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二岁的我,为了一天能挣到4分的工分,常常跟随母亲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麦收时节,我特别欣喜的劳动是参加生产队割麦。长着不足一米高的麦秆、瘦弱稀疏的麦子,多数是亩产200斤上下的麦田。割麦起劲时,常有赛跑的感觉;一天下来,一个成年劳力收割一亩麦子不算英雄。要割麦了,生产队长首先要进行派工:妇女到田间割麦,男劳力负责装运,年长的老者是打麦场的主人。
收获小麦大致要有以下程序:先割一把没熟透的麦子拧成捆麦子的辫子,当割够一捆时就把麦子捆起来,人们称之为“麦个子”;麦子捆成“麦个子”预示着这些小麦还有很重要的用途,也有直接把麦子割倒后堆成一堆一堆的,人们称之为“麦蒲子”。装车运回生产队的打麦场是青壮劳力的活。在麦场的四周,有来不及碾或脱粒的麦垛,有刚撵过的麦糠、麦秸、麦粒,还有唰麦秆的老人。唰过的麦秆截去麦穗、整齐捆绑,人们称之为“莛子儿”,是农民盖房修屋的上等材料。物质困乏的年月,大地产出的一切都是农民的宝贝。麦场中央是牛马的天下,它们是麦子脱粒的主力军。
麦忙不算忙,就怕豆叶黄。农民打完麦子的时候,秋收的季节又来了,麦子和秋作物争抢打麦场地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年底一盘算,农民只能分到每人50-70斤的口粮。要用这50-70斤的口粮应付一年的吃饭显然是杯水车薪,缺吃少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也就成了农民见怪不怪的事。
改革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田野,国家的“三农”政策为广大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科技的普及,科学种田的推广,换来了一年高过一年的小麦产量;亩产效益成倍增长,“吨粮田”不再是农民骄傲的资本。
一天,二叔从外地买回一台小型手扶收割机,我跟在收割机的后面,那种自豪和喜悦比现在喝啤酒或绿茶还要爽。原本打算全家一起收割的二亩麦田让二叔只用一个小时就推倒完了。小小的收割机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眼光。夏收夏种,十天半月的光景。劳动强度降低了,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大型收割机跨区作业,但地多车少的矛盾仍困扰着农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村民崔大汉,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了一亩棉花、二亩桃树,当大家忙着造场准备割麦时,他却带领家人为桃树施肥、喷药,给棉花打杈、灭虫。麦子熟到九成时,别人割麦也到了冲刺阶段,当有人暗地里取笑他傻时,他却从外地调来了三部大型收割机。半天的工夫,就轻轻松松地把自家所有的麦子收割完毕并颗粒归仓。村民羡慕他的同时,更佩服他的远见卓识。接下来,乡亲们争相塞给他钱、向他示好,希望他能早点让收割机开到自家的责任田里。
这一年,崔大汉收麦没有造场之劳,也没有收麦之苦,又实实在在鼓了自己的腰包,落了个好人缘。这一年,他的棉花开满桃,桃树挂满果,收入颇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上级政府授予他“调整种植结构模范”,“农村科技带头人”等称号。后来村干部换届选举,他以绝对优势被群众推举为村委会科技副主任。
今天,农民不但没有了交公粮之义务,而且还领到了国家发给的种粮补贴款。农民往日的辛劳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一去不复返,日夜奔跑在田间地头的大型农机具,代替了农民夏收夏种的忙碌。田间机穿梭,农民悠闲过。三五天过去了,金黄的麦粒进了仓,嫩绿的秋苗钻出头。外出打工的农民依然逍遥地在他乡挣着大把的钞票,闯荡城市商海的乡下人仍然激活着大都市的市场。政府关怀到乡村,种粮直补添精神;惠农政策是甘霖,收入增加谢党恩。“种田不缴税,上学不缴费,盘古开天地,这是头一回”;农民如是说。
梦想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袁隆平的梦想换来了他“籼型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我也曾想:有一天,“农民”的称号成为了历史,“公民”成了大众的称呼;农村的土地流转普及,一个村庄成了一个个农场,和谐的新农村和城市构成一体;田地之外,整齐的楼房、笔直的街道,人们根本分不出那些楼房是乡村,那些街道是城市。大都市的人们回到自己的乡村休假成为一种时尚,尽享田园风光成为都市人群休闲的向往。
麦收时节机隆隆,
金灿小麦运家中;
同是收麦而劳作,
今昔相比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