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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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小说创作来，就不能不论及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棱有角的人物形象永远为世人所称道，甚至会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给世人以永恒的艺术审美享受，慰藉我们的精神生活，并在此艺术审美意蕴中重塑我们的生活，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
从20世纪小说审视、拷问国民性的传统看，鲁迅先生是开创者奠基者。鲁迅先生所塑造的阿Q之艺术形象，从《阿Q正传》甫一问世就被世人广泛关注，并不断地被阐释、演绎着，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阿Q，“精神胜利法”从此像幽灵似的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存活着、延续着；此传统在老舍、张天翼、萧红、高晓声、李佩甫等作家那里得以延续，并深刻广泛地影响着当下作家的创作。
正因为如此，小说人物塑造一直以来备受小说家的推崇与重视。人物塑造由此成为小说的核心要素，丝毫马虎松懈不得，说她关系到小说的成败也毫不为过。
杨维永小说同样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只不过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乡村农民的身上，一篇篇的乡村人物志，就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独特个体，充盈着饱满的生命活力。从塑造的个体形象来看，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秉性癖习，毫无重复违旧之感；从塑造的整体形象审视，又构成了乡村人物群像系列，活跃于盆地的大街小巷，跻身于乡村瓦舍之间，为生活耕种劳碌，为琐事纠缠、争吵，时不时也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横亘其中，善恶的极端亦非常态，亦善亦恶有善有恶正像泥沙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辨，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杨维永小说人物艺术群像的独特之处，尤为值得审视研究的必要。
迄今为止，据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中国知网、维普网、万维网查询得知，杨维永发表的小说80余篇，其多为中短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多来自乡土农村，盆地乡村的人和事是其熟稔至极的题材领域，众多性格迥异的人物与其一起磕碰、或疏或亲、或说或笑、争吵以及爱恨交织等，构成了杨维永小说乡村人物群像系列，区别于百年来其他乡土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区别于乔典运等南阳盆地本土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杨维永一直聚焦乡土人物，关注乡村冷暖，犀利批判之笔透过文字背后，既有悲悯的关怀，又有无奈的痛楚，间或夹杂着无力改变的宿命……诸多因素相互影响，无不显露在杨维永小说的艺术审美关照中。
善于讲故事，是杨维永小说的一大亮点，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被杨维永那一代写作人一脉继承下来，讲故事离不开人物，在故事中塑造人物，在人物塑造中讲好乡村故事、中国故事，做到故事小说化，这更见小说家的功力。短篇小说《合葬》又名《情结坟》（原载于2009年8期《飞天》和2009年《安徽文学》春夏卷），作品讲述了五爷和牛的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作家与此故事中寄托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历程。五爷和牛有段生死之交，一次发大洪水，眼看五爷有被汹涌的洪水淹死的可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老黄牛哞哞一声挣脱缰绳，把五爷托离洪水，至此以后，五爷对老黄牛精心照料，“每天早晨五爷把牛喂饱拉拴桩上后，总要用细毛扫帚像杨白老给喜儿梳发扎红头绳似的，把牛背上的茸毛轻轻的梳理梳理，梳理着五爷还自语似的对黄母牛说，黄母牛啊黄母牛，看来咱俩是天作地合的一家呀，虽然生不能同月，弄不好死还要同年哩……五爷和黄母牛以及小牛犊的合影定格后，形成了一幅天然独特极有魅力的人畜挚爱艺术画……”和五爷又生活了十七八年老黄牛衰老逝去，五爷就定制了特大号的寿材棺木，就像人一样安葬了老黄牛，更为神奇的是五爷和牛合葬后：“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百花欲放的时节，五爷和黄犍牛合藏的坟头上竟长出了一棵树苗和一株藤芽，树藤青枝绿叶，窈窕好看。月余后，两棵树藤紧紧的拥抱缠绕在一起，缱绻不分，相依为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的浪漫主义构思与结尾，只不过在杨维永这里，不是男女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人与牛相依相偎的人间之情，让人喟叹不已。
圆形人物、扁形人物的塑造和运用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和摩尔·弗兰德斯一样，都是圆形人物，并且在小说中做到了任意拓展和衍生。往往优秀的小说家，都善于塑造和运用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只不过呢，有时单独塑造、运用，然而在更多的时空里，小说家总是把这两类人物结合在一起塑造和运用；一部内容复杂的小说，往往既需要圆形人物，也需要扁形人物。这样会使人物和小说里别的那些“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譬如《油坊挽歌》中的刘堂皇、王致富以及他们的父辈刘大炮、王大山，郑玉秀、张兽医、邓所长，从名字我们一望便知刘堂皇、王致富是作家刻意塑造运用的圆形人物，其他如郑玉秀、邓所长就可归为扁形人物，美丑对比、同类对比、相互映衬，刘家、王家以往关系很好，合伙开了一家油坊，由于时局动荡生意不景气两家相继都不干了，但是刘家因成分好回家后当上了村官，“刘大炮给大队支部书记讲个情，让刘堂黄去当了兵。刘堂黄当兵也没上战场……复员回队后，刘堂黄就到大队的水利建设专业队当了个带工的小班长。”本该事业上有父亲的庇护刘堂黄能够飞黄腾达的，“可他却在水利专业队养成了好吃懒做爱发号施令的当官习惯”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这篇小说好就好在看似能一帆风顺的刘堂黄诸事不顺，不被看好的王致富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发家致富，这引起了刘堂黄的妒忌与嫉恨甚至疯狂的打击报复：“天明后，王致富以半价的价码将油坊残毁的设备全部处理给了别人。从此王致富又过起了平淡的农耕生活，和村上大多人一样，日出而做，日暮而息。再也不担惊受怕，再也没有灾害降临于他了……”这种批判足以证明农村农民改革的艰难，根源在于国民的劣根性，守旧因循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某些人身上，阴魂不散……由此可以想见，推动社会变革的阻力有多大，因为落后、仇富、懒惰以及好逸恶劳阻碍着社会前进的脚步。但从历史长河来看，他们总会被送入历史的垃圾堆去。
纵观杨维永的乡村人物群像，钱兆强、五爷、尿哥、王二山、狗剩、常老六、疯子、老赵、二狗、王立慧、李安章、二蛋、刘胜、王二呆、常老六、正德、和昌、南蝉、高五保、憨姨夫等等，这些男性人物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圆形人物形象，而像郑玉秀、兰兰、秀云、瑞姨、翠花、张婉洁、杜小荣等女性人物形象大多体现的是扁形人物形象，圆形人物不圆和扁形人物不扁，塑造还很不够，艺术技巧提升空间极大。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区别于周同宾散文聚焦于“人性之善”，也迥然不同于宁夏作家史舒清挖掘“人之神性和宗教性”，杨维永着眼于“人性之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意蕴和审美风格，也反映出作家世界观的偏狭认知，打上了深深的个体印记。
如果我们做深入的对比可以发现，杨维永小说乡村人物群像区别于周同宾散文成名之作《皇天后土——与九十九个农民谈人生》所塑造的农民系列人物群像，也迥然不同于宁夏作家史舒清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打上作家个体烙印之艺术审美风貌。
周同宾散文被誉为“中原农耕文明活化石般的记录者”，着眼于农民的“善”——勤劳、朴拙、诚实、守信、坚韧等可贵人格精神品质方面；杨维永小说人物群像，植根于农民的“恶”——自私、懒惰、痞子、流氓、不思进取等方面。同样取材于农村生活，《皇天后土》反映农村的沧桑巨变，描绘农民的心路历程，充满了真挚朴素的乡村情感。农民的声音被强调突出，看似作家的声音被忽略掉了，实则不然，透过农民的口述背后，有作家缄默悲悯的叙述，不动声色的转述。看/被看、讲述/被转述，构成了周同宾散文的口述模式。
宁夏作家石舒清的人物小说与杨维永的小说命题有相似的地方，通常以“人物三题”或“乡村人物志”等命名，但是史舒清侧重于小人物、底层人物的“神性”和“宗教性”加以虚构生发；而杨维永的笔端时常是批判的、审视的，农民人物群像是作为国民性弱点呈现出来的，这明显带有近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面影。
鲁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鼻祖，其小说《风波》《故乡》《社戏》《离婚》《祝福》等不但表现绍兴农村生活，而且将高度的社会概括力与浓重的浙东乡土色彩恰如其分地融为一体，构成中国乡土创作的不朽丰碑。从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台静农、彭家煌，再到师陀、李準、乔典运、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佩甫等，他们的作品也都关注乡土，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抒写对乡土对农民的眷眷之意。
人性之恶，是许多现代文学大家反复表现的内容，蹇先艾的《水葬》讲述一个青年因为偷窃行为被村人处以水葬极刑的故事。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天经地义”习俗背后的野蛮，母亲牵挂忧虑儿子，却毫不知情儿子已被葬身水底。作品彰显出两重的悲剧——儿子的惨死和母亲等待的无望，彰显出两重的人性——残酷和怜爱。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春宝娘既是母亲又是奴隶，典妻任务完成之前，挂念春宝；典妻任务完成之后，春宝已不认识她，但内心还牵挂秋宝。
杨维永的《狗剩》中，一女事二夫，那种辛酸和苦楚是外人不可理解的，既表现了时代的荒谬性也表现了生活的卑微性，发生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下，人性之恶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杨维永的小说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进一步挖掘展示这种丑恶不只是底层的农民才具备的，在《油坊挽歌》中，如刘黄堂在无力和王致富正面对抗时，就采取阴险的招数，要将其儿子致于死地。这致使王致富彻底“屈服”。这种人性之恶，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心理动因，一旦条件具备，就会以顽强的生存力冒出头来，确实是值得警惕的恶习现象。人性之恶被展露无遗。
从杨维永创作实践出发，其自觉塑造乡村人物群像越来越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惯性，其乡村人物群像呼之欲出：刘堂黄、王致富、刘大炮、王大山，郑玉秀、张兽医、邓所长、钱兆强、王爷、尿哥、王二山、狗剩、常老六、疯子、老赵、二狗、杜小荣、王立慧、张婉洁、李安章、二蛋、翠花、刘胜、秀云、王二呆、兰兰、常老六、正德、兰和昌、南蝉、高五保、瑞姨、憨姨夫……所有这些乡村人物形象或隐或现，或扁或圆，或深或浅……鉴于杨维永所塑造的乡村人物系列小说审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业已形成了自己稳定之艺术风格，足以构成一系列乡村人物群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值得探究的，也是需要作家不断克服原有创作惯性的路径依赖，开辟创作的新境界、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