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

一

1978年我出生了。

我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叫华容镇铁张村的张家带来惊喜，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声啼哭未能盖过我妈竭斯底里的哭喊声：“么又是一个女伢呀！”

命运对于她是不公平的，可是我却无能为力。我上头已有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本来也不该有我的，因为我姐姐的上头曾昙花一现的有个哥哥。

我爸爸是个地道的农民，我妈妈通过考试成了工人身份，吃上商品粮。对于父母的婚事，外婆是抵触的，她觉得“门当户对”才好。外公却很开明，他是个副科级的小干部，在黄州市一家行政部门上着班，他赞成婚姻自由。在爸妈结婚后不久，我妈妈怀上了一个孩子。当时的招工政策解读后的意思是，如果结婚的双方没有孩子，那么我妈是可以把我爸从农村带到城市落户的，两人商量后的决定是我妈引了产。当看到是成形的男婴时，我妈的心碎了。我爸安慰我妈：孩子以后还能生。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农村，这和别的农村不会有太大区别。重男轻女的思想顽疾并不会因为我的出生而改变。隔壁住着的我的五奶奶，踱着“五寸金莲”来我家找奶奶商量：“养姑娘是赔钱的。要不，把这个女伢送到武汉长江大桥下丢了吧！这样，英子（我妈小名）还可以再生一个。”

我感谢我妈在这关系到我命运转折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断然拒绝了长辈出的馊主意。毕竟是“血浓于水”，毕竟我也是她心头剜下的一块肉，虽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那一块肉。

我妈说作为婴幼儿时期的我，是很乖的。我能恪守本分，吃了就睡，不哭不闹，一直到两岁也不说话。她和我爸一度怀疑我是个哑巴，还曾用在我身后敲盆子，看我是否会循着声音，以此来验证我是不是还在听力上存在缺陷。

我少不更事的时光在农村度过，我的姐姐随着外公外婆在黄州度过，我的爸爸妈妈在城里打拼，妈妈时常也是会回来看我陪我的，夜晚，她在我耳边一边哼着小曲：“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一边飞快的打着毛衣。我看着看着眼皮打着架，然后就沉沉的睡去，做着记不清楚的梦。待我在清晨睡意朦胧中睁眼，看着她依依不舍的离去。

生命的种子一旦扎了根，有了水分和阳光，就会绽放出勃勃生机。两岁多的我，已熟悉了这个小村庄三十六户人家。冬日里穿着大妈在缝纫机上踩出的棉衣和开裆棉裤，下半身围着一条四方的棉毯子，随她走东家串西家的拉拉家长里短。我看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伟人的画像在每户人家醒目处悬挂；每户人家屋檐下有燕子筑巢；白墙青瓦的房梁上，会有两三片透明的玻璃瓦片，屋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内，很暖。

二

我在农村的营生现在看来就是书童和证婚人。奶奶养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姑娘，大伯、二伯、我爸、细爷和我的三个姑姑。她和大伯家住在一起，二伯一家住在临市的农村，细爷一家住在城里。大伯有四个子女，也就是我有两个堂哥，两个堂姐。大堂哥1966年出生的，小堂哥是1970年出生的。1983年，我5岁左右，大堂哥17岁，小堂哥13岁。驻读于镇上华容高中的大堂哥，每个周五下午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就去学校。星期一天不亮，大妈或奶奶就准备一罐头的腌菜，让他带去镇上的华容高中驻读。

小堂哥读初中，上学的地点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那里小学和初中部都在一起，我吵着让堂哥带我读书。小堂哥嫌我吵闹，不肯带我去，我央求奶奶，奶奶命令他：“把小小带上”。于是，小堂哥极其不情愿的带着我去学校，我跟在他身后，走过我们家的菜园，走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看着农民伯伯阿姨们在烈日下劳作着。

学校真是太简陋！就是用很大的仓库改成的教室。小堂哥和老师简单的交代了一声，我和同村一个小男生被安排在教室最前排的地上。我环视四周，教室没有一块好玻璃，碎了玻璃的地方就是用花花绿绿印着“猪饲料”的空塑料袋封起来，风还是会灌进来。我和那帮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循着老师的树枝做成的教鞭，对着黑板用华容话大声地读着：一二三四五六。读着: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大堂姐在那一年嫁到了邻近的乡镇，大堂姐夫是个老实本分的工人，大伯家对这门亲事很满意。一晃，小堂姐翠姐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隔壁村子里有个姓陈的大胖子很喜欢他。可是奶奶不太满意，小堂姐也左右不定。陈大胖子隔三岔五的来我家送东西，帮忙做农活。最重要的是，他把我哄得好开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还能经常带些好吃的零食给我。我和奶奶说：“那个胖子有好多好吃的。”奶奶说：“要叫人家哥哥”。

陈哥哥约小堂姐去镇上看电影，奶奶说：“把小小带上。”我这个电灯泡就这样顺理成章的跟着一起去了。第一回看电影真是太兴奋了！放的什么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我坐在他们中间，陈胖子让翠姐把右手伸过来，翠姐照办了。陈胖子将一枚银光闪闪的玩意儿套进了翠姐的中指上，翠姐的脸蛋瞬间绯红。

“我也要戴！”我喊。

翠姐把指环取下来，我戴在拇指上都觉得好重好大!指环上似乎还有个繁体的字，四岁的我不认识。“一点都不好玩。”我说，很快的就把那个套手指的东西还给了翠姐。

看完电影三人回来后，奶奶刺探军情，我如实禀报，告发陈胖子送给翠姐一个易拉罐似的拉环，奶奶让翠姐将“证物”呈了上来。看到拉环的一瞬间，奶奶笑了，她告诉我说，那是一枚银戒指，戒指中间刻下的是堂姐的小名——翠，陈胖子真的是有心了，我奶奶对他的这份用情很是满意。后来，陈胖子就成了我的堂姐夫，一直幸福的生活到现在。后来，我又见证了大堂哥是怎样娶上了大堂嫂的。总之，就是甜蜜。这让我想起，那时有几个穿着喇叭裤，带着蛤蟆镜，手里提着个大收音机，走着不太正经步子的年经人，收音机里播放着甜得发齁的歌曲：“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奶奶一见他们就头疼：“一群流氓。”奶奶摇着头说。

流氓们才不理会奶奶，甩甩头发，大踏步的朝着远方走去。

三

六岁时，我正式被父母接回城里读书。

从村里到城里，我是坐在自行车后面，那时村子里还没有车，人们要出村子到镇上基本上靠走，自行车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坐在车上的感觉并不好，坑坑洼洼的地呀！真是要颠掉我半条小命。城市的路面好走多了，路也宽些。物资局那栋六层的楼房很显眼，站在鄂州市标志建筑物三面像前，还是能一眼望到300米距离处的楼房，而我家就在那栋楼房里。虽然家徒四壁，但好歹是楼房。我突然想起老家下大雨时到处漏雨的房屋，以及奶奶、大妈们手忙脚乱的用各种盆子接雨的情形。

城里的学校好大好漂亮！有花有草坪有雕像，而且是几层高的楼房。我上的第一堂语文课至今记忆犹新。语文老师姓秦，是一个很和蔼的女教师，眼镜掩盖在短发中。课堂里若有点小声音，她就会停下来，拉拉眼镜，露出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我看看是谁在讲话。”她第一节课就考我们的拼音能力。和我一个班的同学大多数是上过幼儿园的，他们在幼儿园就学习过汉字和拼音，我没有。我那曾经的屈指可数的上学天数，也不过是去浪鸭子的，连个课本都没有。我看见语文老师秦老师在足有三米长的黑板上写下我曾学过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点两个小朋友上来把拼音标注一下，谁主动上来，请举手？”好多小朋友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手，在和秦老师四目相对的时候低下了。

“张思和喻羽吧。”秦老师说。

张思是我的学名，我拘谨的走到了黑板面前。旁边的喻羽很快就写完了，走了。我杵在那里，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秦老师声音很温暖：“不要紧，就按照你记得的拼写出来。”

我下定决心写下：yí è sān  sì  wú  luó

“你读一下。”秦老师说。

于是我很自信的用我熟悉的华容话读着，台下哄堂大笑。

秦老师说：“张思，你那是方言。方言是我们的母语，普通话也是我们的母语。我们要学普通话，它是我们和更多的人沟通的方式。以后一定要认真的学习普通话，不然大家都用方言交流，会听不懂的。”

我默默的记下了。

我班有个女生叫璐璐，是个学霸，她很漂亮，且大方得体。她家住在鼓楼，她邀请我去她家玩。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生，她的哥哥也是学霸。她有属于自己的竹书架，五层的书架整整齐齐的摆了很多的课外书，书架两旁还贴上了一行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贪婪的看着她的那些课外书籍，她很慷慨的让我随便看，临出门还挑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安徒生童话》书给我带回去看。

如饥似渴看了书的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更好的诗，更美的故事，还有更值得期待的明天。

1989年，我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妈妈被单位派遣去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她带上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出省,第一次上京城，一路上我吐得昏天黑地，但是看到繁荣京城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我爱北京天安门，不到长城非好汉，原来这些都不是徒有虚名。

四

过春节对于农村人来说是特别的隆重节日，也算是头等大事。大年三十，我们都会回老家陪奶奶过年。

这一天，要贴对联，贴门神，要祭祖，要吃年夜饭。大堂哥的毛笔字不错，所以写对联就成了他分内的事。大堂哥将红纸小心地折叠，然后提笔，一气呵成。大门口的对联和门神是由大伯负责粘贴，粘贴用的浆糊是大妈用米浆糊糊调出来的。小对联贴在粮仓，贴在家禽猪圈。诸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还有一张贴在家门口对面的邻居屋后“对我发财”。祭祖是大事，大伯在一个火盆里焚烧着黄纸，祖人的照片供于案板，地上铺上草把子，我们学着长辈们一一下跪叩头，双手合十祈求祖宗保佑。

年夜饭很热闹，因为人多嘛。大伯大妈家四个娃，二伯家三个，我们家两个，细爷家一个，算来二三十人，在家里摆了三桌。我爸很有组织能力，他说，我们来“忆苦思甜”吧！我爸先讲。他说他是1948年出生的，59年到61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吃的。饿得那叫一个难受啊！于是吃糠吃树皮，导致上吐下泻。他说他是幸运的，他看见过饿死的人。所以，他要我们珍惜粮食。

二伯讲的是，因为没有粮食，奶奶养不起他们兄弟四个，于是想把我爸爸过继给一户有粮食吃的人家，谁知我爸生性顽劣，送出去后，自己居然找回了，然后奶奶就把他过继出去。他一点都不怪奶奶，因为他知道那时候能活下去都是奇迹。

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坐不住了。于是我们起身，去寻找我们的乐子。小堂弟是细爷家的独苗生于80年代，正赶上计划生育，所以细爷细娘只养他一个，自然很疼爱，他怕疼，连头发也不肯剪，长得过肩了。堂弟说话细声细气的，俨然就是个小女生。我和哥哥姐姐们逗他：“小凯，你是个女伢吧？”小堂弟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瞎说。”

我们就笑着闹着，约好一起去放鞭炮。因为空旷，在农村放鞭炮特别的响亮，特别的清脆。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这个火树银花辞旧迎新的夜晚，我们期待来年风调雨顺，期待明天会更好。

五

爸爸是孝子。在城里挣的钱，给奶奶买了台电视机。80年代的电视是要凭票购买的。可想而知，我老家门庭若市的繁荣景象。

堂哥把电视机摆在堂屋的桌子上，乡亲们络绎不绝的来瞧稀奇。

“么里面也有人呢？”

“这些人是么样跑里面去的呢？”

……

他们睁大眼睛问着身边的人，可是身边的人并不能说出个所以然。然后，他们就开始定下位置，预备着晚上来看电视剧。堂屋很壮观，占位的凳子是他们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各种各样的长凳、短凳、靠椅等等有序的摆满了堂屋，凳子还延伸到屋外。当时，正在热播一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叫《篱笆.女人和狗》。大伙儿目不转睛的看着剧情，偶尔也会交流着。等到中途插播广告时候，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么公公会同意儿媳妇搞脱离呢?”平妈妈愤愤的说。“么女人能自己提出来脱离，自己屋的公公还不拦着？”

“他嫂子，您看那个儿媳妇枣花的对象狗剩子是个过日子的人么？不脱离么样办？”村里一个年经的小媳妇接过了话。

平妈妈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冒嫁到好人家，女人只能怪命不好，再么样也不能脱离。”

原来，剧中的农村妇女要离婚，村里的妇女们在讨论着这。正剧开始，她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追剧。

“生活是一团麻……”。当片尾曲想起来的时候，乡亲们起身，拿着自己家的凳子，意犹未尽的继续讨论着。座位底下有一些瓜子壳、花生壳、还有些男将们的抽完丢下的“大重九”、“红金龙”、“大公鸡”的烟蒂。

平妈妈拿起扫帚，要帮忙打扫。我的堂嫂马上接过了扫帚，说：“您回去回去吧！怎能劳您大驾，不要紧，我来我来。”

平妈妈谦让几句，告辞了。堂嫂朝她挥挥手，说：“明天还来呀！”

六

我的姐姐特别漂亮，也特别聪明。她继承了父母所有长相上的优点，比如：肤色较浅、眼睛大，个子高。她现在的身高是1.66米，那时也是在同学中“鹤立鸡群”。她比我大两岁，却比我高三个年级。因为我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她没有读六年级。

我们的中小学暑假，分别被送到了奶奶和外婆家度过的。姐姐在外婆家报了个学习电子琴兴趣班，她弹得可好了，在汇报演出中获得了奖状和奖品。暑期结束前，我们回到了共同的家里，我看她弹电子琴，手法令我眼花缭乱，于是我嚷嚷的也要学。她先还是很有耐心的教我弹，许是我领悟能力太慢了，她也渐渐的失去了信心。我在她午休的时候，偷偷的打开电子琴自己练习着。她被我的演奏声惊扰醒来，有点生气，说：“不要动我的琴。”“不动就不动呗。”我脸皮厚厚的说。而她心情一好，还是会主动把琴让给我弹。姐姐把爸爸珍爱的收录机打开，调到了广播。那段熟悉的由编钟演奏的旋律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听完后，她跟着哼唱，自己琢磨着“索索啦瑞，多多啦米……”在电子琴上再现了这样优美的旋律。

姐姐特别的节约，爸妈给的早餐钱，她舍不得花，攒起来买参考书；我却总觉得不够用。我们虽说打打闹闹的，有小别扭的时候，但是姐姐很照顾我这个妹妹的。她初中的时候在班上排前十名，她会告诉我好的学习方法，也会将看到的有趣的事情与我分享，我很喜欢我的姐姐。姐姐读高中的时候，有了自己单独的卧室，我好不习惯，但是也不好影响她学习。我曾经问过姐姐：“如果能够选择，你希望有个哥哥、弟弟，还是姐姐妹妹？”姐姐说：“我想要个哥哥。”姐姐的回答让我有点难过，不过我内心笃定，我只想要姐姐。

七

初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和一个好同桌。

那个教数学的女老师姓熊，三十来岁，脾气很好，讲课不疾不徐。我初中的成绩排名中上等，一开始不太喜欢数学课。可是熊老师时不时的点我起来回答问题，或是要我将数学作业交上去，对于我做错的题目她很仔细的批改，所以后来我不敢怠慢数学。

我的同桌叫红，这个女孩子很要强。她告诉我说，她家姊妹较多，她作为老大，有带好头的责任。她读书很自觉，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她领悟力好强，数学思维特别发达。有一回晚自习数学考试，她第一个交卷，老师当场给她批改试卷，她因为粗心，结果120分的试卷得了106分，她哭了，梨花带雨。我考了76分，刚刚及格，本来不想哭，却被她感染了,觉得鼻子酸酸的。晚自习一结束，同学们很快离开了教室。她没有走，一边抽泣一边订正试卷，我陪着她。熊老师进来，安慰她说：“别伤心啊！早点回去吧！胜败乃兵家常事，下回考试再多注意一下细节就好了。”我倔强的同桌说改完试卷再回去。

等我们弄完了，老师办公室和走廊里还留着灯。原来，熊老师一直在等着我们。她目送着我们离开了教室，才关灯离开。我想起她有一回下午放学前拖堂了10分钟，想为我们讲透一道数学题，结果教室里有些小骚动。她唯一一次有一点急了，但是说话依旧不紧不慢：“你们想走我也想走，我还有个孩子在家等我弄饭呢。你们耐点心，我把这道题讲完就放学。”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那年，我们的数学成绩全年级第一；那年，熊老师评上了国家级优秀数学老师。那年，红同学考取了省级中专，三年后，在省企工作。我则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开始了三年“苦行僧”般的生活。后来，进入了大学。

八

如果没有读过大学，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象牙塔”，我爱象牙塔。

在那里，我认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在交流中张扬着个性，缔结着友谊，也路过着别人的爱情。我所在的宿舍住着12个女孩儿，其中6个是独生子女。小静是个恋爱狂，她喜欢哪个男生毫不掩饰，她第一时间会在宿舍里宣布：“小静钓鱼，愿者上钩”。而作为另一个独生子女的杨雪，她就内敛很多。杨雪性格很好，与人为善。有个性、不做作、会打扮、做事很得体。杨雪来自恩施，是土家族人。她每次会将从家里带来的特产——土豆蒸肉粉给我们分享，足足三斤，被我们这看起来柔弱的“瘦子”们，你一勺我一勺的尝了一口又一口，吃得很快就见底了，她一点也不在意。她阳光的性格，迎来追求者众多。但她不为所动，坚守着自己的爱情。

我的四年时光，是用“艰难”考取了能证明专业的会计证，然后又南辕北辙的在其他方面全面发展。进入了校学生会，加入了公关、书画协会等社团、在冶金系的“迎元旦”晚会上表演了单口相声、进销贺卡，挣得人生第一桶金……我喜欢一个古城荆州的农村男孩，非常之喜欢。喜欢他时，我读着《诗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读着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可惜我没能走进他的内心。早两年比我毕业的他不无抱歉的对我说：“我是要去远方的，也许会回来，也许不回来。”

大四那年，杨雪为了爱情去了陌生的城市——成都。我却没有勇气迈进北上广的列车，因为我不清楚，陌生的城市是不是有我期待的结局。

杨雪刚去的时候，不适应，她经常打电话我。感觉就是她想家了会哭，不如意了也会哭。2003年，我去成都看她，她和她丈夫把我在成都的行程安排很好。我在春熙路感受着擦肩而过的悠闲，在武侯祠怀念着三国。

 杨雪后来自己学习做生意，和韩国一家品牌商合作，在成都有了自己的品牌店。我在微信里看着她一个人飞往韩国考察时，心里为她感到不可思议。有梦想，就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一读再读这段青春，认可汪国真的那首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九

毕业后，我参加了本市的公务员招考。在等待放榜的日子里，我接了一笔“大单”，我的外公让我帮他打印他的作品《我的回忆》，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

外公出生于1925年，他有兄弟五个，和一个姐姐。外公四岁记事，他的爸爸那年患上了肺结核，“请神下马”（迷信）来治病，花了不少钱却未能医治好，外公的正值花季、能帮忙家里干家务的二姐在30年代初也突发重病离开了人世。1931年和1945年，全村的人遭受了洪水的天灾，风雨飘摇的家园也没有了，更多的家庭面临着生离死别。1938年，日军的铁蹄踏进这在当年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外公一个修表的三姨夫因为不懂日语，被日军扇了一记耳光，回家不久就活活怄死了。日军用乱刀刺死了抗日的红军，很惨；从天而降的炸弹炸死炸伤太多的生灵，田间地头埋有地雷，我的外公就曾经和死神擦肩而过。外公的家庭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家庭一样，还遭受着地主老财的重利盘剥；遭受过宗族房头的欺凌。全家人为了能生存活命，成年累月，当牛做马，省吃俭用，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全部都装进了乡保长、地主老财的腰包。60年代，外公的大哥、二哥、母亲因为劳累过度，相继离世，这对于外公来说，是记忆深处的伤痛。

但即便岁月如此艰难，外公还是很感谢他深谋远虑的母亲。她顶着家族的非议，坚持让8岁的外公跟随外村的一位前清秀才后人读了几年书。外公很爱读书，于是他的母亲无论多艰难还是继续供他读书。14岁那年，外公师从一位姓叶的老师，学习作诗。在一次命题五言律诗《夏夜虫鸣》中，外公写到：独卧梧桐下，凉风似有情。鼓钟敲野寺，羌管弄荒城。皓月当空照，虫声起四邻。山河犹未复，何时事闹沉沉。外公小小年纪忧国忧民，借夏日虫鸣暗示了国共抗日前的冲突。

读了书的外公，改变了呆在农村没有希望的命运。后来，他的老师推荐他做过老师，最终，外公当上了国家干部，挣钱养家，让家人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外公在书中热情的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那天起，我们家才从此走向新生。

十

2000年，经过笔试、面试、政审等多个环节，我终于成为了公务员，分配到段店镇。

来这里办事的年长者习惯把段店镇称为段店公社，我在破旧的镇政府办公室看到了印有“革委会”的大柜子，还看见参差不齐的办公桌上，有一款不知道谁落下的有些年度、掉了瓷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大茶缸。

我大学学的是会计学，心里想着领导安排工作就是与之相关的吧。其实不然，分配给我的工作还挺多的。写在文件上的是经管站会计、预算外管理中心出纳，配合党镇办公室做其他工作，庄屋村驻村干部。我看见，别的同事也是一人兼多岗。

驻庄屋村的连我一起有三个干部。带头大哥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股级老干部，他已经在镇里工作了20多年了，我和他熟识后，问他为何没能提干？他说乡镇干部提干机会很少，我调查了解了一番，结果也确是如此。

庄屋村离镇里有些远，没有通村的公共汽车，能供选择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坐瘪三轮，这里方言叫“麻木”。我们自己掏钱坐上了这个交通工具。在瘪三轮发动的那一刻，我充分的体会叫“麻木”果真贴切！路不好，师傅开得较快，全身肌肉很快就有了麻麻的感觉。

乡镇正月初七就上班，初八各驻村的干部就要带物质下去给村里的贫困党员、群众们拜年。不记得哪一年的初八，路上结了冰，很滑。我们仨带着物资好不容易喊上了一辆“麻木”，师傅有些不情愿出这趟活儿，他花了好一会儿的时间，在车上安了一条防滑链子，然后一路上小心翼翼的送我们去，送我们回。

隔壁驻村的三个干部就没有我们这般好运了。他们也选择了坐“麻木”下村，结果他们的师傅开快了一点，刹不住车，连车带人全部冲进了池塘。等他们狼狈不堪的从冰冷的水里爬起来，我的好姐妹小余的手机报废了。湿漉漉的小余在村里换上妇联主任的衣服，忙完慰问回来时给我讲起这段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依旧心有余悸，她自嘲自己是用自己的生命给他人送慰问。

2006年1月1日，取消了农业税，这意味着我五年来天不亮就去村里收农业税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仨每年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头戴草帽，和村干部一起，拿着账本，一边给村民宣传缴纳农业税的政策，一边要帮助村民算收入账。有些农民家里的确困难，我们宽慰他，自掏腰包的帮他们将农业税垫上，让他们等手头宽裕的时候再补交农业税；我们也尝过个别家境较好农民的白眼，不仅不缴纳税款，还说着难听的怪话。而大多数是觉悟较高的农民，我们帮助他们算好账，帮他们挑谷，帮他们卖粮。农业税取消了，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解放，对干部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放呢？

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相当重视，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三农”开展工作。现在的农民种粮食非但不缴纳农业税，而且还能领粮食补贴呢！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湾湾通了公路，家家能用上自来水，农家书屋，村级卫生室，活动中心等等，一样俱全。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农民的生活蒸蒸日上。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农民的日子比蜜甜！

2005年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中国共和国公务员法》，规范了公务员的行为，也明确了晋升的条件，这对于扎根基层的干部来说，无疑也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大好事！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们那一批驻村实干的干部都得到了提拔，都在更广袤的舞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十一

2008年，我那三十岁的堂弟凯要大婚了！

爸爸赞助一笔巨款，组织家族成员12人，去珠海去参加婚宴。爸爸说，我们先去深圳转转，然后再转车去珠海。

除了爸妈和我，其余的亲人们都是第一次坐飞机，他们非常兴奋！二伯的眼中泛着泪花，他当了一辈子的船员，与家人聚少离多，却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大姑二姑们小心翼翼的给礼貌的空姐回礼鞠躬；小堂嫂恩爱的拉着小堂哥，一路上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笑个不停。

我们路过“世界之窗”，看到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我们在南海的游轮上，遥想当年邓小平画下的那个圆。回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送来了光明和希望。

我坐在堂弟的喜宴上，看着高朋满座，看着精神抖擞的司仪与笑容满面的堂弟家人们互动着，堂弟一表人才，寸发清爽利落。当年的“小女生”已不复存在啦！

我眼前犹如放着电影般：我看到了外公那辈人在不见天日的旧中国苦苦挣扎，流着血水泪水的永不言弃；父辈们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播种耕耘，在改革开放政策后收获机遇；“桃李满天下”的秦老师、熊老师们正循循善诱，传送着知识的养分，为祖国播种着希望；学校走廊那一盏盏的灯光投射很远，红红倔强的身影渐渐拉长。

我知道璐璐定居深圳，也进入了“教书育人”的行业，响应“二胎政策”的她，有了吉祥和如意两个可爱的闺女；我那没看走眼的荆州男孩成了社会的精英，坐上国际航班来回奔波；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如既往的平凡，结婚生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子女撑起一片晴天，但是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知足。

    我们生长在普普通通的家庭，和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有着自己的离合悲欢。但我们却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四世同堂”。长辈们用言语、用文笔记录了过去，带领我们共同翻开祖国满目苍夷的昨天。于是，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非昔比的今天，展望着日新月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