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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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敏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北京故人》，还是《边城轶事》《红骏马》这样的中短篇小说，总会给人一种崇高的情感撞击，激发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审美体验来源于作者强烈而激动的意志、情感和体验，来源于作者有节制的情绪宣泄与表达，如果进一步仔细探究，更来源于其伟大、庄严和深沉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果在小说中驱遣得心应手，表达得恰到好处，就会像骄阳一样光芒万丈地烛照整个小说，在刹那间显出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
由此而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学理论上的“崇高”说与“流溢”说，每一个小说家也都有自己的创作方向，每一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更进一步讲小说艺术风格总是在不断的追求中达成的，小说的审美艺术境界也总是在点滴的创作实践积累中摸索出来的，徐敏小说的成长空间正处于“变”与“未变”的过渡时期，值得从其创作经验和多重审美艺术视域加以关照和镜鉴。
一、《红骏马》中的审美因素：“崇高”与“流溢”
文学理论的“崇高”说，据说是狄奥尼修斯或朗加纳斯提出来的，1544年意大利人罗保推洛发表《论崇高》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后人经过考证不是觉得没有根据，就是不妥当，但是，把朗加纳斯作为《论崇高》的作者也就习惯性地沿用了下来。《论崇高》直到10世纪才被发现，共存44章，已经是个残缺本，在这本著作提出了对“崇高”的艺术见解，对后世文学理论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艺术上的“流溢”说，是古罗马普罗提诺（204-270）哲学美学的核心思想。在他看来，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太一”，是充溢的、完美和完满的，它要依次流溢出宇宙理性、灵魂和感性世界;流溢的层次越低，反映神的光辉会越弱。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神或“太一”流溢的结果，又都回归神或“太一”;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神或“太一”相对立，是不能回归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物质的束缚，回归到神的真善美统一的境界上来。
发表于《北方文学》2023年第4期的《红骏马》就带给读者这样的艺术审美体验。从小说构思立意来看，这种艺术审美体验来源于一个特殊的意象——红骏马，具象、个象、形象和意象统一于——红骏马，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了“崇高”与“流溢”的小说滋味、格调和神韵，顿时让人眼前一亮，沉潜其中，和人物一起共浮沉、共命运，唤醒读者艺术的审美潜能，激发他们强烈的探究欲。
在去年刚刚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的河北籍作家刘建东在《未曾完成的画像》中，也曾塑造过一个个血肉饱满的革命者形象，他这样动情地谈起自己对这篇小说的创作心路：
“这篇小说的创作既是对历史的敬礼，更是对深埋在记忆深处的情感的呼唤……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写作者书写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书写整个历史、整个时代。我认为真正的历史其实就是从细节开始的，是从你自己的脚下开始的，当你踏踏实实地从最真实的感受出发、从真正触发你的那个瞬间出发的时候，历史自然而然地就铺展开来了。”
徐敏的《红骏马》正暗合了这样的小说艺术创作规律，作者从自己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出发，从不经意的生活细节出发，从真正触发自己灵魂的瞬间出发，以红骏马作为爆发点，以点代面，听从记忆深处情感的召唤，展现一段历史、一个边缘的个体经验、一段生活和一帧帧画面，既刻画了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又成功地刻画了性格迥异、成长环境天壤之别的人物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人物性格又是不断演变着的，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崇高源于“伟大心灵的回声”，从这个意义上审视，崇高是天才的创造，肯定了人的思维和想象无限性，把人提到神的高度，而不是平庸之辈所能效仿和模拟的，这里所讲天才的含义，虽然也有后天训练和天赋的多重因素，但我们这里更强调天才是时代和社会环境产物，也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反动与反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崇高也是人的崇高，是人超越现实本质要求的表现，是艺术本质的体现，是客体转向主体情感，是对艺术本质更深层次的把握与认识。
二、小说叙述视域变迁：“群体”与“个体”
反映革命题材的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随着革命历史的远去，革命历史题材渐渐成为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领域。
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发生在1928年初，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前后，作为共产党员的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和蒋光慈等就提出过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1924年曾出现过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春雷社等文学团体，1925年五卅运动后，沈雁冰等人已经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来解释文学现象。
作为早期普罗文学运动的主要创作成绩，在中国现代文坛“革命+恋爱”小说在1928年以后的迅速流行，其上承古典文学“才子+佳人”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情爱小说（郁达夫《沉沦》三部曲、鲁迅《伤逝》等）突围左转的延续，“革命+恋爱”小说大多产生于大革命失败前后,它普遍地表达了乌托邦幻灭后，一大批有志革命青年那种迷惘、痛苦心理的写照，不过这正好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要——即是对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市场的关切，只不过当时对它的评价被局限在文学/政治二元评价系统之内，所以造成了后来评价的失当，当然这种失当也与当时的文学创作现状密不可分，造成了“革命+恋爱”的模式化、公式化与概念化的泛滥，这种纠偏在日后得以补偿，并再次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吸纳其精华性的文学资源得以创新回归。现在重新回过头审视这种文学现象，如果我们把它置于通俗/商业文学的框架内评价，可能会出现另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至于其他的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这让我们不由地追忆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出现的“主旋律”小说现象，同时，南阳也出现了以二月河先生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历史与现实题材的小说，体现了国家意识的整体观念，文学性与意识形态观念相吻合，政治、文学以及审美相结合，声震海内外，似乎恰恰能与“革命+恋爱”模式化的小说，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并不遥远的呼应，二者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矛盾中求得了巧妙的平衡关系。
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不断扬弃中，以审美的眼光观照现实以及历史和传统，涌现出大批的优秀作品，鼓舞、引导着文学的风尚，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这都是可圈可点，有目共睹例子可作佐证。
徐敏的《红骏马》沿袭《北京故人》的创作惯性，非常熟练地塑造金梦之“这一个”格格独特的人物形象，其气质、性格、故事、叙述的口吻也是一脉相承。可喜的是，创作既有沿袭，更有突破；堪忧的是，金梦之与金睿芝“这一个”格格有着相同的血缘与性格，不免让人感觉到雷同和似曾相识之感。
《北京故人》是一部家族自传式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主角金睿芝一生坎坷而传奇的经历，徐敏选择了历史的一个断面，深入进去，从女性的视角来思考在一场大的历史变迁中，女性命运的沉浮。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家族史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像巴金的《家》《春》《秋》、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等，长篇小说《北京故人》另辟蹊径，通过对其家族历史的追忆，呈现出了从清末到当下近百年来较长时间跨度斑驳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人文、民俗等深广的精神维度与思想容量，人物现实的生活经历和过去的人物遭际、命运相互阐释、互文，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特殊的社会风情，突出了小说独特的存在与品质，也展现了作家趋于成熟而稳定的艺术风格。
《红骏马》区别于《北京故人》，在于塑造了一个革命者的新形象赵长锁和王小兰，相对于作家熟识的格格金睿芝、金梦之来说，更是一个突破。在少年时代，赵长锁父母身亡、孤苦无依，幸得金梦之的救助，得以活命；王小兰就随娘支前当上护理伤员的解放大军中，解放后被送到军医大学深造，当上了主治医生。在战争年代，赵长锁和王小兰是以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出现的，小说也写出来了时代的历史变迁，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在和平年代，赵长锁和王小兰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呈现的，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人生。作家并没有脸谱化地定性人物，随着时空的变化，身份的不同，事件的差异，把赵长锁和王小兰的性格刻画得相当成功，同时也展现了小说摇曳多姿的变化和艺术审美眼光。
如果说之前革命题材的小说指涉的是“群体”之概念；恋爱和生活则指涉“个体”之概念。在徐敏的《红骏马》中，“革命”与“自由”的话语则合二为一了，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中潜隐着“群体的自由”，完成了“群体的自由”对“个体的自由”针砭的超越，“个体的自由”最终隐现指向“群体的自由”，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超越。
三、“她力量”的隐喻：“历史”与“现实”
女性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女性的生活、心灵世界与生命张力是人类社会言说不尽的文化话题。“她力量”，不仅仅包括女性本身的力量，女性和男性融合的力量、女性对男性激励的力量，更是指女性群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刻画或塑造这样的“她力量”也是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更显“这一个”人物、精神、人文、信仰和艺术的魅力。
徐敏的小说，无论是《边城轶事》《红骏马》还是《北京故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她力量”，构成了小说特立独行的存在，是小说的灵魂，也是作家审视的对象，深深打上了作家自身的印记。
当代小说对女性角色的探究虽然有很多，但是往往落于窠臼，或者没有刻意集中描摹，或者审视视域差异，或者对女性仍然抱有已成之间，这都造成“她力量”的缺失，更谈不上“她力量”的艺术审美内蕴，焕然一新的雄浑气象难得一见，更缺乏郁郁葱葱的繁茂丰硕，这颇值得玩味。
随着女性作家群的涌现，反映女性意识、生活、精神的文学作品也在不断丰富，刷新着文学对“她力量”的再次审视与摹写，习惯审美路径依赖被打破，新的文学观念被引入，徐敏《红骏马》《北京故人》《边城轶事》这些小说文本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审美对象，也会促进对“她力量”的批评与重塑。
即使《边城轶事》这样的短篇小说，在徐敏的笔下也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故事起落有致，各有精彩的讲述，起承转合，小说的节奏快慢与人物、环境和时代有了关联，更有了深度的契合。关二爷、马先生、鼎宏盛粮米行宋先生、阿茵、瑞格格、张大帅、吴大帅……虽不说各个性格鲜明，也是文学史上很独到的存在，这是一群最后的皇亲贵胄，从辉煌走向败落，从历史走向现实，更走向未来，小说展现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变迁，更是人物命运的变迁。
《边城轶事》是一个时代的挽歌，里面透露出更多人的命运的去处，何去何从自有人物性格的因由，更有时代大潮的驱遣，还有偶然与必然的因素……所有这些展现的是社会变迁的风貌，还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集中刻画，从中可窥见渐行渐远的生活以及被记忆甩到空间遗忘的边缘，通过小说，再次浮现在脑际，暂留于记忆的一角。
如果说《边城轶事》只是冰山之一角，《北京故人》就是整个大海，小说整体上看，呈现出来波澜壮阔的时代磅礴气势，这部小说对社会生活有了全景式的展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在故事转圜之处，时时可见作家的匠心之所在。
《北京故人》以家族小说的艺术形式，沉潜于寓言化的内涵式挖掘，使这部小说显得异常地耐读，并被世人以不同的方式口耳相传并不断地被追述着。
小说讲述了一个“现在的故事”，是一位东北大龄女孩阿茵北漂而捉襟见肘的蜗居生活。这种场景见证着一个家族的影子，让现实拉长了节拍，静待人生一个华丽的转身。然而，妈妈的突然到访北京，让阿茵是猝不及防，躲过了春节，却没躲过母亲的催婚，该来的总会不期而至，于是只能让在一个校友群里认识的师兄邵宇宸——一位古玩界的行家里手，帮着自己蒙混过关。
和“现在的故事”对应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是一位居住在北京城里的显赫家族，作家把笔触一点一点地聚焦在金睿芝这位格格身上。通过阿茵的丝丝缕缕回忆，这位格格的形象逐渐丰富饱满起来，每一缕回忆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久久盘桓于心扉驱之不去。
生于清末有着皇族血统宜王府的金睿芝，一出生就充满了神奇色彩。随着家族的败落，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辗转生活，后由师傅收留，刻苦学习京戏，在艰难动荡的时局中，毅然肩负起扶养侄子以及外甥女的义务，顶起家族的一片天，后在家族遇难时，无意中又救活并收养了一个被战争遗弃的孤儿，这对金睿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把几个孩子扶养成才，堪称一个奇迹。
“现在的故事”，阿茵为生存奔波，让人牵挂；“过去的故事”，金睿芝为家族撑起一片天，让人揪心。一明一暗，或隐或现，有伏笔，有设疑……让几代人的命运串联起来，在“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叙事中，双线衔接，娓娓中道来，家族小说的建构与寓言化逐渐凸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