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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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病房走廊的另一头，穿着病号服的父亲站在门口向楼梯这边张望。我一露头，父亲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叫着：“来了！儿子来看我了！”说着，眼泪竟流下来。
那是在他病故前的三个月，这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父亲的举动在我看来有些夸张，不应该是五十多岁的人应有的反应。当时我挺奇怪，我每周都到医院看父亲，不是第一次见面，也不是最后一次见面，病中的父亲为什么显得过于激动？
父亲得的是“胶原病”，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从持续发低烧开始，到住院检查治疗，再到病情恶化最终去世，整整十三个年头。一个人在病床上度过十三年的时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光是肉体上被疾病折磨，精神上也在不断地被病魔噬咬和瓦解，一步步走向死亡是令人恐惧的，也是健康人无法想象的。
父亲是个孤儿，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打过豺狼虎豹一般的日本鬼子，参加过淮海战役，还渡过鸭绿江与狂妄不可一世的美国佬进行过较量。抗美援朝结束后，父亲在军委总政治部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听从组织安排，调去了东南沿海，在福建海军的一个驻岛部队。
父亲没有怨言，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即使离开首都北京，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父亲的豁达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常常影响着我。
记得我1970年12月当兵的时候，父亲给我规定了几条纪律，写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
学习政治，改造思想，立足本职，放眼世界；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团结同志；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积极劳动；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谦虚谨慎，自觉革命；
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刮脸；
要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些话的部分内容，在当今的年轻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可笑。但这样的词句在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很流行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进步，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生活上的关照。父亲不希望我染上吸烟喝酒的习惯，也不希望我早早就刮脸、修鬓角，军人就得有一个军人样。
小小的已经发黄了的旧卡片，不但折射出时代的特色，也记录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我至今仍珍藏在家中，已经五十三年了。
部队有一个传统的做法，每个战士入党之前，都要当一段时间的炊事员或饲养员。因为这两项工作十分辛苦，也算是对战士的锻炼和考验。记得我当炊事员时，思想负担过重，因为从来没做过大锅饭，连炉灶生火都不会，更别说如何切菜炒菜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多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当然知道基层连队党支部发展党员的情形。他很高兴，还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寄给我。其诗曰：
炊事工作不简单，一人要调百人餐。量米看菜度火候，煎炒烹炸味要鲜。
心中想着毛委员，革命工作无贵贱。莫学“君子远庖厨”，心红志坚迎考验。
当然，这首诗也是时代产物，是那个年代部队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现在我们看来可以不理解，甚至可以评头品足，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后人应该尊重事实。因为你不能改变历史，所以也就没有资格嘲笑历史。
我在部队入党的时候，曾写信告诉父亲。后来我听母亲说，父亲见信后，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说我们家有了三个共产党员，全家人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我从部队复员回地方面临重新安排工作时，父亲鼓励我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挑肥拣瘦，工人、售货员都很好。工人可以学技术，售货员也可以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只要是自食其力，干什么都光荣。当谈到售货员的工作时，父亲说，售货员要待顾客热情，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头脑还要清楚，不能算错账。那些冬天卖大白菜、土豆、胡萝卜等蔬菜的售货员，她们的手指冻得就像胡萝卜，特别辛苦（那时候卖菜的人都呆在露天场所，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超市，蔬菜都经过整理和包装，售货员干干净净彬彬有礼）。尽管我最终当上了工人而没有成为售货员，但我对父亲的这番话印象十分深刻。父亲虽然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却对平凡岗位的人充分理解又很有感情，而且从没有利用他的权力或关系为我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父亲1973年开始生病，其间在福建的福州、飞鸾，河北的保定，上海、北京等地住院治疗。在北京海军总医院治疗时，我常去看望父亲。1982年，我也患病住进了医院，长达一年的时间。在工厂，工人请病假超过半年就要“吃劳保”。所谓“吃劳保”就是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奖金、岗位补贴一律没有。当时我每月的工资为40元，百分之六十就是24元，还交不起医院每月30元的伙食费。我向工厂提出困难补助申请，多了不要，把医院伙食费补齐就行。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要我撤回补助申请，不能给工厂党组织和车间领导添麻烦，我的一切生活费用由他负责。当时，我还想不通，我是工厂的工人，有困难当然要找工厂，这和我的父母没有关系。可父亲不这么想，他说生活比我还困难的人有的是，让工厂把钱补助给最需要的人。
我出院后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工厂上班。按规定已经“吃劳保”的工人，必须经过三个月的试工期，试工期间不能有任何请假的行为，否则仍按百分之六十计算工资，试工期还要顺延。
我在工厂的电器按钮车间做包装工，需要费一些体力。当然，这对一个健康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久病初愈的我就显得有些吃力，尽管工友们很照顾我，一天忙下来还是感觉疲乏，骨头像散了架，还有一些干咳。工厂每周安排一天休息，我便利用这一天去看望父亲，从我住的工厂集体宿舍骑自行车到海军总医院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而且正值冬天，从东向西骑车要顶着凛冽的西北风。
到了医院，父亲对我大发雷霆，说他身体不好心情烦躁，不愿意说话，谁也不想见。当时正在陪护父亲的母亲告诉我，最近你不要来医院，你父亲不想见你。我问母亲，是父亲的病情加重了吗？母亲说医生正在检查，现在还不好说。我说父亲为什么不想见我？母亲说他任何人都不想见，你也就别烦他了。
我也生起气来。好不容易有个公休日，我在宿舍里休息好不好，吃饱撑的顶风骑车到医院来干吗？我一赌气，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去医院。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故意发脾气。他知道我进入上班前的试工期时非常高兴，觉得我应该在工休日好好休息恢复体力，用不着老往医院跑。但他又不能直说，便和我母亲商量好，采取这种方式把我赶走。
快要步入生命尽头的父亲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他病了这么长时间，花了国家许多的医药费，心里总是过意不去。他要我努力为党工作，也好报答国家。
父亲患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叫胶原病，症状类似于红斑狼疮，这种病多多少少和遗传有些关系。父亲说他很小的时候，印象里我爷爷也有过这种病状，30多岁就死了。父亲说，如果我们的国家还停留在我爷爷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也许早就死了，是党和国家让他的生命得以延长，比我爷爷多活了20年。父亲嘱咐我经常进行体育锻炼，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但也不要神经过敏，心胸要开阔，不去计较一点一滴的得失，避免自寻烦恼，多想高兴的事，多做对身心有益的事，这样活得才有质量，争取比他再多活几十年。
父亲在病故前的三个月，执意要出院。他说自己的病状回天无望，不能总占着医院的床位不放。母亲和医院的医生都拗不过父亲，也就同意了他的想法，但要求遇到病情危急时，务必再送回医院。
我那天去医院探望父亲。父亲在病房门口眼巴巴地等着我，就是想把出院的事情告诉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猜，难道父亲是要重温作为一个健康人的梦想吗？
母亲告诉我，父亲也想在家中与亲人们团聚，享受这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一个久病的人对自己的家庭和亲情怀有强烈的渴望。
1986年4月24日父亲病故，时年57岁。
到今天，父亲离开我已经许多年了。我女儿从出生时就没有见过她爷爷，因为女儿是那一年的9月份出生的。
女儿小时候曾问过我说：“我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若是活着会喜欢我吗？”
我说：“你爷爷首先是一名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又是一个对工作和生活抱有坚定信念的人。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爱自己的亲人，若是活着，一定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