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乡政府机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这天早饭后天降小雨,同志们暂时无法下乡。手头有自身要处理业务的同志,就关起门来忙业务,没事儿可做的同志,一看到办公室张贴的先休息半天的通知后,都找玩的地方去了。
我也在办公室闲来无事的时候,恰逢党委秘书找上门来:“全县创先争优活动已经开展到第二阶段了,第一段的自查自纠活动总结书记还没有写出来,书记说让你替他写一份创先争优总结。”
一号领导的任务,我岂敢懈怠:“行。”我爽快地回答。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一副恭敬的样子把争先创优总结送到了秘书手里,秘书一看材料,很是满意:“这样吧,今天下雨,也是一个难得的空闲时光,我安排机关食堂炒两个小菜,咱俩喝两杯。”
我赶紧推让:“上级不是有工作日午间不准饮酒的禁令吗?咱若明知故犯,被撞在领导的枪口上,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秘书笑笑:“今天适逢下雨,咱机关临时休息自由活动;放心吧,没事;再说,咱今天是给书记帮忙,谁敢没事找事?”
为谨慎起见,这天中午,我和秘书还是选择到了秘书家里小喝几杯。但就这次私自饮酒,成了乡长给我穿小鞋的开始。
秘书是党委秘书,自然跟书记交往多些;乡长有政府秘书,自然与党委秘书合作少些。书记与乡长在工作上多次的政见不一,导致机关干部中不少人“站错队”。
乡长得知我和秘书“工作日午间饮酒后”,不止一次或明或暗敲打我搞小团体,拉帮派。有同事知道我的处境后,抱怨我那天不该只顾给书记写总结,也应该把乡长放在眼里;还有同事批评我,一次乡长讲话后,机关干部都在鼓掌,有人反映给乡长说唯独我没有拍巴掌。再后来,每次与乡长偶遇,尽管我首先向乡长问好,可乡长就像没事儿一样,高昂的头连眼的余光也没有。
一年后,书记与乡长的恩怨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索性的是,上级及时调整了书记和乡长的职务:书记进城当了局长,乡长成了党委书记。
第二天,办公室就把我分到了本乡镇最偏僻的一个村驻队去了。临走,已经退居二线的党委老秘书找到我:“闲不?有空咱再整两杯?”
我傻笑了一下:“今日不喝酒。”
又是一年过去了。一天,我到乡机关汇报工作,见到几位老面孔后,唯独不见新书记的影子。问到门卫,门卫笑笑:“新书记已经好久没上班了,现在,政府机关里是新任乡长在主持工作。”
“新书记呢?”
“在省城人民医院呢,好像是肝癌晚期吧。”
“不会吧?”
“咋不回呢?怒伤肝,气伤肺。你瞧瞧咱新书记的脾气,他哪是人脾气啊?简直是牛脾气,你也知道,从他当乡长时,他就这样,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不顺他的心,他立马一蹦三丈高,把你从头骂到尾,还有你祖宗十八代;不说别的,就他这病,完全是自找的。”
“嗯、嗯。”
当我挥手说再见时,门卫又说:“前不久,机关干部们私下里送给新书记一个新绰号。”
“什么绰号?”
门卫神秘地说:“戴笠——”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这天,我正在村委大院处理一件宅基地纠纷时,一位村干部悄悄地告诉我:“今天喝酒吗?”
“你有啥喜事吗?”我疑惑地问这位村干部。
“我没有;不过,你有喜事。”村干部神秘地对我说。
我更疑惑了:“我有啥喜事我自己会不知道?你快告诉我,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村干部趴在我的肩膀上,小声地告诉我:“新书记死了,你的出头日子到了。”
“你这是诅咒人的话,可不能胡说!”我劝诫对方。谁知对方一笑:“信不信由你!”
傍晚时,几位村干部和村民到村委来找我聊天,他们说感谢我在驻村的一年半载中,村风村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回答说都是村委一班人和村民们勤劳苦干的结果,也是党和国家建设新农村政策指导的好。不一会儿,老秘书也给我打来了电话:“不管你今晚有空儿没有空儿,不管你喝酒违纪不违纪,反正今晚我要找你喝酒去。”
“你来找我喝酒,都是私人家宴,不违纪。”我大声地回答着老秘书,“来吧,我等着,我屋里还有一群村民呢。”
“那好。”看来,老秘书很是喜悦,“你还记得1976年10月吗?”
“记得,你提1976年10月啥意思?”我笑秘书扯远了。
“没意思,但历史有点相似。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都把商店的酒买空了,鞭炮也放完了。”老秘书越说越多,“一会儿我找到你,一定一醉方休。”
“我屋里的村民都是你的陪客。”我回敬老秘书,“放心吧,酒管饱,饭管够!谁叫咱是老同事呢?不过——”
“不过什么?”老秘书又问
我轻轻地回答:“不过,我今日不喝酒——”
“你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