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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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下乡村生活的文学命题，在每个作家的笔下都有不同的个性阐释，更进一步地说，构建一个栩栩如生又充满“情味”“滋味”“格调”的文学世界需要自我意识的确认和主体性的主动自觉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一个有意味的故事。
“大地上的一切，就是写作的世界”，王俊义曾如是说。杨维永笔下的《记者笔记》一如既往重视叙述形式与人事的对照关系与文本生成意义，构成了独有的中短篇之文体风格，在布托尔看来，叙述方式决定了我们看到的现象“不同的叙述形式是与不同的现实相适应的”，因而“新的形式一定会揭示出现实里面新的事物。”（[1]柳鸣九主编：《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布托尔《作为探索的小说》，p88—90.）
杨维永的中短篇小说文体也不例外，也总是与一定的现实相适应，也是作家表达当下乡村各种人事关系的独特方法，从这些小说中，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窥见到作家的情感态度与道德选择。《记者笔记》为我们讲述了李安章和侯来福两个具有鲜明对照意义的农民会计形象。侯来福和比他小七八岁的返乡初中毕业生张婉洁在河口村大生产劳动中，互生好感，暗生情愫，主动帮着刚下学的张婉洁完成了“河上岸二深地挖大寨沟”的土方任务，因为侯来福家的地主成分问题，作为村里妇女队长的张婉洁母亲大闹侯来福家，主客观形势逼迫侯来福只得南下湖北背井离乡：
“……张婉洁她妈和邻居们散去后，侯来福他伯把门关死，狠狠地把侯来福毒打了一顿，侯来福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于当天晚上人脚定了，偷偷地逃出家门，跑往村外，郁郁闷闷地迈向了流蹿下湖北的背井离乡之路。”
张婉洁她妈经过此事之后，也觉得没有面子，就拖关系让自己的姑娘“到镇北街代销点当了名助理代销营业员”，碰巧的是，张婉洁遇到了她的同班同学张东，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并且情投意合，然而张东的父亲和张婉洁的姑父不是一个派系的人，真是针尖对麦芒，当张婉洁的姑听说这回事之后，一蹦三尺高，再次拆散了这一对有情人，命运总像是捉弄人似的，让人猝不及防：
“两次的打击，两次的婚事失败，使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黄花弱女感情受到无情严酷的打击，张婉洁怎么也承受不了这人间的不公待遇，这两次的沉重打击，让她的心绪波动不止，像飘摇不定，没有航标，失去方向，迷失在大海内的一叶小舟，摇摇欲坠，不可终日，此时的张婉洁像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那样腰围清减，松了金钗，减了玉肌，面容憔悴，弱不禁风，茶饭不思，寝食不安，精神的防线几乎频临崩溃到了边缘的地步。”
“反转——翻转——再反转”的情节小说模式也是杨维永小说的生活底色，与其说是作家的主观运思的特点和构思的匠心独具，不如说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所致，是经历过人生的各种挫折和困境之后的一种无奈表达和艺术阐释。
杨维永笔下的人事小说就是这样，如果你深入进去后，会发现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现象，可能错综复杂，或许琐碎浅薄……深层结构才是作家悲悯的人文情怀表达和艺术深意的营造，构成了杨维永对小说、对文学以及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广度和深度，以及对文学本质的洞见和体察。
张婉洁妈不得已请来了与自己要好的媒三婶宾客相待，媒三婶出于感恩把自己的外甥生明介绍给了张婉洁，看在妗子舅舅的面子上，生明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张婉洁在接二连三的婚姻打击之下，也就同意了……
“媒三婶说着就起了身往街上走去，张婉洁和生明也尾随其后，跟着来到镇集上，扯了些布料，买了条小手卷和一块香皂等物料后就算把这事给定下了…… 张婉洁回家后，觉得这桩婚事也算可意，就细心的给生明打了件元宝针毛衣，这天秋风刮起秋叶飘落的时候，张婉洁想着生明的衣着有点凉了，就小心翼翼的揣着多日来精心织打的毛衣，送到了镇宣传队……”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生明遇上了刚刚中专毕业来实习的女学生，“……煞是撩逗勾引生明的情愫，直把生明的意绪勾引得迷迷昏昏模糊不清，飘飘欲仙了……”
婉洁再一次痛彻心扉，彻底绝望的她一气之下喝下一瓶安眠药，不过好在经过抢救终于保住了生命。经过多次劫波的婉洁“在母亲的威逼和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冤仇的封建婚俗观的无情鞭挞万般无耐的情况下，神魂颠倒、疯疯颠颠的和大自己二十多岁的呆板小组会计李安章完了婚。”
然而，“反转——翻转——再反转”的情节小说模式再次上演，李安章做村里的会计，经过四清运动，“因为那两毛钱的账没有和保管员对准”，差点丢了命，这让他后来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杯弓蛇影。
再后来，李安章阴差阳错娶了张婉洁，“李安章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精心工作着干了几十多年的小队会计，把账目也精心的装订封存了几十多年，直把自己的衣柜几乎装了多半柜子，直气得张婉洁不住嘴的嘟噜说：‘就你那烂账本主贵，看把俺的衣被都扔外头，让老鼠咬烂你也不心疼......’”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不得已南下湖北讨生活的“流蹿犯”
侯来福，慢慢竟然混上了班头，再后来戏剧性地当上了村里的小组组长兼会计，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先是翻新盖起了两幢三层三间临街高楼门面房，接着又在河西新开发区建了一幢下五上三的小别墅，在小别墅里，他还养起了一个小二奶。这几年的侯来福出行，也由原来的自行车升为摩托车再改为自开的奥迪、宝马小轿车……”
一个兢兢业业，一个贪污腐化，两种人生两种命运竟然戏剧性地上演：李安章疯疯癫癫、失魂落魄，虽仍然坚持上访，但毫无效果；侯来福吃喝玩乐、贪污腐化，却有惊无险，这上演了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人生，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侯来福是在晚上非法采卖沙子时被县扫黑除恶办抓走的，审讯中，正打歪着的露出了贪污腐败的现象……”这自然又以一个反转，让读者在沉思中再次坠入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之中。
这样的收束，倒有了喜剧的效果，颇有欧·亨利小说的特色。看/被看，隐藏在小说背后的是作者悲悯的看，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多重审美意蕴和内涵。
当下性写作，和县域写作面临着同质化的挑战，这是当代文学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亟待有天赋的作家去创造性地解决，这不仅仅需要作家盛大叙事和思考的本领，更需要视野的深广度和处理小说素材的大技巧、大智慧。所有这些成就了杨维永，也在不断考验着杨维永，在小说想象的艺术空间里驰骋、探索，力图在小说艺术世界里，尤其是其精心架构的短篇小说艺术世界里重塑生命、再造生命，就像刺破苍穹的一束光，照亮黑黝黝的夜空，带给生命以希冀和力量，温暖人世间。
这也许就是作家的立意旨归吧，一种诗性的栖居，一帧文化的归乡图，一幅精神的归乡画，这一切皆可归为“情绪的体操”之审美艺术关照。在杨维永、罗尓豪等南阳作家群精心构建的小说艺术世界里，我看到了“情绪的体操”是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的一枚利器，深深刺向了文学习惯性路径的依赖，也刺向了作家自身，也指向了对当下现实的无力感，更指向了文学的深层机理。
“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不只看到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在的文化心理。那么接下去便是他独有的一种创造: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是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的。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了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的说法，并把它套用到杨维永的小说中：
“这种共性，不是通常那种人所共有的人性，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特性。这种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是一种个性，放在小说之外是一种集体性格。当一种文化进入某地域的集体的性格心理中，就具有顽固和不可逆的性质。”
杨维永《记者笔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写作碎片化的当下，或者一不小心就把小说写成了新闻或者是社会故事，甚至还会写成明显与作者才华很不适应的粗浅文字。这让《记者笔记》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文学化的一些本质特征来。
很期待，杨维永老师能真正把对文学的热爱倾注于文学世界的构建中，并能表现出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特征，以回馈他对文学满腔的渴盼与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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