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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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眼中的田新艳而言，她曾在《北京文学》《小说月刊》《保定晚报》《莲池周刊》《荷花淀》等刊物发表过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让我吃惊的是：她的代表作《高高的大槐树》《我们村的村主任》竟能在当地报纸连载超过半年以上，并在当地广播电台连续播出，这是不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
后来仔细研读其作品，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第一时间拜读过她的《偶遇》，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一万多字的篇幅，把桃花坞写得宛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具有惊心动魄、撼人心魂之美，这是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田新艳笔下的田野山居不只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命状态的东西，使创作者能够把积压了几十年的乡村生活、感悟转成另外一种氤氲气质的艺术世界，豁达、自然、清新、乐观、朴素、自在……把生命最为本质的东西，还原到小说中，不管春秋四季的更替，年轮的吹拂，只是回来做自己，做一个简单自己。生活就是一种“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的层峦叠嶂，也就是小说中的吴玉昆、吴玉成两口子、吴广玉、吴广进的形象，隐居于田野山林而相濡以沫，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是田野乡村的灵魂和坚守……
我当时非常武断地建议，那就不如把这篇小说命名为《桃花坞》吧，田新艳老师就随手把《偶遇》改变成了《桃花坞》，后来我把它转手投寄给我们当地的一个纯文学刊物……有时候发表是一种希冀，更多的时候不发表也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情怀，她会让自己沉淀为千年的老酒，芬芳而葱郁、沁人心脾。
田新艳充满土滋味泥气息的乡土小说，就是开放在乡野里的合欢树，就是乡村田野的守望神。
一
除了《桃花坞》（《偶遇》），《路过》也是这样一部风格的小说，朴素、清新、乐观、豁达、自在；描写逼真，浓郁的抒情，细腻的人物刻画，诗情画意的语句；明丽的画面，柔美的风情，浪漫的气息，入骨入神的气韵，不由得让人误入孙犁的“荷花淀”中，沉醉往返。
“荷花淀派”是是新中国文坛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特别是围绕作家孙犁，涌现出了包括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等京津冀一带的作家群体，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路过》的开头还是挺让人感觉到意外的：
“很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那个忽然来到村子里的神秘女人。”
我说这个开头是马尔克斯式的，包括莫言、陈忠实、陈彦很多中国作家深受其影响。其实，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即《警世通言》以及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其实用的技巧也是相通的。后来，我把《百年孤独》的开头发给她看：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她看后说道：“人家这个内容丰富多了。”我说本质上是一致的。以《警世通言》为例，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都是在开头就把故事的大致走向交代出来。以诗词为例，请看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让马尔克斯来写，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和你在西窗下剪烛夜话，将会回想起巴山夜雨涨满秋池的那个夜晚。
正如吴世昌先生所说：“近代短篇小说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受此义例。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所使用的技巧，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头，或者说只是表象，更为本质的是田新艳有着自己建构自己乡土艺术世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路过》更像是一篇现代版的童话，演绎了近乎自然状态下新的“王子搭救白雪公主”的传奇故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她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的表现技巧，有着自己特殊的处理方式。
其清丽、素朴的文笔，似乎描绘的是美丽、纯净、温暖的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艺术世界。这个纯美的艺术世界，如一条山涧小溪一样清澈透明；生活在里面的人物，也如鱼虾青蛙一样，清晰得历历在目。这个温暖、善良、静谧的仙境，正可治愈那些被被喧嚣和争斗污染的心灵。这种艺术化的美好人间，秉承了《诗经》的乐土、陶渊明的《桃花源》、沈从文的湘西……
二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让亲历者现身讲述一个故事。这里隐含着“看被看”的小说模式，作为小说角色的“我”在看，小说设定的“村民”的看，张明芳和长生叔的故事被悬置着，背后其实是包含着作家悲悯的看。
至此，张明芳和长生叔的人物形象，一步一步被推到前台，随着时间的流失越来越清晰，直到故事完毕，才立体丰满地呈现到读者面前。但作家重点表现的不是人物，而是人性，只不过在现代中国，悲剧的可能性转化为喜剧的社会环境已经具备。
如果错置在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下，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时移世易”，社会变了，人物的命运结局也完全被改变了。人性与兽性，人性与神性，勇敢与善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小说都有体现；老主任与王三赖，长生和张明芳，局长的威仪与村民的低微……对比浪漫的手法比比皆是，更是发人深思。
沈从文曾感叹道：“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着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文字后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的这些话，这对解读田新艳的作品意义更为显明。在田新艳构建其小说艺术世界创作的背后，隐含着作家悲悯的人生情怀以及苦难对个体的馈赠与无奈，字里行间无不触目惊心，让人心疼不已。
三
小说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肥沃土壤之上，现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理想并不是理想主义。如果仅仅从一般层面上描绘现实农村，也许根本谈不上文学形象、文学理想，作家在深入、突进生活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进行艺术的加工、构思、剪裁……具象、个象、形象慢慢在作家心中复活，升华成具有独象的人物，然后酝酿、动笔，在情绪的驱遣下，诗艺性地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里，维系人类社会的，不是靠已有的法律、制度、规矩，而是靠人性中的力量在维系着——村主任更像是一个族长，具有了某种符号、象征意义。道德礼仪、乡绅乡贤曾一度是维系山野农村的主导要素。在作家的笔下，这个道德，可能已经转换成另外一种形态，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也不是西方的道德理念，它是从人性、神性出发建立的，是人们在解决吃饭问题后，其直接对应了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的“仲仓廪实而知礼节”，更是自然生成的朴素的道德自觉和人之现代性的自觉意识。
神性和人性，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也是最难以理清的阿喀琉斯之踵，是西西弗斯式的难题。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时至今日，仍然有着不可撼动的根基，这是作家的隐忧，更是乡村迈向新的生态阶段必经之痛。
小说在积极呼吁新的生态的构建，却也无力解决这些困扰与纠纷，小说在解构城市文明的同时，也在建构属于自己理想化的乡土艺术世界，面对触目惊心的异化，作家是刻意回避或者是无意地凝视，或者是一种更为深邃无奈的隐喻。作家把人性置于一个悬置的时空中去审视、凝望，如同将禾苗放置到野外的原始环境中自然生长一样，让它在人性的光辉里，神性的遐思里，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拥有了美丽的春天。
因为人性的存在，神性的拯救，原生道德的升华，生长在乡野里的合欢树，也在每一个人心底开放着。
（本文首发于河北·保定2022年8月3日《莲池周刊·文学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