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小,隔壁老太就神叨叨地说,我长官相,表哥一副苦相。我得意之余,常瞅着表哥,只是真看不出“苦”长在他脸上哪个部位。
我母亲体弱,是个药罐子。表哥大我三天,舅母奶水多,我便被送去他家蹭吃。舅母说,我最霸道,见不得她给表哥喂奶,即便像一对猪崽衔着奶头一边一个,也要挥着小手赶表哥。表哥的脸没少被我抓出血。
表哥乖,至多哭几声,然后一边啜泣一边小心吃奶,呛得直哕也不闹。
我俩都尿炕,两杆水枪昼夜不歇着,梦里更欢,但每次醒来,我总栖身在炕头炕尾的干爽处,表哥却满嘴流着哈喇子浸泡在汪洋中。
舅母说表哥是愣头青。
确是这样吧,我俩一齐拖着鼻涕光腚被狗追,狗向来只跟表哥有仇,跑散了,狗做选择题,从不理我。表哥腿上已经摞了两层疤。
邻居家铁柱欺生,见面总要对我动一下手脚,表哥迎上去就和他扭成一团。
打架、挨打的事常有,只是主角永远是表哥。
记得一个盛夏的晌午,我想捉蝉。表哥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随我来到了屋后的小树林。蝉叫得欢,却寻不见个影儿,倒是几个悬在枝下的蜂窝分外夺目。我捡起一块土坷垃说我们比赛枪法吧。表哥不干。我说,怕啥,大不了被蜜蜂追,跑呗,又不是没跑过。
我没想过,狗只有一只,铁柱只有一个,蜜蜂不是。
“嗡”一片响,蜜蜂倾巢而出。
我抱头就溜,表哥边后退边叉开十指冲空气抵抗一阵,也捂着头“哇哇”叫着鼠窜而来。
逃回家,我头上被扎了四个包,脸上隆起两个血红的肉馒头。表哥更惨,被蛰得眼睛都挤到了肉缝里。舅母一脸惊恐,她伏下身将我浑身查看一遍,骂骂咧咧地从白杨树上折下手指粗的一根树枝,扯住表哥一只胳臂就抽了下去。表哥猫着腰用一只手护着腿,撅着屁股往后缩,舅母抽一下,他蹦一下,抽腿上,他搓腿,抽手背上,他将手贴在腿上蹭。他杀猪般地嚎,眼泪从肉缝里哗哗溢出,鼻涕口水拖得老长……他始终没有一句辩解乞饶的话。
舅母捣烂菊花叶往我脸上小心敷贴。表哥躲在牛棚里,双手扒着窗框,探出半个脑袋看我。
二
上学后,我们天各一方。我只从母亲那里知道点表哥辍学、养殖、结婚的讯息。隔着半个中国,我难得回趟家。
再次相见,我们二十三岁。表哥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叩响门,来开门的是嫂子。肉墩墩的,浑身是土,连睫毛上也是。许是刚从猪圈出来,一股浓浓的猪粪味迎面袭来。
我叫声嫂子,她敷着一层灰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也难怪,母亲说她比我小两岁,何况,第一次谋面。
“大学生!” 她忙敞开门,冲院里喊:“宏喜,你弟来了。”
院里,表哥正在猪圈里忙乎。见我,他一脸欣喜:“尕人来了,正巧,来,帮我忙。”
“就来。”我丢下手里提溜的东西,忙颠颠奔向猪圈。
“尕人”是我乳名,这些年,连爹妈都不这么叫了。这一声让我心里暖暖的。
八间猪舍,满圈的猪。表哥正在给猪注射疫苗。健硕的汉子,敏捷地扯住一头猪仔的后腿,一拽,猪便倒滑过来,他一分腿,把猪夹在腿间,猪四蹄乱蹬,却只在原地折腾。
“抓住耳朵,拎起来。”表哥指着胯下的猪仔指使我。
我攥紧猪耳,一使劲,小猪就四蹄腾空了。丑家伙一点不老实,尖叫不说,像吊钩上的鱼一样可劲扭。表哥拿着注射器无法下手,说得把它拢怀里。他一手提猪耳,一手拦腰一抄,猪仔就服服帖帖地被固定在了他的胸前。我按表哥的指点,拿着注射器瞄准了猪脖子——第一次将如此利器对准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有点怵。扎,我一咬牙,猛扎下去,猪仔一个激灵,我触电一般一缩手,噌一下,针被拔了出来。表哥说再来,不急。我再扎,猪一哆嗦,针又被甩开,我一口气连戳五针,针头折了也顾不得,剩着的半截针头在猪脖子上又捅了第六个窟窿。猪挣得厉害,表哥手一滑,它两只解放了的后蹄带着被压迫的仇恨,在我胸口重重地一蹬,钻心的疼让我直泛泪花。表哥放下猪,嘿地一乐:“疼不?真是大学生,不如你嫂子。算了,回屋。”我嘴里说没事,牙只恨得痒痒,巴不得有一把真正的刺刀,巴不得它立马变成一盘红烧肉。
嫂子迎面来了,一身艳丽的新衣,头发整齐地梳扎成一条尾巴拖在脑后。这会工夫,她急匆匆地收拾了一下。
“大学生……”嫂子扑哧笑了,她指指我的衣襟。我一瞅,胸前除了棱角分明的两个蹄印外,洒满了恍若繁星的泥渍。
嫂子去了厨房,表哥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着他的宏伟蓝图:贷款,规模化养殖,城里买房……
舅母拢着两个孩子坐在炕上,大一点的抱着苹果啃,小一点的抱着奶瓶吮。小的霸道,边吃边用脚踢大的。
舅母说,你看,跟你俩小时候多像。
三
我结婚的时候,表哥没来。听说是养猪赔了钱,去了南方打工。
一天,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
他慕名而来,找一位治疗腰椎很拿手的大夫。
我特地在酒店摆了一桌,招呼几位主任作陪,派去的小车很快把表哥从车站接来了。
服务员开了门,表哥探头探脑地钻进来。“尕人!”表哥看见我叫了一声。这一声瞬间剥去了我脸上的皮,就像我穿了开裆裤站在广场中央。几位主任纷纷起身,涌过去连推带拉把表哥往上桌上请,表哥支吾着“领导上坐”,坠着屁股直往后退,“吱”一声脆响,表哥的衣袖从腋窝处被拽裂了。众人都愣得像群木鸡。我忙坐上上座,大手一挥:“取便、取便。”大家随即笑着谨慎地礼让一番,围着桌坐成了个圈。
表哥不禁劝,不懂客套,吃得直打嗝还放不下筷子。大家看着主角吃,无趣地找话说,随便一句,都换来一片笑声,笑完了就是一段沉寂。再说,再笑,再沉寂……
好不容易上完了菜。
回家,赶快回家,去家里坐。
家里,絮叨了一些家长里短后,表哥说起了收入。
“我开塔吊一月五六千,一年干八九个月,吃喝除外能落四万。”
“咱差不多,就这样。”
“可我落个腰椎突出,干不了重活……今后……唉!你说人一辈子能挣多少钱?”
“哪能有准?像我,从现在起,不吃不喝到退休也就凑合百万吧。”
“我没这可能。拼了这么些年,不容易还清了养猪的贷款,这一病,积攒的花完不说,往后,连个着落都没有。半辈子都过了……”
“哥,往好处想,人得有追求。”
“追求?我就指望家人过好点……你记得不,小时候那个爱欺负咱的铁柱?死煤坑里了,赔了80万。好家伙,他要活着,到死也挣不了那么多。”
“可人死了,钱有啥用?”
“留给家人啊。对我们,一天苦到黑,一年苦到头,一辈子苦到底,也就钱多钱少的事,效果都一样。”
我还想讲讲人生,表哥腰椎疼得厉害,只能作罢。
次日,看过大夫,表哥拎着几包药孓然离去。
四
两年后,初秋,噩耗传来:表哥从工地塔吊跌落,当场身亡。
母亲在电话里说工头赔了60万,命价;说嫂子用这钱在城里买了一套大房子;说嫂子要改嫁,分了家,楼房归她,两个孩子,留下了大的,带走了小的。
第二年春节,我去看望舅母。舅母要我陪着她去城里看看小孙子,说是一年没见了。
半路,我把车停在商店门口,问表侄,想要什么。
他怯生,直摇头。
我带他下车,让他选。他打量货架半天,用手一指:“五毛钱的胡罗卜素。”
我叹口气,顺手取下一瓶奶茶递过去。他背过手。
“那就都要了。”我拿过一瓶胡罗卜素。
他不走,说:“给我弟也买一瓶吧。”
抱着两瓶五毛的饮料,他美滋滋地上车了。
嫂子开的门。门一开,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倾泻而出。
她苗条了许多,披着卷发,涂着眼影,嘴唇像是贴上去的剪纸。
我叫声嫂子,她瞄一眼我们:“进来吧。”说着转身向里走去。
“哥哥。”小的孩子从里屋蹦出来。
“给你的。”大的兴冲冲地把一瓶胡罗卜素塞过去。
小的接过,兴奋地冲他妈喊:“哥给的。”主人瞟了一眼,跨上前,一把夺过,丢进垃圾桶:“说了,不要再给孩子吃垃圾食品。”
声音不大,没有余地。
大的孩子受了惊,苶呆呆地随我们坐着,小的抱来玩具炫耀,他只顾抱着他的那瓶胡罗卜素。
傻坐着,坐着发傻——主人在卧室。
舅母撑着腰起身,摸摸小孙子的头:“要乖。”小孩把头从舅母掌心甩脱,端起冲锋枪藏身跑步机后,瞄准我们“哒哒哒”地喊。
走吧。
走吧。
路上,舅母说顺道去看看孩他爹吧。
在公墓,嵌在墓碑里的表哥望着我们憨憨地笑。
我看着、看着,那笑——像哭。
表侄把半瓶胡罗卜素端端正正地摆在碑前,他说爹也爱喝。
送回舅母和表侄,在一个僻静的旮旯,我把车停住。
胸口堵得慌,我没法前行,便扑在方向盘上哭。三十三岁的男人,哭声还那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