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溪县康熙年间慈善育婴机构 “生生所”考略

松溪县康熙年间慈善育婴机构

“生生所”考略

□潘黎明

“户口赢缩之数，国家力役所自出，而一方之气脉系焉。（出自《福建通志》四库本）”。

在生产工具严重落后的古代，人口就是决定国家实力的象征。庞大的人口数量代表着强大的生产力，意味着可以拥有雄厚的兵源、充足的粮草、丰沛的财税，这是一个国家保持强大和稳定的最重要基石。人口增长是根本国策，自然也是国家对地方吏政民政的最重要的考核标准，所以自古以来地方官府、民间皆以此为德政善行。

松溪民风淳朴，道德倡行，自古就有急公尚义、扶贫济弱的优良传统。据明嘉靖、清康熙两版《松溪县志》记载，在宋、明两代松溪设有“养济院”，收容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清代设“生生所”“举子仓”收养孤儿弃婴，救济家境贫寒子女入学。清末在县城城北设有“瞎子院”，收容无依无靠的盲人。有的乡村还专置“化子田”供乞丐讨食。这些官办民助或民间创办的慈善机构，在松溪的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生员杨汝霖等捐资创办的、以收养遗弃女婴为目的的“生生所”，在松溪乃至福建慈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福建通志》卷十三“户役”部和《松溪县志》（康熙版）（以下简称“清版《县志》”）公署志的“附”中均记载：“生生所，在县西小北门，生员杨汝霖等倡建”。清版《县志》公署志“仓库·举子仓”条目和艺文志《生生所记》一文，又均以洋洋洒洒数百字，对“生生所”创立的时代背景、救助对象、运营方式和重大意义等做了详尽的表述。在惜字如金的县志，以如此的篇幅和频次，彰扬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的功德善举实属罕见，也足见清版《县志》编纂者、艺文撰写者知县潘拱辰的人本情怀。

“生生”一词，出自《易·系辞上》，有“孳生不绝，生生不息”和“养生，养活”之意，用于命名收养遗弃女婴的慈善场所，十分贴切。清版《县志》记载：“己卯之冬，杨生汝霖以教授资斧（注：资财器用的意思），慨然建置一椽于城西，而命之日：‘生生所’”。“生生所”的遗址，今已无存。其初创者杨汝霖，也只知是清康熙年间的一位生员，以授徒讲学为生，其生平虽遍问杨氏族老、查阅《杨氏族谱》乃不可考，但其草创“生生所”的筚路蓝缕，在清版《县志》中却记载得十分清晰：“收养弃女，辗转告诫，务期存活。且能终岁劬劳（注：劳累），初无懈意，更为他人所难。余深嘉其好善为怀，而忧虑夫难为继也。”潘拱辰在对杨汝霖“为生民立命”的博大情怀予以赞赏感佩的同时，也担心“生生所”难以持续生存发展。因此他对贤达士绅和芸芸民众寄予厚望：“惟望邑之人，亦以杨生之心为心，交相赞助”“杨生与邑之人其共勉之”，使“生生所”得以利在当世、泽被后代。

“生生所”是宋代以来“举子仓”的继承。在我国古代，由于生活的艰辛和无计划、无节制的生育以及重男轻女等诸多原因，历代都有溺婴、弃婴的陋习。这种生下子女后又不抚育的现象，被称为“生子不举”。在宋代，生子不举的现象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有发生，并愈演愈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北宋学者王得臣的笔记《麈史》记载：“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文中的“建、剑”即为“建宁府”“剑州府”，可见当时闽北地区这一恶俗风行之盛。为了革弊立新、利国利民，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福建安抚使赵汝愚在江南福建路的建、剑、汀、邵四州，初创“举子仓”，给贫困家庭予以极大的帮助。据清版《县志》记载，松溪自宋以来“出于乡先生悯念贫民生子弗能字，多溺不举，故相与割己资买公田积谷，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则书于籍，至免乳日，以米一石三斗给之，乡官纪名数，寺僧司出纳。”当时，全县共设有六处“举子仓”：“一在旧普载寺前，一在庆原里香林寺前，一在东关里云岩庵前，一在杉溪里龙居寺前，一在皈伏里资寿寺前，一在永宁里资福院。”但因天灾饥荒，官吏腐败，特别经历了明嘉靖年间倭寇入境围城袭扰和清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松溪“人心颓败，公田俱废，诸仓一无存者。”在这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之时，杨汝霖急公好义，挺身而出，尤为难得。潘拱辰在文中感叹道：“余独惜举子仓至今而无存者，今设生生所，尤为不失前人遗意。”“生生所”的创立，重开一代风气之先，其意义亦远远超出了松溪县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会会长、著名学者汪毅夫先生在其《金门育婴堂承接的传统》中，介绍了松溪县建育婴堂“生生所”的情况。闽地学者汪言在《清代闽江上游地区育婴机构研究》一文中更是盛赞：“康熙三十八年，松溪县生员杨汝霖捐资设置生生所，开启了清代闽江上游地区育婴事业的先河”。

“生生所”以收养女婴、革除陋习为己任，是“举子仓”的发展。溺女作为一种封建社会的陋俗，在清代如此盛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仅贫困家庭因生计往往为之，而且在富裕家庭中也非常普遍，比之贫困人家甚至有过之而无有及。据江西《袁州府志》记载：“生女多不育…… 贫者曰艰于养，富者曰艰于嫁，遂隐忍而致之死地。”溺死、遗弃女婴，最大的恶果就是造成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并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松溪当时的情况尤为触目惊心。潘拱辰在查阅统计当时松溪人口户籍时痛心疾首：“见其籍，民之无室（注：没有家室）者，十人而五。以一方概全邑，则白首为鳏者，奚啻（注：何止）数千百人哉，心实痛之，而窃叹斯民何乃异视男女也？”“邑之人谋身之不暇，又乌能计及于他人弃女哉？由是邑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甚至人伦道丧，风俗不可问矣。”“生生所”对收养女婴的抚育方式，和当时各地育婴堂大体一致。一是采用堂育，雇佣乳妇在“生生所”内养育婴孩，或将婴孩带回家养育；二是鼓励普通人家抱养，或出资让赤贫家庭自行抚养。女婴在不需要哺育后，允许被收育对象以及族人将其领回抚养，或由他人到堂内领为女儿或童养媳。对无人认领的女童，“生生所”则安排学习女红等，提高其自我生存能力。“生生所”的创办，无疑开创风气之先。生生不息，久久为功，潘拱辰感叹道：“将见行之不二十年，必比户有室，而风俗于是乎上矣。”

在古代重男轻女、遗弃女婴的社会主流背景下，松溪民间仍然流传着一些重视女性福利、提倡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如每年正月初一，忙碌了一年的家庭妇女，可以理直气壮地休息。她们不扫地、不洗衣、不做饭，一天的活计由男主人完成。每逢农历闰月，娘家都要择日备好家宴，接待出嫁的女儿、姑姑省亲团聚，增进家庭亲情，俗称“吃后头饭”。春社时节，娘家要赠“社饼”给新出嫁女儿，以祝福女儿女婿幸福安康。中秋时节，父母要给出嫁的女儿、兄弟要给成亲的姐妹馈赠中秋月饼，以增进亲情，俗称“送中秋”。旧时，松溪民间人家头胎婴儿出世，做父亲的要随带两个蛋、鸡头、鸡腿、鸡屁股和半瓶红酒到婴儿的外婆家报喜，生男孩的，酒瓶嘴插红纸团，生女孩的酒瓶挂红纸丝。外婆家一看到酒瓶的装饰，便知道生男生女，随即把瓶中的半瓶红酒添满让女婿带回。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妇女社会地位已经显著提高，“半边天”作用日益彰显，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虽然“生生所”的遗址已经荡然无存，但其美好的寓意早已实现。思古抚今，一股温馨古朴的文明之风，沐浴着我们的身心。

附1：康熙版《松溪县志》公署志“仓库·举子仓”

举子仓 共六处：一在旧普载寺前，一在庆原里香林寺前，一在东关里云岩庵前，一在杉溪里龙居寺前，一在皈伏里资寿寺前，一在永宁里资福院。以上诸仓今俱废。

谨按立举子仓之原，郭氏斯垕之志关隶东和也，亦详其说于连廒之末，而为之致慨焉，其言日，甚矣举子仓之为民惠也。闽俗多不举子，而女尤甚。余尝籍编城守，见其籍，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以一方概全邑，则白首为鳏者，奚啻数千百人哉，心实痛之，而窃叹斯民何乃异视男女也？昔贾彪禁人杀其子，人称为贾父；郑浑禁杀人子，民皆举育，以郑为字。余愧不及二君，何乃罪百姓哉！然父子为天性至亲，亦安事禁为也？余独惜举子仓至今而无存者，今设生生所，尤为不失前人遗意。

附2：康熙版《松溪县志》艺文志

生生所记

潘拱辰

邑旧有举子仓六处。盖因俗尚寡恩，凡贫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举，而女犹甚。以故古之乡先生，捐金置买公田，积谷以济之。自有明丧乱，人心颓败，公田俱废，诸仓一无存者。开辟以来，继以海氛未靖，逆藩蹂躏，八闽军兴，杼轴殆无虚日，比年，又水旱不期，赋有常而产无恒。前之吏兹土者，苟欲自饱其囊槖，罔顾疮痍之典鬻，悉索既尽，追呼犹不止，邑之人谋身之不暇，又乌能计及于他人弃女哉？由是邑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甚至人伦道丧，风俗不可问矣。己卯之冬，杨生汝霖以教授资斧，慨然建置一椽于城西，而命之日：“生生所”。收养弃女，辗转告诫，务期存活。且能终岁劬劳，初无懈意，更为他人所难。余深嘉其好善为怀，而犹虑夫难为继也。惟望邑之人，亦以杨生之心为心，交相赞助，将见行之不二十年，必比户有室，而风俗于是乎上矣。杨生与邑之人其共勉之。

参考文献：

1、《松溪县志》[M]（清康熙版庚辰版整理本）

2、《福建通志》[M]四库本（乾隆二年刊印本）

3、《松溪县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4、汪毅夫《金门育婴堂承接的传统》[OL]北京，京彩台湾

5、汪言《清代闽江上游地区育婴机构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第12期

6、吴佩林；孙雪玲《近三十年来的清代育婴慈善事业研究——以育婴堂为中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第13期

7、王春春《从人口调节看清代溺女婴和童养媳现象》[J]法制与社会，2010，第5期

8、赵海林《宋代慈善组织的组织运作》[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2，第6期

9、《袁州府志》[M]清乾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