在花园路，距离总参测绘局和防化兵大院很近。第六门诊部在地安门部队大院。这六个门诊部都属于总参管理局卫生处管辖。管理局是军级单位，卫生处是师级单位，那么，门诊部就是团级单位了。
十三号楼是门诊部的办公楼，十二号楼是家属楼，后来办公楼不够用，就占用了十二号楼最西边的一个单元。别看门诊部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各个科室很齐全，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理疗科，还有小儿科、外科手术室、病案室、化验室、透视室、药房等等，许多叔叔阿姨我都熟悉。即便在一个孩子的眼里，这些叔叔阿姨也都是帅哥美女，特别是当他们穿上军装、戴上领章帽徽的时候，精明强干、英姿飒爽（我母亲至今保存了一张六十年代初期门诊部全体医护人员合影的黑白照片）。而且，我感觉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敬业，工作上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他们的孩子，也是我的小伙伴，有的还是星火小学的同学。
小时候，我常去耳鼻喉科找母亲，所以对同是耳鼻喉科医生的朱恩敏叔叔、眼科医生赵捷阿姨、外科的张怡恩叔叔、王健叔叔特别熟悉。朱叔叔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也是我母亲的老师，工作上给我母亲许多的指导和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叔叔退休以后的一件事。有一天，我陪同母亲前去探望。谈话间，母亲说她耳朵有毛病，总爱发炎，且听力越来越差。遗憾的是耳鼻喉科医生无法给自己看病。朱叔叔说，我来给你看看。说完，他从柜子里取出了他自费购买的额镜等医疗器械，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为我母亲做了认真的检查。我本以为朱叔叔简单地说一下情况就行了。谁知，朱叔叔让他的夫人取出笔和纸，并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诊断证明书”。“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别，检查结果，诊断意见，处理意见……”一开始，我觉得有些可笑，又不是到医院看病，也不至于这么正规吧。但是，当我看到了朱叔叔和阿姨那一笔一划、一字一句认真执着的态度，又转化为肃然起敬。一项单纯的检查，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军医的精神境界和敬业态度，不知不觉中早已养成了习惯。
朱叔叔还是一位有着文艺细胞、非常活跃的人。记得有一次门诊部召开文艺晚会，朱叔叔表演的节目是“踢踏舞”。潇洒的朱叔叔头发向后一梳，穿着锃亮的皮鞋，在地板上有节奏的弹跳，腿脚相当灵活，动作优美而欢快，很有些风流倜傥呢。
那个时候的门诊部主任是李蓝丁（已病故）。李阿姨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生，浙江海宁人。从小随父母生活在上海，就读于上海私立同德高级助产学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二年三月入党。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到军医大学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之后担任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医、住院部总医师、医务处主任、总参谋部第三门诊部主任、解放军总医院（即三〇一医院）二部副主任、医务部副主任、顾问等职。她多次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四、五届执行委员和第四、五届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李阿姨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曾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在我的印象中，李阿姨瘦瘦的，个头不高，穿着呢制服，佩戴中校军衔。
一九六五年，我家搬到了北太平庄总政宿舍。我父亲出差到江西萍乡工作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和两个妹妹都还小，我在小西天大院里的星火小学上三年级，妈妈还在门诊部上班。为了不影响我母亲的工作，同时又照顾到我和两个妹妹。门诊部领导决定在十二号楼为我们找了一间房子住，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领导关心下属，现在想来也很温暖。
门诊部药房主任李建功叔叔，就住在我家楼下。李叔叔有两个男孩，老大叫李捷，比我大一岁，和我同是大院内星火小学的同学，也是少先队员。记忆中，他文绉绉的，还有些矫情。后来他当兵入伍，几年后复员回北京。就是这个李捷，通过自学高中数理化知识，参加一九七七年国家刚刚恢复的高考，上了大学。接着又读硕士，读博士，然后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刻苦学习，奋力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直至副部级——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休前是中央《求是》杂志社社长。
五、幼儿园和星火小学
上文提到了我曾是星火小学的学生。那时候的小西天大院，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校。它们的生源，都是大院部队干部子女或者部队职工子女。我记得那时的幼儿园分日托和全托。日托是指孩子当天送当天接，就像今天的幼儿园。全托是指孩子住在幼儿园里，每周甚至每两周，家长才能接送一次。我和我的小妹妹曾在总政永祥寺幼儿园，这家幼儿园就是全托，每两周坐班车回家一次度周日。小西天大院的幼儿园是日托，我的大妹妹小时候就在这个幼儿园日托，还表演过文艺节目，当过报幕员，按照现在说法，叫“节目主持人”。幼儿园还特意为她报幕时照了一张像片，又放大了做成彩色照片。这所幼儿园为大院的军属照顾孩子提供了优厚和方便的条件。
小学校的名称为“星火小学”，建校于一九六一年。为什么叫“星火小学”？据同住小西天大院的我的战友李志刚说，当时在小西天大院上班的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黄火星将军（已故）为小学校起的名。黄火星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星火小学的位置在第三门诊部的西边，有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过去是大院部队干部子弟小学。小学的建筑规模不大，有几排平房，一排平房为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低年级在前面，高年级在后面。我从一年级上到四年级，还在这里参加了少先队。我清楚的记得，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色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加入少先队是非常光荣的。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再衬上小学生稚嫩的笑脸，也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至今还记得红领巾的系法。
那时候，星火小学每个学期都要评选“三好生”，“三好”即学习好、纪律好、劳动好。被评上“三好生”的学生都会获得学校颁发的奖状。而我在星火小学从来没有评上过“三好生”，每个学期获得是“一好”，即“学习好”，没有奖状，只是一张粉颜色的纸条。差了“两好”，奖状的“待遇”就低了许多。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老师。本来没有评上“三好生”，可以什么都不给了。正是老师还看到了你身上的优点，哪怕是“一好”，也给予肯定。这是多么善良又富于同情心的老师呀。
星火小学的老师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部队干部家属，她们年轻，有文化，会讲普通话。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庞秀英，同时还负责教我们班的语文课。上到四年级后，我就转学到师大附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庞老师的儿子叫许言午。有一次许言午去门诊部看病。患者不少，大家需要在诊室外的走廊排队。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医生拿着病历叫道：“许许，进来！”“许许！该你看病了！”连叫了三声无人答应。医生又拿起下一个患者的病历。这时，许言午忽然有所反应。他说：“阿姨，您是不是叫我？”医生说：“你是许许？刚才叫了你半天，怎么不回答？”“阿姨，我叫‘许言午’，不叫‘许许’。”医生仔细看了病历上的姓名才明白。原来第二个“言”字和第三个“午”字挨得太近了，以为“言”是“午”的偏旁，被当成了“许”字。趣事一桩，可不仅仅是轻松一笑，庞老师为她的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应该是有特定含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因患肺结核病，在位于北京西北郊黑山扈的解放军三〇九医院住院治疗。三〇九医院住院部的地域很广，背靠百望山。病人治疗完毕，没事就沿着山路散步，因为坡度不是很大，又很少有机动车，是一个很理想的治病休养环境。黑山扈往西一站地是红山口，著名的国防大学坐落在那里。有一次我上山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当年星火小学的庞老师吗，她怎么会在这里？但她肯定不是三〇九医院的病人，那些病号我都脸熟。我本想打招呼，又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传染病患者，而且肺结核病是呼吸道传染，便忍住了不去打招呼，并保持一段距离。路过的庞老师看了我一眼，显然是没有认出来，然后径直下山。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了，不可能人人记得。反倒是我们这些学生，会永远记住教过自己的老师。后来我想，庞老师的丈夫可能调到国防大学或三〇九医院工作，不然，她不会走到这个地方。
现在的星火小学已经迁出了小西天部队大院，成为海淀区的一所知名小学。部队的教育资源移交给地方是对的，既可以补充师资，又可以扩大教育面，完全有益于社会，最终还能使自身获得更大的发展。
六、大院的露天电影，孩子们的游戏、纠葛和趣闻
小西天大院内有一座大礼堂，在大院的东北角。我们在里面看过电影。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看露天电影。
第三门诊部前面有一个的大操场，在晚上放电影时也就成为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不仅是孩子们，甚至也是成年人的盛大节日。小西天大院看电影的观众，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不仅仅是住在大院里的人，甚至大院周边的机关和学校的人员闻到消息也赶过来凑热闹。电影放映时，银幕正面坐不下，许多人就挤在银幕的背面看，只要不看文字，画面的效果没有太大的区别。特别是电影开演之前，放映员会先用放映机的灯光打到银幕上聚焦，再矫正位置和尺寸。这时，总会有许多孩子借着灯光打手势、扔帽子、做鬼脸，快乐无比。待电影开始以后，场面才慢慢平静下来。《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铁道卫士》等等，都是男孩子们喜欢看的打仗片。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等译制片。这些电影的情节甚至台词我都会背。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培训电影放映员，操场上挂上了七八块银幕，分别放映不同的故事片，我们这些孩子就抓瞎了，跑来跑去，也不知该看哪一块银幕，瞎着急。看来开心过了头也不行啊。
那个年代孩子们的游戏也是多种多样的。女孩子喜欢玩跳皮筋、扔沙包、摆羊拐等。男孩子喜欢玩滚铁环、耍铁片、拍烟角等。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参加的是集体合作项目的游戏，叫“官兵捉贼”。一群男孩子分成两拨，一拨扮成“贼”，负责躲藏；另一拨扮成“官兵”，负责抓“贼”。抓到的“贼”，被“官兵”押解到树底下，手拉手站成一队。但此时抓到的“贼”可以和未抓到的“贼”进行互动，争取获得解救。未抓到的“贼”拼命跑过来，只要手触碰到排队的人，被抓获的“贼”便四散而逃，重又获得自由。直到“官兵”把所有的“贼”抓完，“官兵”才算获胜。这个游戏既表现了集体的作用，又是个人奔跑速度和耐力的比拼：“贼”要拼命跑，“官兵”要拼命追，客观上也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因而记忆犹新。
是孩子肯定调皮，甚至会打架。法院的男孩子也不例外。那时候，我们集中在小西天大院的六号楼居住。一九六五年时，准备集体搬家到北太平庄总政宿舍。男孩子特别是大一些的喜欢玩双杠。在六号楼与七号楼之间有一架双杠，周围的孩子都喜欢玩。当然，孩子有孩子的玩法，与体操运动员是大相径庭的。法院的孩子想把双杠搬到北太平庄，便开始挖土清理地基。在七号楼居住的总政文工团的子弟不干了，他们呼啦啦围了过来，为首的就是胡玫的哥哥胡克。围绕着这架双杠，一帮人要带走，一帮人不同意，双方剑拔弩张，都想用武力征服对方，火药味很浓。最终，此事惊动了大人——即双方的家长出面解决问题。作为孩子，我们是不知道大人如何协调解决的，究竟是体育器械所有权的确认，还是大院管理人员的决定，都不得而知，但结果是我们把双杠带到了北太平庄。现在想来，或许人家总政文工团做出了让步，毕竟谦让才是美德。
总政军事法院干部子弟梁京生告诉我，大概是一九六〇年的夏末秋初，他刚五岁。小西天大院西边还是果园，有许多枣树。他和大哥梁建康带着一群孩子去果园玩，本想捕捉树上的蝉，顺带捡了几个掉在地下的枣子。谁知他们刚拿出来弹弓，就被果园看守人发现，并指控他们偷水果，孩子们大喊冤枉。看守人指着他们的弹弓和手里的枣说，一点也不冤枉。梁京生说，弹弓是打树上的蝉，枣是地上捡的。面对五岁的孩子，看守人将信将疑。这时，树上的蝉鸣叫起来。他眼睛一亮地说，你们用弹弓把这只蝉打下来，我就相信你们。打不下来，就说明你们讲假话。十岁的梁建康不慌不忙，把弹弓上的皮筋整理了一下，在地上选择了一粒石子，夹在包皮内，迎头对准树上的蝉。只听“砰”的一声，蝉鸣戛然而止，那只蝉被弹弓打了下来，孩子们欢呼雀跃一拥而上。看守人也在惊叹，最终放了他们。
同是法院干部子弟李卫东也告诉我一件趣事。一九六三年春节放假期间，刚下过雪，孩子们在六号楼前放鞭炮。李卫东有几个“麻雷子”也一起放。这种鞭炮个头大，火药足，外包装是牛皮纸，声音巨响。在炸了两个“麻雷子”之后，他把第三个“麻雷子”的引信点燃。这时，忽然有人催他赶紧上车。原来，春节期间部队大院专门派车送干部家属和孩子去动物园玩。孩子们就在候车时的空隙放鞭炮。当李卫东听到有人喊他赶紧上车时，他立刻将已经点燃的“麻雷子”引信捻灭，装进裤兜里。这兜里还放着几个未点燃的“麻雷子”。谁知他刚刚走到车门口时，裤兜里的鞭炮炸响了，连同几个未点燃的“麻雷子”一同开了花，他穿的裤子立即燃烧起来。已经上车和正要上车的人都惊呆了，反应过来后，都过来帮忙拍打，终于将火扑灭。原来，李卫东以为自己把鞭炮引信捻灭了，实际上没有，还在继续燃烧，最终引起炸响。但是庆幸的是，虽然裤子烧破了，但他的身体安然无恙，只是靠近裤兜处的大腿皮肤略微发红而已。
尾声
十三年前，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之后经常参加北京作协举办的采风活动，认识了北京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升山先生和副秘书长李智明先生。有一次与王升山副主席闲谈，得知他竟住在小西天部队大院，从小在那里长大，真是巧极了。他告诉我，大院建于一九五六年，盖起的第一座楼就是一号楼。他父亲是总参管理局的干部，同年搬进来就临时住在一号楼，所以他对小西天部队大院的修建时间记得非常清楚。
过去的小西天大概有个牌楼，后来拆除了。改革开放后，又恢复重建了一个牌楼，作为小西天的地标。牌楼建在部队大院南侧的一条街上，街名叫“文慧园路”。牌楼上蓝色衬底写上了“小西天”三个金色大字，矗立于文慧园路的东口。牌楼由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负责修建，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
有了牌楼，“小西天”这个地名也就有了物化的依据。
（初稿写于2018年2月4日，修改于202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