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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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仁庆《红色任务》读后
当我捧起《红色任务》一书时，春日煦暖的阳光投射到阳台的书桌上，散发出一种感人的光芒，小说从内到外，散发出一种充盈而丰沛的艺术魅力，给人一种感召性的精神力量，莫名地激发起对百年前那段充满斗争、动荡和混乱时局的革命历史之深度追忆和经过百年历史厚度沉积之后的冷静反思及理性过滤之后的艺术化处理。
这种现场感和代入感，是由刁仁庆的小说《红色任务》营造出来的，是一种艺术化的再现，更是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更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艺术修炼，在文学意义上的复原革命历史现场，给予我们身临其境的艺术氛围。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何去何从，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大的未知数，也是各阶级斗争的焦点，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新旧军阀、各色买办、腐败无能的各级官僚、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与最广大的农民、工人等人民群众处于极端的对立状态，是火药桶的临界点，随时皆可燃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小说《红色任务》就是以秘密护送140余名“六大”代表出境去苏联参加此次会议为核心，在纠葛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了一场异常紧张激烈的明枪暗斗……
“三城”故事，充满了传奇和张力色彩，让小说波诡云谲，同时也赋予了胡春江、胡春海和罗高明等小说主要人物极大的腾挪辗转之空间。满洲里、哈尔滨和上海，在空间上也是一种对比，这进一步拉大了历史时空的距离感和隔离感，充满了文学的审美张力和艺术想象飞腾空间。历史的故事和现实的故事交融交汇；显性的故事和隐形的故事相配合；暗线明写，明线暗写；而且历史和现实、显性和隐性、暗线和明线互为交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部五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宏大革命史诗无形中在作家的笔下初露峥嵘。
情节叙事上的旁见侧出法和复杂人物的多维透视。这种笔法来源于《史记》，司马迁为了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是采用旁见侧出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譬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譬如《项羽本纪》中的贪财好色，《留侯列传》的猜忌功臣，《郦生陆贾列传》慢而侮人等等。
刁仁庆则把此种方法全局性地运用到《红色任务》上，他对人物的塑造，是通过多个故事完成对某个人物的塑造，或者是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从而最终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胡春江本来是执行140余位代表出境，最后却被告之出境任务是由他的大哥胡春海完成的，自己圆满完成的是迎接140余位代表回国，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意料之中。这种旁见侧出法又称为互见法，可谓相得益彰，创造性地运用到小说中去，可谓匠心别具。
从作家动笔之初的2018年5月，我就有耳闻，追溯起来，作家酝酿、构思的时间更早，可以说是他当兵、任新闻科干部之时，都是他的创作准备时期，这样算起来有几十年的艺术、人生经验积累，怪不得刁仁庆能驾熟就轻，做到了胸有成竹。至此，我看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对写作追求卓越之路的坎坷与艰辛，正如他的夫子自道：“人生就像烙饼，得翻够了回合才能成熟。”
（本文发表于2024年4月17日《德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