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者”与“未完成文本”的多重解构 ——钟求是《地上的天空》文本细读

“失语者”与“未完成文本”的多重解构

——钟求是《地上的天空》文本细读

文/张勇 胡瀚

摘要：钟求是凭借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在这篇小说中，作家钟求是匠心营构了“缺席”的主人公与“失语者”的独异形象，并且通过精致谜语的设置与细致隐秘的书写，深刻呈现了普通人生存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小说叙述奇巧、结构特别，不完美的书写与未完成的文本之间形成较大的艺术张力等，凡此种种，共同达成文本独有的长尾效应，造成特殊的审美效果。

关键词：失语者；隐秘；困境与突围；地上的天空

博尔赫斯认为，没有一部作品不是其时代的产物。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通过对主人公朱一围的书写，好奇地闯入属于这个时代亦超越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心灵密域，窥探其心灵秘密，并以理解之同情观照写作对象，适度表现了形而上的温情的终极关怀。而文本也因其某种不确定性，从而提供了解读的多元角度与可能。

一、“缺席”的主人公与“失语者”

本小说涉及的人物只有五个，朱一围一家三口，加之作为朋友“我”以及与朱一围关系暧昧的陈宛。其中主人公朱一围和作为同气相投的朋友“我”，构成了“小人物”形象系列。朱一围在邮局上班，在儿子眼里是个“没有能力不能出彩的人”，在家里都不能算“一号人物”，只是“配角”，他“对生活没有想象力”，可谓平淡乏味。他收藏书，只是潜意识里有对知识的拜物教，实则叶公好龙；他选择性地找作家签名，亦看似“有趣”，实则无聊……所有这些行为背后，都呈现出主人公内心的荒芜，这个“看不了几本书”的俗人，完全就是读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边缘之人。

“我”原先是在图书馆当差，是个馆员，后离职去了一家闲散的公司。“我”也并不爱读书，可谓“不读小说久矣”，“不是文学先生”。与朱一围一样，都对“酒桌上的豪华气氛是有些胆怯的”。两个人都爱清静，在热闹的群体中会自觉的自我边缘化：他们的性格里都藏着“撤退”元素，亦即“撤退人士”。“撤退”原本是主动的抉择，这里却被朱一围们用来作为自欺欺人的自我放弃的掩饰。他们从公共事业领域退回到私人情感领域，从最隐秘之所找到“秘密的出口”，在今生找到慰藉，为来世做理想安排，营构出来一个属于自己幸福爱情的莫比乌斯圈，而实际上，他们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的鼠人。可以说，“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朱一围的人生镜像，具有同一性。“我”是活着的朱一围，朱一围则是死去的“我”。

朱一围患“下咽癌”，失去了声音；“我”叫吕默，双口沉默。“我”不仅是叙述者，也是参与者，“我”作为朱一围的自我指涉，与朱一围一起构成了一种小人物或边缘人物专属隐喻的“失语者”群落。这种病理，不仅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更是一种社会社会心理的疾患，是在外在环境的压力下失去了话语权力的群体。福柯认为“话语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话语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1]话语参与了人际间的权力分割，体现人的身份认同的内在规定性。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话语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便被迫“向内转”，寻找自我话语权力输出的渠道。外在输出有多压抑，内在表达就会有多冲动。所以，就有了朱一围看似荒谬不经的来世盟约。

二、精致的谜语与隐秘的书写

失语者的另一个表征便是言语失去表义功能。此小说中人物即便如“我”一般，言语也往往言不由衷，言语不断指向语义（真相）之外。而吊诡的是，“朱一围”的隐秘内心却正要、也只能借助语言来达成。虽经常是只言片语，却反倒几近成了通向语义（真相）的唯一途径，以及解读人物隐秘内心的唯一可能。

朱一围的隐语：

“真正无限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2]

生命可以轮回，人可以转世。从这个意思上讲，人是可以不朽的，死亡只是不朽线性生命间的一个小小的休止符。这应该是基于一种自发的民间信仰，是个人的宗教。是个体生命情感体认的“拟陈述”。

以下为叙述者的“隐秀”之语：

“也许在此时，他眼睛看到的是水池里的白云在结冰，耳朵听到的是太阳化开冰面的声音。在他的意识里，那应该是一种冲突中的美丽。”[3]

“白云”表征自由闲适，“白云在结冰”是当下的生存困境，是一种凝滞；而“太阳化开冰面的声音”则是大音希声，是神谕，是一种挣脱现实恢复自由幸福的可能，指向的是未来。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此中现实的存在与未来的虚无交织在一起。既要结冰，又要融化，这两者间就构成了充满艺术与文本张力的矛盾“冲突”。“冲突的美丽”则是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矛盾与转化的可能性，内含着朱一围对来世的美好憧憬。

“一围又在纸上写了一些字递给我看，意思是白云可以从天上到地上，人也可以从地上到天上，天空也是一个大水池。”[4]

既然人能在地上的水池中看到白云，那么人也可以在天上的大水池中以倒影的方式呈现。换言之，人的肉体生命在现世（地上）会死亡，但来世如天堂般（天上）的美好则完全可以实现，主人公的背后无疑有作者深情而悲悯凝视的眼睛，看/被看，构成小说文本的基本模式。作者深知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种镜像，事实上只能走向虚妄而非真正的救赎。小说题为《地上的天空》也正源于此。“地上的”指向凡俗；“天空”指向天堂与虚无。游走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也可通过某个机缘际会，从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哪怕也许只是一汪小小水池的回光返照，亦或这只是主观的一种超脱、或者是客观的虚空也罢。

“一片浅蓝色在我手里飘动起来。我一松手，衣服猛地蹿了出去，先在空中兴奋地转一个身子，然后轻盈地跑向远处。我的目光跟着它，就像跟着一个移动的秘密。

但夜色中我终于没有看清，那片浅蓝色是落到地上，还是飘向了上空。”[5]

此处生动地展现了波特莱尔所言的“上升的愉悦和堕落的畅快”。“我”放飞T恤的地点是上不着天，下临无地的“空中楼阁”，而“空中楼阁”本身就是自带虚幻与不切实际的隐喻。“我”所处的空间位置比起朱一围在地上的水洼里看见天，自然更接近于天，然而也并不能上天，而只能处于一种失重与悬浮的状态。“我”所做的不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而是要检验灵魂的重量。“我”放飞的只是“一片浅蓝色”，浅蓝色是灵魂的颜色，而T恤在空中的轻与浮则体现了生命之轻。然而，这片浅蓝色的命运不是悬浮，便是沉沦，这是不是又是悖论？！

三、叙述的奇巧与结构的特别

本小说的主人公朱一围是缺席的，这位未开篇就已死去的主人公始终只是出现在别人的叙述话语当中。作家通过叙述角度的多元选择，主要是利用三个不同的讲述者——“我”、陈宛、筱蓓——来讲述朱一围的故事，开展对朱一围隐秘世界的探索。这样的处理方式，类似于结构现实主义作家略萨在《玛伊塔的故事》中的作品结构安排：每一章都以采访玛伊塔的一位亲友作为开始，分头叙述，立体表现人物的方方面面，而主人公则始终处在幕后，处在被讲述的地位。

有时作者也会直接介入小说，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筱蓓推着朱一围在医院内外散心时：

冬日的阳光有些松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他瞧着地面却没有在看，因为他静着耳朵去听太阳的声音。听了片刻，进入耳朵的只有院子里一些嘈杂的声音。他有些不满意，便让筱蓓推着轮椅出了医院。[6]

此处几乎是本小说唯一一处潜入朱一围内心，以主人公的内视角作为叙述的依据。

此外，叙述语言亦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本小说的某些地方，作家甚至有意使叙述语言乏味单调，叙述节奏拖沓重复，使之与“我”此时的无聊、无趣、无意义同构，构成了同频同振的合音，物我一也，客观外物和主观感受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不可辨识。如“我沿着人行道无目的地往前走。两旁一些商店已关了门，一些商店还没关门。我走过一些关了门的商店,又走过一些没关门的商店。”[7]同《秃头歌女》中令人窒息的史密斯夫妇对话一样，共同指向人生的近乎荒诞的真实。尤奈斯库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8]人类在信仰失落、意义本源解体后，陷入无地自容不可摆脱的普遍的生存困境。此时的人虽然在行动，但因缺乏意义而显得多么地无聊与荒唐。

与有意味的叙述语言相映成趣的则是描写的惜墨如金，这似乎是钟求是处理小说人物的惯常手段。作者最满意的长篇《等待呼吸》中的女主人公杜怡也几乎一直面目模糊。小说只是借俄罗斯大妈之口说了句“中国姑娘也长这么漂亮”[9]，方才从侧面为着力点，巧妙地点出了人物的整体外貌特征，让人恍然大悟。这种模糊人物外形的写法在《地上的天空》中一以贯之。作者似乎无意塑造一个类似于“阿Q”式的集抽象与具象为一体的典型形象，他是逼着读者向内看，在人物的内部寻找人物。这样的处理方式，使读者亦会产生一种自我心灵被打探的紧张，也正因这种心灵密史书写的努力，让人物外在形象变得模糊，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具抽象化，从而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本小说只有一处人物外貌的描写，写的还不是主人公，而是陈宛；不是工笔细绘，而是吝啬的白描：“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标致女人，大约因为穿着有些轻软的绸衣，身体微胖而不显。”[10]“标致”一词，也可谓泛而化之。

本小说采用了浪形结构。时间上是线性的，情节逻辑上则是递进的。小说通过对波澜的苦心经营，造成情节上跌宕起伏的效果，使小说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动态势能，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悬念，推动故事情节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让情感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起伏，悬念丛生。

爱藏书的朱一围去世，朱一围的妻子筱蓓向我求助，请我帮助处理、发落藏书——四千多册无签名藏书捐给了两家区图书馆。波澜一：三四百本有签名的（朱一围署名与作家签名书）书如何处理、发落，是个较为棘手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寻找同城重名之人并以书相托;然而，恰巧这时候，朱一围的红颜知己“布艺者”陈宛出现，并用20万元人民币高价买下签名书。波澜二：签名书竟出现在朱一围儿子所在学校的图书馆——陈宛带我到茶室，讲述她和“男友”朱一围私定来世终身的故事，并表达其要毁约的愿望——“我”从筱蓓那里得知朱一围临终前留下的字条，以及他离去时的安详——“我”神差鬼使地来到与朱一围最初相遇的“空中楼阁”，并凌空放飞那件陈宛赠给的带着作家签名的T恤。

此外，小说还利用“惊奇”，造成了一定令人拍案的结构效果。“我吃了一惊”“我又吃了一惊”“我暗吃一惊”“感到奇怪”“我有点好奇”“我喉咙差一点被呛着，使劲伸一伸脖子吞下茶水，又咳出一口粗气”“惊讶动作”“她好奇地过去”“她吃了一惊”“我脸上惊讶表情”“这是个让人吃惊的下午”“此时我心里又探出好奇的手”“我愣了一下”设悬与释悬，既是情节结构的手段，也是心灵的逐步下潜。“瞒和骗”是作者结构文本的另一种选择：朱一围对“我”和筱蓓；“我”对朱一围家人；陈宛对朱一围及其家人；陈宛前期对“我”……从而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框架。各种结构手段的运用，都共同指向小说的深层结构：庸常人生的生存困境与突围。

四、生存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

无论是余华的《第七天》，还是钟求是的《等待呼吸》《地上的天空》等都涉及死亡书写，体现了作家们对人生终极意义思考与探索的迷恋。作者喜欢在死亡确定性的前提下，讨论人生的问题。不过，钟求是所追求的并非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小人物如何无需借助知识与信仰而完成自我救赎？

被生活围困的朱一围，一定要突围。朱一围人生的第一次突围努力，是收集作家签名。他不读书、懒思考，仅靠名人签名，幻想获得心灵的充盈、灵魂的安放。第二次，便是与陈宛私签空幻的来世盟约。同样是签名，一个既非绝色也非妙龄的普通离异女性的签名却远胜百位作家签名。

在朱一围不同的突围努力中，不变的是他内心所奉行的“撤退主义”。这是一种对社会堂而皇之的逃避与放弃。加缪说，意识到荒诞后，站出来努力去面对。“真的猛士”不会为盲目空洞的虚假幻想以及未来的口号承诺而放弃当下真实而庄严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庸碌的朱一围们所愿望与所能承受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就是一场关于围困与突围的故事。突围的方式可能迥异，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即从容地面对死亡。生固然可恋，可当死能兑现生所不能实现的承诺之时，死的恐惧即可被消解，甚至会有窃喜或狂欢。这样，死亡也就成了必将降临的节日。大概在作者看来，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面对信仰的废墟或真空，要完成灵魂的救赎，可能的途径就是构建起心灵的密域，使之成为一个人的天堂，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天堂，这样就可以从个体走向普适的救赎。朱一围死前最后时光是“高兴”“安适”“愉快”的。他在死前写了一行字给“我”：“我准备好了，去另一个世界。”离世前，朱一围读了余华的《第七天》，他不会做“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而会在“那一边”手持协议静静地做美丽的等候，他是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世的。但朱一围或许忘了，《第七天》里的世界始终是阴间，并没有来世。或许他虽然真切地知道，但茫远的希望毕竟也是希望，亦可慰藉与安顿小人物惶惑不安的灵魂。凡人自然不是卢梭，就连自我的无情解剖与忏悔也将化作永恒的价值，达到“真正的无限”，凡人自有凡人的办法，便是指此吧。

我们可能会说，试图通过自我放逐，搞婚外情恋等来抵达彼岸，这只是心造的幻影，构成逃脱的迷思，终究会走向虚无。但即便如此，也不妨把朱一围们追求的努力视作一种精神安乐死，给予理解之同情。《第七天》的作者余华认为作家的使命“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1]，作家钟求是或应服膺于此。不过，我此时还是想到了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只有当怜悯与正义一致，人们才进行怜悯。必须通过理性、通过对我们的爱来怜悯我们这个物种，而非怜悯我们的邻人。否则，同情心容易沦为对非道德的放任与纵容。”[12]

五、不完美的书写与未完成的文本

法国作家莫利亚克认为成功的小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为作品的“逻辑与理性”；二是人物需具有“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本小说作者应该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即便如此，情节的推演也并非天衣无缝。比如，作者安排“我”把藏书处理给重名之人就未免有点一厢情愿，收藏一批与自己同城同名而不知名的死者之书总是一种不洁与不祥。再比如，一般来说，女人是有第六感的，每个做妻子的，都天然是福尔摩斯，然而小说中朱一围的妻子筱蓓却显得异常迟钝，从头至尾，完全处在被众人摆布与欺骗的位置上。对于丈夫生前与陈宛频繁交往，她始终没有丝毫察觉；即便在处理书的过程中陈宛主动上门，后来签名书到了儿子的学校等等，她也是全无怀疑。她在情感方面如此麻木，经济方面也是马大哈。既然说丈夫“在家里不乐意担事儿”，朱一围却能一下子拿出来20万元作为和陈宛私定下一辈子终身契约的聘礼，作为公司小职员的朱一围的钱又是从何而来？生前最后时光，朱一围有许多反常表现，甚至当着她的面写道，“对书上的文字，一双眼睛便是一次公证。”这简直就是对日夜精心照料他的筱蓓的挑衅与揶揄。

一个伟大的作家除了需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还同时应该是个文体创新家。他们的作品，无论构思、语言抑或人物形象，都会最大限度地避免雷同。而在这一点上，本小说还有着一定的缺憾。《街上的耳朵》中的主人公式其厌烦了酒桌上的嘈杂，于是走出餐馆，他“似乎在脑子里找什么主意，想了一想”，“出了餐馆，慢着脚步往街上走。此时是喧闹时间，街道两旁的灯光有点亢奋。他走过一溜儿商店，拐入旁边一条小巷。穿过狭长巷子，走过一条马路，便是一处街心公园，他找到一张椅子坐下。”“现在他明白了，自己找到这里是为了反刍一件往事。”[13]再看《地上的天空》中的“我”辞别了筱蓓后，“出门来到街上”“沿着人行道无目的地往前走。两边一些商店已关了门……”“我脑子一醒，原来今晚我是想让自己到这里来呢。”熟悉的情节安排，人物行为同样的神差鬼使，给人以一种挥之不去的似曾相识之感。

协议究竟在谁的手上？陈宛和筱蓓见面后，会聊什么？“我”一个大男人在其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筱蓓之前是否通过自己的直觉加理性的研判，已从疑云阵阵中摆脱出来了？再次见面后的筱蓓是不是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并形成了严密的证据链，打算与“第三者”摊牌？……叙述的空白也注定使小说成了未完成的文本，也使文本疑云重重，不过，这恰恰造成了文本独特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01）：121-129.

[2][3][4][5][6][7][10]钟求是.地上的天空[J].收获，2021(05)：85—93.

[8]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7-358.

[9]钟求是.等待呼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67.

[1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3.

[12]卢梭.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93.

[13]钟求是.街上的耳朵[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121.

（本文署名 张勇 胡瀚 ，发表于《南腔北调》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