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讲古”观

我的“讲古”观

□潘黎明

微信公众号申请了一个多月，却一直未曾推送文章，就想有一段开篇的闲话，说说来意，说说本意。

似乎想说的话很多，不愿说的理由也很多。既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纠葛，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达观，由此就拖至今天。

快退休的年龄履新史志岗位，于我这个理科男来说，称得上是末路出家了。虽然上上下下都觉得理所当然，但自已心里总有点惴惴然，这是对新工作新任务的敬畏。

其实对史志，还是有兴趣的。中学学得最好的是语文，但看得最多却是历史。虽然后来选了理科，但高考的前夜，却不自觉地又拿出书桌抽屉里的历史教科书翻阅。这是我缓解学习压力的积习，用在高考前正好。

现在回想，这个偏好似乎和小时的成长环境有关。那时的小县文化馆，书是不缺的，但更多的是政治读本和历史小说，不像今天，各类图书琳琅满目。看的第一本大部头的历史小说是《水浒传》，记得扉页上印着主席的语录：“《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都说“少不看《水浒》”，可不看它，看什么呢？

当然还有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生死离合的悲情人物，让年少轻狂的我手不释卷，浸淫其间，不可自拔。虽然现在看来，那是错误时代下，用错误的史观炮制出的错误作品。但不可否认，姚老勤恳数十年著此三百万字史诗巨著，开历史小说之先河，其情节编排，无不符合史实，细节处处考证严谨，绝对值得一读。

到了大学，正是港台武侠小说风靡一时，虽然古龙的武侠世界极具感观刺激，但还是喜欢多了一份历史深邃的金庸梁羽生。工作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军史，尤其是解放战争史。凭工作上的便利，在新华书店的内部图书阅览处三本五本地借。后来书店要清仓处理这一批图书，于是软磨硬泡，用折扣价让这批书从废品站的命运轨迹中挣脱出来，堂而皇之地安身在我书房一隅。

后来，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进历史场景的余秋雨横空出世，让我心仪不已。再后来，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等，以文化现象的方式接踵而至。在他们的笔下，历史突然卸下了令人敬畏的铁幕，以活色生香的仪容，亮瞎世人。

我知道这样的历史，不是我的工作时要面对的、研究的历史，更不该是我所努力要秉笔直著、垂鉴未来的史志。

严谨朴实，简明流畅，准确清晰…冷崚地述而不作，似乎是修志的正解，前些日史志界的一位兄长亦是这样告诫我的。在办公室内，我深以为然，毕竟有现实行规，讲入乡随俗。但，太史令的《史记》真的文采斐然，司马公的《通鉴》真的富有情怀。我真的是喜欢有温度、有情怀的历史，无论是解说，还是白话，套用当年明月的那句名言：“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很好看”。

禅宗有一法门，为修“枯木禅”。似乎正宗的修志者需像修禅的苦行僧一样，枯坐冰冷的板凳，枯对冰冷的史料，修行到“枯木死灰”的境地。可“枯木禅”的真正旨趣，并不是一味枯寂冷漠，而是由止息妄念而恢复活泼的真性妙用。禅家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枯木龙吟”“枯木逢春”。我想修志也可以是这样。或者说八小时之外，应该是这样。

所以，在安身立命、笃行本分之余，我更希望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以鲜活的写法，用文学元素和散文笔法，将历史还原得清晰深刻、丰满圆润，力求做到真正的“好看历史”。

松溪县历史悠久，自三国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置县，已有1764年历史。悠久璀灿的历史文化、风姿绰约的山河形胜、丰富多姿的风物民俗、红旗不倒的苏区岁月，为我们传承历史文脉、留住乡愁记忆、开展爱国爱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说好松溪故事，说松溪好故事，那就是我虽勉为其难却又回避不了责任了。

“潘别讲古”是正宗的松溪人会心一笑的谐音梗，不足为外人道。用不正经的名号，讲“正经”的历史，正是题中之义。

以上就是我的“讲古”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