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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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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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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卢是闽越文化和华夏文化交流的发生地 \ 冯顺志


松溪虽地处闽北边陲,层峦叠嶂,交通阻梗,但沿松溪河上溯,两岸较为平坦,可通温州、处州、台州、婺源。前人在《送源镇》中写道:“入闽咽喉地东瓯指臂问。”指的就是闽北区域。

上古时期,炎黄子孙在今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两千年间,华族和夏族逐渐融合为一,史称华夏,与此同时,生活在东南沿海的各部族先民,散居在今苏皖、闽浙、两广和沿海岛屿一带,被称为东夷、百越、南蛮等,即所谓化外之民。由于山川阻隔,互不往来,除了边沿交接外,偶然发生战争外,两地民族间处于时空长期阻隔,更谈不上文化交流。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在完成治水大功以后,“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即今浙江绍兴,会稽山原名苗山,有大禹墓,证明当时华夏的帝王,确曾到这里“巡狩”。所谓“巡狩”,自古就是征伐、视察、威慑的代词。会稽这个地名,也是因大禹在这里“会诸候计功”而起,这大概就是华夏文化和夷蛮越文化接融的开始。

《史记·吴大伯世家》说大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生活在商朝末年,因让王位从陕西武功逃避到荆蛮,从其风俗习惯文身断发,主动和当地的荆蛮人打成一片,“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大伯”。这位避让了王位的华夏首领,把华夏文化带到荆蛮,被拥戴成了大伯,吴也成了当地地名(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

在史记《索隐》的注解中“蛮者、闻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据此可知,在商、周时代,在今江浙一带生活的,还是蛮(闽)越人。随着华夏文化的扩张,这些地区逐步和华夏同化,到了春秋时期,闽越人以会稽为中心建立越国,进而吴、楚争霸,越王允常命欧冶铸剑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会稽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蛮夷(闽越)的地方,福建称七闽(蛮),应该是有七个较大的部族(如闽越、瓯越、于越、骆、越、杨越、南越等)在闽江流域的广大山区耕牧渔猎,其中瓯越约在今松溪东南侧生活(东南自括苍山龙泉、庆元境。顺河谷西南行到今建瓯一带),龙泉为瓯江之源,穿流东南有松溪、政和、建瓯等,逐步形成瓯越聚居地,这些部族和华夏文化原先还是没有直接接触,自出现欧冶子这个称谓,据现存湛卢山清凉寺的明代碑刻,即瓯越冶铸师傅之意。从而证明:铸成历史上著名的湛卢剑师欧冶子,应是瓯越人,也即今闽北人。大量史籍记载湛卢剑为“五金之英”所铸成,卢又是黑色,最高胜采之意,说明这剑是熔金、银、铜、铁、锡矿质于一炉,以铁为主的合金钢剑和华夏地区铜、锡合成的纯青铜剑有质的不同,是当时铸剑术的最高成就。

 关于当时冶炼技术问题,范文澜著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记:吴越是最先发现炼铁的地方,铸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吴有干将、镆铘。欧冶子、干将等都能铸宝剑。野史记载他们的老师因铸剑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成。弟子们后改用了以断发剪爪投入炉中,铸成了剑,这里包含着神话的色彩。剑师投炉,未必其实。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可能从生铁炼成钢,所谓铸,是当时造青铜剑的称铸。造铸铁剑也通称铸,实际上在熟铁上加了一些含碳的物质,经过淬火增加硬度,锻挤出杂质等,造成的铁刀剑。熟铁是加一点碳质可以成钢含碳1.7%一0。25%,含碳1.7%以上是生铁,含碳0.25%以下是熟铁

在西周青铜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时期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和推广。

西周末期所做的“芮公钮钟”,在钟上部环的下脚舞(顶面),其接合部分有铁锈涌出,又在环纽下脚的面部分,有二铁制角形管的切断面露出,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儿有悬挂振舌的铁环痕迹,从而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使用。《诗经》里曾用铁的颜色形容马的颜色,可见在秦襄公时(公元前778—766年)已见铁的使用,到春秋有些国家用铁的记录便逐渐多起来。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国语•齐语》),现在一般人认为,这里所谓的“美金”是铜,“恶金”是铁。

春秋中叶后,创造了一种错金技术的新工艺,如晋国栾书的铜缶,有错金铭文四十字,色泽富丽美观。南方吴、越等国,又把文字艺术化,创造一种鸟虫书(鸟篆),如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铜剑,上面都是鸟虫书的铭文,非常美丽。

欧冶和干将是众所周知的吴越制剑名匠,关于他们所制的剑到底是青铜的还是钢铁的,历来见仁见智看法不同。由于《越绝书》讲欧冶以铜、锡作原料,并且迄今出土的吴越兵器都是青铜的,所以不少人认为欧冶子、干将制的是青铜剑,至于该书中两人为楚王制铁剑之事就避而不谈了。也有学者如顾颉刚和李约瑟相信干将炼铁之说,顾颉刚还亲自到相门外寻找过干将墓与欧冶庙。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何炼铁时要加入金英(铜矿)。在谈及干将剑时含糊其词,只说是锋利宝剑,不去说明是铁的还是铜的;有些著作就干脆回避此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在六合县的两处吴墓中分别出土了铁条和铁丸,1980年代又在曾为吴国管辖的皖南铜陵市和南陵县发现了大规模古硫化铜矿址。结合这两项重大考古成就,对《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再作全面理解,并参考宋代沈括对古钢剑的记载,可以认定欧冶子、干将炼成了钢剑。试作大致分析如下。

炼铜的竖炉里加入含铁较多的矿石或含铁的炼铜弃渣,适当地提高炉温,就可以炼出铁来。由此可见,吴越都具备了由炼铜发展到炼铁的客观条件。

人类最早使用的铁器是用自天而降的陨铁制成的,如商代铁刃铜钺。关于铁的记载始见于春秋时期各种史籍,如《左传》《孟子》《管子》等,对此做了较系统的整理。至于炼铁的具体记述则首推《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下文中分别简称为《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正是炼铁所需的高温及由此引起的困难远超过当时常见的炼铜,古人才会如此惊讶赞叹,壮观的场面甚至被描述成神话。《吴越春秋》所说:“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是,因为江南缺少富铁矿,须从各处去收集含铁较多的矿石即“铁精”(含铁量高的矿石较重),“金英”即黄铜矿,同时也说明这时刚从炼铜到发展到炼铁,在铁器时代的初期尚未认识到加入黄铜矿并非炼铁所必需,或许是因为未找到富铁矿,只能以黄铜矿及黄铁矿充作炼铁原料。“候天伺地,阴阳同光”是选择合适的天气与地点(可能是较高的气温与避风的地方)有利于提高炉温,炉火旺,使晚上(阴)被照得与白天(阳)一样亮。烟雾上升与空中云气相接,使古人产生了“百神临观,天气下降”的感觉。烟雾多而火光亮,可能是在烧柴草,其温度并不太高,炼了三个月仍然“金铁之精,不销沦流”,是因为炉温刚到1000 C,在这个温度上铁的还原速度极慢,更不能熔化。莫邪就“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代替以人殉炉的原始崇拜。认为这是为了增加铁内碳的含量的解释未必合适,因炉中本有炭,渗碳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炉温高低;李约瑟认为是增加了磷,可降低生铁的熔点重要的是干将加强了鼓风,“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用炭作燃料时烟与火焰都少而温度更高;鼓风能加速燃烧,且气流穿透力增强后可采用较大的炉膛又进一步提高炉温。炉温升高后铁的还原速度加快,“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濡”反映的是固态下还原成的铁开始软化(在近代炼铁炉的高温下才有铁水奔流)。人类最初这样炼成的铁称为海绵铁或块炼铁,其含碳量低于万分之四,比较软,须在炉中多渗些碳成为块炼钢才能用于制造武器。“金铁乃濡”也可能是指铜与铁复合成剑。《吴越春秋》所描述的是干将炼钢铁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次,其要点是通过鼓橐装炭提高了炉温,但在此之前也可能已对炼铁有一定的认识。

《越绝书》中讲欧冶子为越王制剑时用的是铜矿和锡矿,但从剑的特征看,很可能是钢剑,或是铜铁复合剑,为他鼓橐装炭的是雷公和天帝,绍兴的硫化铜矿含铁,仍有可能炼出铁来,除了没有明说用铁矿、成铁剑之外,与《吴越春秋》中干将炼铁的场面是类似的。总之,欧冶子等铸剑师都处于炼铜到炼铁的转变时期。

从欧冶子、干将所制历史上著名的剑锋利程度及表面花纹来分析,极可能都是钢剑。《战国策》说“吴干之剑”“金试则截盘匜”,《越绝书》称“巨阙”能“穿铜釜,绝铁。”能顺利地截断青铜器的剑刃,硬度必远高于青铜,只能理解为钢铁。剑刃硬度高就容易有缺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中说,“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这就解释了巨阙剑“有缺如粢米”,莫邪剑也是“有缺如黍米”。(江陵出土的勾践剑刃无缺口。)欧冶子、干将所制的剑都有波状花纹,“纯钧”表面的反光像“水溢于溏”,其他各剑也是有“龟文”“漫理”或“流水之波”。

《晋书•张华传》说张华让雷焕到江西丰城挖掘出龙泉、泰阿两剑(因《晋书》修于唐代,为避李渊的讳而称龙渊为龙泉),张华“详观剑文乃干将也”。尽管《晋书》曾被批评为“收集异闻,不求笃实”,但对古剑花纹的认识并非空穴来风。沈括也很重视剑纹,他认为鱼肠剑因花纹像鱼肠而取名的,“鱼肠即今蟠钢剑,又谓之松文,取诸鱼蟠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文也。”近人猜测剑上的“龟文”“漫理”是某种热处理引起的。李约瑟的解释是:由不同硬度的钢锻接时会形成花纹,或者是中国人也像印度人炼乌兹钢那样炼的。至于“湛卢”的命名,沈括说“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这也是钢铁兵器的特征。总之,干将、欧冶所制利剑的名称表明了它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用钢剑来解释是合理的。

欧冶子制剑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欧冶在越国用铜矿与锡矿制了五名剑,可能是以青铜为茎干、以钢为刃的复合剑,也可能已是钢铁剑。正如沈括所说“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以韧性材料作剑身、硬性材料作剑刃的做法上溯则是商代铁刃铜钺,下传是后世用贴钢、夹钢工艺制作刀、剪。第二阶段是在吴国制的三把或两把名剑,从其原料、特征看,只能是钢剑。在越国时已经有人愿意用1000匹马、许多乡村与城镇来交换“纯钧”或“湛卢”,仍“何足言哉”,真是价值连城。楚王为了得到世间之宝还派间谍窃取了湛卢剑,从而引起了秦楚或吴楚之间的战争。《越绝书》称楚王派相剑大师风胡子以“重宝”到吴国相剑称“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又引起吴晋楚之战。

钢铁武器一旦问世立即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如号称“五金之英”的湛卢剑,“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拒敌”;鲁国季孙访问吴国看到了莫邪剑就预见“剑成而吴霸”。晋郑王不顾左右群臣的劝阻,兴师围楚城求剑,因是全军出动,“库无兵革”,即用尽一切装备,但楚王手持泰阿剑登城指挥,围攻的晋军就立刻“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晋郑之头毕白。”钢铁武器对青铜武器的优势使楚王“大悦”,风胡子恭维道,这是“剑之威”“大王之神”。风胡子继续评论各个时代的先进武器、工具及采用该种武器的倡导者说:“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伐树木为宫室……禹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段话正反映了人类使用粗石器、细石器、铜器与铁器的历史顺序,也形象地说明了新工具对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战斗力的划时代意义。文中举出的那些人物实际是当时劳动者的代表,因提倡了新式工具而对推动历史明文进程作出贡献,成为时代的象征。

吴越争霸之时是铁器时代的开端。这些由铁剑作为导火索的战争,除了在《东周列国志》这类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外,并不见于其他史籍,但仍然反映了钢铁武器的制造技术由吴越而楚,由楚而秦晋的传播过程。之后铁器逐渐普及,各地都进入铁器时代。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甘肃灵山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与燕下都的钢铁兵器都是由块炼钢制成的。

《越绝书》记载的干将剑除在晋代由张华得而复失之外,以后没有再发现过。近代出土青铜的吴王剑、越王剑之后,把它们与《越绝书》中的剑与欧冶子、铁剑对应起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理由还不充分:从数量上讲,《越绝书》中讲的剑一共有8把,其中越王剑5把,后3把是为楚王制的,而已发现的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一共已有10多把;从剑的特点来看,这些青铜剑表面有菱形格子或其他图案,没有一把有水波形的“漫理”或鱼肠花纹,且青铜剑去穿铜釜尚可,绝铁  恐怕是难以奏效的。这些青铜剑也不符合前文分析干将剑的其他特征。但是,如认为出土青铜剑与干将钢铁剑不是一回事,也存在两个问题:制造青铜吴王剑的记载在哪儿?干将钢铁剑在哪儿?对于前者,目前尚无线索;对于后者,还存在一线希望。有青铜吴王剑、越王剑出土的楚墓还只是王子及将军的墓,楚、吴、越的王陵至今尚未发现,《越绝书》说虎丘剑池的阖闾墓中有鱼肠剑,《吴越春秋》讲吴王女儿墓中有磐郢剑,因而不能排除将来在新的考古发现中找到钢铁兵器的可能性。

铁的发现、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飞跃,它起源何处?世界上普遍承认在中国1960年代初,朝鲜一位史学家根据古汉字铁写作銕,证明铁是夷人发明的,古代中国人称东方人为东夷,显然在中国的东方,所以他认为铁是发明于朝鲜的,笔者认为,这位史学家的观点有对的一面,即铁是夷人发明的;也有错的一面,即把“东夷”搬到朝鲜去。

《史记·朝鲜列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朝鲜的国名已定,且一度归附燕国,并无“东夷”之说。古时中国的东夷,原指江浙一带的荆蛮人,随着历史发展的变迁,逐渐南移的闽越民族就在今闽北定居生息,这才是真正的“夷人”,近年在闽北各县、市开展的文物普查中,松溪两岸的丘陵河谷,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商周时代的古人类居住遗址,采集到不少和别处不同的石器和陶器,其中湛卢山东南侧的茶坪乡,遗址达三十多处,几乎是鸡犬相闻,表明这里曾是瓯越人的大聚落。这些遗址周围的土山,都富含铁砂矿(铁英)又有许多古人冶铁的炉址,至今留下炉坪、炉下、东关炉、九坑炉等地名以及古代淘取铁英的遗迹,都证明瓯越人曾经在这里冶铁,涌现出技术精湛的冶铸师傅是很自然的事。越王允常命瓯越的匠师铸剑并非偶然。当欧冶子用了多年苦工,铸出了光贯日月,坚韧空前绝后的湛卢剑后。越王命名为“湛卢”,为天下第一剑。声名远播中原,从此成批的“欧冶子”(瓯越冶铸师傅)被吴、楚、齐、鲁、韩、赵、魏、燕所延聘,足迹遍及华夏,像北京王麻子(刀剪)一样,为人们所称道,为史志所记述。

是欧冶子用夷金(铁)铸成了湛卢剑,是湛卢剑把当时瓯越先进的冶铁技艺刻到华夏中国,是众多的“欧冶子”,从华夏中原把其他生产技术带回瓯越。激发和促进华夏文化和瓯越(七闽)文化的交流。因此,越王把铸成湛卢剑的山命名为湛卢山,这是顺理成章的。

浩瀚的史志中,夏商周期间,东南沿海几乎没有名称,有的只是荆蛮、百越、东夷之类,出现了欧冶子铸湛卢剑的重大历史事,湛卢山因而得名,其他地区仍统称“七闽”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没有闽地的名称。《史记·东越列传》中有一句:“以其地(指闽越)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汉武帝元封元年,帝以闽越王,徒其民江淮间遂虚其他其后……”立为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东汉建安初年,置建安、南平、汉兴(浦城)三县,由此看来,闽属的地名,都是汉代以后确定的,唯独“湛卢”源于春秋,是最早得名的。

上述文中,多处出现东冶、冶县、东瓯等名称,虽是秦汉以后的事,但也透露了古代这个地区冶炼的技艺是高,冶铸业发达,这不能不与欧冶子铸造举世闻名的湛卢剑都有一定的关系。以此看来——湛卢(松溪)是闽越文化和华夏文化交流较早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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