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玺
网站用户
傍晚，我撑开娘织的棉布袋子，娘一边往袋子里装玉米穗，一边对我说，这是最后一趟，担（挑）完我们就回家喝汤（方言：吃晚饭）。娘的语气有些凌乱，甚至有些少气无力。娘头上梳着的爬角儿（方言：发髻）已有些凌乱，汗水顺着几绺头发落下来，“噗嗒噗嗒”地落在袋子上。我使劲地“嗯”一声，对娘说，我长大了，队里再分粮食，我担 ，不让娘担！
娘苦笑了一下拍拍我瘦小的肩膀，等你长大，日子就会好起来的。娘说完，弯下腰继续往袋子里装玉米。
我撑着袋子，看着西方起伏的伏牛山峦，似乎伸出一双强有力的手臂，硬是把夕阳越拉越近，直至把最后的阳光相拥入怀，甚至用身子挡住所有的阳光，吝啬地不让我们看到哪怕一点点的光束——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村庄里的炊烟飘渺着，幽静而淡远地袅袅上升，与天上灰暗的云层融为一体。我饥肠辘辘的思想想象着——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飘漫着清水红薯，玉米面饼子就着野菜的香味儿……我“咕咚”一声，用力咽下涌到喉边的口水，听几只狗们在村里匆忙地叫起来，打破这村子与田野中间的宁静。这时，在散发着玉米杆颓废的叹息声里，只剩下娘和我在地里忙碌着，不时地弄出玉米叶子与身体接触而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娘把最后的一穗玉米穗子装进袋子，我扎紧口袋。娘又走到其它曾经堆过玉米的地方，手摸索着或者用脚踩踩，当确信在杂乱的、东倒西歪的玉米杆上面没有遗漏，地上干净得只有一些空玉米苞皮皮时，娘和我这才走出地块，来到路上。
象一组蒙太奇一样，在泛滥着夜色的路上走着一对母子。母亲用扁担挑着，儿子半扛半背。她们身体前倾，弯着腰费气巴力地走着。夜色匆匆地将她们围拢起来，玉米穗子好像故意使坏一样压得她们格外吃力，每走一步就会付出沉重的力量，但她们毅然前行，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已经掌起煤油灯的村落。
那年，我六岁。
那时候在集体，生产队分粮，从来都是娘用肩膀从地里一挑子一挑子担回家里的。因为父亲是教师，又在外乡教学，所以娘是家里的顶梁柱，娘像一棵大树一样，撑起了家的生命绿荫。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温情而滋润着古老的我的村庄。那些懒散的，虚度光阴的，混一天就是十分的社员们，就像是枯萎的庄稼苗喝饱雨露一样突然有了精神，有了种过日子的感觉。突然觉得生活有了奔头。从小承包到大包干——当人们围着生产队会计，忐忑不安地从会计手掌里捏出决定全家命运的纸蛋儿（方言：纸阄）；当人们拥挤着奔向田野，在田埂上寻找到自己名字的小木条；当人们把木桩用力地砸进土里并用石头、石灰或者煤粉之类的东西做上记号时，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开始签字生效。
这片黄褐色的土地，在我的记忆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热爱土地的人，不分昼夜辛勤地劳作。从种到收，再从收到种，人们不厌其烦奔波在村庄与田野之间。似乎与生俱来就是为土地而生。人们在茶余饭后都是在谈论谁家的麦苗长势不赖，谁家的玉米穗有尺把子恁长，真是稀罕死人！人们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当成了摇钱树，当成了发家致富的聚宝盆。
一个丰收年接着一个丰收年，粮食多得吃不完就卖余粮。手里存款多了开始翻盖房子，置买电器。物质的富足使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春色。
那时节，我们家最高兴的还是娘。收麦子掰玉米，娘既帮哥嫂又帮我和妻。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了，往家收粮食再也不用扁担了。甚至连人力车都已经落伍，我开着三轮车奔走在村子与田野之间，车上坐着娘和妻子。
当我们开始奔小康时，而娘却走了，娘走到我们以前挑玉米的那块地，再也不回来。
娘走后，我们给娘做“五七”那天，做儿女的在娘坟前给娘烧了好大一处宅院，宅院里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我们还烧了好多好多的烧纸，冥币还有锡箔纸折叠的元宝。我们的日子好了，我们也希望娘在那个世界过得好。
娘走后的第五个年头，村里实行土地流转。和众多的人一样，我把土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出外打工挣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出外打工已是力不从心，就买辆五菱宏光的小车，天南地北地做流动生意。几年下来，不但在市里买了房，而且在农村老家，把家里的家电全部更新——老式家具全换部换掉，大彩电换了液晶电视，老式冰柜换成电冰箱，水空调换成电空调……
回家小住，享受这甜蜜的小康生活，有时候会突然想起那年那天和娘一起挑玉米的那个傍晚，不由心酸起来，我们的小康生活，不正是娘希望的——只是娘已不在。
我找出娘的遗像，摆在显眼的位置。我看娘，娘笑着，娘似乎告诉我，娘看到了，你们过的好日子，娘全都看到了。娘打心眼里高兴！
今年的清明节，我开着车，到娘的坟前，烧好多的烧纸、冥币和纸元宝。我希望娘在那片记忆的土地上，在那个世界，过好每一天，也希望娘看着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