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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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豪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由来已久，《夜店》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受到编辑、读者、评论家等各方的青睐与好评。从一开始，我就把他的短篇小说当作中篇小说来阅读的，格式、题材的特别以及内容、形式的涵咏蕴藉，总会给人惊喜，惊喜之余又会带给人特殊的艺术审美与感受，让人反思、惊醒，进而思考其深层次的本质。
“大地上的一切，就是写作的世界”，王俊义曾如是说。这对罗尔豪的小说创作而已，显得如此妥当和熨帖，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词语来表达。当然，这对有着盛大叙事和思考本领的罗尔豪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当下性写作，不仅仅需要盛大叙事和思考的本领，更需要视野的深广度和处理小说素材的大技巧、大智慧。所有这些成就了罗尔豪，也在不断考验着罗尔豪，在小说想象的艺术空间里驰骋、探索，力图在小说艺术世界里，尤其是其精心架构的中篇小说艺术世界里重塑生命、再造生命，就像刺破苍穹的一束光，照亮黑黝黝的夜空，带给生命以希冀和力量，温暖人世间。
这也许就是作家的立意旨归吧，一种诗性的栖居，一帧文化的归乡图，一幅精神的归乡画，这一切皆可归为“情绪的体操”之审美艺术关照。
一、“情绪的体操”是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的一枚利器
“情绪的体操”，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中见到端倪。周作人在《文艺与道德》中介绍过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斯“情绪的体操”这一概念即“我们需要体操以伸张和谐那机体中不用的较粗的活力一样，我们需要美术、文学以伸张和谐那较细的活力……从这方面看，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1]，在这里，霭理斯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到沈从文这里，“情绪的体操”被赋予了文学的内涵。“情绪的体操”，正是作家运用情感生发、构思、想象的过程。在《情绪的体操》中沈从文自信地宣称：“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实验它的硬性’的体操”[2]。
小说和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一样，同时也是一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当下性写作最容易陷入到碎片化的一地鸡毛状态中去，或者一不小心就把文学写成了消息、通讯、报告、故事或者是社会新闻，甚至还会写成明显的与作者个人、格调、才情以及风格极不协调的粗鄙浅显的篇什。
在罗尔豪精心构建的小说艺术世界里，我看到了“情绪的体操”是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的一枚利器，深深刺向了文学习惯性路径的依赖，也刺向了作家自身，也指向了对当下现实的无力感。
《七日》是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小说，小说只着笔于四个人物即母亲、明月、明星和良木，作家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写葬礼，而是以第三人称的内视角写了明月这个最具“文化人”的一个特殊人物角色，这里借用了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的说法：
“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不只看到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在的文化心理。那么接下去便是他独有的一种创造: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是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的。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
在罗尔豪小说这里，明月这个人物角色，就有了巨大的覆盖性，比如明月在现实中绝对没有这种人物存在，但在她身上却能找到我们每个人的某一部分的影子，这正如鲁迅先生塑造的祥林嫂、阿Q、闰土、爱姑、九斤老太等人物一样，具有永恒的审美关照价值……
冯骥才进一步分析说：“这种共性，不是通常那种人所共有的人性，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特性。这种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是一种个性，放在小说之外是一种集体性格。当一种文化进入某地域的集体的性格心理中，就具有顽固和不可逆的性质。”
一般人处理这个题材，很容易怀念父母的崇高伟大，神圣不可冒犯，特别是在父母刚刚过世，对我们的打击不啻于晴天惊雷——此正如“在床前哭得昏天黑地的明月”。然而这并不全部符合所有人，乃至人性、常理……除此之外，可能还隐含着每个个体不同的心理嬗变和种种人生体验，或多或少影响着你情绪的跌宕起伏和种种难以言说的苦楚与感受。
放在小说明月这人人物角色身上，我们完全能理解她的有悖于常理的种种怪异心理行为举止——热孝在身与情人私会偷情、想独立追求自己的爱情却又时时处处受到母亲的掣肘与监视、听从内心却深感内疚……到最后，良禽择木而栖的“良木”，也不是“明月”的依靠，明知无望还是抱着十分的渴盼，百分的期待，待到终结的铃声敲响，她会重新坚强地屹立着，这个世界她没有任何依靠，她只能靠她自己，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她静静站了会，拎起地上的包，向另一个检票口走去。”
如果是一般小说作者，我们可能会安排明月杀死良木，或者自己走向自杀，然而罗尔豪没有那样处理，这就是罗尔豪式的小说艺术或者说是处理方法，以“反转——翻转——再反转”姿态呈现，出人意外却在意料之中。
不止《七日》如此，《约巴马的尖叫》《造房记》《潘金莲的泪》《乡村无间道》《小吉快跑》《愤怒的烟花》都带给我们震撼，如果按照当下性的写作套路，完完全全是以另一种碎片化、狂欢化的娱乐或者新闻场景，很难进入一种具有深广视野度、思考度的文学场域，来反映大变革冲击波下磅礴激荡的民族精神和时代回响。
二、罗尔豪中篇小说的标识意义与存在价值
当下性写作，越来越成为写作者应该警惕的巨大陷阱，只有克服这种困境才能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罗尔豪精心经营之中篇小说的标识意义与存在价值才能凸显出来，从而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照和借鉴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差不多七十篇左右的小说，罗尔豪的中篇小说占有百分之七十多，短篇小说不足百分之三十，而且很多短篇小说从思想容量、精神层面上看也不同程度具有了中篇小说的审美意蕴内涵，这是我常常误把罗尓豪的短篇小说也视为中篇小说的一个依据。
曾经的《躬耕》杂志主编宋云奇称赞罗尔豪“他有一双洞察社会黑洞的火眼”，他以《野猪林》为例，详细进行了文本剖析：猛一看《野猪林》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的“野猪林”。但是，小说所描述的却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发生在“野猪林村”的一个残酷现实：由于长期禁枪禁猎，村里突然间野猪泛滥，给村民生活、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村干部无奈向乡里反映，请求剿杀野猪。但乡里是要以建“自然动物保护区”为名，实则是要建一个“野生动物狩猎区”，吸引外人进入狩猎，谋取“狩猎费”暴利。村民获得此情，顿时群情激昂，他们征得村长陈响马的同意，自发组建狩猎队，进山剿杀野猪，终于使野猪数量减少下来。山村生存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但村长陈响马却因违背上级指示要被追责……[3]
和《野猪林》具有对照意义的是《约巴马的尖叫》，村民的集体力量让山村生存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和更田的个人力量最终被镇政府、信用社、畜牧站刘站长、法院的、公安部门、派出所等合谋压制下来……就连镇政府的镇长李为民、信用社的信贷员张支农、巡回法庭的魏庭长、县法院的眼镜、派出所的所长等出场人物，甚至作家也懒得给他们赋予一个名字的符号，也具有了反讽味道。
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还有《七日》，良禽择木而栖的“良木”，也不是“明月”的依靠：
“她说，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来就是为了和我睡觉的吗？
良木的脸色变了，仿佛受了什么袭击似的，缩了下脑袋，再也没有往后看一眼，匆忙进了剪票口。
她两只手用力绞着，说，那就再见了------
她说着抬头看了看天，天真的晴了，阳光直直地射下来，她伸出手，阳光的斑点在她的手上跳跃，纯净得能看清里面的微尘。她静静站了会，拎起地上的包，向另一个检票口走去。”
要寻找出路和新生，只有靠自己。这是更田的无奈，更是很多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或者市民）个体的无奈，他们都和更田多多少少有着同样相似或者相近的遭际和命运。
《约巴马的尖叫》写着写着，就把一个养猪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文学的问题，把一个生活的问题幻化为一个哲学的问题，把一个前现代的现象沦落为一个“异化”的现代性课题——“猪的异化”“人的异化”“资本的异化”“社会的异化”的主题，直逼灵魂的深处，无处躲藏。小说这样充满戏谑和反讽的语气叙述：
“更田想退出去，可他往后看，发现他的身后已经站了几头猪，它们把他的退路切断了，它们想干什么，更田模糊地想，手不自觉地抓了一根棍子，和那些鬼魅一样的眼睛对峙着……
约巴马转动的身子终于停下来，它抬起头，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随着那声尖叫，那些猪，不，应该是狼，冲了上来，他一个趔超，歪倒在食槽上，头重重磕在石头上，失去了知觉……
他索性停了手，看着它们撕扯自己的身体，看着自己的肉一块一块被它们撕走，是胳膊，还有腿……”
罗尔豪专注于农村题材、农民问题，这使他身处其中感同身受，完全没有上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那样采用自上而下启蒙的视角，而是采用平视观察，甚至自身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真正做到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是一种本质上的真实。
如果我们把其作品混入到其他作家中，熟知他作品的读者、批评者会一望而知，这让他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辨识度，这种风格是罗尔豪式的，而不是其他作家。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辨识度，我们称之为风格。
沈从文在这里一方面强调“情绪的体操”是“属于精神或情感”的，接着又运用一种譬喻的阐释还是挺让人费解。但我们专注其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情感的“凝聚”和“平铺”，着眼点在情感的时空深广度；另一个基本点是文字的“韧性”和“硬性”，关注点在写作的训练和技巧，缺乏这一点，“情绪的体操”无法体现出和谐审美的维度和理想。[4]
罗尔豪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充满“反转——翻转——再反转”的小说模式中，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艺术审美的升华和凝练过程。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曾有人所说的“是小说自己在写，而不是小说家自己在写”境界了。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看着天空，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星星始终那样毫无廉耻地做着一辈子只会做的那一个动作。月亮呢，好像是跑得太快了，它一定是被看到的场景吓住了，更田就想笑，可是他笑不出来，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已从身体里跑出来，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看到了那个灵魂，疲惫而且充满优伤，眼里还含着泪，轻声对自己说，咋会这样呢？”
这样的小说模式，类似沈从文的氛围小说和人事小说，最终消解在突如其来的“死”“走”或“等待”里。记得托尔斯泰告诉世人，要像写鲜花一样去写死刑……他知道“冷”和“热”的情感控制；熟悉“偶然”和“理性”的冲突，他了解“庄严”和“游戏”的内涵，也知道它们相互的转化。[5]
三、以犀利的解剖刀直抵人灵魂的最深处
回避现实的矛盾、社会的痼疾，是一种本能，然而罗尔豪绝不这样，他以小说为载体，以犀利的刀锋直抵人灵魂的最深处。这在当下，确实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愤怒的烟花》开头就惊艳绝人，会让人反复涵咏、嗟叹：
“清早，老头打开门，一片黄色的波浪迎面扑过来，几乎把他推了个趔趄……他揉揉眼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油菜花的金黄，可咋说开就开了呢，他清楚地记得，昨天，这些油菜的枝头只是顶着一个个黄黄的棒球帽，性子急的也不过是把棒球帽反戴了，露出绿色的衬里和帽沿。可就是一夜间，那些昨天还是蓓蕾的花苞就绽开了，铺天盖地，把天给染黄了，把地染黄了，把他的心也染黄了……他在这片地上耕耘了几十年，几十年里，他丢过很多东西，但这片地从没有丢过，而且他也发誓，不会让任何人从自己手里把这片土地夺走。”
由此，可以想见，老头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多么地痴情，这同时也预示着老头献身土地的果敢与坚韧，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士，这是农人庄稼的守护神，这也是农人土地的守护神，即使化身齑粉老头也无怨无悔。此时，我们小说中提到的老头，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角色，你可以认为他就是“集体性格”，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文化人”，也可以理解为“集体心理”，他们是亿万人民的代言者，在这篇充满愤怒的小说里，字里行间充满了抗争的精神，充满了对土地多么挚情的宠爱与深情。
然而，结局也是意料之中：
“天哪！天哪！老头喊着，老伴呢！老伴呢！------老头嘴里念叨着，他拿着一枚烟花弹，哆嗦着点燃了，烟花弹没有平直飞向地面，却打在棚子上，又弹回来，燃着了地板上的烟花弹，瞭望塔上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爆响，瞭望塔飞起来，老头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枚烟花弹，带着哨声，带着愤怒，呼啸着，怒吼着，向人群冲去！”
曾经当过兵的老头，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无情地倒在拆迁到来的资本裹挟的浊涛洪浪中，无不让人唏嘘感叹。这也是时代最为悲情的一面，这也呈现出时代最为斑驳复杂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学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映照出时代最为本质的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各种拆迁、维权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存在，新的时代和生活总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这都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并加以解决。
作为作家群体，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慧眼独具，更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他们会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形象地把它们及时反映出来，让社会认识到此类事件的危害并加以彻底解决掉，从这个意义上看，作家也是社会的良心。
在一定程度上，写作也是作家观察社会、认识生活的一个窗口，他们自身也许就生活其中，感同身受。以现实主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占据罗尔豪小说创作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停留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像《潘金莲的泪》《嘉靖年间的一次刺杀事件》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品也会不时从其笔下冒出来，这使罗尔豪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特色。
此外，作家一直生活在基层农村信用社，这也为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观察视域和优势，对金融属性的认识和对经济社会的运转，能更多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去解读和阐释，这使他的小说也自然而然带上了经济与金融的深层次心理动机，这让其文学表达有了更为宽广的现实依据和生活基础，从而更接近社会的本质。
像《约巴马的尖叫》《新生活》《黑名单》就是以金融为题材的作品，作家也做了一定意义的探索和尝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黑名单》在此类作品中也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一位为了给偏瘫的妻子治病和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女儿上学的村民张疙瘩，不得已使用邻村快要拆迁好朋友更田的身份证，借来了一笔贷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无力偿还，好友更田阴差阳错被拉入金融黑名单，这让更田贷款搬入新家的愿望多次落空，为了让自己的这位好朋友张疙瘩偿还这笔贷款，更田不得已把张疙瘩夫妻两人接回家，管吃管喝管亲戚招待，虽然更田出于好心要帮助张疙瘩一家，同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那就是以防张疙瘩赖账跑路，这篇小说虽然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一次借贷引起的纠纷，其中牵扯到明星合作社和绿源公司的非法借贷、集资等行为，还有基层信用社和镇政府等个别人利用手上的权力，为小团伙或者资本利益集团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做了有力地鞭挞。同时，这种行为也这对农村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给农民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伤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农民办事难、难办事的现状。作家也对农村、农民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对种种坑农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对农民特别是因病因教育返贫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同时，这也预示着作家开拓新的小说题材，向新的创作领域进军，其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歇，期待作家有新的惊喜能呈现给喜欢他小说的读者。
在南阳，在小说领域可以说百花齐放竞相斗艳，短篇小说见长的乔典运在当代中国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农民哲学家”。长篇小说，像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姚雪垠、周大新、柳建伟、宗璞等或者从盆地走出或者祖籍地在南阳，南阳作家群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从而影响到后来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整体走向。李季的民歌叙事诗，马新朝的大河叙事，何弘的文学评论，周同宾的散文，行者的先锋小说实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濡染了南阳文学生态。
在这种文学生态环境下，罗尔豪有意无意选择中篇小说作为其艺术的突破口，既有客观的原因，更有主观的主动自觉选择。这是他的宿命，也是机遇。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罗尔豪中篇小说独特的文学地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给其文学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1】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3卷》.【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p86.
【2】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p216.
【3】宋云奇.《浅议罗尔豪小说艺术的特点》[J]南阳.躬耕，2016，2，p63-64.
【4】张勇,陈铖.“情绪的体操”之审美批评——沈从文文学批评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4(02):72-79.
【5】张勇,陈铖.“情绪的体操”之审美批评——沈从文文学批评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4(02):72-79.
（备注：本文是为河南小说二十家所写的评论，发表在2023年《快乐阅读》第8期上。字数：6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