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京生

在开车驶往燕郊的途中，我的手机铃声一直在响。我没有接，它便无休止地叫唤。我有一个习惯，为了安全起见，开车途中一概不接电话。

九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天。早晨，我开车很顺利，一个半小时后就到达燕郊，驶入停车位，将车停稳，拉手刹、熄火、解安全带，再打开手机查看。原来是一位叫张九超的“发小”打来电话，由于我没接，他打了好几次。

回到家，我给张九超回电话。他说你看咱们的微信“发小”群了吗？我说还没有，怎么了？他说梁京生于今晨六点二十八分去世了，后天早晨七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啊？我一愣，头脑“嗡”的一声，浑身隆起鸡皮疙瘩。

怎么办？刚到燕郊，本想住两天洗洗涮涮收拾房间。原计划是下周二回京，因为周一是我的车尾号限行。现在顾不上别的了，与老伴儿商量了一下，午饭后马上返回北京，这个告别仪式必须参加。打电话时，张九超在山东乳山，他也准备明天乘高铁回北京。

梁京生，男，六十八岁，圆脸，大眼睛，黑黑的头发，个子不高，最大的特点是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是个大帅哥。之所以称“发小”，是因为我们的父亲都工作在同一个单位——军委总政治部军事法院，也住在同一个部队宿舍大院。军事法院原来的规格很高，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相当于大军区级，院长是一九五五年授衔上将的陈奇涵先生（已故）。后来为了精简机构，被总政收归为旗下的一个部，降为正军级单位，院长是一九五五年授衔少将的金如柏先生（后任炮兵政委，已故）。

我们这个发小群，父母都是军事法院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等师团级干部。在小西天宿舍大院六号楼时，京生一家与我家是隔壁。他是老三，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京生与我都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只是他出生的月份比我大一些，参军入伍也比我早一年。

小时候，京生是一个很活泼、动作十分机敏的人。每次玩“官兵捉贼”的游戏时，京生都跑得飞快，无论是当“官兵”还是当“贼”，他都能胜任，几回下来赢多输少。搬到北太平庄宿舍后，我们住的还是六号楼。六号楼地下室有一个通往地面的通风口，尽头在地面的一个井盖，空间极其狭窄，而且还有坡度。京生可以迅速的爬进爬出，而我就笨了许多，爬起来很慢，而且觉得距离很漫长。男孩子就是这样的调皮，不走楼梯却爬通风道。后来复员回到北京，京生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地下室至通风口的路径。在总政黄寺游泳池跳水时，京生可以在泳池边助跑，猛地起身一跃，在空中展示小燕飞的动作，然后头朝下轻松扎入水中，溅起的水花极小，很有跳水运动员的气势，让我羡慕不已。

说起当兵，我想起一件事。看过我写的《我的青春我的歌》的战友和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云南昆明北郊山上军营里遇到同是住在总政宿舍的战友，她们是四位女兵，其中一位叫梁建平，在四连，即话务连，梁建平就是梁京生的姐姐。梁建平探家时，将我们在一起当兵的情形告诉了梁伯伯，梁伯伯很惊讶，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捎上河南开封的土特产，在梁建平回部队时一并带给我，令我特别的感动。很快，身在福建省同安县野战军当兵的梁京生得知这件事，也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这是我与京生和他家人在当兵时的一段美好记忆。复员回京后，京生分配到位于酒仙桥的一家国营大厂做生产技术工作。按现在的说法，这样的国营大厂叫“央企”，规模大，工资级别高，名声也好。我们这帮发小，境遇都差不多。动乱年代，总政军事法院编制被撤销，干部疏散到全国各地，京生的父亲梁伯伯去了河南省开封军分区，我家去了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的海军部队。由于我们是在搬家前离京当兵入伍的，根据部队的规定，士兵退伍复员是回原籍，即通俗的说法“哪里来哪里去”，我们就回到了北京。又由于家不在北京，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甚至吃喝拉撒住都要靠自己。好在我们都在部队锻炼过，独立生活没有问题。

起初，我住在厂里，后来搬到位于鼓楼西大街一间工厂的库房。库房条件极差，白天不见阳光，地板也是湿漉漉的，墙角堆着布满灰尘的旧账簿和废弃的仪表零件。过了几年，工厂把库房翻修了一下作为工人宿舍（实际上是工棚），我住到一间可以看到露天的西房，大约八、九平米，同时，还有一位工友与我合住。后来这位工友结婚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梁京生曾几次来我这里探望，他特别喜欢听台湾歌手张明敏的《垄上行》，每次来时都会听这首歌的录音磁带，“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仿佛为季节讴歌……”并沉浸在其中。

京生在安定门上班时，我也常去他所在的值班室探望。值班室里有一台大彩电，十分清晰和诱人，工休时，是一个美好的享受。那时候，京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开着一辆精致的面包车东奔西走。记得我女儿上初中时，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庆五十周年天安门广场的集体活动，学生必须在夜间三点钟以前赶到学校。当时，我们住在朝阳区安贞桥附近的电信宿舍，女儿所在的花园村中学在海淀区西三环路，我只好求助京生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天夜里，他不仅开车将我女儿送到学校，而且还把我送回安贞桥的家才回去，第二天他还要按时上班。

京生是电工，技术过硬，手法娴熟。几年前，我家里装修卫生间，除了做防水、贴瓷砖外，还要在顶棚上安装暖风机。本来已经交了装修的费用，但工人说这个暖风机是新加的项目，需要另外加钱。我问装修工人加多少钱？他说三百元。我说二百元行不行？他说三百元一分钱不能少。我说买这个暖风机还不到二百元，安装就要三百元，不就是接几个线头吗？您是不是要多了？他神气活现地说，我没有多要，若是别人得要五百元。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诈，立刻给京生打电话，京生说，二百元也不要给他，我给你安装。

几天后，京生带着工具和电笔来到我家，不到一个小时，暖风机就安装好了。我留京生在家里吃饭，京生说还有事，咱们之间不必客气，就离开了。之后还有多次，京生帮我安装吸顶灯，修理电扇，网上购买节能灯的灯芯更换、安装等等。

不仅是我家，据九超说，他家、小云家（胡向云，也是大院发小）也多次请京生帮忙布置电线、修理电灯和电器。另据小云介绍，前年六月，他和京生去河北省怀来县爬山，中途小云突然发病，导致呼吸困难，全身无力，大汗淋漓，按他自己的话就像是“濒死状态”，幸有京生在身旁一路搀扶照顾，才安全返回营地，若没有京生，后果不堪设想。

这只是我们仅仅知道京生做的好事，想来他用自己的专长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

京生做的最后一件善事，就是将他父亲梁伯伯保存的原军事法院同事写来的书信交给他们的子女。上文提到，总政军事法院撤销后，原来的干部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尽管相隔千里，但他们在一起相处几十年的友谊非常珍贵和牢固，相互之间经常通信往来，叙述各自的经历和感想。梁伯伯把这些信都保存下来，直到他去世。京生与梁家兄弟商量后，决定将这些信交还给写信人的子女，这样更亲切也更有意义。如此，我便收到了京生托他儿子梁辰带来的我父亲的信。那是一九七一年我父亲调到福建海军不久写给梁伯伯的信，字里行间介绍了海岛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对当地气候、水土和语言的不适应等等，读来亲切有趣。

京生对我说，我们留着这些信不如你们保存这些信更有价值。是的，京生和梁家兄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这些发小都会感谢他。

不久前，我与京生电话联系，他说近期一直不想吃东西，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有阴影，要做进一步检查。我劝他应该认真彻底地检查一下，弄清原因。同时劝他要硬着头皮吃东西，哪怕吐了也要坚持再吃。后来京生说医院准备为他做活检，有了结果就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动静，我又打电话给他，但他没有接。我马上给梁辰打电话询问情况，梁辰说父亲情况不太好，肝脏完全失去功能，医院准备在他的体外做一个人工肝脏替代，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我问梁辰能否去探望，他说不行，医院管理的紧，连他进出医院都很麻烦，况且他父亲身体极其虚弱，也无法交流。我说那就等你父亲慢慢好转了我再去看他。也就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就接到了噩耗。京生患的是癌症，已经全身转移了，肝脏虽然不是原发癌，但反应最为严重。

九月二十五日夜，我被一阵咳嗽惊醒。一看时间是一点三十分，已经是二十六日凌晨。反正原先时钟上铃是四点，索性也不睡了，起床准备东西和寻找深色的衣裤和帽子，做早餐（应该是夜餐），然后吃早餐。

头天晚上，我与九超约好，早晨五点在明光桥附近京生家所在小区的门口集合，一起去八宝山参加京生遗体告别仪式。事前我给梁辰打电话要单独送花圈，并急急忙忙拟就一幅挽联：

穿一身军装凭一技之长青春烈火熔铸在福建前线

引千条银线点万盏萤灯生命年华盘桓于百姓人间

由于匆忙，挽联对仗不够工整。上联本想写“凭一腔热血穿两季军装”，但与下联的声调不合，而且“两季军装”也容易误解。这里所说的“两季”，我的本意是指南方的旱季、雨季。上联的“一二”对下联的“千万”，数字对仗还可以，但平仄相同，严格地讲也是忌讳的。已经拟好的挽联虽然对仗不够工整，可代表了我的心意，时间短促，也只好这样了。

四点半，我蹑手蹑脚出家门，走到明光桥不到五点。一会儿，九超开车到了，同时上车的还有京生的二弟梁卫平、三弟梁为民，我们也是五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特意从河南开封赶来，与三哥告别。

车到八宝山公墓，时间还早，大门未开。小云开车去另一个方向接京生的大弟弟梁和平也到了，我们见面寒暄。待开门后，很快又见到了京生的大哥梁建康、姐姐梁建平和梁辰，还有京生兄弟姐姐的亲属，以及发小陈镇阳、晋齐等，晋齐也是专程从湖北武汉乘高铁赶来的。

告别仪式庄重肃穆，京生躺在鲜花绿叶中，面目平静安详。正前方的屏幕播放着京生生前的生活照片，一幅幅、一幕幕，展现出美好的人生画卷。画面中的京生笑容灿烂，活灵活现，风采依旧，好像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京生一路走好！

（2023年10月5日写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