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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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卫毅，出生在广西一个平乐的小县城，和我们一样普通、平凡，从幼儿园，经过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转学到桂林读完高中，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回到南宁，然后因为工作关系到了广州、北京，在《南方人物周刊》的10年，接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因为10年的积淀与感悟，就有了《寻找桃花源》这本书。
经历决定命运，视野决定高度，思考决定深度，卫毅为我们洞开了一副“家与国”交织的“人物志”系列之门，在我看来远比司马迁的《史记》好玩好看，更具魅惑力！这是因为司马迁距离我们太远，有些事件已经面目全非；有些历史事实，我们总觉得有虚化的倾向，美化的倾向。但是卫毅先生的这本书和《史记》不一样，这本书，书里书外和史记的背景、时代不可同日而语，2000多年的历史距离太长了，遥远的使我们感觉到不真实，虽然司马迁的时代看来是真实的、迫近的，但是历经2000多年，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考察历史的方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多多少少有些不真实，甚至可能掺杂着某种东西在里面，这或许不难理解。
和2000年之前作比较，甚至和5000年之前作比较，《寻找桃花源》是从自我的时间坐标开始的，也是从书里书外的人物着笔的，距离我们仅仅100年左右，以现在百岁老人打个比喻，宋美龄活到了106岁……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么迫近、这么可以感触到的，甚至画面都会恍若昨日一样……
这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书里书外的人物，既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所谓英雄、枭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陆荣廷、沈鸿英，还有这些人物背后的普通平常，远比刘邦斩蛇的传奇接近生活，褪去了美化、修饰的、传说的虚妄、神话，这些人物的宗室，譬如李宗仁最小的堂弟李宗武的儿子李常青就是终生务农。
“春天的浪头村田野里，秧苗青葱，农人们在劳作。一百多年前，李宗仁也是其中的一员，做一个胼手砥足以求温饱的诚朴农夫更像是他未来的命运。”
“李宗仁提到过一次回乡省亲的经历。他的三个胞妹问他，他做了这样大的官，而他的家人仍旧耕田种地，不怕邻里耻笑他吗？”
这些平凡普通如我辈之一般人，称不上人物，只能是芸芸众生之代表，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命，远比那些只顾个人、阶层的所谓大人物更接近底气，更能体现历史的进程。
萧望野、卢安克的乡村教育实践，和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在历史渊源上接续起来，20世纪20、30年代，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的一派，在晏阳初领导下，在河北定县、湖南、四川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历时最长、范围最广；以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在河南、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内涵深远，在国内影响最大。而萧望野、卢安克在广西的无私奉献，在教学教育上的实践，无疑是非常非常感动人，这是精神力量的伟大，更接近理想状态，我们看到中国乡村教育教学的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乡村生活图景》中的欧宁，以及“碧山共同体”的“时分券”、猪栏酒吧的主人诗人郑小光和他的妻子寒玉，这类似王朔在《动物凶猛》开头所说：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可能是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所以才有卫毅，如下的说法，对故乡重新的审视：“这样的一种故乡，有时并不是地理上的故乡，而是心理上的。让人产生故乡感的，有可能是你从未去过的地方。”
庞培、欧宁以及广州的莫夜、何子健、蔡远河的“蓝田计划”，还有海口的陈统奎的“花梨之家”……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她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逆向化进程相辅相成，在河南南阳的社旗，有着“文化周庄”、以及南阳卧龙区潦河的“归零文化村落”、“画家村”……着蓬勃发展的乡村建设实践，不正是中国乡村新生的一个萌芽，或者是雨后春笋般快速蔓延，也未可知……
除了英雄人物志，乡村建设人物志，还有学者、艺术家人物志……这些众多的人物志让人着迷，就像我们自己去采访了那些人物一般，那样真实，本色，和我们面对面交谈，或者倾听，或者打断他们所讲的话，进行提问，时空的转换，情感的变迁，理想的投射，“家与国”的情怀油然而生，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不知不觉间溜走，构成了卫毅《寻找桃花源》的历史……
缓缓流淌，潺潺细流，有时候则变幻为惊天的波涛，冲击着人的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