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哥
在豫东大平原上,有一座很古很古的小城——淮阳。从淮阳向北20 里有个镇子,叫安岭,从安岭向北5里有个村子,叫梅墩。1940年农历10月20日,我的大哥赵复幸就降生在这个村子里。
我最早记得大哥,是1959年的秋天。
母亲领着我走出村子,村外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我指着那天地相接处,问母亲:“那是什么?”
母亲说“那是天底下。”
我又问:“那天底下有什么?”
“有你大哥。”母亲回答说。
从此,我知道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梅墩之外的无际天下,还有我的大哥存在。
在我童年的想象里,大哥,不是凡人,他是个神仙,飞翔在那天地之间。
后来,真有一天,母亲带我去找大哥。一路上我蹦着跳着,高兴极了,母亲说中午饭就在大哥那里吃了,那里一定有大块大块的红薯,吃一块,还吃一块,让我的小肚子吃饱,这是何等快乐的事啊!
这天下,有我大哥,我大哥,就在那天底下。
中午,果真见了大哥。原来,大哥是临蔡公社邵集小学的一名教师,不仅大伙上有饭,每月还发工资。中午饭开了,大哥一碗端来三块红薯,母亲一块,我一块,碗里还剩一块。母亲让大哥吃,大哥摇摇头,母亲见大哥没吃,自己也没吃。母亲和大哥说了一阵话之后,外面的铃声响了,大哥把剩下的两块红薯递给我,又将两把马炮籽装在我兜里,然后又掏5块钱递给母亲,便拿起书本上课去了。
1961年,也就是我父亲病重的那一年,我大哥下放了。我清楚记得,我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他和父母整整哭了一个中午。
1958年,国家急需教师,淮阳城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淮阳中学初三优秀生去淮师上速成班,可万万没想到教了二年多书的大哥又因国家负担重而下放了。
1962年,父亲去世,全村饥寒交迫。我大哥用下放回来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从城湖边购买几斤鱼来。没有油,就在篦子上蒸。村里人,有的卖棉裤套,有的卖几块砖瓦,来我家买点鱼吃。
那时,有我大哥在,我家真是香飘全村,有钱的来,没钱的也来。我大哥常常将篦子上粘掉的碎鱼块、拌鱼面,让给没钱的围观人吃。那时,在许多人眼里,我家是个天堂,是全村人日夜向往的地方。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日子逐渐好转,我大哥不再卖鱼,开始裹烟。当时,吸烟人没钱买烟,就用废纸裹,没有烟叶,就裹红薯叶。就在这时候,我大哥发明了裹烟机。每到放工回来,大哥便拿起菜刀“呲呲呲”地切烟叶,然后将切好的烟丝撒在烟机的油布上,一裹就是4根,最后再用书纸一盒一盒地包装起来向吸烟人出售。一分钱5支,4分钱一盒,有钱的给钱,没钱的记着,所有欠账都是自愿给,我大哥从不登门要账。那些既没钱又不愿欠账的吸烟人,常在我家坐着,一坐就是半夜。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因为我大哥时不时总会给他们烟吸,吸一支两支还能再吸。他们不仅拥戴大哥,还对我好,找着话题逗我乐,因为我是大哥唯一的弟弟。
1964年,四清工作队驻进我村,听说我大哥还在裹烟,在全村群众大会上批评了我大哥,并把我大哥刚从西华县买来的一包烟叶没收了,说是资本主义行为,必须彻底批判。从此,我大哥老老实实,除了农活,什么都不做了。
当时的农村,房屋多是泥墙草顶,遇风草就跑,遇雨墙就塌,村村需要泥水匠,梁檩、门窗和简单的家具也需要木工,于是,我大哥又学起泥水匠和木工来。瓦刀、泥抹子、锯凿、墨斗和长长的木匠篮子,都是大哥自己做的。渐渐地,我大哥的手艺学成了,今天给这家盖房,明天给那家修墙,上午给东村合门,下午给西庄做窗,要是谁家的人死了,便日夜不停地拉板做棺,以便按时安葬。梅墩寨里寨外200多家,四邻八乡几十个村庄,都请我大哥做活,我大哥的足迹连接着每一户人家,我大哥的为人没有人不夸。当时的泥工、木业都不收费,本村记工分不管饭,外村管饭不计工分,全是为人服务,替人解难,我大哥只图艺不压身,成媒好成。
大哥不仅泥业、木业出名,还常常传播科普知识,如气象谚语:“东明西暗,到不吃饭”、“日头落云,不雨也阴”、“实冻腊月下黑雪,五行六月拉空车”等等,我能记住的就有很多。有些谚语还真灵,所以,有人叫他“神”,我也因此落了个“小神”。
从1961年至1970年这漫长的10年,是我大哥最珍贵的年华,也是我大哥最孤寂、最难熬的时间。就在我大哥为了弟弟,为了家庭,为了乡邻播撒满腔热血的时候,大哥,已30岁了,由于成份不好,一直没成上家小。
就在这时,豫东农村出现了新疆热,我大哥也被这滚滚的热潮吸引了。
于是,我大哥隐姓埋名,利用别人的迁移证,以搬家属为名,乘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在新疆的岁月里,由于没有户口,只好投亲靠友,东躲西藏。我大哥不愿过这样的生活,便自愿找到了收容所。因表现突出,还做了班长,一年后不仅没有遣还,还给了他自由。
其实,我大哥也对待起那里的许多人,因为我大哥脊梁上背着的是一个木匠篮子,不论在乡下的投亲靠友,还是在县城的收容所,我大哥都没闲着,他不仅为大家干活,还给大家交下了难分难舍的朋友。所以,在高耸入云的巩乃斯,尽管积雪不化,但我大哥的心是暖的,虽然没有户口,但我大哥从来不受歧视,一家的活没干完,另一家又开始请,家家宾客相待,户户视若亲朋。越是这样,我大哥越是不收钱。所以,在新疆5年,我大哥只挣700块钱。
尽管如此,我大哥还给家里寄钱,逢年过节,不寄10元也寄8元。母亲舍不得花,都给我攒着,我的毛领子小大衣就是大哥寄钱买的。现代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时候在豫东农村,穿小大衣还带毛领子,是何等阔气,不论赶集还是听戏,都会像一朵花,吸引许多蜂蝶青睐。作为当弟弟的我,有一个大哥在新疆,是何等的荣耀啊!
所以,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都站在村头向西看,因为美丽而诱人的新疆就在那太阳落下的地方,在那晚霞染红的天底下,有我了不起的大哥。我侧身倾听,能听到大哥的锯声,我举目远眺,能看到大哥的眼睛,我瞑目思考,能想起大哥的音容。仿佛觉得,天下多大,我大哥就有多大。
1975年,我大哥回到了家乡,就在他34岁那一年娶了大嫂,不久又生了三个侄子,随后又分了7亩责任田, 除了种地、养牛,还不放弃木业活。为支持我参加高考,大哥一直让我复习。我在城里复习,没有钱交,只好夹在后边偷听。每到吃饭,别人都有地方去,我却没有地方去。我大哥怕我饿着学不好,就到县城里到处联系,慈善的煤建公司领导,同意我大哥在那里做木业,每天开他一块钱。我大哥自己开小伙,让我天天去吃饭。从此,我便有了吃饭的地方。
一个难忘的中午,意外发生了,我见大哥的脚脖子用好多白布缠着。原来大哥在锛木条时锛头一滑,将脚脖上的大筋锛断了。可怜我的大哥,这已是第二次 锛断脚脖了。
因痛倒滚得满身是煤的大哥,见我去了,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与我,说:“今天不能做饭了,你在外面吃吧,等我腿好了,咱在一起吃。”
我看到大哥,难受万分,接到大哥的钱几乎都想哭。这钱来得多不易呀,这是钱吗?这是大哥的血,是我大哥一颗伟大的心!这颗心就像一轮火红的太阳,抚照我的前程。
1979年,我考上大学,我大哥的弟弟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本科生,送通知书的老师一溜小跑到我家,可叫我大哥慌坏了,又是炒鸡蛋,又是烙油馍,说啥也不让老师走。老师对我大哥说:“你弟弟将来有前途。”我大哥乐得满面笑容,给老师倒酒始终不停,给老师让菜一声连一声。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周口地区教育局,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村里很多人都说我在专里哩,专区比县高得多呀!我大哥更是高兴,只要一讲起弟弟,话就多了,只要一想起弟弟,劲儿就来了,辛苦大半生的大哥,好像拥有了一切。
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大哥一心想干点什么,但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一天,我刚刚下班,我大嫂哭着来到我家,说我大哥病了,我问:“在哪儿?”
“还在车站坐着。”大嫂说。
大哥两腿发软,无法走路。我们将他送进周口市中医院,住了7天,说啥也不认住了,说地里还有庄稼,家里还养着牛。临走,医生对我大哥说:“虽治好了,但到底不知你是啥病。”过一段时间我让大哥复诊,一位老中医诊断后说:“你是缺钙、缺钾。”补了几年钙钾之后,我大哥的病又厉害了,还是两腿不能走。第三次来医院做了CT检查,原来大脑两边各有一个小瘤,这便是我大哥两条腿同时瘫痪的原因。又治几年之后,大哥虽然能走,但什么活都已不能再干了。他拄着拐棍到村东,看看这家的庄稼,比比那家的庄稼,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爱。
吉利不舍富贵家,灾难不怜命苦人。
2005年冬,我大哥双脚红肿,已不能走路,见我回来了,抢挣站起,双脚和拐棍一起晃荡,也没挪动一点。我以为天冷冻的,侄子说是打针过敏,没引起高度重视。
春节过后我再次见大哥,大哥的双脚已经溃烂,指头坏死,指根脱落。我和二侄子用三轮车把大哥拉到安岭镇卫生院,医生偷偷告诉我:“这是湿性脉管炎,打针、吃药几乎无效。”
我隐瞒大哥一阵之后,终于将病情告诉他。此时此刻,我兄弟俩眼泪汪汪,谁都没说一句话。最后,还是大哥先开口:“兄弟,你别难过,我不怕死。”
我忍不住跑到门外,哽咽一阵之后,又回到大哥身边。大哥问我:“锯腿,得多少钱?”
我说:“钱是小事,怕你身体顶不了,况且,拉屎撒尿,谁来伺候你?”
天越来越热,脚越烂越快,蚊蝇也越来越多。如果烂了脚还继续往上烂,那该如何是好?我想了许多,大哥只有等死。大嫂来自宁夏山区,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嫌我大哥脏,早已将牛卖掉,把养牛的小东屋让给我大哥。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无一人到小东屋里坐坐。到阳历四五月间,我大哥的脚已由脚趾烂到脚面,红肿已由脚脖扩到膝边,屋内屎味,尿味,烂肉味扑鼻辣眼,铺的盖的上,不是屎尿就是脓肉。
开始,大嫂、侄媳还送饭,小孙子还在门前爷长爷短,此时都不来了。每逢吃饭,大嫂将马勺上绑根长棍,隔窗倒给大哥。我大哥够不着,只好一手按床,一手拿着碗棍,欠动屁股向窗边靠近。更让人心烦的是,大嫂倒过饭菜马上就把门窗全部堵上。这样,被闷在屋里的大哥,该是什么滋味?
2006年的春天,我一般是每周看望大哥一次。我一看门窗堵着,就格外生气,一见屎尿满盆,就想怪人,一摸衣褥全透,就想打侄子。可我谁也没打,谁也没骂。太嫂比大哥小14岁,一趟娘家没走过,把青春全献给了我赵家,该说吗?大侄、三侄打工不回,二侄虽孝心不到,但还必须依靠,侄媳刁,孙子小,既不能打,又不能骂。作为当弟弟的我呢?深受大哥恩惠,又做到了什么?胜大嫂,胜侄子,胜侄媳吗?所以,我只好说:“今天你们休息,我来值日。”
每逢周末回去,我一进院就喊大哥,大哥听我回来,总是喜出望外,叫着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吗?”。
我将大哥的门窗打开,把藤椅搬到院内,将大哥抱到藤椅上,再把被褥晒到院外坑边,豁掉屎尿,扫出垃圾,给大哥刮刮胡子,擦擦脸,最后坐在大哥身边,给大哥讲:麦出穗了,周口的大街又宽了,你侄女拎宇在大学里又进步了。大哥便开始高兴,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中,一手按着藤椅,一手指着院外,兴奋地说:“你看那杨树多绿!”说着就想站起。
我将大哥按下,把鸭蛋剥好,把酒瓶开好,劝大哥进餐。大哥一边吃,一边总是让我,一边抿酒,一边又总是说:“兄弟,大哥值了,我们兄弟能过到这一步,很高兴。”
吃过饭,我给大哥说:“挂针,我去找医生。”大哥说:“不用挂,医生不来了。”
我大哥得病后期,医疗室只一坑之隔,但却请不来医生。因为,那小东屋谁都不愿进了,况且,再打针也不生效。我的大哥,命苦啊!
我最后一次看望大哥,麦色已黄。我又把大哥抱到院内,自己坐在大哥身边,把带回的小西瓜切给大哥,把掐来的麦穗揉给大哥,把妻子煮好的肉块递给大哥,看着大哥大口大口地吃,那真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幸福。大哥病重后期,每次吃东西,总是闭着眼,总是大汗淋淋,而且格外香甜。特别是咬一口饭,抿一口酒的时候,表现出大哥的无限惬意,表现出大哥对人生的充分肯定和赞美。
不过,这时候,我大哥的脸部已开始肿,上眼皮也开始下垂,但大脑还异常清楚。当我讲到省教育厅要抽我去许昌、南阳检查工作,大哥立马追问:“多长时间?”
我说:“一个星期。”
大哥说:“我等不到你回来。”
我说:“不可能,一定没事。”
我从南阳回来,接到侄媳的电话,说我大哥想我了。我说下午不回,明天回。可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回去的时候,我亲爱的大哥已离我先走了。小东屋静悄悄的,只有我大哥一人躺在小木床的湿褥上,曲蜷着干瘪的身子,面向土墙,嘴下鼻下还嘟噜着两片干沫子,见了我,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站在大哥床边,一边流泪,一边喊:“大哥,大哥……”
我太麻庳了,大哥临走前要是我能在场,看着大哥难受,看着大哥死,我的大哥也会得到一点慰藉。2006年6月4日凌晨,这是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时刻,至今,我仍然不敢想象,在身边空无一人的、寂寞的、黑色的小东屋即原来的牲口屋内,我大哥告别人间、割舍生命时,该是多么的难受。除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绝望外,还一定会想到两个不懂事的孙子,想到两个一去不返的儿子,想到还想再见一面的弟弟,想到他上速成班夹道欢迎的情景,想到卖鱼卖烟,想到泥水木业,想到新疆,想到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想到他亲手盖起的6间瓦房和4间东西屋与厨房,想到他先后娶来的两双媳妇,想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和冒着臭味来小东屋看他的父老乡亲以及那正待收割的片片麦子……然而,不论我大哥如何地去想,不论我大哥如何地恋恋不舍,却没一人知道。辛劳一生,做了许多事,帮了许多人的大哥,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了,就这样冷漠,就这样连个尸首都没得全地走了……
大哥去世已一年多了,前天回去烧纸,在大哥坟前大哭一场。
我自幼失去父亲,母亲也已去世17年了,大哥便是我最亲的人。有大哥在,我们兄弟能把家庭从头讲到尾,有大哥在,我们兄弟能把家乡从古讲到今,有大哥在,我们兄弟能把世界从天南讲到地北,有大哥在,乡里乡亲有什么活还都请他,有大哥在,不论近亲还是远朋都相互往来,有大哥在,老家还像个家……如今,什么都不同了。我以前站在村外望天下,不论多远都能看到大哥,现在不论站在哪儿都不见大哥的踪影,这是为什么呢?
我再次走向村外,望着东天的朝霞,对着西天的彤云,拼命地喊:
“大哥,大哥!……
赵复新
2007年9月23-29日于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