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书生涯连载

我的教书生涯

（一）

1977年秋天，我实在不甘心在村里生产队参加劳动，过那种三个人出全勤受苦，却填不饱五口人肚子的生活。跟父母商量好，偷偷去找先前是我的老师，现任公社联合校长的赵如举。可能是手里的两瓶酒起了作用，我当时就得到同意，让到三道沟小学代民办教书。

第二天，我悄悄到三道沟村去上任。走到村口已经是上午九点钟的光景，村里静悄悄的，我知道大人小孩能干活的都去地里了，就只能在村里转悠。走到村里最大的一个院落边，我想这一定是村里的学校了。站在院墙外可以看见里边的全部。学校的东墙还算完整，西边和南边的院墙残破不堪，好几处豁口进出如履平地。大门朝南偏西，没有门框和门，只有几根拐七八弯的树干斜叉在门口，算是一种告示：这个学校已经废弃，停学了。门旁边的墙倒是有一丈多的大豁口，我抬腿就进去了。校园里空荡荡的，当院兀立着一根木头，大概是当年的篮球架，上边的木板和篮圈早已不知变灰还是成尘。北面共有8间正房，三个两间开面的掏空房应该是教室，窗口和门都用石块堵着，门板、窗框、玻璃一应全无。从石块的缝隙看到里边，墙的高处还有几根木条，挂着几片纸，应该就是当初的顶棚。屋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木质的椽檩，全是黑的，蜘蛛网密布，有几处可以直接看到天空。西面墙上用水泥抹的一块是黑板，也已经掉落多处。另外的两间都是单间，各有一条土炕，但炕洞多已塌陷，可以看见里面的炕灰。有一间还有一个锅台，也是残破不堪。地上满是尘土，还有分不清是猪狗还是人的粪便。

我怀着我也说不清的感觉出了校园，想找到村支书，又怕见到村支书。就在心里和肚里都空荡荡的时候，看到一位从收秋的地里回家的妇人。一问，恰好是村支书的老婆。得知村支书还在地里，我只能顺着她指的道，又辗转寻到地头。经别人指认，我走到村支书面前，说明来意。本来以为人家会很欢迎我的，哪知村支书迟疑了一会儿竟说：“你先回去吧，等我和联校长商量后，再通知你。”就这样，我误了一天工又灰头土脸地干起繁重的秋收农活。

春节后，因距离开春下地干活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村里人们还在享受着难得的冬季休闲。突然有一天我父亲脚一迈进家门就说：“三道沟支书李常贵让你去教书。”这下倒是我迟疑了，我一下子就想起那个破落的学校和冷冰冰的支书。其实，我的心中早已把曾有过的兴奋和期盼驱逐得不留痕迹。现在旧事重提，我……“迟楞什么？还不快些准备！”看来父亲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也重拾信心，赶紧换洗衣服。

这次村支书与上次大不一样，非常热情。不仅主动招呼我进他的家坐了一会，还热情地把他的儿子叫过来给我介绍，让他叫我王老师。最后李书记说咱们到学校看看去。

进到学校后，我非常吃惊，恍如隔世。有一间教室已经收拾好，新修的窗棂十分整齐，最下一溜装上玻璃，上边的也都糊上白麻纸。教室里地面干净平整，顶棚也用报纸糊好，讲台上也多了一块用砖块支起的木板。隔壁的一间也拾掇就绪，土炕已经重新磴好，新抹的泥土上蒸腾着热气，大半已经干了，灶膛里火势热烈，燃烧的木棒不时发出噼啪声，恰像爆竹声响。

看到我傻愣的样子，李支书说“我跟联校长见过面后，就安排社员整修学校，现在总算有了眉目，过两三天，全公社学校开学，咱们也开学。我已经通知各家，让孩子们都来念书。”

我到联校背回全部9套教科书和5合粉笔，看着讲台下8个高低不一、衣着不整的孩子，按照年级分成3组，三年级3个，二年级2个，一年级3个。在三年级有支书的儿子李世运，他是所有孩子中最高的。另外有一个叫何时成的，个子不高，但眼睛里总有一种很难说清楚的神情。

终于开始上课了，我一个人带三个年级的课，加上挑水、做饭、看顾炉火、看守校园，很少有闲时间。本来打算到晚上备课和批改作业，但几乎每天有村干部和社员来学校拉闲话，农闲时会拉到十点多钟。我只能在他们都走了以后再加班到深夜。不过，从人们的闲聊中，我逐渐了解到，原来的老师不中李书记的意，李书记把他家的二小子就是李世运送到县城小学读书，寄住在孩子舅舅家，所以就把学校停办了。原来李世运的学习在本村只是中等，进城后一直是最差的，李书记就又把孩子接回村里，坐了两级，从三年级开始学习。本来是想要一个师范毕业的正式教员，无奈全公社只有三个，被公社书记留在初中教自己的孩子。有几个老民办教员，嫌李书记难伺候，都不愿来。这回李书记和联校长商量后，才重新立起学校。为此，联校还向公社和县文教部报告，给李书记申请支教先进集体奖。

之后，我格外留意李世运的学习，但引起我更大注意的却是何时成。时成这个孩子几乎是讲一遍就会了，而李时运需要三番五次地强调，才开窍。可我不能让书记知道他自己的孩子是差生，就反复给他讲，尤其是留作业，也得专门给他留简单的题，这样他的作业本上就基本是对号。而给何时成留的作业却稍微难一些。尤其是考试，更是专门分别出题，保证李世运的分数比何时成的高。就这样，我不仅保住连续任教的资格。还得以在三道沟另外领一份口粮。成为我们村人人羡慕的挣一份工资（起初每月4元，后来逐渐加到12元，转正后又涨到20元）、一份全勤工分（一般的壮劳力出满勤才能挣得到）、两份口粮的人。

六一儿童节到了，这是全公社最盛大的节日。我得到和李书记、村主任、李会计一道带着获得奖状的孩子到公社参加大会的资格。在大会上，我才知道，我也得了优秀教师奖状和一只暖水瓶。我校得到三好学生奖状的当然是李世运。

会后，李书记在家里请我们几位喝酒，那一天，我醉得一塌糊涂，还是被人抬到学校炕上的。

二年后，李世运升上初中，我接到通知，我已经转为正式民办教员，并且听到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消息：让我到公社所在地的学校教初中！

        （二）

1980年，改革的春风骤然吹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乡村。一时间，包产到户成了男女老少口头、手头、心头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分地，分农具，分牲畜更是牵动着每一根神经，满意的，不满意的都在兴奋着，绝不亚于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中人们的内心感受。以往人们在冬天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时磨洋工说笑话，变成了各家忙着积农家肥、备籽种、到信用社贷款买化肥。就连以往天一抹黑就黑灯瞎火的土窑洞里，今年也要到午夜才熄灯，人们走到东家，串到西家，拉的是永远不感到厌倦的庄稼地里的话题。即使外人都走了，自家的几口子也要拉到深夜。春节一过，急性子的人们就活动开了，田地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有忙这忙那的人们。以往这时候每天在大喇叭或者街头喊话训斥人的大小队长也都放下架子干起了自家的农活，尤其是村支书灰头土脸的样子与先前衣着干净整齐的干部摸样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包产到户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的，而村里的四属户家庭的人们却犹如心头压上巨石，一时喘不过起来。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力在外做工，家里只有妇女儿童老人，多少年没操持过农活的手脚，现在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劳动。教师家庭也属于这种情况，不过我原本是农民，刚刚教了几年书，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民的身份，何况是民办教员，还没有正式教员的那种切身的感受，再说我的父母都还硬朗。但对学校而言，老师们耕地和教书的矛盾日益凸显，老师如果只教书不种地，每月区区40元左右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这还是正式教员。象我这样的每月只有20元，如果不种地，将来成了家，只能喝西北东南风。学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农忙时节，在学校没有老师上正课，所以多数被家长叫回去下地干活了。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多年，每年全乡大会小会反复强调，教师只能利用节假日回家种地，坚决杜绝因耕误教。但很多正式教员也悄悄地在联校长那里活动，纷纷调回本村教书，可以农耕教书一肩挑。甚至有很多教师上课时就把农具放在门外，一下课就到地里干活。我们学校的陈老师身体瘦弱，又不会走关系，在初中教书，家却在二十里外的村子里。每周放学紧忙着往家里赶，为的是多干点农活。就是这样还经常遭妻子数落，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有一年回家浇地，本来按顺序轮到他家，结果电工把水拨到羊倌的地里，并且京口白牙地说：“羊倌得罪不起，得罪了就会偷挖我家羊身上的毛。”而恰好他的儿子在陈老师教的班里读书，这在电工心里根本不是问题。我校赵老师家里是磨豆腐的，说是妻子磨，实际是赵老师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磨好，妻子只管卖。有一天，赵老师边磨边看书（因为清晨寂寥难耐，只能借书度时），忘了看火，一锅豆腐糊了，遭到妻子破口大骂：“你看书，看书能看来钱吗？一个月挣不了老娘三锅豆腐的钱，还你妈的穷酸！”有一位公办老师家里养着一口母猪。每到母猪发情的时候，这位老师就得赶着母猪到有种猪的村里配种，有时一次不行还得多次。这位老师有一回怕被学生看见觉得难为情，想找借口推脱，遭到妻子臭骂：“有本事你一年挣一窝猪娃钱我看看，你就甭去，当你娘的个臭老九连头大母猪的收入都比不过，还你娘的作酸！”我校的校长家在五六十里外的村里，当年简师毕业，被分配到我乡教书，已经教了十七年。妻子在家耐不住寂寞与村干部勾搭，被他发现，主动提出离婚。现在校长独身一人，上无双亲，下无子嗣，孤单一人，以校为家。所以经常召集几个老师喝酒，可别的老师拖家拽口哪有闲钱喝酒，实在无法奉承。校长就自斟自饮，相思成疾，性格孤僻，难以相处。以往常住校相当于看门房的兼职教书，包产到户后，没人当校长，联校长动员老汉当了校长。一放学，总想组织人们和他玩扑克，消磨时间，人们实在躲不开就奉陪。每天躲他，倒成了大家的心病。

我到初中教书的最初几年，经常面对学生大半缺课的现象。我自己一年只会缺十多天，因为我父亲宁肯自己多受累，也不让我耽误上课。所以，我就成了经常蹲守学校的积极分子，在别人无暇致力教书的时候，得以尽快成熟起来，并成为全乡的优秀教师，几乎年年获奖。起初三年里我教的学生中，值得我自豪的学生何时成一直能够坚持在校学习，并且以各门功课齐头并进的总体优势超出第二名一大截。他初一时只有英语差，因为学校始终没有正式的英语老师，谁来代课都不长久，最多的才五个多月，每年一开春就没人给代课了。所有的代课老师都是高中学习差考取高校根本无望的学生，每年冬季能腾出一学期时间代课挣钱，总比在家荒废着有意义。说是挣钱，每月少的可怜的十几元钱，不够伙食费和抽烟钱。所以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是英语刚刚入门就干脆放弃不学了。何时成起初也是这样的，只是这孩子自主意识很好，自控意识更好，给自己定下什么学习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茶饭不思。就是因为有几天情绪十分低落，我私下了解到他是因为学英语无法突破才犯愁的。我在高中读书时不学英语，我也不能具体讲英语的问题。我就问：“你是怎样学语文的？”他说：“我就会背课文，记住学过的每一个字词和课文下面的解释。”我说：“英语和语文是一样的，也是只要记住了，也就学好了。你把每一个单词和需要记住的牢牢记住，一定会学好的。现在可能读不准，但记准了就行，考试是在卷面上答题，不让你嘴说，记对了就行。”没等我说完，他的眼里闪着聪慧的光芒一溜烟跑了。此后，我就见他走路都念叨着，旁若无人，目不斜视，有时还拿着纸条看一下。很快他的英语成绩也上来了。

我由小学到初中，感觉教书和读书可大不一样，经常碰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向带初三班的数学课李老师请教，常常被人语带讥讽地奚落。后来我就向我们村退休的老师请教。王老师一见我到他家就笑盈盈地迎出当院，然后半开玩笑地热情地把我领进家。王老师是全乡有名的实在老师，退休后在家巴不得有人请他发挥余热。所以对我总是很热情。就是王老师近两年的帮扶，我才得以一直教到这一届毕业。这一届毕业的学生总共26个，李世运在刚上初三时因为在城里找到正式工作辍学了，还有8个因为家长的原因中途辍学，大多是女孩子。这里的很多家长唯恐女孩子考上高中或中专师范，他们总认为供女孩子读书除了白花一大笔钱，到时连出嫁时的彩礼钱也得不到，是吃亏的事情。所以入学时35个，只有26个参加中考。

1983年，这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我从初一带到毕业的第一届学生迎接全省的大考，我内心的忐忑远比孩子们厉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教学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如果一塌糊涂，我将无颜见孩子们，无颜见我的父母，无法再回初中遭万箭攒心的讥讽。考试的几天我是度日如年，每考下一科，我就急切地问这问那，生怕考出太生僻的题，让学生怪怨。好在孩子们始终没有表现出沮丧、怨恨。我问何时成，他总是说有一道没做好，并没有平时遇见生题时的复杂的表情。考完后的半个多月，我更是如坐针毡，常常在夜间梦到凶梦惊出一身冷汗。最后几天，一听到有人喊，就心慌，生怕因成绩差被叫去宣布开除。终于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远远见有人朝我走来，走近一看，原来是联校长。我的心一下子吊起来，心跳骤然加速。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咋教的，教成啥啦，啊？”我一下子平静了，心想，完了！那曾想，紧接着联校长竟哈哈大笑起来，我是满头雾水，不知所然。只见他朝我的父亲走过去，高声说道：“老哥，你的儿子出名啦！”我的父亲只会咳咳笑着不说话。我走过去，联校长才说：“今年咱们乡排名全县乡镇中学第一，何时成总分全县第二名！”他稍缓后又说，“明天到县里，教育局的领导要见你，快回家准备吧，不要锄地了！”说完一股风走了。

              （三）

1986年，是我参加县进修校培训，又经过二年师范专科的学习，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一年。这一年秋季，我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户口也随之成为非农业户口，我的工作单位也因现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先前我所在乡的乡长————-的关照变成了城关镇中学。这是我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既成了城镇非农业人口，又脱了村皮进入县城成了城里人。这一变化对我而言无异于现在的一位农村青年成为大城市的“凤凰男”。

办理好各种手续，带着父亲的“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和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既要埋头教书，又要善于避免被搅入派系纷争中”的谆谆告诫，我到学校报到。学校还没开学，我初步看了一下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四排平房，两排是宿舍，另两排教室中有老师的备课室和校长室。学校院里坑坑洼洼，有的地方尚有积水。院墙有的部分已经倾斜，用木棍顶着。校舍的墙面和院墙上有一些似有似无的标语。很多窗口上方有烟熏的痕迹，是冬季火炉烟筒出口烟熏的结果。室内多是杂乱无章地陈列着桌椅板凳。当天只见到三个人，校长、总务主任和门卫。校长拿着我的手续看了半天，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事。让总务主任先给我安排下来，让我后天来上班。

在我正式上班的那天，我来到学校，只见学生乱哄哄地走来走去，有的搬着行李，有的搬着桌椅，有的拿着用具，有的骑着自行车乱跑。还有家长赶着骡子车、牛车，横一辆竖一辆地停在院子里。备课室里，稀稀拉拉有几位教师边整理桌椅边拉着闲话。我找到总务主任，问我的住处和备课地点在哪里。他正忙着，随便说今天顾不上，过几天再说。我在城里没有落脚的地方，背着行李、书本和用具，这该到什么地方投宿。这所学校说是城里，其实在城外两公里处。来回扛着这些东西，找吃住的地方，可真不是个小事。我只好在备课室等。等到快要中午时，见总务主任要回家，我又上前说明情况。他说先问一问校长怎么安排，从校长室出来就领着我给我打开一间昏暗潮湿、霉味熏鼻的宿舍——墙的底部多数糟的脱落了墙面，里面的几张床都不完整————我就算安顿下来了。可吃饭是个问题。老师们都回家了，学生自带干粮，食堂今天不开火。我问门卫老大爷，才知道他家里就卖一些吃的东西。我泡了两包方便面，算是解决了问题。可晚上的住宿还有不少的麻烦。夏末秋初，冷倒不是问题，潮湿的霉味和晚上的蚊子是最令我头疼的问题。我盖着潮湿的被子，湿热难耐；不盖被子，蚊子到处袭扰。起来看一会儿书，就困了；一躺下，蚊子就像抗战时日本人的战斗机又来袭扰。搞得我头昏脑胀一夜无眠。第二天老师们都来上班，有几个住宿的单身教师也都安排在各自的宿舍。相对而言，人家的宿舍干净干爽不少。其中也有空床。老师们都有蚊帐。我向他们问了一些问题，知道了一些情况。托一位老师回家时帮我捎买了蚊帐。在学生食堂挂了火——登记订饭。算是基本解决了生活问题。

我等了四天，也没见给我安排带课，心里不知情由。找到教务主任，说明了情况，他说等校长开完全镇的教学工作会议后，商量着再解决。我强调我先前带的是数学课。教务主任说这里是代数和几何分开由各自的老师带课。我请求带几何课。他说尽量安排。

又过了三天，全校召开教师大会，我才知道其实只有二十多位老师。会上各位领导讲了不少话，有许多事跟教学全无关系。临散会时，校长向大家宣布我是新来的老师，带初一语文课。我当时就懵了，是校长说错了，还是教务主任弄错了？会后我问校长，被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说你是代数学的，你多会儿说过？你跟谁说过，你就找谁安排！年轻人连方向都弄不清楚，能教好数学吗？现在学校不缺数学老师，语文课也得上，缺语文老师，让你带语文，这是学校的统一安排。你一来就挑三拣四，挑肥拣瘦，每个人都想带什么就带什么，这学校的工作怎么做？我这校长怎么当？我本来是想说明情况的，没想到遭到这样一通责骂。心情沮丧到极点，几近按捺不住，要回敬几句，可一想到镇党委书记的话，就只好忍气吞声的接受了事实，只得去领语文课本和参考书。领书时才知道学校老师大多数不愿意带语文，是因为语文知识量大，知识点零碎，不好掌握；带语文费多大的劲也很难出效果，费力不讨好；语文既得批改作文，又得批改作业。还得兼带地理或历史课。我没有背景，只能任由人家安排，安排什么就带什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