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屋

父亲的土屋

□杨丽花

父亲土屋盖好入住的那一年，大哥出生。1971年，我们家双喜临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屋子还迎来了三姐、我和小弟。于是，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们六兄弟姐妹就在这110平方米的土屋过着我们的日子。

和名扬天下的闽南闽西的土楼不一样，父亲盖的土屋四四方方，很闽北。闽人盖土屋通常是就地取材：土、石还有木材。母亲说，为了减少到远处拖土的工夫，父亲把房子的地基挖了很深，挖出来的土够垒墙用。刚起地基的时候，泥水匠、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壮劳力都来帮忙：挖的挖，运的运，打的打，好不热闹。母亲说，那时盖房子小工一元一天，木工一元五角一天。父亲为了省钱，大部分的墙都是自己垒的。挖地基时挖到很多的石头，加上从河滩挑回来大一点的鹅卵石用来垒墙基。在墙基上放一个两米来长五十厘米宽的长方形厚木板框架，母亲把拌好的泥土装好，倒进框里，父亲手拿一根胳膊粗的长木锤，使劲地把泥土夯实。一框夯好了，父亲把框往上移夹紧墙再倒土，再夯。如此一框框地夯上去，土墙就渐渐高起来。墙上每一棰都发出沉重有力的嘭嘭声，恰如父亲的心跳，簸箕一个一个往下扔，溅起的泥花开在母亲的心上。那时汗流浃背、满面红光年轻的他们应该都在心里构思着新房子的模样吧。

等到以父亲为首的泥工把土墙全部夯好，木匠也把杉木屋架做好了。父亲请来了很多人帮忙，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把屋架竖起来了。上梁的时候很热闹，也很隆重。工匠拉长调子喊的上梁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小孩子们抢捡糖果、爆米花的欢呼声……

梁上好了，就要盖瓦了，这个活儿父亲自己也会。一片片黑色的瓦片像鱼鳞一般均匀地层层叠叠地盖在屋顶上。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凹下去的那一路路流到屋檐，再从高高的屋檐上落下来，就像李太白所言“飞流直下三千尺”，就像白居易所言“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坐在门槛上看白色雨滴从灰黑色的屋檐一串串滑落，听它们嗒嗒嗒亲吻着青石路，是我们被雨“禁足”在家最有意思的事了。

和所有的土屋一样，父亲盖的屋子，每一间都只有一个小小的木头框架窗户，大一点的有七根父亲拇指粗的圆木柱，小的只有五根，用两块木板做的门窗。小时候和小伙伴常常在白天玩捉迷藏，只要把窗户一关，想要快速地找到人很不容易，通常藏的人耐不住，自己跑出来认输了。我喜欢寒假，天太冷可以赖在被窝不起来，爸妈也不像上学时大嗓门地叫个不停。从窗棂挤进一丝笔直的阳光，无数个小精灵在光里，我有充足的时间把它们编织进脑海的童话故事里。

地基低于路面太多，父亲盖的屋子每到春天都很潮湿。床底柜子却并没有霉味——母亲一年四季洗洗晒晒从不间断。床架床板，母亲至少要搬到溪头洗晒两三次，作为床垫的稻草，隔三差五母亲都要把它们搬到太阳底下晒。少年时的冬天，最喜欢母亲在楼顶晒谷的平台上晒被子，花花绿绿的被面挂在竹竿上围成一个挡风的四方形屏障，阳光洒在棉被上，我躺在上面翻看着哥哥姐姐的课本。从被单的缝隙里，还可以看到前门山的竹子，后门山的苦槠树。土屋在大山的怀抱，我在土屋的怀抱里无忧无虑。

老鼠也喜欢父亲盖的土屋。无论父亲是用木柜，还是铁皮柜装谷子，它们总能在密不透风的“木墙铁壁”找到入口，大快朵颐。少年闰土“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少年大哥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捕老鼠，这个时候我和小弟通常在一旁敛声屏气见证大哥的“高光时刻”。青年大哥却不满足“守匾待鼠”，他学会了“电鼠”。虽然战果累累，我和小弟却不喜欢：家里墙角地面牵了带电的铁丝，除了在厨房里忙着的母亲可以开灯，我们早早地被赶上床，不许下地活动，不许发出正常音量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度秒如年”的痛苦。不过，等到父亲把挂在烟囱熏好的老鼠肉勾出来，被母亲制作成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绝佳菜肴的时候，那点“痛苦”早就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了。

父亲盖的土屋，还是我们夏天的“避暑胜地”。八十多岁的奶奶一天到晚摇着母亲用棕叶编织的蒲扇，躺在门后的摇椅打盹、自言自语，也不喊热。骄阳似火的漫长暑假，如果不去山上看瓜，躲在屋子里，五分钱一根的冰棒我们可以舔一下午。在田间地头忙碌的父亲母亲他们没有时间怕热，只有到了夜间躺在用凉水抹过的竹席上，深深地来一句：凉快——

2023年三姐推倒了风雨飘摇了52年——父亲盖的土屋，用钢筋水泥建起了三层的小洋房。那终年在苍翠碧绿的连绵群山之间的黄墙黑瓦，成了我们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