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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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魂》带着一股泥土的气息迎面扑来，《村魂》打上了社会经济大变革时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深深的烙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透视并反映中国村庄的历史性变迁过程。
是的，文学从来就是生活的反映，是时代浪潮的一朵浪花，是感应的手足，是时代精神的回响；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生活、人生、婚姻、家庭、经济以及社会，每个人都处在时代的旋涡中，谁都不可能处于一种旁观的状态中，容不得我们停下前行的脚步，就此去做出一种理智的取舍。
《村魂》就这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了对一个时代村庄的描绘，或者说是对时代浪潮冲击下的边缘化农村进行了全方位的个人解读，打上了深深的个人探索和思考印痕。
一、问题小说的文学史追溯和审视
问题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初创期的文学研究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作为消遣、娱乐的时代过去了，文学研究会倡导小说“为人生”的时代启幕了，大量问题小说层出不穷就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现象了。
《村魂》原名为《留守》，从这里隐隐约约可以窥视到作家的创作意图，那就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当下农村的留守问题。
而此，和20世纪20年代的问题小说就有了某种关联，让研究者不能不从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做出一个对比分析。近百年的文学嬗变，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原点。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所造就“思考的一代”，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探讨社会问题，诸如封建礼教、婚恋、家庭、妇女、战争、知识分子、劳工等问题；其次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引入，鲁迅就针对此写了“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文章，聚焦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最后，加之以周作人以及理论倡导者的推波助澜，问题小说一时成为创作的热潮。诸如，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胡适《一个问题》、冰心《斯人独憔悴》、庐隐《海滨故人》、王统照《沉思》《微笑》等等……这些问题小说既有写实的，也有主观抒情的；既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又有象征意蕴的；许地山的这个时期的问题小说带有宗教氛围……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因为作家差异，从而打上了个性的色彩。甚至鲁迅《一件小事》《伤逝》多多少少都带有问题小说的时代特征，只不过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手中开始，也是在其手中成熟，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
之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也被文学史家称之为“问题小说”。这源于1959年3月，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召开座谈会，会上赵树理提出了“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赶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后来这种问题小说配合政治任务，也曾大量出现，创作出一批理念大于形象的文学作品，当然也不乏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的种种文学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值得文学工作者回顾总结，以便进一步明辨其利弊得失。
五四是时代的巨变，各种问题，不管中外古今，一下子就涌现出来了。当下的改革开放也是社会转折时期，各种新事物新问题总会出现，伴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因为现实就是对问题不断深化、认识、解决的过程，而《村魂》真实面对改革开发大潮，农民外出务工，广大农村逐步凸显出来的譬如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问题……围绕着一系列的难题，农村、农民、农业成为核心中的核心，难题中的难题，如何破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从集体到个体，各方都在探求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可以说，这些问题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也都时时刻刻在破解中，中国也在解决种种问题中不断前行。
《村魂》聚焦留守，关注大石头村，塑造了大石头村留守群像群体，以艺术化的手法再现留守的种种问题，栩栩如生，如在目前。从这个意义上看，《村魂》是一篇非常及时的小说，以艺术化手法再现改革深化阶段广大村庄、农民、农村的出路问题，这是一个很好开始，也是农村农民农业真正变革的开端。
二、系列式小说结构与全景式展示
《村魂》的系列式小说结构方式，取决于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也就是说《村魂》核心思想的展现，通过系列式小说结构来阐释；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完成小说的谋篇布局，完成对当下农村留守问题的全景式展示以及农村风俗的场景式留存。
这一点，和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有着相似的地方。《红楼梦》写闺阁中小儿女之情状，从而体现大家族之兴衰，宝黛爱情是线索，人物性格刻画丰富而饱满、细节描绘入目精微；而《儒林外史》则通过展现“儒”在社会上的活动，来针砭当时“儒林”之事态，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角人物与事件，正是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相契合、相呼应。
《村魂》这种结构上的安排、借鉴，更能体现所要展现的社会风貌、民生习俗、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能更自如的表现各个层次、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农村场景的安排、展示，是和全方位表现“留守”的主题相契合。
《村魂》29个章节，每个章节大致在万字以内，每个章节集中笔墨突出表现一个核心事件，刻画一个或者几个典型人物，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农村留守问题一点一点展现我们面前：
小说以“一件离奇的深夜纵火案”开篇，先声夺人触目惊心，预示着“大石头村”的一场大危机的来临。然后，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林仲虎、马运来、王木匠、苏二妮、亮亮、关琳琳、刘长庆、姚亮……几十个人物次第出场，各种矛盾交错横生，突降大火凸出了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造成的性格扭曲、变形，心灵受到压抑；王木匠的作恶歹毒源于不幸的离异家庭，最终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人们却高兴不起来；苏二妮打工生活的屈辱，回乡后处处遭流氓无赖的算计，不得不委曲求全；留守儿童误食毒苹果、溺水；留守老人养老难，孤立无助有无可奈何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接踵而来，大石头村前行的步履蹒跚，其艰难艰辛可想而知。
29个章节，就是29个故事，各个章节独立成篇，作家擅长情节的编制，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围绕主要人物主要矛盾展开叙事，显得纡徐有致，紧驰有节，表现“大石头村”以及“留守”造成的对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伤害同时，也有精彩的农村民俗展示，更有乡俗土语的细致入微的描绘，让我们置身其中，场景化的描绘增添了小说的无穷艺术魅力。
大石头村民年轻一代为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生存环境依然严峻；同时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所承受繁重的家务劳动、应对各种矛盾纠葛，还要教育孩子。这些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制约大石头村的发展，这也许是大石头村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克服的困厄、障碍，但大石头村毅然在城镇化的时代变迁中负重前行。
小说以剖析的笔触既揭示了时代变迁中蒙昧、不合时宜的一面，同时也全景式展示，改革开放给农村农民农业带来的历史性的机遇。在当地企业家的资金支持下，有志改变农村面貌的创业者返乡开发农业、旅游、创办加工厂……一村一企，一村一业，正成为广大村民摆脱贫困的主流民意。逐步觉醒的村民，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在林仲虎、马运来等人的热心支持下，立足本村，依靠本村的资源、人才，借助外来资金、政府扶持，逐步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虽然实现这一切要克服的问题远远不是一句话，一两个人的行动所决定的，这决定了村庄改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此，作家却给予了深切的期待。
三、从留守到村魂的文化寻绎
留守是当下中国农村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
据统计，目前中国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九亿，行政自然村261万个。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约有3亿人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约有90%的村庄成为了留守村庄，甚至成为了空壳村。
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打拼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发家致富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串串社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如下:土地荒芜，农田水利设施失修，集体主义观念逐步丢失，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越发淡漠，养老难，隔代教育，问题少年，结婚难，上学难，大病返贫，留守妇女情感缺失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延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脚步，甚至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现象，这是作家深深地社会隐忧所在、文化责任担当、文学使命所系。
作家党栋出生于河南南召农村，其作品一直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一颗滚烫之心感受来自故土的追问，又有一颗赤子之情怀感知这一敏感话题，先后走访留守村庄121个，走访座谈留守人员900余人，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用其朴素而真诚的语言、真实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再现了留守群体的生活状况，为我们描摹了一副生动而有感人的留守群体生活画卷。
《村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实表面现象追问与拷问的基础之上，小说在刻画林仲虎和王来运这两个典型人物时，把他们置于广阔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立体全面加以描绘，逐步克服其扁平化的人物缺陷，向着立体化的人物刻画迈进。同时，作家又把人物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元素、基础单元，家族文化的盛行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色，从《红楼梦》描绘四大家族到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足以说明家族对中国人的文化影响之深刻之久远。中国家族小说的情节模式，以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萧红《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吃人——被吃模式；以到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鲁迅的《伤逝》为代表的叛逆——回归模式；以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代表的反叛——割裂模式；以《围城》《四世同堂》《农村三部曲》为代表的破坏——重建模式，家族文化承载着中国故事中国元素的更多文化内涵。
《村魂》挖掘了林仲虎、王来运的两个家族的恩怨，是以破坏——重建的模式结构小说，同时形成了现实故事和历史故事交织的双线索交织，为小说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同时以阶级重构重建新型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这也是小说值得探究的地方。
民俗文化、地方文化和方言运用分不开，但丁的《论俗语》、中国现代文学的白话文学，都是文化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民俗方言地域文化在小说中的描绘构成了小说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村魂》最引人瞩目的方面。
从现实描绘到历史追溯，再到对文化的寻绎，作家党栋并没有局限于留守现象留守问题，作家苦苦探寻中国广大村庄的未来之路，这在作家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小说中返乡有志青年、企业家、基层党支部、村民积极筹措资金、技术，创办各种加工企业、因地制宜搞乡村旅游，到“大石头村欢腾起来”……这些更为我们期待的文化寻魂，可惜着墨偏少了些，让读者不能不感到些许遗憾。这也许是作家有意制造的一个悬念。
从留守问题，到对村魂的追寻追问中，大石头村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村魂会以怎样崭新的面貌重塑中国崭新的经济版图，中国村魂会以怎样的姿态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作家试图做出自己的解答，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是中国村庄的希望，更是中国村魂的意义所在。
从留守的表面现象，再到文化寻魂的一路探索、追问，也许作家会在日后的创作中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我们期待，我们希冀这一天的到来。
本文发表于2019年《躬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