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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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松溪的古寺也不在少数。
从唐代开始，寺院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松溪铺陈开来。据清版《松溪县志》载，当时域内有寺院36座，大都始建于唐宋两朝。其中规模最大，年代最久，并以禅院冠名的无疑是始建于唐景福元年（892）的中峰禅院。县志记载，旧时禅院规模很大，围墙内的占地近五十亩，共有殿堂、方丈楼等建筑群落36幢，僧舍客房百间以上，实为闽浙边境最大的禅院。虽几经兴废，沿着古老的围墙探迹，依然可见禅院昔日鼎盛时期的风采。
中峰禅院，又称中峰寺或留洋寺。但，正如“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禅院和寺院也是有所区别的，区别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规制的高低，而在于它们的宗教背景和修行方式。寺院是通称，佛教八大宗派的出家僧尼修行和生活的场所，都可以称为寺院。而禅院则特指佛教禅宗的寺庙，这里注重的是禅修和悟道的实践，通常有专门的禅堂供僧侣和信徒进行禅修和默观，通过坐禅、吐纳和寻求禅悟来超越思维和烦恼，达到心灵的平静和觉醒。禅院春深，曲径通幽，因为禅院更注重内心修行和佛法精进，所以也更让世人感到远离尘俗的莫名高冷和敬畏。
禅院的历史底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代的主持和高僧的精进佛法和慈悲心怀。他们饱读万卷经书，滋养了⼀⾝的道骨仙风，被世代的香客瞻仰与膜拜，也度化了万千的世⼈。他们或于庙堂，聚会研经，煮茶参禅，在闲淡的光阴里栽种慈悲；或漂游尘世，芒鞋⽵杖，将精深的佛法传递到宽⼴的红尘陌上，为世⼈留下佛海驰航的想象。
对于中峰禅院而言，这种高贵和底蕴似乎是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清版《松溪县志》载：“唐景福元年，乡人集众捕虎。师忽骑虎而出，人皆骇异。由是远近闻之，争出帑藏以建梵宇，迎师居之，即今之中峰寺也。”故此首任住持法号为“伏虎禅师”，并领衔《松溪县志》“人物志·仙释”条目。
条目记载的，位次仅在伏虎禅师之下的庆余禅师，更是非同小可：“庆余，宋元祐间，隐于中峰，与松溪尉李夔数以手书问答，禅契神秘，阐发详明。”庆余禅师有一位挚友和法侣李夔，也是县志人物，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其子即为南宋抗金名臣李纲。李夔李纲父子，都是名噪一时的居士，他们的生平禅事，收录到了清代彭际清撰编的《居士传》。
自禅宗在中华大地传播以来，不少士大夫或入了禅门，或与禅师有密切的交往，他们纷纷选择做个在家奉佛修禅的居士，如王维（摩诘居士）、欧阳修（六一居士）、苏轼（东坡居士）等。《居士传》共56卷，为，收录了从后汉到清康熙年间312位居士的传记，编成列传体裁的专传或合传55篇，是记载历代居士事迹比较完备的一部奇书。《居士传》的第二十九卷为《李伯纪传》，而李伯纪正是大名鼎鼎的南宋名臣李纲。清版《松溪县志》曾记载北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安石和南宋高宗时期的宰相李纲，均出生于松溪县衙的“剑峰堂”，经后人考证为均误传。1994年版《松溪县志》曾专文予以考辨，言辞凿凿，论证清晰。但毫无疑义的是，王李二相的父亲王益和李夔确在松溪任过县尉。
在《李伯纪传》中开篇即明言：“李伯纪，名纲。邵武人也。父夔，官龙图待制。初为松溪尉。”馆阁学士，是宋代特殊的制度之一，包括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前三种名义上为皇帝出入侍从，并备作顾问，后一种不具此资格，只是单纯的“贴职”（即兼职）。馆阁实际上是宋朝为了怀念过世皇帝所建的，而龙图阁是给宋太宗赵光义建的阁，也是北宋建的第一座馆阁。龙图阁待制，从四品，是一个与有荣焉的称号，虽无职掌，无实权，但对于重视声誉的儒家士大夫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李伯纪传》中一直以“龙图”代称李夔。正如包拯曾经当过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之为“包龙图”，有一句京剧唱词“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必耳熟能详。
“与大中寺庆余禅师往还，究心佛法。时参政吕公谪居建安，以龙图故致礼於庆余。”《李伯纪传》的这段记载，印证了吕惠卿、李夔、庆余禅师因佛法结缘相知的过程。因参与王安石变法，元丰至元祐年间（1078-1093），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吕惠卿被贬谪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吕惠卿是“熙宁变法”的悲剧角色，也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最主要助手，他不仅为反对新政的旧党所不容，居然也被新党所憎恶。被贬至建州之后，离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既壮志难酬，又忧谗畏讥，比领衔“庆历革新”的前辈范仲淹，更是“进亦忧，退亦忧”。在这种情境下，吕惠卿自然想寻觅友情的温暖和禅意的慰藉。这一切，好在有李夔。是时，友人李夔遂向其推荐法侣－－松溪中峰禅院的庆余禅师。庆余禅师应吕惠卿所邀，驻锡建州鼓楼西南大中寺，自然也称“大中禅院”。其间，吕惠卿时常携李虁造访大中禅院，谈释弄文，寻求禅悦，方内方外，情感甚笃。
日子就这样在僧俗间的佛法教证、诗词酬唱中一天一天度过。除却生死无大事，平淡从容中，故事陡然间到了高潮。正如见证伯牙子期摔琴绝弦的知音之交，见证此僧俗三人同声共气的莫逆之交，同样是一段生死离别。
自古以来，高僧一直被认为拥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能够预知自己圆寂的时间。显然庆余禅师是具备这样能力的。一日，庆余禅师在佛堂聚集众僧，然后在一片祥和的诵经声中，从容地盘腿静坐，安然圆寂。得到消息，“龙图吕公方游武夷，归急趋视之，距庆余化时越一昼夜矣。”古时，从武夷山到建州府的驿道距离不下三百里，一昼夜之间驰马而至，“归急趋视之”五个字，足见吕李忧心如焚，归心似箭。
到了庆余坐化的佛堂之上，吕惠卿悲不能抑，深恨再也不能时时向庆余探究询问修行悟道的证果。李夔只能劝他说，何不诚心祈愿，或许能哀感天地，让庆余回到尘世。于是，“吕公焚香再拜，就庆余耳击小磬数十声。庆余眉开眼笑曰：‘既相别，何用尔耶。当为公留七日。’遂下座。吕公咨问道要，请庆余再开堂说法。龙图为之疏，辞义甚美。及其，复如前升座而化。”
看到这里不禁为之荡气回肠。似乎只有“生死契阔”这四个字，才足以述尽三个男人之间的生死约定。在庆余看来，死亡其实是一种解脱，是修行的最高效用。这个时候，他的灵魂本该即将脱胎开来，去往极乐世界。可就是因为在人世间的因果还未消散，功德还未圆满，庆余又在浮世间为真挚友情滞留牵绊了七天。一代天才、得道高僧弘一法师临终前，手写了四个字“悲欣交集”，或许可以描述庆余禅师此时的修正境界：回光返照，是珍惜友情、悲悯生命的观照之心；而如期复逝，是如若万般放下后自在解脱的欣然之心。
也可能是庆余禅师的佛光印照和匡佑，吕惠卿和李夔清风高谊，友于甚笃。绍圣三年（1096）吕惠卿调任鄜延帅（鄜延，今之延安），李夔为其幕僚，面对西夏人倾国数十万兵来攻，两人通力合作，大张声势，使西夏人认为朝廷有备，终不敢来犯。
“其后伯纪过建安，访龙图遗迹。书其事，励学佛者。”正是因为佛缘，庆余禅师与李夔李纲父子及吕惠卿有了诗意的交集禅意的交融；也正因为佛缘，附骥李纲的盛名和文字，使得在明清两版《松溪县志》中仅片言只语记载的人物，顿时生动起来，就此站立在我们面前，娓娓而谈一段流香余韵的禅堂故事。
余庆禅师圆寂后，吕惠卿亲自作记，陈其事迹立碑于大中禅院。
宣和元年（1119），李纲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道经建州，“游大中寺，犹及见碑，读之一再过，私窃叹仰。”十四年后，李纲再次造访大中禅院，因建州范汝为之乱刚剿平，“屡经兵火，寺宇仅有存者，问碑所在，则已亡矣，为之叹息”。
“寺观之设，虽无关政治，然今昔之感，使人兴悲”（清版《松溪县志》），逝去的古人古寺不会说话，但其事迹陈迹会让今人窥见历史的真相。正如中峰禅院中保存的清代住持和知县题留的，皆为书家上品之作的三块横匾；正如坐落禅院之后、参天古树之下的历代禅师塔陵和清光绪年间兴建的祖师塔陵，无不为中峰禅院的厚蕴，提供深深浅浅的佐证。
时光最是无情。李纲再访大中寺，尝因碑之亡而“为之叹息”。而现如今遭世俗化功利化浪潮洗劫后，中峰禅院虽煌煌大观、美轮美奂，却少了丛林法相、禅农情怀和人文温度。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宗教场所，区别于普通建筑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本身所固有的宗教神圣性。失去其神圣性的寺院的就像一具没灵魂的空壳，也必将慢慢失去其固有的底蕴和存在的意义。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由此万分感佩丢下熙熙攘攘的功利，抛掷庸庸碌碌的浮名，在佛祖静处的胜地，寻找心灵归宿和⽣命真意的高僧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