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话

说话是人类独特的一门技术，只有人才会说话，也只有人才能把说话这个词发挥的淋漓尽致。除了语言障碍者，只要是人就会说话。大人说大人话、小孩说小孩话、老人说老人话、外国人说外国话。

不同领域的人所说的话也是有所区别的、考古家说考古话、音乐家说音乐话、农民说农民话。同样是说话，只是所在的领域，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说出的话也就大不相同。中国人历来都非常重视说话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时期的文学著作《尚书》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唯口，出好兴戎”。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对于说话的赞誉，古既有之。可是有的人说了一辈子的话，也不见得有什么特长之处，而有的人经常只字半语，但是那些字词却“一字万金”

历来关于说话的成语字词多不胜数，从“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一直流传至今，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极少数人所掌握。正如从古至今的思想文化知识，一直都只掌握在百分之十的人手里，剩下百分之九十的人只能够粗浅的掌握一点点知识文化。就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少数人占据了多数人的资本，知识文化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人们所说的话，也只有少数人的算数，而大部分人的话仅仅只是茶余饭后所开的玩笑而已。《左传》《战国策》《世说新语》三部关于说话的著作，一部是外交，一部是纵横，一部是清淡的谈话。而在这些著作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词”据我了解，有三个原因：其一，当时的文字还没有现在的多，所以得字字珠玑，把握著作的“度”。其二：当时还没有纸，错字不容易修改，而且写作的竹简不容有错，所以得非常重视错误。其三，一般著作者都是有相当高的地位，或者是自愿著作的，在这一点上就占据了制高点。相对于现代人，写作平台比比皆是，只要认识字，都可以提笔著作，称得上是作家或者是“写作家”。

虽然说话不比作文难，但是也容易不了多少。自古说话得罪人的不在少数，正所谓“言者无心，闻者有意”。如果说说话是一种艺术，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但是却又不是艺术家。而说话常常又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说话有开会、访谈、法庭受审、办案记录等等。正式的谈话一般带有一种怪异的气氛，说不上来是压抑，还是其他感觉，不过一般好多人都不正式谈话，因为它要么就是训斥别人，要么就是被别人训斥。而非正式的是和朋友之间的交谈、和家人之间的说话等。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方式的谈话，有时候幽默，有时候温馨，总能够在这些谈话中找到一种慰藉。而往往是在这种非正式的谈话中，才能够显现的出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有些人非常喜欢谈话，但是所谈的话题却没有一点营养，要么就是关于别人的丑事或者对别人说三道四；要么就是说一些只能遥远观望的话题，娱乐虽好，但是太过于八卦，一次两次虽好，时间久了，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拉入黑名单。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立论》。文章如下：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呵呵呵！’”

这三个人说的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前两个说的是未知数，而最后一个说的是必然结果。可是能，有时候人们对于结果非常的重视，但又不愿意直视结果，所以只能找一些连自己也不愿意相信的谎话来欺骗自己。

说话固然重要，但是说真话，实话，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朱自清先生在《说话》一文中提到：中国人对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把嘴挂在墙上”也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慎言就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寡言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高尚品德。讷于言就是要听从别人的建议，正如论语中所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中国话委婉，因为中国以唯心主义哲学为主流；西方人说话直率，因为他们以唯物主义哲学为主流。同样是研究人的行为，只是切入点不同而已。对于中国话，讲究的就是少说话，说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