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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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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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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嘹亮

题记:我曾经有过一个故乡,它曾经多次出现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至今,它还在我的记忆里不断地向我招手示意。我知道,它终于让我有了一份永远年轻的岁月。

----谨此献给依然遥远的兵团连队和渐行渐远的岁月

快过去一辈子,即使死了,我还会记得这一把嘹亮的军号!

润滑如玉的号身,虽然刻满着轻浅不一的坑洼,却显出均匀透亮的纯正铜质。这是一把被男人的手掌心和上天的时间联合着凑成一伙的家伙,用流质的砂粒和气体的磨擦共同打磨得锃亮,浑身上下黄金般泛着暖暖笑容的军号。是的,这一把军号最初从哪里来,最终又到了哪里,如同人对自己命运的预测,谁又能知道多少。我只能一眼看到,从里到外一色不变,它笑盈盈,漾溢着夏天中午才有的明亮,更像一个刚刚长大,第一次初具男人体形的大孩子。

世界里的人各不相同。有人喜欢陶瓷的声音,听敲击的古陶是一件乐事,我却喜欢抚摸这种细腻平滑的质感,摸着它镶镀出一层柔软并且光滑的皮肤,然后,像等待爱情一样倾听它冲锋向前的号声。军号的身体里,始终带着一份温热和坚硬,虽然来自温暖的金属,却又似乎与人类保持熟悉的来往。

暗黄、澄金质地的铜色,这把军号,用熟透的铜片浇铸打造出来的纯黄,在眼视的关注里色泽纯正;攥在手中压得沉甸甸的重量,平滑之间又有一丝细细的清凉感;吹奏时,流出洁白干净和整洁的泉水声音,成熟、清爽,没有夹杂一丝的乱音。当悠长的调子平地而起、响彻四野之后,一丝一丝的气流,赋有了一身柔如棉质的温暖。很小时候,我就熟悉这种来自军队才有的声音,它浑厚嘹亮却又悠长的音节,像戈壁滩上突然流出的河水,波光粼粼,潺潺不绝,委婉流转,流畅欢快地注入时间的空间和血管的渠道。吹奏一旦响起,便会让人的心情豁然明亮,泛动着无名的激动和透人心肺的激情。

这是一份从不夹带纠缠和迟疑的引导,也是我对来自军号天生就有的敬意。

从我开始记事起,记得最大的东西就是戈壁深处的连队。寂寞沉默的大片条田,茂盛的红柳堆和摇曳的芨芨草丛,第一片低空里的黎明和第一道闪耀着梦幻的荒野晚霞,还有泡在微风之间懒洋洋的旗帜,它们都是被一道道长长短短、急急慢慢的军号,一次次熟悉的唤醒和一遍遍诱人的故事哄睡入梦;荒野里的时间,野草间的岁月,很像一群浑身野性的孩子,不去陶醉在无人顾及的乐趣里,不愿自顾不及地贪玩,却竖起耳朵用心地等待军号一声嘹亮的召唤。

时间就是这样:吹着吹着,一天一天的新日子就被唤醒;吹着吹着,一代一代人的生命就被凝固。我喜欢听这样的号声,齐刷刷的,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我就是其中能被军号顿然唤醒的大群人之一。一旦听到军号声起,我会醉态般兴奋起来,立即放下手里正在做的任何活计,迷了神,呆呆的、傻傻的,像在无意间被什么硬东西猛然击中了脑门,又像被什么迷药粘缠住了魂魄,目光定定地跟在号声的旋律里起伏波动,并随着军号的旋律痴笑绷脸,像一片无边无际的麦海。我爸爸和妈妈心疼我,开始以为我丢了魂,还想暗用民间的老法子还魂叫灵地纠正我。可是,他们费劲试过很多次,我仍然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在实在没有办法可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任着我鱼儿戏水地随意折腾去。

人,从小就被养成的好坏习惯,即使活到一百二十岁,再活得老一些大一些,其实更不好改变了,习惯是一种顽固的力量。

以前,我曾经通过一些琐碎小文字,将我们连队和连部门前那一面在风中烈烈作响的红旗,当成荒野深处兵团人精神的一种召唤。其实,我只写出一个小小的场面,并没有写到更大的场面、更深的层次,甚至写到一个精神的世界里。这是我的浅显,也是我的浮躁,我变得快让自己也无法扎下根了。

在一个有着一百多人的小连队里,确实有很多的男人都干过竖起红旗的活计,同样,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观看过这件事情。参与和观看,演员和观众,出入与喝彩,都是相互拍捧场。这是一件既能掺杂着一份神圣意味,需要众人通力的劳动合作,又能让人们心甘自愿去表达和表现的政治活动。这让我想起仪式,人生中从出生、长大、成家、婚姻、育儿到死亡,都有很多的仪式分开要做。活得久了,就会发现仪式才是人生,有时比人生、比事件的本身还更显重要。

我还是要继续说一说升旗子的事情吧。初始之际,总会有准备好的男人去找到几根细长韧性主要是结实没树结子的木杆子,总会有准备以久的男人,找来一圈坚硬的铁丝把杆子悉心缠接起来,总会有等待的男人在杆子上的顶头绑上一个系有尼龙绳子和轮毂的滑轮,这是用来方便升降旗帜的机械装置。然后,所有的男人会在同一声号子里吼着嗓子、大喝一声突然发力,将崭新的弯着弧形的腰身极不情愿站起来的高杆,从平地之上一点点地缓缓竖起,让根部的粗头部分顺势滑入挖好的深坑里。最后,总是有人快快地填石、埋土、捣压和用脚狠力地踏实,然后支起三根或更多的撑杆,直到用细长杨树做出的红旗杆子能独立、笔直地站在风中傲视前方为止;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那就要让老连长不紧不慢踱着步,站在远处看后,表示了他的满意和示意后,才算真正的牢固安稳、不歪不斜和完工收工。一般来说,一个连队的红旗杆子是形象,高度最少超过房子的一倍,当然更不嫌高,多高都行,越高才能让远处的行人早早看见,有了让他们下决心是继续前进或是踅身过来的坐标。我不知,这是谁制定出这种硬性的规定,反正所有的连队都这么去做的。能让自己连队的红旗在高高的空中,自由随意地迎风飘荡,能让其它连队的人早早看见,其实也是一件挺让人倍感惬意的爽快事情。

每一年都要有几次的竖旗,然后一起更换旗竿上被磨损的滑轮和很快就风化扯断的尼龙绳子,然后就是每一年最重要的大事情:换上一面崭新的乡着五角星的红旗,这是一面鲜红的军旗,和附近地方政府构成最大的区别。我始终想不清楚,一些种地的人为什么换上的不是国旗,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的红旗,而是一面绣有八一军旗标志的军旗。而且,换旗的时候,连队里所有能够在场的男人,都会不约而同自动集结起来,排成一列列整齐的队伍,用敬礼的右手、肃穆的表情和一动不动的军姿,听着年轻的司号员吹奏起嘹亮的军号。

悠扬的军号陡然升起,像一道满目金色的闪电,带着疾走的快捷冲入蓝色的天空,刺进寂寞的荒原;然后,它又沿着冉冉升起的红旗,迎着烈烈的凉风,倍加清脆地响起起来。安静的时间,安静的连队,甚至是安静的阳光,一直目视着卷裹的旗帜展开、飘扬,仪态大气地升到顶端。这面旗帜如同一群鸟儿的翅膀,在迎风招展里享受着飞翔的快乐。这种带着军人向往和军队情结的仪式,在号声停止后的满足里,随着一片沓沓归家男人的脚步戛然停止。

一代人,又一代人,已经有了两代、三代的兵团人;记忆中遥远的连队,开始在尘埃里落满沙粒般细腻的记忆。甚至是燃烧着柴禾的白色炊烟,很多的日子和生活的起点,都是随着第一曲军号的唤醒而开始的。

同样是省区,新疆的省区却与内地有着天地之别。新疆除有地方政府,还有分布广泛的建设兵团。兵团的很多连队,星星一般的驻地,几乎全部散落在辽远偏僻、久离人烟的空阔和偏僻地域里;而且,不论严寒到冻掉耳朵的冬天还是干燥闷热令人窒息的夏天,连队与天地、房子与远方,火团般的红旗、嘹亮的军号,始终都能让原本缈小的连队,冲破一种超出平凡的拘束,刺破一色单调的沉闷,带着激励向前的热烈心情,成为一份生命的象征。

我想说的生活主题很简单,除了飘动、翻飞与大风永久搏击的红旗之外,还有一件能让每个连队立即充满生机的东西,就是像流水一般逶迤而来的军号。

每当召唤时分,每到收获季节,每到年节之时,连队与连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与生之间,远和近之间,都会有一根无形的永不断线的绳索连接着。此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军号,旗语般流动着一片晨起的问候,一份对彼此生活的相互安慰,这是用音乐符号和生命线谱排列的干净文字。

很多人,不用活出多大的岁数,都能够用心灵的感应,闭紧双眼,仅用感情的目光,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根无形的绵绵线条。

每一个基本连队建筑的基本布局,都印刻着老军队老营房固定沿用的痕迹和习惯。

连队正前方的中心,面对的一定是无限空旷的东方,肯定会竖起一座瞭望的哨楼,越过碧波般红柳、梭梭和杨树的梢头,远远地目视着荒原的戈壁;左右的结构相同,都是并排而列着同样规格的住房,一排五家,每家二间,统一的高低、同式的模样,围墙般地拱护着南北的方位;后面便是宽大结实的仓库和平展整齐的打麦场,连部就像人的心脏,方方正正地置放在整个建筑群落的最中央。这是一种显出安全、自卫、重心和拱立的意味,体现出核心要塞、被重重包围着的地方,连部永远都是一个连队的中心。

我的儿童时代、五年制的小学生涯和一年左右的中学生活,还有一生之中能够值得记忆、反复爱恨的时光,甚至是生命中最大的一片记忆之林,就深深地浸泡在早起、午休、上班、收工和晚睡前嘀嘀哒哒永远不厌倦的军号声里。我有一个同班的同学王小兵,他的父亲定期补充自己的身体能量喜欢养生,自我记事起他父亲就特别爱泡药酒,凡是看见的树木草药,根茎叶果,蛇虫蚂蚁,还有说不清楚的东西,都被他爸爸收罗过去,然后洗净剖开用心地泡在酒里。军号响起时,他父亲就在军号的节奏中,一小杯一小杯地自我啜饮或送人尝喝。我开始时带着恐惧去看,看他父亲陶然自乐的吱吱着嘴巴子,之后,我就能带着一副平视的心情去羡慕和欣赏他的快乐了。所以,泡和浸的感受,是我在军号声中一部分被分割占据掉的时光,从此有了一种最能体验出平凡和小人物身上最有生命最具本色的感触。

虽然东西南北的驻地分散着,但是,多数连队的驻地,都建在邻近地方公社和哈萨克牧业村庄不远的地方。其实,当时建设连队时,根本没有这些牧民和村庄,哈萨克人是我们来了以后才搬过来居住的。当然,比起离繁华的县城和有一些城市味道的团部,搞生产务农的连队驻地要远得多。那时的时间过得很缓慢,稠密浓重,扯也扯不爽,特别像冬天里被严寒兑浓以后停滞不前的河水。有时,时间在连队里,又像河水在沙漠里沉迷不醒的东西,老觉得这一天的日子总也过不完。多少年以后,才突然发现那时的秘密,我们没有让时间流动起来的:钟表!

除了连队干部以外,很多人家是没有钟表的。只有几个干部的手腕子上,才能闪烁着上海表特有的银白色光亮。也只有从他们干净的上衣口袋里,才能扯出一根有银链子拴在扣子上的怀表,连队所有时间属于他们管理。即使有工资有收入,多数的职工,包括连队的小学校长和知青老师们,在那个连老婆也实行配给制的时代里,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戴得起、戴得上手表,自然也没有几个人能悠然地从怀里掏得出哒哒作响的表来,胳膊举在高高的半空雕塑般地看时间的优雅。失掉了时间的纠缠,显得相对孤立寂寞的连队,就要寻找别的东西顶替起来。于是,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作息和工作安排,甚至全连人生活起居的重任,几乎都要由小司号员看着马蹄表和手表,用长短不一的气力吹出不同的曲调,用清脆而干脆的军号声调来指挥、传递去完成。多多少少,或深或浅,短短长长,这种简单、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会在军号的统一调度下,一点点地散发着斯巴达克人的集体兵营才有的气味。

所以,很多人并未在意的就是小小的一把军号,居然能和连队门前的八一红旗,共同成为一个连队里第二颗活跃跳动的灵魂。

无人的荒野,天际之下戈壁滩,长着碎花细草的荒原都很安静,带着一份孤独者才有的寂静。安静的连队里,一声突如其来的军号陡然地响起,沉淀已久的静默状态,被一道锐利的剑锋立时划破,如同快刀锋刃剖开的一根竹节。军号响起,男人们的电机马上就被接通电源,或扛上锃亮的铁锹下田种地,然后如一粒黄豆的大小颗粒,散落在广袤无边的大地之间;或者顺从地离开抖动的电影屏幕,抓起竖在身旁的冰凉步枪,在深沉的夜色里鱼贯地进入预先挖好的战壕里,抖动着枪栓,子弹上膛,耐心地等待上级电话里的最后命令。女人、孩子和老人们会搬着小木板凳子,弓着腰身猫着脑袋进入低矮的土屋,背起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在事先挖好的深坑大壕里填埋着。完成了填埋,再响应一声号令的意图,排着高矮不一的队列,向着内地的大后方开始撤退和转移。这是一场战争的演习,这是一场心灵的折磨,兵团的连队里一年中会搞多次这样的军事演习。我们早已习惯,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如果失去军号的日子,对于人生而言,真能算得上是一件挺可怕,能把人折磨到死而不知所措的事情。

在那些起床吃饭、上工收工、午休再上班、再下班和熄灯吹号,还有被战争游戏和实地演习不停折腾的音调中,我们都在习惯的讨厌中,熟悉小司号员吹过十几年的军号。上天果真在天啊,当我们已经对声声军号变得熟识无睹、渐渐习惯这种极有规律的生活之后。有一天,连队被上级明文通知不用再吹军号。军号,随即被连队的领导收起来丢入漆黑一团的库房。对于连队来说,安静的时光肯定又成了一种极不适应的改变。从一个满地军人的世界,突然回归到躬身农民的日子,整个连队一夜间突然间就这么变成了哑吧。我不知道连队的男女成人们会怎样想和感受的,我们这群孩子却是浑身上下里里外外的不舒服,很长一段时间,就像骤然间失掉说不清具体位置丢在哪儿的一颗魂灵。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也是更朝换代的起点,那时,我们并没有这么一种清醒的认识。自从连队搞了土地承包制以后,连部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正规化管理,原先的军人,曾经的战士,马上转入到散漫清寂的农民社会,显出无人管理的农村状态。这样一种完整的东西,重重地破碎落地了,就像一件曾被万众敬仰过、珍贵过、欢呼过,之后又立即被轻视、被忽视和毁掉的东西,自暴自弃,被随手一扔无人理会。

农村里的农民,若是要让一把军号来指挥他们的日子,肯定会有天大的不情愿,一定不会被轻易接受。连队宣传解散组班排连营建制后,回到家里,我就看到过我爸爸正在掩饰一份巨大的伤感。他在很长的时间里,无事生非,天天朝着我们发脾气、恼怒和喝酒。

看来,现实的改变,总会让人产生极其不安的心理。

还是让我带着你们,回到军号嘹亮的生活吧。

从天不亮的起床早饭号,到大白天的上班收工号,再到天黑晚饭后的熄灯号和半夜三更的紧急集合号,天天有规律地轮着来一遍,再笨再傻的人听得多了,都会明白常用的军号曲谱是怎么回事情。

连部门前,常常看到身背着黄铜色军号的小司号员。休息时,常见他神情肃穆地取出布包里的军号,用当时难得一见的金丝绒,里里外外、旮旮旯旯一处不落地悉心擦拭着。我小学时代的同学王小兵说过,擦拭是小司号员的礼拜,王小兵的妈妈私下里信基督,这方面的知识他要比我们懂得多。擦拭军号成为小司号员每天都要用心去做的一项工作,当然,这也成这他生活的一种仪式。问及时,他不无骄傲地说,军号才是军队里真正的指挥员,官职最大,再大的官都得听我的号令。

有时,小司号员也给我们普及专业知识,他一个个指给我们看外部的结构和内部的构造,又给我们普及音乐知识,最后,才给我们讲授军号。他说:军号就是用音调、旋律和频率来发布出来的命令,是用不同的曲谱完成的,有固定的调门和规定,只要是军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后来,我想过,我们之所以成为兵团第二代,对兵团有着一份无法说清的情愫,而且血缘和生命中某些坚决不可更改的认同,其实很多是来源于他给我们的传授。

他的样子,他的作派,甚至是他的口吻,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摸仿着中国电影里解放军司令员、野战军军长和战斗团团长,居然把我们都迷得颠三倒四,这份情形特像今天名星身旁的骨灰级粉丝。我和一群都像傻瓜的孩子们,站在土坯垒成的食堂大厅前,一个一个挤成一堆,把长短不一的手头深浅不一地含在小小的舌头上,以羡慕和敬仰的心情,倾听小司号员有些故做玄乎的讲解。

很长一个时期,能当一个小司号员,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急促地吹起向前冲锋的号角,成了我急于实现的最大理想。以至于我彻底地放弃老师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当科学家、飞行员和解放军战士的伟大理想。这种变化让我们学校的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发现之后紧急凑在一起,面对着一群极不争气的孩子,眼眶里泪水横流,显得极端失望,也表现得极其愤怒,不光对我们失望,也对神灵活现的小司号员。

一长一短,又是一长一短,声音平缓,整齐的旋律表现出不急不快的是起床号,这样的号声利剑般划破幕布般厚重的黎明前黑暗,让我们感到亲切欣喜,像呆在家里就能等出来的一桌丰盛和幸福;平缓、短促又亲切,节奏间透着一缕缕温暖气息的是吃饭号,开始时,喜欢听这曲军号声的人很多;后来,随着连队男人成家结婚的人多了,单身汉越来越少之后,听得人就少了一片;最后,有人提出别吹了,但是还要吹,这是条例和命令。平平谈谈的长调、缓缓而流地像一条生来就熟悉的河流,依依惜别地告别某一份记忆里的时光,这是熄灯号,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号声;长短相间地交替着,反复持续进行的是出操和上班号。第一批来连队的知青就特别反对吹这种号,主张用吹哨子或敲钟代替,最后,连长不得不同意用吹哨子代替,小号手生气,知青们很高兴;短促、激烈、紧张和气流颤动急促的是集合号,它们像点燃的火星,钢铁碰钢铁,子弹正出镗,飞溅四射,这种号声超级嘹亮、发出着最大的响声,耳听之际,更像骤雨暴风和猛烈的寒流,声调一直在盘旋上升、节奏一节比一节紧迫,像当当当当不断敲响的救火车铃,无形之间用力地推着人们挺着长戟向前猛冲的,就是冲锋号!做过军人的男人们,通常都喜欢听冲锋号,如同大刀砍杀、大碗喝酒特别有劲过瘾。我也喜欢混在男人堆里去听。

有一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团部要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就预先在我们连队搞了一次军号手的集体演习。人员到齐集合之后,我才看到,好家伙!这十几名司号员每人身穿半新不旧的军装,皮革扎着细腰,显得一条条细长的大腿,个个显得精明能干。并排列成一队往土堆上一亮相,更像一群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美男子演员,以至于很多妇女,包括附近村庄的女人女孩子都来了,她们披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擦净了往日灰渍不清的脸庞,围着号兵们目不转睛细心观看。集体合奏开始了,在指挥员一个用力的手势示意之下,轰然一声,合奏的军号地动天摇的响起来。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和动势,势若排山倒海、日月天光,状如天地之间的碰撞訇然大作,万物合声,直冲云霄,引发大地和空气一起轰鸣着,让平素喋喋不休的山川河流,立时失色禁喏无语。

我有一个哈萨克朋友,叫阿斯哈尔。他家离我们连队不远,住在灯塔公社农八队的村子里,我妈一见面就爱夸他。这是一个漂亮的哈萨克男孩子,人长得高高大大显得敦敦实实,不恼不怒不嗔性格温顺憨厚,比我年龄大一点。他走路来连队喜欢听军号,有时,也学着哼唱出军号的曲调。我们就是在这次听集体演奏的军号中认识的,然后,听着军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是我少年时代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每次去他们家坐客,他的父母都像接待大人那样隆重地接待我,这让我和他的心情都很好。后来,他真成了一名标准的军人,在部队里常给我写信,谈理想,谈追求,谈军队现代化建设,最后还谈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军号。有很多关于军号的新知识,还是他在信中细心告诉我的。后来,我们俩人的工作忙了,联系变少了,听说,他复员后去了一座很大的城市,成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名干部,成家立业就留在了城里。我们虽然没有主动去联系过对方,但是,我的心里还有他,一个爱听军号、年轻壮实的哈萨克小伙子。

过了很多年,在一位同学热心的联络下,我们几个一起在连队里长大的孩子,又在大城市的酒楼里相逢了,坐在一张桌子的四周吃饭喝酒说话。凑巧又一起谈论到了军号,他们的理解比我还要深刻。我这才知道,我的理解方式原来彻底地错误了:原来,大人们往往更喜欢听不紧不慢的吃饭号和熄灯号;和大人们不同,我们却专门爱听嘀嘀达达节奏紧凑的冲锋号。

前面说过,我们连队里的司号员很年轻,是一个来自南方江边大城市的小伙子,人长得精致秀气像年轻的娘子。一眼望去,瘦长的上身没有脂肪,匀称细长的两条长腿,更像他的两条没有几两肌肉的硕长胳膊。就是这么一副晃荡来晃荡去的模样,一张刀溜形的细嫩皮肤小脸蛋子,加上奶声甜气的南方语调,不知为何居然讨得全连成年女人的怜爱。听说小伙子有文化,而且是上过很多年的学,读过了不少的书,而且他父母家里的条件相当不错。至于为什么要来新疆,跑那么远到边境线上,甘愿去支援新疆人民的建设,就没有一个人具体知道真实的原因了。他没有说过,也不去说,自然就没有人知道。有些人很想知道他的身世底细,问了,一笑;再问,还笑;接着问,嘿嘿嘿,还是笑。让你根本就问不下去了。看,这孩子一副令人心疼的样子,肯定不是坏人。算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世,就当不知道算了,就当他是个出身很好的人家。

也许有很多当代年轻人不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人的身世,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显得特别重要,甚至你的身世会把你倏然间捧到天上,更多时间里,会让你因为身世而被众人立时踏在脚下,几十年入不进主流、翻不过身子来。连队里有一个姓黄的上海人,这个人和我们家住过同一幢土坯房,就是没事时被人谈着闲话间套出了他的家世,乖乖,这人原来还是国民党黄埔军校蒋介石的学生,不知为什么混着混着不去当军人,却当上一名外语教员,了不得呀。结果,当天晚上,这姓黄的男人就被人民专政管制起来,而且专门分配到我爸爸呆的老牛班里干硬活、重活和累活,而且,干的活又脏又苦,劳动时间特别长又不让休息。我爸爸就是干这种活被累坏身体吐了血,从年轻时起就在不停地治病看医生,最算勉强多难地活到现在的78岁。他的这些病根,过得痛苦生活,其实都是年轻时累下来的、苦下来的、被岁月积攒下来的老病根子。如今,他一年四季都会因为肺气肿引发的哮喘病备受折磨,呆在家里不敢出门,出不了门以外,还要不停地花钱治病,花在吃药、打针、医治和住院上的钱,比他和我妈俩人挣得工资还要高,遇到病情严重时,需要全家人来凑钱付给医院。幸亏,国家搞基层职工的医疗保障,他们才能省出一些钱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后来,改革开放承包到户,姓黄的男人好不容易终于得到平反,随之没几天,动作迅速而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连队的老师,接着又是团部学校的外语老师。黄老师说他的学生里就喜欢我,顺手就教了我一个假期的免费英语,我可以算得上是能陪着他练一练手功和嘴功的关门弟子了。不久,他就迅速地和嫌弃过他、侮辱过他的那个女人离婚,存款、家具和衣服什么东西也不要,不顾一切地回到上海,住进他父母家里。后来,我们都听说他继续当着他的大学讲师,在第一届英语毕业班里找到一位外国女人当老婆,生下几个混血孩子,日子也混得很不错。可惜,他从不主动联系新疆,联系连队的熟人;他走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没有亲自向他说一声谢谢。有时候琢磨一下人生挺有意思的,比如,我一直能很好地活到现在,能知道几句简单的英语,就得要感谢他引导着我去认识的几行英语单词。

与有文化的黄老师相比,和很多来这里下乡当知青有脑子的人相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要傻得多。通过无数历史事件充分证明,南方的男人不论年轻与否,都比北方的成熟男人更富远见、更有计谋心眼,更善于在危险的年月、不好的时代里擅长保护好自己。

小司号员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生范例。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也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句自己家庭成份的话语。笑,让他成功地阻挡住向他刺探的人群,还是笑,让他逃过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无法逃避的劫难。今天,我问起父亲来,这么多年,父亲从不晓得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何副连长是当年从江苏大城市来疆支援兵团建设的年轻人。

大城市出身的知青,高中毕业有文化,有革命的理想主义,又有够用的大脑瓜子。人长得精精瘦瘦不显赘肉,皮肤白白净净始终紧裹在干净的衣服里,最引人的是他乱转圈子的眼睛珠子和能跳舞的两根眉毛,还有一见领导就能立即满脸堆笑的利索劲头。

爸爸私下里和妈妈评价说,这个男人太精明,将来会不得了,一瞅就知是聪明人。

果然,他在那一批无锡知青里的进步最快,是第一个被提拔为副连长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条件好,找到的对象自然不错,是另外一个连队的女知青。女知青的名字叫刘莉莉,据说是一个有着海外关系、家庭背景复杂的女人,能和何副连长这样的进步青年搞上对象,她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何副连长通过各种关系,以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为理由,把刘莉莉调到我们连队来,具体的工作就是当负责卫生室的卫生员。卫生室很简单,就是一架木柜子、几排药瓶子,几个长方型的消毒盒子,一把缠着胶皮管的听诊器,消毒盒里是一排子粗细不同的针和大小不一的注射器,还有一条连队洗得最干净的白色门帘。卫生员是连队的杂勤工,几乎不用天不亮出工、天大黑才收工,更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挖渠、浇水、除草、晒太阳。卫生室、马车班、铁工木工班、机务班、炊事班和后勤班,都属于连部后勤部门编制。

小司号员和卫生员一样,都在一个统一的编制中。小司号员却要在做好本职定时吹号的同时,兼任着连部的文书和通讯员。别小看这活儿不起眼,实际的权力却很大,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很多。连部的通讯员,是有权力随时和上上下下的部门和人员保持着通讯接触和联系那一种人。

在我们都认为洋气娃娃一样的刘莉莉很快就会顺其自然地嫁给何副连长的时候,她却意外地神经病似地和小司号员好上了;而且,被何副连长和小会计一起带着民兵一起一现场捉奸。这起事件的突然发生和戏剧性结局,足以让全连队的人都大跌眼镜。

被捉奸的地点,就在连队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后来才知道,他们俩人正搂着双方的腰身在啧啧地亲嘴接吻,根本就没有精力顾及上注意四周出现的敌情,想不到会有捉奸的人正趁着夜色已经悄声无息地潜伏到了现场。接近他们身边的人说,最后一刻间,都能听他们喘着粗气和亲嘴巴的声音;而这俩个人却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爱情和甜蜜里,根本就没有发现和察觉到,这是一场人生灾难的突然降临。王小兵的爸爸会总结工作,他说:看来任何时候的人,都不能丧失革命的警惕性;一旦丧失了,就是一场人生的失败、就是一份灾难的到来。反正,男女俩人行奸情现场被抓,典型的现行流氓犯,人脏俱在,就是无言的证据。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一些人来说,是连队最令人兴奋的热闹事情。

虽然,正值晚饭后的休闲时分,很多的人还是放弃吃饭消食的休息,跑到连部门前的空地前,看着平素之间优雅高尚的刘莉莉倒霉的样子。她的胸前高低不平地挂着一串子没有底或帮的破鞋子,低头弯腰时鞋子会来回晃动着,鞋面上落满尘土。小司号员的双臂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捆着走在游行的前面,头发有些散乱的刘莉莉一扫过去的雍荣高雅,婢女般无声无息地跟在后面。小司号员白晰细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单人床板大小的木牌子,压得他不得不用力地向上挑着头。大牌子上用大大的红色八叉,血淋淋地划着他的姓名和流氓犯两排字。

何副连长这样人的女人,他也敢动?小司号员这不是自己找死,而是犯傻自找残废。

趁着全连队的人们都忙着去自家承包地里秋收的机会,我没有到大条田里跟着母亲捡拾失落的庄稼,而是钻进关掉门窗多年的旧连部。

像潜伏已久的老牌特务分子,我踩着一摞子半截砖头,熟练地“咕碌”一声上窗台,先是上半截身子,紧接着是屁股,然后就全身一起翻过窗口进入连部的院子。连长办公室的大门没有上锁,指导员的也没上锁,只是拧着一截生锈的生铁丝。放东西的库房也没有锁,它们早就寂寞得不行了,在微风里急不可耐地敞开着,随时等待和欢迎入侵者的光临。屋子里潮气霉气呛人鼻息,被厚厚的塑料布钉上窗口后,房子便长时间无人进出,潮湿的地面上,浸着屋顶漏下的泥水,细细密密地长一层婴儿屎黄色的青苔。

站在一扇被大风撕开塑料布的窗口前,窗外的世界却带着一片旖旎的安静,令我的心魄为之一动。这是一个天空布满晚霞的黄昏,仿佛与平日有些不同。命运有时真好,就如普通人遇到了神灵的鼎力相助,我第一眼就瞧到从金黄色变成黄玫瑰似的老军号。

它被倾斜地挂在用黄泥土糊成的墙壁上,一眼望去,又像带着一个世纪的尘埃,乖得像一个睡熟中的婴儿。悬挂着的铜号身上,走过十几年的时光此时凝固着一动不动,均匀而细碎地落在一层厚厚的尘土里。我怀着虔诚的心情,用手指尖触火一样触动着它,轻轻地摘下它来时,就像摘下一束置放多年的陈旧麦穗。

这就是连队的另一颗灵魂!我记得,有很多从内地参军过来的老职工,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一段美好时光里,往往趁着告别连队,到内地居住永不再回的当口,或是生命濒危之际,都会叮嘱家人让连队的军号为他的生命送行。第一次听到时,我还是才上一年级的小学生,正端坐在黄泥土坯房里的小木桌旁上课,忽然间,平地一声响,连队里的军号嘹亮地吹响起来,先是起床号、上操号、集合号、冲锋号,最后是平静的熄灯号,一声接着一声,一遍连着一遍,像一把锋利的长剑呛呛呛地刺向着云霄的深处。

上课的老师,双手捧着印着天安门封面的课本,正给我们讲解鸿雁排成人字形队列向南飞去。军号一响,他便立时噤声。然后,平静地说同学们,请起立!这是为老军人送行上路的告别声音。我这时才明白,连队死了重要的人物,主要是送别最早一批从部队转业来的老军人,都要用这种军人的方式为他们不散的灵魂送行。紧接着,邻近的几个连队,也跟着我们连队的军号,一声接一声地吹起来;最后,所有附近连队的军号一齐合力地吹响起来。嘹亮而激励的号声,令寂寞无人的戈壁,令一丛丛芨芨草、一片片红柳和一株株梭梭草,伴随着冲天的白杨树,一起颤动着瑟瑟起舞。清脆凄厉的军号声,更像空气里一朵朵怒放盛开的鲜花,为穿过战火硝烟而生存的人们洗礼活别,为杀过日本鬼子、打过蒋匪军并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浴血奋战的老军人,隆重而平静地举行的最后一次敬礼。

更多的时光,生活寂寞而且平静。小司号员会不时地和外面的连队保持着联络,号声你吹我停、此起彼伏,嘀嘀嗒嗒、嗒嘀嗒嘀,像是军号在说话平静地对语。然后,他会停住吹号,用腾空的半张嘴告诉我们几连几连在做什么,几连几连又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团长快来我们连队了。开始,我们不信;后来,团长果然来了,我们就信了。从此以后,他不管告诉我们什么,即使是骗人开玩笑的话,我们也不太敢轻易怀疑他。

还有一件怪事,发生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连队的一匹平素不被人关注的老马死了,连队里却吹响凄婉激烈的军号。开始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件小事情,也需要联络和告诉别人?过后才知道,死去的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马呀,它是有户口有口粮有军籍中立过战功的战马,曾经救活过一个老首长的生命,就是一个有英雄壮举的老战士。后来,陆续地,住在附近的老农工来了,一律戴着老式的黄军帽,围着死去的军马一声不响;然后,郑重地举起右手,长时间行着军礼,他们在告别一位多年的老战友。

此刻,我温热的手里,这把军刀一般锋利的老军号,却在渐渐遗忘的冷却里默默无声地休息着。它浑身灰蒙蒙地覆盖着寂静的岁月,以退伍军人的安静,以复员兵的角色,悄然地锁在这间仓库的角落,承受着时间的腐烂和记忆的变质。

突然泛起一种情感冲动,我伸出指尖,把手指深深地印在军号的上面,试图将这一份心情完整地留存下来;然后,我又把它平托在手心上,用期盼的目光仔细地凝神打量,细细聆听到了它心不甘的呐喊。我渴望自己能真正地吹响它,让它再一次唤醒我生命深层的某种记忆,让时间的夏季从田野上掠过,重新焕发出生命的绿意。我喜欢这种纯粹的生命。纯洁,激情,炽烈和汇聚,波动,穿透,引导和激励。我渴望着,能从嘹亮的军号声里,寻找到远远散去的热情。

第二天黎明,东方才发出微微的晨光,我就迷糊地起床穿衣和吃饭,准备和父亲一起下地劳动。突然间,一道纯净的军号声,划破长天地响起来。这是神灵的暗示,这是热情的呼唤,这是精神存在的寓意?我的精神陡然间增添一份耀目的明亮。军号声声响了起来,明亮、浑厚、亲切,透着熟悉的欢乐气息。就像从未有过时间的隔断,从未出现空白的岁月,从来没有被遗忘之水淹没掉的陆地。

我的军号,久违了!

小司号员出事后,先是被气急败坏的何副连长怒火冲天,用充满歧视和侮辱的目光一遍遍地羞辱着;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前,挥动着一对愤怒的老拳上上下下狠狠地揍着;何副连长仍旧觉得不解恨,小司号员和刘莉莉被绳子捆在一起,被民兵班的民兵们挂上尖尖的牌子和几串裂开口的破鞋子,被人押解着在连队里反复地游走示众;接着,就是晚上发动全连人员参加的批判大会。这种人人都要发言的批斗会,人头黑色地聚焦在昏暗的汽灯下,更像是一场集体的阴谋。

一向生活优渥,心性高贵却体态弱小的刘莉莉,整个游街过程里始终是一言不发精神恍惚,处于灾难突然降临前的呆傻状态。她无法承受如此侮辱,先是呆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声不响一步不出,随后,便在连续几天的批斗会后选择一个安静的深夜,趁人不备,用一根军用背包的结实带子,吊在连队战备武器库的小房子里悬梁自尽了。

年轻美丽的刘莉莉之死,突然之间让很多的人,不再疯狂急促地表白道德的伟大,不再去证明自我品格的高尚;反而面对破损殆尽的优美,充满一份满怀自责、人生悲剧的懊悔。我也突然发现生活中出现一种空旷,这是人类感情里即将湮灭的荒凉,它们正努力地趁着黑夜大幕的庇护,用活着的方式去思考着死亡的意义。

时间就像一个充满着感叹的休止符号。之后很长时间里,受到管制呆在连队里继续改造的小司号员,不论吹什么样的曲谱,包括起床号、冲锋号和紧急集合号,悠长或短促的号调声里,处处都流淌出无比凄凉的声调,像陕西民间伤感无比的兰花花曲调。甚至,趁着深夜、清晨和黄昏,或在远离连队村庄的荒郊野外、透骨的寒风里、寂静无人的地平线以外,都会有一缕一缕魂魄不散的号声或隐或显地传来。或轻声哀叫、或低语呻吟,或如折断的草茎,或似断流的河水,或长或短或轻或重,辐射着一片片沉重的叹息,更像一把点燃后,孤独照亮着黑暗的火炬。

小司号员的样子变了,蓬头垢面,了无精神气,更像一个孤单无助的荒野游魂。他带着一片驱之不散的浓浓哀怨,独自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着冷冷的西北风,反复吹奏着手里的军号。

新来的连长向指导员建议说,换了吧!指导员年龄要大连长一圈,经验丰富,沉轻吟道:再等等吧!

皮肤细润、人高马大的刘建设是我同桌,与我的枯瘦干瘪相比,能马上看得出来他生活的优裕。他爸爸是连队司务长,掌管全连所有人口的粮食清油副食品、也管着全部的粮票和布票。他私下里对我说:我爸爸说,这小司号员快疯了,每天都发疯地吹,不停地吹,会要把军号吹败的。我爸爸说,这家伙的肺快要吹出血来。

他爸爸说的一点不错。偷偷听过以后,我先是被震惊,随之心里非常恐惧。能从一个人嘴里吐出来的血,从肺里吐出鲜红的血丝血块血流,那可真是要死人的事呀。刘莉莉的死,让夜色里玩耍的孩子因为害怕少了很多,如果小司号员再这么吹号被吹死,那黑夜更会变得可怕呀。我不敢细想下去,这个世界能让孩子感受恐惧的,除去死亡,剩余的就不多了。

其实,连队干部、司务长,包括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人的承受能力早就潜伏着一片巨大空间。没过多久,先是附近乡村的农民欢天喜地种上自家的承包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自由地耕种和收获。接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兵团的连队。接着是国家领导人的改朝换代,很快就为过去的地主摘帽子、给右派平安,一夜之间,报纸和电台上的新气象,像野生的花朵遍地开放着。小司号员也在一夜之间明白想通,他重新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年纪轻轻却长出一头白发。他很快融进改革开放的洪流里,划分地块、签订合同、承包土地和解散连队班排组,然后将连队的财产全部分光分掉。倏忽间,由无数人多年辛苦筑起的大厦,不是慢慢地倒下,而是仅仅用一夜的时间就变得灰飞烟灭、屋倒房顷墙塌,曾经供人敬仰的伟大建筑物,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要说司号员,就是在连队里威风凛凛惯的连长指导员,立即失去过去的光鲜,知道低下曾经高傲的脑袋。吹了几十年、里里外外被气流和手掌摩擦成暗黄色的军号,被宣布正式停吹,接着就被年迈的老保管员及时收回去,和粮食、农具、兽药以及成堆的铁丝、铁锨把子一道,放进连部黑暗阴冷的库房。我偷着进入的就是这间连队的库房。此时,全国各地改革开放之潮正逢迎而来,汹涌澎湃不可阻拦;没有人去关注和理会一个躲藏在仓库里的孩子会做什么,更没有人去关注一把古老得像文物的军号,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我也未曾意识到,这是一场伟大的时代变革。在这场狂飙大风之后,贫瘠和僵硬的大地,突显出一片勃勃的生机。巨大的改变,正引导着中国社会步入新的方向,彻底改变着兵团人习惯已久的平凡生活。

1979年冬天,离开连队去外地上学,在那里,才发现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丰富。

1982年秋天,我毕业工作以后,才得以带着大人和成年身份,第一次回到久别的老连队。

连队仍旧是过去的连队,老式的房子,老式的生活,老式的条田,老式的穿着,甚至还有老式的阳光。只是连队里我熟悉的人们都已走得差不多。除了一批像我这样的考学孩子,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不再愿意回来以外;走得更多的人,还是没能考上学校的年轻人,他们随着挣钱的大队人马,向着市场、向着城市,向着内地一路狂奔外涌。让我一直认为热闹的连队,没用几年的功夫,就变得冷冷清清。

最先离开的是老右派、潜伏的反革命们,后来是大批离去的知青,这些人什么也不要,只是把门一锁,就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回到内地的家中。包括何副连长那样有着追求理想思想高尚之人,也都呯然心动,趁着知青回城大潮,什么也不要就走了。活着的知青全部走完后,唯有死去的刘莉莉独自留下来。一座低低的坟茔,孤零地、远远地看着连队的老人们。

连队明显地空旷和矮小下来。杂乱无章的老连部门前,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小司号员,他居然还没有走,这让我很意外。还有几个内地的知青也没走,其中有一人外号叫“黑皮”的小个子男人,因为偷瓜狠劲地追过我们,如今他也老了,如果再让他追,即使偷走他老婆,他也会懒得再追。我主动和看着我的小司号员打着招呼,他像粘皮糕一样,缠着我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问外面的世界,问学校的事情,问我找女朋友的事情。其实,我早就不应该叫他小司号员。他论起年龄来也肯定不小了,我都长成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他肯定早就变得更老,差不多是超五十岁奔六十岁的老人。他佝偻的背部,两只袖在棉衣里的枯手,缩在领子里低矮的头颅,斜着眼睛窥视外面来人的模样,这还是我记忆里精神气十足的青年吗?天地之间,唯有造物会如此弄人,让世界变化的迷茫无着。

到连队我五叔家时,五叔很高兴我能在第一时间来看他,这是他的面子。因为,他正在和我的父亲为家务小事闹得不可开交。我的到来,自然让他有一种拉拢到人物、获得支持、站到正义的成功感。他告诉我,小司号员这狗东西不是个人,花肠子呀。自从惹上何副连长的女人后,就一直倒着大霉,这么多年都没翻过身子来。幸好,他被批准回南方探亲时,带回一个南方女人,才算有家有老婆。就这样,他还会背着老婆,偷着给刘莉莉去上坟培土。

出了五叔家门回我父母家的路上,我亲眼看到五叔说过的那个南方女人。她绝对不是刘莉莉敢爱敢恨敢献身的那种人,极像一只蹑手蹑脚行走又不敢弄出声响的蹑足小猫。瘦弱的身体更像一根枯干的棍子,黝黑的皮肤、深陷的眼窝、低矮的鼻梁,还有南方人特有的娇小身体,实在不能和北方女人的虎背熊腰相比。笑眯眯之间,满嘴呢呢喃喃的南方话,热情地向我说着,却又一句话也不让人听得懂。我在听不懂之间,仔细地琢磨着南方女人的样子,其实,她的长相特别像越南人。

自从连队不再吹军号、不安排通讯员工作以后,小司号员自然而然就被贬职去当连队的农工,跟着我爸爸他们一起回到生产班下地种田。后来,就是全国开始改革开放搞分地承包,没有人再会给连队的职工每月发工资。可是,连队里的农田却要正式地开始承包。小司号员的家也一样,生活和孩子上学要用钱,他们不得不去承包一大块肥沃的土地。他多年来游手好闲惯了,不肯出力气也不知道如何种地,倒是越南媳妇肯出大力气能干重活,自然就变成他家的主心骨。每天,一顶大草帽,一把小号铁锹,一塑料壶的凉开水,不声不响,就把诺大的一块条田收拾得整整齐齐、利利索索。也让很多做过几十年田地活计的老职工们啧啧称赞,对这位越南小媳妇开始另眼相看。

也有人会怪声怪调地唱着《沙家浜》胡传魁的唱段:这个女人不简单……

小司号员和几十年前一样,只是笑,笑笑,还是笑笑笑。

再后来,我离开兵团连队,彻底调动到地方上去工作。那时,我一直想趁着年轻时光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因此回连队看望老家和老人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

众多的读者们可能不清楚,我需要在这里为你们普及一下新疆行政区域的知识。在新疆有两个庞大的行政组织,一个是兵团建制,一个是地方政府。兵团建制和地方政府是两个能共处一地,却又是组建性质各自不同的行政体系的概念。地方上有省地州市县政府、有各种政府履行职能必须设立的部门;兵团,虽然从事农工牧商等经营,却仍旧按着军队建制,设立师团营连排班组的机构,有干部、杂勤、司务长、上士、保管员和农工的不同称谓,对领导有规定的称呼和礼节,还有大片像地方农村一样被农家肥养熟的土地,目前,正被来自兵团的农工们珍重地耕种和收获着。

之后,我多次去内地出差和旅行,顺便也看到内地的汉民族乐器。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乱跑,喜欢去听唢呐之类的民间曲调。它们透着世俗的生活、民间的热烈、男女的奔放和对世界的不甘寂寞,却又在人格和思想独立方面显得低矮、驯化和萎靡不振,根本就不像兵团连队里的那种军号,嘹亮、自由、高傲又敞亮,而且独有一种昂首迎风、宁死不屈的犟劲。如果用动物来形容这两种乐器,唢呐就是一头温驯的驴,而军号却是一匹性格刚烈的战马。

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我往往会突然地产生回到连队的强烈念头。我很想抓着那一把军号,将它从仓库脱皮的墙壁上摘下来,然后对着嘴巴用尽气力地吹去。那怕,只听到它不成曲调的一声怒吼叫也行。

春节时分,趁着长假回到连队。连队又在变,连队里的人员也全在变,一句话,都变老了。很多不认识的人,都是从内地招来的农村移民,有宁夏的,有河南的,还有其它省份的,没有几个是当年留下的老连队人员。父亲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很多人都走掉,包括一些几十年的老朋友也走掉。当兵团的孩子们考进大学回到内地之际,其实就是向连队的最终告别;孩子的父母自然会变卖房子家产,跟着孩子一起留在内地。父亲说这些话时,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忧伤。他的五个孩子都在新疆,没有一个考回内地上学的。因此,他的后半辈子只能注定地留在新疆,留在日益败落和陌生的连队里。

还有,你电话里几次提到的小司号员,去年才入冬天时,就死了,是得癌症死掉的。下葬的时候,他的家人专门陪葬一把崭新的军号,其实也不是什么军号,是少先队员吹奏国歌和少先队队歌用的小号,就当充一个样子吧。妈妈特别给我说,连队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是得同样的癌症死掉的,听说这里的地下水有辐射。我父亲接过话头,一声一声地咳嗽着告诉我:小司号员最后都糊涂得不认人了,我去看他时,他还老是提到你,说你听大人话、爱学习会有出息。他的儿子听完夸奖后很生气,不去想自己的孩子,净想着别人,怎能是好父亲。妈妈接过爸爸的话头,脸上带着一些得意的表情。

曾经辉煌无比的连部,被改成租地种地老板的个人宿舍。以前觉得宽敞的房间此时显得小很多,也阴凉很多。地面上摆着一摊一摊的种子、化肥和农药袋子,还有一摞摞塑料薄膜。走进去,再一打听军号的事情,老板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想说什么。

过了很久,我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当年的老连长退休前把它买掉了,军号被收回后先是挂在仓库里,然后就把它扔进垃圾堆里了,当成和旧报纸旧杂志、破纸箱子、用旧的书本,还有破铜烂铁一起当成报废品,卖掉之后,又从一个收废品河南男人的手里,换回来一大包卫生纸。卫生纸被分成小包,手摩上去软乎乎得恁是好受,还有一种和身体差不多的温度,而且折叠方便,擦拭时又不渗透,弄不脏手,最后全部擦到连队干部的嘴巴和屁股上。

再后来,在我以为永远找不到而彻底绝望之际,偶然间,我在参观一家军垦博物馆时,神奇地发现了这把熟悉的军号。面对它时,我居然有一种面对初恋情人的忐忑,真是它吗?是它!隔着厚厚的玻璃,灯光静静的照射着,我紧紧地盯着,眼睛一动不动,又像找到自己分别后久违的亲人。幸福的一瞬间来得这般突然、这么奇妙,让我的心中咣地一震、呼地一热,霎时间幸福加身、欣喜若狂。

它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它此时的打扮,居然像一位新郎官,浑身上下被擦得锃亮如新,福态十足地平躺在闪着彩色灯光的玻璃柜台里。在把手的拐柄处,新系的一簇鲜艳的红绸子,自然蜷曲地包围着军号。红色的绸缎柔软地躺在它的身旁,像多年分离的恋人重聚一起。解说员反复说,这把军号来自于一支优秀的部队,从红军时代起到抗日战争,曾经参加过什么大战,曾经被十几个司号员吹过。军号曾经被人当废品买掉后,又被一位老军人们用高价给追回来。自此,这把来历神秘、失而复得的军号,终于像一位师出有名的英雄荣归故里,平安无事地驻进了这座讲述兵团辉煌历史的博物馆,成最有精神价值和革命历史的镇馆宝贝。

面对着它,我忽然觉得和它之间,彼此都翻动着一份相互倾诉的欲望。凝视间,愿望砰然跳动,变得越来越强烈,越发灼热。三十多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连队也从一座热情的军营,变成一个普通的村庄。它有过嘹亮,之后又沉默,虽是一生无言,却是一位历经沧桑、阅历无数的老人。

真想求助解说员,能再听一听它吹响起来的声音吗?

如果,此时有人吹起吹响,这把性如烈马、断腕壮士的军号,定会以嘹亮、自由和回归的喜悦,放纵自我淋漓奔放,而且会彻夜不停地狂欢不已。让听到军号的人,让有过军号的岁月,心如火焰熊熊燃烧,红彤彤的、热灼灼的,又醉乎乎。

我最大极限地扩充着自己的想象力:嘹亮的军号声里,成片成片开阔的土地上,一队一队装束整齐的军人,肩挎钢枪,正以步伐一致的姿态,向我们轰然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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