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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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五，是我五十二岁生日。此时，寒雨敲窗，思绪绵绵，对于今年的生日，我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年迈的母亲老早就念叨着要把兄弟姐妹召集拢来，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热热闹闹为我庆生。年过八旬的母亲愈到老年，愈贪图亲人间每一次相逢的欢乐幸福，除了驱除老年人常有的孤寂，更多的是以今天的欢快涂抹过往岁月的苦难吧。她尤其记得六个儿女的生日，轮到哪个子女的生日时，前几天她就开始絮絮叨叨，翻来覆去地催促着买这买那，生怕遗忘了似的，老小老小，母亲此时的模样，犹如我们年少时家贫盼望过年一般。因之，在老母亲的号令下，亲人间生日的欢聚是雷打不动的。我一直无意做生请客，但对于满足老母亲的心愿，借生日之机把亲人们团聚起来，我也是乐而为之的。
然而，今年我这五十二岁生日，于我而言，内心深处却竖立着一个巨大的门槛，让我揪心般的寝食难安、思绪翻滚。因为，我一直铭记着父亲离世的年龄：五十二岁！时光匆促，转眼间，我竟然迈进了父亲离世的年龄了。于是，我回望的目光，越过起伏波澜的人生漫长河道，定格在了那个因父亲离世带来家庭艰难困苦的年代。
父亲过世那年，我才十一岁，正读小学五年级。这个懵懂未知的年纪，对于最至亲的亲人离去，老实说，当时心底倒没有特别的悲哀。反倒是，对于当时贪玩好耍的我来说，隐隐然觉得是一种解脱呢。
当时，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父亲，由于战争期间长期呆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落下了两腿风湿残疾的病根，走路时需要一手拄一拐杖，另一只手牵着我，才能相对稳定地一偏一跛往前走。我家是做小生意的，每天一早就要上街去摆摊子，靠卖八角、山奈、花椒、发粉、魔芋等土杂，中间有些许的赚账来养活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父亲每天早晚为着去摆摊，便要在小镇东门湾我家老屋和小镇十字口摆摊点之间，大概两里多长的街道上一偏一晃地走过。作为男娃的我便被父母安排，极不情愿充当了父亲移动的拐杖。
每天一早，天还蒙蒙亮，尚在香甜睡梦中的我便被一声高过一声的呵斥催醒，老大不情愿地一拉一攘着父亲走往十字口，赶早摆上摊子。而最痛苦的还是下午放学后，其他贪玩好耍的男同学们都滞留在学校操场上，跑猫、滚铁环、跳十八罗汉、扇烟盒、打纸板等，个个玩得昏天黑地，满脸淌汗，非到天麻麻黑不回家。而我呢，从操场边怏怏走过时，看到同学们那么尽兴玩耍的场面，渴望与同学合群的内心里憋闷着汹涌的痛苦，多想在操场上呆一会啊！
当我踽踽独行到十字口自家摊子面前时，父亲和从小跟着他做生意跑溜溜场的四姐已经把摊子收拾完好了。见我神情落寞地斜背着书包赶到了，父亲便起身牵着我的手，在暮色渐起的小镇街道上，一老一少缓慢地挪动着。沿街走过，父亲以他豁达的神态与街坊们亲热地招呼，甚至开着玩笑。而我呢，尚沉浸在失望寥落的心境中，有时故意硬绷身子，让偏晃的父亲打乱了走路的步伐，不得不中止与街坊的玩笑。让我更感难堪的是，有时街上碰到玩得尽兴才回家的同学，他们像看稀奇一样观望我们父子俩偏偏晃晃走路的神态，让我无地自容。甚至于有两个同学，竟然在学校里扮作我们父子俩走路的姿势，被暴怒的我失去理智冲上前去一顿殴打。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心里恼怒我咋有个风湿瘫痪的父亲呢?
至今回想，当年父亲去世，十一岁的儿子竟然没有太多的悲哀，却为不再每天牵引父亲走过小镇青石板街道而生发出隐隐的轻松与快乐，此时，当我进入五十二岁光景时，心中才流淌着迟来的悲伤！
我此时的悲哀，是在于回忆中对于父亲过世前后家境的艰难，年少时的我俨如木偶一般，对锥心的苦难犹如翻看连环画册，一页一页无动于衷随手就翻过去了。而当时家中的境况，对于五十二岁即将离世的父亲，以及即将面临守寡的母亲，是何等的凄凉悲伤啊！
前面说过，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摊贩，靠摆摊子、跑溜溜场来养活一家八口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拿现在来说都是不可思议，当时经济的拮据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二等功臣，本来他转业到地方后，按照当时的政策被政府安排到供销社工作。那是五十年代末期，当身强力壮的父亲和出生农村的母亲相识成亲后，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世，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本来有点商业头脑的父亲便毅然决然辞去了工作，办了个体营业执照，开始了艰辛漫长的摆摊赶场的生涯。而在我未晓世事艰难的少年时代，哪里知晓父亲的一片苦心，当我牵引着瘫痪残疾的父亲，偏偏晃晃从小镇街道上走过时，因为小商小贩家庭在街坊和同学中地位的低下，听说父亲曾经有过在供销社工作的经历，我内心里是多么抱怨：当初父亲咋个丢弃了国家工作、而让我没有一张贴金的脸面呢？
我稍长一点得知，在那个对个体商贩严格限制的年代，打击投机倒把是悬在摊贩们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时颤颤兢兢、小心翼翼，稍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举家胆颤心惊。那时的工商部门叫市管会，在商贩眼中比现在的公安、城管还力扎得多，见了市管会人员就像老鼠碰见猫一样，畏畏缩缩，心虚胆寒。那些到街市上来卖点土货的山民，大老远看到手臂上套个红袖章的市管会人员走过来了，几乎双腿打颤，腰背弯躬，畏怯的目光向上仰望着趾高气扬走来的市管会人员，乞怜？讨好？山民尽力堆挤笑脸，就生怕他们鹰爪一样的手或者熊掌一样的腿，无来由地把装满山货的箢篼背篼一把掀开或者一脚踢飞。有个体经营执照的商贩们虽然不至于被掀翻摊子，但碰到哪天市管会人员心情不佳猫毛发了，或者有同行的商贩举报某件货物来路不明，市管会人员码起秋风黑脸，站在摊子前，狼眼一样寒冷的目光盯着货物扫射一遍，最后指着一件货物，冷硬地命令：“这个，提起，走！”简捷干脆，转身即走，不由商贩争辩，乖乖提着货物跟在后面，前往市管会接受盘问。
记得一年麦收后，正是山里人家吃麦粑用发粉的高峰时节。那时，父亲因为双腿风湿严重已无法长途行走了，到古镇周围的乡场赶溜溜场的重担便落在了四姐的肩上。轮到一个叫“黄沙槽”乡场的赶场天，柔弱但坚强的四姐天刚蒙蒙亮就肩挑货物赶到了乡场上，赶早摆出了摊子。那一场，因为我家从川云交界的一户上线商家那里进购了一批质优价廉的发粉，所以销量奇好，山民们拥挤在摊子前争相购买。生意兴隆的场面受到了另一家同样经营土杂的商贩的嫉妒，暗中使坏，向市管会举报我家投机倒把，非法经营发粉。当地的市管会人员不问青红皂白，以四姐不是个体经营摊主为名，把我家摊子扣押不准经营了，四姐只有哭哭啼啼返回家中。父亲气炸了，那时到乡场不通公路，无法行走的父亲只有叫舅舅家找来几个农汉，用滑竿把自己抬到三十里外的黄沙槽，与市管会人员反复交涉，甚至拿出了当时县政府对志愿军二等功臣的父亲进行优待的证明材料。历经磋磨，最后终于发还货物，准许四姐摆摊了。
那个年代，商贩人家的经营之路充满艰辛坎坷，还时时遭人歧视。然而，当年父亲为啥要抛弃供销社正式的工作，而选择让子女在同学中都感到抬不起头的这项营生呢？
稍大后我才知晓，对于商贩们来说，物资匮乏年代对市场的苛刻严管，特别是打击投机倒把的严厉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让头脑精明的商贩们钻到政策的空子，千方百计进购到紧缺的货物后，因为独家经营，市场上没有别的竞争对手，销售上带来的优厚赚账，就能基本保证人口居多的商贩家庭每顿做到食能果腹。那时，对个体商贩营业执照的批准和监管，比今天审批出国护照还要严格限制得多。我家所在的古镇，曾经作为县城所在地有好几千人的场镇人口，而周围几个乡的农村人口加起就有二、三万人了。这样庞大的市场，当时允许搞个体经营的商贩也就二十多家，象我家一样经营土杂的商贩，全镇只有三家。当然，那时也有供销社、粮站等国家开办的货物销售点，但凭票供应和稀少短缺的货物，让一般老百姓是望而止步了。当我的父亲看到一个个孩娃赶场般拥挤到人世，那一口口嗷嗷大张着的无底深洞，经年累月该需要多少粮食去填补啊！于是，深谋远虑的父亲便辞退了工作，选择了细水长流、天天都有进账的商贩之路。今天，当我明白了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存而选择艰辛卑微的商贩营生时，我只能对长眠天国的父亲表达一份迟来的敬意了。
摆摊设点、跑溜溜场，相对于拿死工资的人家来说，经济上是要活络点，特别是父亲还能长途走路赶场的那些年，家里不存在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忧心。但随着父亲风湿病日渐沉重，他不能到周围各个乡场去跑溜溜场了，最多只能由我每天上下午牵引着，去镇上十字口摆摊子，腾出母亲和四姐去跑溜溜场。生意日渐冷落，家中经济常常入不敷出，有时甚至连进货的本钱都筹集不上了。更深夜静，当我被一泡尿憋醒，睡眼惺忪走过父母亲的卧室时，只见昏黄的煤油灯光摇晃着垂头叹气的父亲和清理着一张张角角票的母亲，为生存的焦虑让他们难捱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为了筹集本钱，父母亲采取了当时民间暗中流行的一种筹资方法：打会。我家作为会首，另外再召集十一人，每个人每月出十元或者二十元，每一个月按时交给会首，会首收齐后按照拈纸团确定的月份顺序，交给当月的会员。在资金匮乏的年代，靠这样打会的方式聚集一笔较大的款项，可以让一户街民集中办一件把大事项，比如添补一两件大的家具，准备儿女的婚丧嫁娶，修缮一下破陋的房舍等。而对我家来说，最紧要解决的是进货本钱的燃眉之急。
记得那时春节过后，一年伊始的某一天，春日融融，阳光朗照，我家门前那棵老核桃树的虬曲桠枝上，萌发出一点点灰绿色的芽孢，树梢顶端的那窝喜鹊，一大早就叽叽喳喳啼叫不停。母亲天不明就催醒二姐、三哥和四姐，打扫场坝、下河挑水、石磨子上推豆浆、邻家借碗筷桌凳等，一片喜庆忙碌景象。能当上会首，聚集十二户人家来打会，对于生活在一个镇子里的人来说，也体现了一户人家的信誉、品行和人缘。而父母亲满脸欢笑，心情快乐，更多的还是能筹集做生意的本钱，不再为日渐减少的货物而担心生意的枯竭。时近中午，随着客人们陆续到来，清寒的老屋一时间笑语欢声，瘫痪行走不便的父亲拄着拐杖，颤巍巍站在场坝边，对客人们能赏光参与打会，作揖表达无尽的感激，然后根据客人的相熟程度，三三两两安置在场坝的一个个角落，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喝茶扯把子。等客人到齐了，父亲便叫子女在场坝中央摆一方桌，请镇上德高望重的段代表，当众书写从三月到次年一月的月份（其中首轮的二月由充当会首的我家占去了，不参与拈纸团），然后捏成纸团，放在一张圆口的簸箕内，由段代表不停摇转混杂。最后，会员们一个个去捡纸团，打开后属于哪个月份，登记在册，由父亲保管着，今后一年中便由会首把当月的会钱收齐后交到他的手中，签收画押。
这个打会的仪式完成后，母亲最拿手的豆花也刚好端上桌了，嫩白的豆花，清香袅袅，惹人口欲。作为会首，打会那天的聚餐，是一项重要的礼仪，让会员们欢乐聚会，不仅体现待客之道，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会期一轮轮延伸下去，为我家做生意筹集本钱，提供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所以，我家经济再困窘，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好面子的父母亲总是要想方设法弄到香肠、腊肉、罐头等平时很少吃到的菜肴，热情招待会员们。当然，客人们最喜欢的还是母亲用卤水点的豆花，滑嫩清香的一块块豆花，配之以糍粑海椒作蘸水，吃起来满口留香，辣味悠长，热汗淋漓。我们六兄妹，平时的吃食清寡惯了，一年中借着招待会员们，也终于能吃到这样一次鲜有的肉食，所以至今印象非常深刻。
我这样叙述打会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我父亲过世那一年，我们家因为打会而遭受的莫大苦难耻辱，那是深深刺入我骨髓永难磨灭的人生印记。前面说过，我家当会首，是因为要筹集资金来购买货物，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然而，就在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年冬月，当最后一个会员的会钱收集到本就孱弱多病的母亲手中时，此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了。面对身材高大而因病痛折磨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蜷缩的父亲，他深陷的眼窝里明灭着最后一点的乞望：有一副棺材木板装殓下自己的尸身填埋到土地中去。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生养死埋本就是一项天经地义的责任义务，然而，因为拖养六个子女再加上瘫痪在床父亲多年的拖累，贫寒的家境早已负债累累，那时一副棺木要一百多块，家徒四壁、两手空空的母亲眼望着躺在一张竹椅上、等待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父亲，他空洞的双眼里尽力挣扎出一丝哀怜的目光。母亲心如刀绞，环望着一屋子少不更事的儿女，苦泪只有自己隐忍吞下：亲朋中早就借过钱了，怎么又去筹借一百多块的棺材钱啊！
在这里，我得先说一说我父亲遭遇人生暮年的凄惨厄运。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他的风湿病已经严重到不能行走了，眼看到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凄凉境地，作为一家主心骨的父亲，心中的无奈和伤痛是无以言说的。急病乱投医，父亲为了治疗好风湿病，早点站立起来去摆摊子，便听信一个江湖医生的海吹胡奏，在自己麻木的两腿及臀部上烧麻火祛风湿，结果，失去知觉的肉皮严重烧伤，遗留下一个个疮伤疤口，逐渐化脓溃烂，碗口大的伤疤肌肉腐烂发臭，深入到腿骨，到后期父亲身体已经严重衰竭，靠喝点茶水延缓着生命。一世的奔波劳累，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副棺材钱却让父亲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转身奔到屋外的母亲眼泪簌簌而下。
这时，小镇上有户人家，儿子媳妇在一所学校教书，经济状况比较好。昔年，这家儿子媳妇为自己老妈准备了一副棺材，因为多年的停放遭受虫蛀，便准备重新换一副棺材。得知这一消息，焦虑万分的母亲带上哥姐，前去这家人祈望能先佐给我家安埋父亲。这家人似乎早已得知我家负债累累，生怕棺材佐出了以后无法追债，高矮要母亲支付一百五十块的棺材钱后，才能抬走。两手空空的母亲带着儿女，给这家儿子媳妇跪下了，恳求先把棺材借走，以后做牛做马也要还上。但这家儿子媳妇看到我下跪的母亲苦苦哀求后，只松口暂缓五十块钱以后支付，一百块钱必须先付才能抬走虫蛀的棺木。绝情的房门关上了，哀恸的母亲求告无门，最终咬牙做出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舍弃我家经商多年的信义，将头天刚收到手的会钱，抽出一百块钱，红肿着双眼敲开了要新换棺木的人家。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终于安埋了，而把持续的苦难和痛苦，加倍留给了孤儿寡母的七口之家，让我们尝尽了人世的辛酸。
父亲过世不久，很快进入春节。当寻常人家都在准备年货的时候，因父亲过世再添新债的母亲，在鞭炮声渐渐浓烈的气氛里，哀婉无助地环顾着凄清的老屋：年关！母亲茫然无措的泪光里盈满了无尽的哀愁。面对着年幼儿女们巴望着过年的热切目光，因手术后遗症经常犯昏病的母亲，拖着孱弱的身子，走出了家门。不知母亲走到哪家，又说了多少哀求的话，终于借到了一点钱，买回了两块不到十斤重的猪肉。薄暮时分，当拖着病躯艰难走回清寒老屋的母亲，把两块少得可怜的猪肉搁在堂屋里的饭桌上时，我家也终于有了点过年的景象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我终生刻骨难忘。擦黑时分，一个姓甘的大娘，也就是我父母亲往年打会的会友，怒气冲冲进入我家，闹嚷着马上归还会钱。自从父亲安埋后，病弱的母亲一直焦心忧虑的事情终于降临了：按照打会的规矩，甘大娘的会钱已经拖迟一个多月没有付给了，这样拖延会钱，是丧失信誉度的耻辱行为，意味着会首再不可能组织打会了。此时的甘大娘，已无一年前到我家打会聚餐时和蔼可亲的春风笑脸，满脸怒容，呵斥着母亲马上归还会钱，她家要准备年货。自知理亏的母亲，噙着泪水哀求宽限时日一定归还。暴怒的甘大娘一眼瞥见饭桌上摆着的两块猪肉，也不管胆怯畏缩站在屋角的几个贫寒小孩，随着口里一阵嚷骂，伸手提起两块猪肉，走出了屋门。凄凉的寒风一下淌涌屋里，母亲无力阻挡。她绝望地呆愣着，眼泪奔涌而出。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面对人世间残冷的一幕，相拥一团，瑟瑟发抖。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甘大娘提着两块猪肉又返回到我家来了。也许是她提着我家过年仅有的两块猪肉，走在路上，有街坊问起，触动了她对我们孤儿寡母的同情；再或者是她心中的怒气渐渐平息后，回想起了她在我们家进出时父母掏心窝子般的对待她，这样绝情的行为让她感到了丝丝的愧疚，总之，甘大娘还是把两块猪肉还给了我家。那个春节，没有欢乐，深深的痛苦浸入了我的血脉之中。
几年后，当我们几兄妹成人找到工作后，不约而同的都把工资集中起来，在每一个春节前，由母亲带着儿女们，逐一找到当初欠债的人家，算清归还了本钱和应付的利息。当还清最后一笔欠账后，我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曾经立下誓言：我家绝不亏欠别人一分钱，要让经历太多苦难耻辱的老母亲，以及在苦水中泡大的兄弟姐妹，能够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
父亲过世带来的苦难还在延续。往事并不依稀，记忆依然深刻。犹记中考前夕，家中断炊多日，我坐在预考后集中一众尖子生的班级里，晚自习课间休息，同学们相互打趣说笑，舒缓备考的紧张神经，而我坐在课凳上一动不动，肚子内犹如万虫蠕动，一阵阵紧缩带来的晕眩自空泛的肠胃波伏而上，直冲脑顶，脸额上不断冒出密密的汗珠。坐在旁边的同学，哪知我连续多天没有吃一顿真正的饭食了，开着玩笑打趣我。幸好，那天晚上下自习后，当我虚弱的身子偏偏晃晃走出校门时，在石粉厂上班的四姐终于领到了工资，回到家马上叫七弟带着一块钱赶到校门口。当我用这一块钱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个面包一口咬下时，眼泪忍不住簌簌而下，一点点浸湿手中的面包。
因为家庭的极度困难，我当年虽然中考取得了全县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学校老师们都认为我该读高中以考取重点大学，为此全校填写志愿的时间延捱了三天等我最终的确定，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能解决生活费的中师。那一届，中考后读高中的前十名同学，最终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年后，初中的老师同学聚会，都为我当初未能读高中考大学感到深深的遗憾。此时，我已经无憾了，也许，苦难的命运教会了我更多的东西：坚韧执着的毅力、珍视来之不易的幸福、安然于不奢华的生活、感恩之心和对家人的眷顾等等，这是在苦难的历程上一步步体悟出的，永不丢弃。
五十二岁了，我已从当初的懵懂少年，一晃迈进了父亲过世的半百之境，中间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风雨坎坷。我始终铭记着父亲过世带来的那段人生苦难，为着这份苦难，我将继续安稳地走好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