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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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其文论《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从现实主义文论和浪漫主义文论入手赋予“镜”与“灯”不同的内涵和差别 。今天我们从对照的意义上来使用“镜”与“像”——“镜”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和烛照，更是存在着的参照对象，以此物映照彼物，以彼物显现出此物存在的价值和尺度。并不是现实主义文论强调的对现实生活或者世界“真实”的反映；“像”，并不仅仅是客体存在的事物，既包含客体也包括主体，可以确切地说是主体间性确立的一个哲学性概念，它包含着更为宽广的外延和内涵。“镜”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像”，这是本文所界定的概念范畴。正是本文解读《丝路情缘》的逻辑出发点。
《丝路情缘》艺术世界的“镜”与“像”，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体和群体、民族与国家、历史同现实、文学和生命、命定与必然、肯定与否定、偶然和必然种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呈现着生活本来的原生态状况和粗糙的人生轮廓，打上了作者人生阅历、情感体验和艺术创造的深刻领悟力和穿透力。带着这种强烈的艺术感受我们遨游于“丝路情缘”的艺术世界，唏嘘感叹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再现历史丝绸之路的辉煌和光荣。汉唐的风韵气度，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崭新机遇，无时无处不充满了新鲜的元素和重现昔日大国辉煌的气魄气势。迎接中华民族复兴千载难逢盛世的到来，《丝路情缘》以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激情演绎着一段动人的中外文化、文明交流的时代印记。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丝路情缘》的作者巴陇锋，其代表作《永失我爱》《云横秦岭》《你是我的风景》等，其长篇小说《云横秦岭》成功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今古传奇》全国优秀小说奖”。 今天我们讨论之《丝路情缘》，在我们看来，在其系列文学创作活动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值得挖掘探讨。
一、“缘情说”和“缘事说”其诗学体系“镜”与“像”
巴陇锋的《丝路情缘》恰到好处地融合了“缘情说”和“缘事说”，这样的“综合”过程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探索结果。当然和作者的写作心理机制还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使这部小说呈现着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通过这种审美体验恰到好处地传达给读者。这种审美文化心理正是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观念在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显现出来的独具魅力。这正是《丝路情缘》独到深邃的地方。 这在文本中有着具体而微的表现：传统章回小说有回目，以诗文相结合的形式概括小说每个章节的内容。
《丝路情缘》每一节的标题都是五字句，类似五言、五古的韵调与格律，显得整齐均齐，给人一种诗的意境和氛围——
1、一百克拉爱——我的中国心——告别陕西村——与李白同行——我是胡旋女——苹果城追思——跨入舅舅家——新疆好地方——冰火两重天——好一脉昆仑
2、醉卧月牙泉——惊艳大走廊——金城四名片——天水见天水——宝鸡不是鸡——长安额滴神——那一声城吼——走心的biangbiang——阴谋与爱情——城是这么入的 3、这次很狂野——鹮，朱鹮的鹮——I服了YOU——你婆姨好看——爱的遭遇战——时来运不转——谁是谁的谁——兵马俑情种——毁三观的爱——就这样伤心
在这种“缘情说”的潜流暗涛中，隐含着“缘事说”的“冰山理论”，“缘情说”基于“缘事说”强有力的支撑和依托，失去这些支撑和依托，“缘情说”要纤弱和无力得多。回目概要的介绍章节的主旨和情感脉络，体现文本传达出来的思想和精神元素。陆机提出的“诗缘情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之“缘情说”震烁古今，依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势力和影响，俨然成了古今文论一个重要的传统；是否因此我们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传统——“缘事说”，这是值得加以拷问、重新审视的一个文学现象。
聊城大学的殷学明在《“缘事说”：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被遮蔽的隐体系》提到：“从中西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看，有‘事’之诗学，亦有‘情’之诗学，二者此显彼隐于一个文化体系之中。与西方文化相反，中国文化抑事扬情在文学理论中形成了‘缘情说’……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缘事资源，但不幸的是，迄今仍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以‘事’为中心的诗学……‘事’既在内部构成文学，又在外部推动文学。……要而言之，‘缘事说’是以事件概念而建构的一种历史文化诗学” 他进一步指出“从分类上看，事件一般分为自然事件和心理事件两种，文学介于二者之间。
“从‘缘事说’对事件的本质要求看，不同事件观念形成不同的文学观。传统事件观念认定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追求事件的连续性、恒定性以及诗意性。现代事件观念则认为事件根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虚构的言说，因而事件是断裂的、偶然的、无诗性的。在中国文化圈内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事件观念：
第一，儒家的‘成事不说’。这种观念语出孔子：‘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孔子主张实践理性精神，对于过去的事情不做言说和评论，因此，他在实践上主张‘敬事而信’，但在创作上则主张‘述而不作’。
第二，道家的‘事无事’。这种思想源自于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道德经》第63章)。老子重视纯粹理性精神——道法自然，一切遵循自然的规律，因而在实践上主张‘事无事’。
第三，禅宗的‘天下本无事’。语本《新唐书•陆象先传》：‘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从中国文化的三种事件观可以看出，中国是抑事扬情的文化——故中国的法律有法外开恩之说，中国的道德是为尊者讳，中国的政治是无道则隐——这种文化体系在根性上缺乏对事件的真切关怀。虽然汉书一再强调修学好古，失事求是，但中国往往感情用事，故总是将实事求是淹没。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文造情的泛滥；反映在诗学上，即缘情说的独断。”
《丝路情缘》小说“缘事说”的大潮下，汹涌着“缘情说”的暗流。从标题到内容，缘事、缘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语言有趣，不乏调侃与幽默，当下生活的情调还是力透纸笔的凸显在读者面前。轻松惬意，洋洋自得的轻松，更受读者的回味与咀嚼，这样的例子文本中比比皆是： “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八月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犹如一位美丽娴静的少女，不温不火，风光旖旎，只是风大了点。好在这里的人们早习惯了被这么吹着，倒是不吹风或是风小了，大伙还要抱怨，好像这个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抱怨雾霾天儿一样，好似少了风的阿斯塔纳风情也大减了一般。”（《丝路情缘•一百克拉爱》）
开头，作者艺术性地把哈三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比作少女，把风当做当地的“风情”特产，一下子把人植入到异国他乡的语境氛围中去，自然而然开始了文本的故事。作为东干汉人后裔的毕业生雅诗儿，与作为秦利达集团董事长的独女的康雅洁，两相比较一个圣女，一个剩女，加之以欲女面目示人的法蒂玛——均“桃之夭夭，灼灼其果”，活香活色地演绎出一出精彩动人的折子戏。
今年三十一，有着哈萨克血统的，生着高挺鼻梁的俄罗斯“高富帅”，作为冠亚航空公司执行总裁，被媒体称为“杰出校友携女友惊动母校”的伊万，也是一个传奇。雅诗儿和尹万的恋爱，康雅杰与十娃子的爱情相辅相成，一明一暗，一主一次，一切理应如此，一场寻根之旅、文化之旅拉开了大幕。
诗意的“雅诗儿”，诗意的寻祖之旅，诗意的文化追寻，丝绸之路的沧海桑田，历史的碰撞和现实的交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新的丝绸之路扬帆起航，作为国家的大战略，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为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激烈碰撞的当下，小说《丝路情缘》有所反映，其深刻的影响和未来意义，相信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深化，会有更多的艺术形式表现这一题材。
二、主流话语形态与民间话语形态之“家国”情怀
国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以及由此构筑的“走出去”战略之主流话语系统，与民间个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文化往来构成的“地球村”民间话语形态，在这种双重合力的作用下，“家国”情怀呼之欲出，这正是巴陇锋《丝路情缘》艺术再现的主格调。
“人是房子的魂，没人房子也就没命了。”在《丝路情缘》第三章《告别陕西村》（P19） 中，小说通过雅诗儿的一个岁奶道出了与这种主流话语系统相区别的另外一个民间话语形态，或者进一步说，道出了小说主人公内在对故土的眷恋与依赖之情。
小说艺术地再现哈萨克斯坦陕西村少女雅诗尔，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发，历尽波折长安寻祖，一路奇遇，经历浪漫热烈的跨国恋情，一路奔波一路歌，一路人文探寻一路历史追索，将丝路沿线人民对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之美好情谊，以西安人对于大西域、丝绸之路人民的特殊记忆和感情，表现得宏大纵深、淋漓尽致。
然而，这只是小说的明线，一路向东，寻祖问亲；在这条明线之下，国家丝路考察团，则一路向西，寻求经贸文化人文交流。国家主流话语系统与民间边缘话语系统相辅相成，以及介于之中的若隐若现话语系统，构成了复杂交织的网格般的紧密结合。 正如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那样，《丝路情缘》在表现一带一路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陕西作家整体的创作态势，占据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高地，这种现象足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从杜鹏程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般的优秀长篇《保卫延安》（1954年），到柳青描摹社会主义改造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1916—1978）的《创业史》（1960），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过渡性地描绘城乡二元世界，到贾平凹“棣花镇”系列小说《浮躁》《废都》《满月儿》《秦腔》《古炉》《老生》《极花》等反映对三秦大地关陇文化的文学作品；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现在陕西作家的整体创作的活跃态势，陕西作家文学创作的势头一直长盛不衰，某种程度上，引领着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的新发展。
巴陇锋反映一带一路战略的《丝路情缘》也是基于这种文学探索的开始，《丝路情缘》巧妙地把人文名胜古迹恰当地融入小说文本中，为小说中主要人物提供了生存活动的自然景观依据，也为进一步表现人物性格提供了人文背景。
《丝路情缘》的第18章《走心的biangbiang面》这样写道： 顺着郑能亮手指的方向，雅诗儿望去：一家正宗的 biangbiang面馆门脸，红色木门头红色底板上是白色的剪纸体字：“biangbiang面”。门前面，还斜刺里竖起个黄幡招牌，随风招展。雅诗儿扫视一下，大喊：“哇哦，这个字我知道！”玉指遥指着面馆的招牌幡子。\“你汉字功底厚啊！”\“我们的老师——康院长说，这是中国汉子里笔画最多的一个字。读……”\“ b-i-ang……biang，”郑能亮拼着字。\雅诗儿早接上了，道：“一点朝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大张嘴，言字中间走，左一扭右一扭，你一长我一长，中间夹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一个小钩挂麻糖，坐个车子回咸阳。B-i-ang，大长安的biangbiang 面。”\郑能亮一惊，随即豪迈道：“今儿个，咱就咥这……biangbiang那个面！” 而在《丝路情缘》的开头《一百克拉爱》则这样介绍阿斯塔纳：“阿斯塔纳，位于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半沙漠草原，距天山脚下的原首都阿拉木图 1300 多公里，建城 190 年，建都 17 年。曾几何时，这里是前苏联犯人流放之所和第二大粮食生产基地，1991 年独立后，改称为阿克莫拉。” 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从上述简单的罗列中，让我们领略到更多丝路沿线的人文风情和地域特色。
可以说，当代文学的传统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分析当代文学，离不开对中国文学传统分析以及中西比较文学相互影响的分析。余英时在其论文《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借助于国外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文化的研究，把中国文化划分为两个部分。他这样论述：“近几十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再把文化看作一个笼统的研究对象。相反地，他们大致倾向于一种二分法，认为文化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这一分别：在五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之说曾经风行一时，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不过在最近的西方史学界，精英文化（elit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观念已大有取代之的趋势。名词尽管不同，实质的分别却不甚大。大体来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涵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
借助于中西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按照德雷弗雷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两分法和波兰学者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两分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分析研究。按照王一川先生的说法，官方显性大传统（主传统）、民间隐形小传统（亚传统）以及存在于知识分子传承之间的若隐若现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传统，指导和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重构。
中国小说的根底在历史，西方小说的根底是哲学。这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注意这个传统有可能使我们更能认清在文学创作中哪些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东西，哪些是我们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他者”的存在，昭示着一个更值得探讨的论题和言说的领域。
三、“丝路俏佳人”形象的塑造
《丝路情缘》最重要的艺术贡献就是“新丝路俏佳人”形象的塑造。以尹万的一百克拉爱的求婚开始，到尹万与雅诗儿爱情由冷——热——炙热，发展到高潮；再到转折，由热转冷，到最后的分手，转向对郑能量的爱情婚姻的归宿，向我们昭示了雅诗儿爱情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反讽，雅诗儿与尹万本来被认为英雄配美人的最好一对，最终却以分手终了；本来不被看好的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郑能量与雅诗儿，经历种种波折，却终成眷属，出人意外却在情理之中。
个体生命投射到人类绵延不绝的时空之镜上，个体意志消弭于部族群落的生存前提之下，个体精神屈从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笼罩覆盖之中；与此相反的则是——缤纷色彩的个体形态呈现着生命连绵不断、生生不息之独特面貌，个体精灵冲破重重历史的迷雾烟幕以一种异常特异的状态展现着生命隐藏着的潜力和神秘，个体——这种独特的存在，赋予了生命饱满的精神冲突和内在张力，彰显着生命存在的镜像之维度。个体特征的渐消渐显强化着关于生命存在的镜像或真实或虚构的某种文学存在形态。
19岁“圣女”的雅诗儿，36岁 “剩女”之康雅洁副院长，21岁的“欲女”法蒂玛，31岁的霸道总裁尹万，还有郑能量，汪德福，各色人物角色，凸显了雅诗儿这一个丝路俏佳人的新形象、新人物。 文学正打破着僵化的观念和既定的束缚，开创着更富有活力更富有魅力的精神疆界。引领着艺术步入一个更为引人注目更为挑战的领域。扼杀蓬勃朝气的“萎顿生命”势必遭到历史的唾弃，桎梏生命创造的“腐朽生命”势必会被浩浩荡荡的潮流所淹没，创造生活的“蓬勃生命”“新生生命”才能孕育、长成，进而焕发出一种创造生命的豪迈和热情。
代表着新生生命的雅诗儿，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对民族文化的渴盼与自信，来源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文化自信的高扬。这种意识与自觉，渐渐融入民族共同体中，融入到个体人格理想的构建中去。
贾平凹《极花•后记》曾这样评价中西文化差异：“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纯粹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这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主要源泉。而在中国，动力是另一个，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是在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
尼采在其名著《悲剧之诞生》中提出两种精神：日神阿波罗精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艺术正是混合了这两种精神，融合成一种诗意审视人生的态度和象征。从雅诗儿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正体现了作者之美学理想。
感性和理性，率性与纯真，善与美统一于雅诗儿之一身，遗憾中留下作者、读者对生活、生命的种种思考，这也许是另外一种艺术精神——醉态生命的醉态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