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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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胡干的《村庄》，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家群体——许杰、王鲁彦、骞先艾、台静农、冯沅君……这种文体的开创者鲁迅也创作了一大批经典的人物形象，《故乡》、《社戏》、《祝福》等等，成为研究者甚至生活中经常涉及的话题。
乡愁的存在，和中国农业社会的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浓得化不开。费孝通有文章专门论述乡土中国，乡土的存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可以预见在将来还将永远存在下去，乡愁乡情就成为乡土中国挥之不去的故土故乡“情结”。
也有作家心生忧虑，这种忧虑考虑不同环境、不同地域，或许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言，农村、乡土正在一点点消退，但是乡土中国会不会消逝，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这也许值得存疑和观察。
宁夏作家闵生裕《闵庄烟火·自序》中这样写道：
“闵庄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村庄。这是城市化的必然，闵庄注定要消逝，城市是埋葬闵庄的坟墓。 闵庄的荒芜是切近的事。如果有一天，闵庄真的消逝了，我确信，我的乡愁依然像闵庄草原上的草一样疯长。乡愁其实撒在家乡的一沙一梁，系于家乡的一草一木。乡愁是土豆芽，它越疯长，你越惆怅。如果没有闵庄，我的乡愁何处凭吊？
《闵庄烟火》是我为闵庄提前写好的祭文，是村庄消逝后留下的一块化石。闵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庄消逝的缩影。这里没有移民，没有搬迁，完全是自然消逝。我甚至这样假设，二十年后闵庄消逝。一百年后，个别数典忘祖的闵姓子弟以驴友的身份徒步游兴武营城和明长城游时，如果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走失时，却不知这里曾是他们的祖先的栖息之地。那将我闵庄人的莫大罪过。这便是我写《闵庄烟火》最卑微真实的想法。”
这种忧虑不无道理，城市化进程，会不会成为村庄消逝后的化石，村庄积存的游子之乡愁会不会被追思抒写，都有可能，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逆转，反城市化、逆城市化，也不是不可能，胡干的《村庄》正是我们从一个维度重新审视村庄的新发现。
火车站迎接“相爷”—— “瘸国梁”的公社之行 ——“相爷”回到韩家庄——南屋北屋 ——“瘸国梁”早早过来看望“相爷” ——“瞎补丁”两口子来探望“相爷” ——“亨奶奶”也来看望“相爷”了——“大喇叭”也想要看看“相爷” ——“咸菜回”等到天黑才来看望“相爷” ——“瘸国梁”再替“相爷”站岗 ——“相爷”暂别韩家庄——坐镇干部的大会小会 ——“嘀嘀咕”也来看望“相爷”——“桂爷”招待坐镇干部 ——“如根儿”也想看看“相爷” ——“相爷”再回韩家庄 ——“相爷”去看望老地主韩元清 ——“相爷”去看望“瘸国梁”——精神焕发的“丁卯儿” ——大年——老地主真就死在了节上——韩元清的葬礼 ——“亨奶奶”被批斗——砍伐杏树行子
这种“返乡”模式，也被后代的小说家借鉴下来，但是胡干并没有简单地照搬，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的，遵照生活的逻辑，人物活动的轨迹，《村庄》借鉴中有自己的叙述方式，这可以从贾平凹的《秦腔》、金宇澄的《繁花》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相爷”、“瘸国梁”、“瞎补丁”、“咸菜回”、“嘀嘀咕”、“丁卯儿”、“亨奶奶”、 “嘻哈哈”、“丁卯儿”、“大喇叭”、“桂爷”、“封资修”等等绰号，正是农村农民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从民间文化中滋生出的都市文化传统，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若隐若现文化传统，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互补互存对立统一，保持文化文学应有的活力与张力，这是顺应文学生活要走的必然道路。
山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开创的“山药蛋”派，包括马蜂、西戎等作家群体以农民为主角，以农村生活为描摹对象，朴实、生动传神地再现农民群体乐观、豪迈、日益摆脱精神、物质匮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反映农村变革的生活现实，正是中国农民走向新生活的写照，当然也不乏农民闲散、懒惰、缺乏进取的缺陷和性格不足……
陕西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陕军，也是在农民生活、乡村生活开始着笔，造就了陕军在乡土文学上的新成就新高度。
出生于1960年代生于华北大运河边的胡干，任教于某大学、后辞去教职，加入外企，再后来创业，这种人生经历，其实就是游子心态的客观反映，常年漂泊在外，虽不是《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那种生活感受，但是淤积在心中的乡愁乡情却会一点一点生长，长成《村庄》这本书的神态。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到京派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田园诗化小说，再到赵树理、孙犁、柳青等反映农村农民生活题材的小说，再到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
总之，胡干的《村庄》，区别于宁夏作家火会亮《村长的语言》、更区别于无锡作家王才兴《桑梓有灵》，正如汪曾祺在《胡同文化》所感叹的那样：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
更有味道的小说是民俗画色彩的作品。比如小学校的忆苦思甜课—— 完秋家南房的争端——“相爷”“桂爷”的快乐时光——“桂爷”的小烦恼 ——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一次较量——“相爷”被“邀请”来顶个“封资修”的数——小学校门前的热闹场面——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二次交锋——南房的风波——上级检查——“桂爷”的麻烦真要来了——批斗“瘸国梁”——“瘸国梁”与“相爷”的战斗——孩子们与白占光的再次交锋——“瘸国梁”与如根儿的战斗——“桂爷”与“相爷”的冲突 ——“瘸国梁”与如根儿的再次交锋——二龙的婚事 ——“嘻哈哈”的婚事——灾星真的降临了韩家庄 ——“相爷”家的后院之争——“丁卯儿”时来运转——“相爷”的结局 ——“瞎补丁”奶奶和“老片儿汤”的结局——“桂爷”的结局。
民俗色彩的东西容易给人温馨的感受，郭文斌就善于写富有诗情画意的年俗旧礼、富有古典遗韵的现代祭拜程式化的演习相传的美好回忆，这和民族的记忆有关，也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像郭文斌的饿《大年》、《吉祥如意》、《腊八》、《端午》、《寒食节》等节日小说就如此。但是胡干、火会亮却不同，他一下子就抹去了玫瑰色的迷雾，除去了太阳照射下反衬下的光和色，把生活表现出来的惨苦、贫困、惶惑、况味、苦涩、冷漠，以及那种在贫困生活状态下的无奈、惆怅、自尊的找寻、幸福的理解化作一丝一毫的同情、悲悯。这是他的小说不同于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品更有深度、更有力度，更具有穿透力，比起那虚伪的肥皂泡般的幻想实在是高明得多，虽然他的小说还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更愿意欣赏、观望这样的作品命运和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村庄艺术群像的塑造，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的生活描绘中自然而然流泻出来了。不管“相爷”、“瘸国梁”、“瞎补丁”、“咸菜回”、“嘀嘀咕”、“丁卯儿”，还是“嘻哈哈”、“丁卯儿”、“大喇叭”、“桂爷”、“封资修”也罢，组成了一幅新时期农民、农村五彩斑斓的民风民俗图。进一步显示出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物心理、礼俗和文化的变迁史、生活史。鲁镇的风情是鲁迅以启蒙者的视角决定的，杭嘉湖的乌镇民俗民风是茅盾以革命者的使命意识决定的，赵树理的地摊文学家的梦想，柳青和农民一起劳作感受农民的生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语言，和这些作家一样，胡干与西海固的火会亮、无锡的王才兴都是融入到农民中间又走出去的具有强烈农民意识的写作者，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农村是一道永远值得瞩目、值得关注的人群。在其中灌注更多的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在这里“个象”，更具有文学性的特点，可以减弱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制约的程度，或构成其“潜在写作”、“边缘写作”、“私人写作”的状况，形成中国当代文学追求其文学性特点的“个象”。这是其文学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的深层原因。
怪不得余光中才如此感慨:“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重返乡土”，胡干的《村庄》以及大量中国乡土文学永不枯竭的魅力也许在于此。这是中国人的情怀，作为基因永存在文化空间中，具有了永久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