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院小记

  每当我静心独处时，我记忆的河流清清浅浅地流淌。而在河流的岸边有花，有草有树。远方的天空有蓝天白云，有飘着炊烟的乡村和喧嚣的城市。这时，我看见一条鱼儿游进我水草丰满的岸边，哪就是童年、少年里记忆最深的，一些物事便呼之欲出……

1

在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这段特殊岁月里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的兴盛时期。

那时的乡镇不叫乡镇而叫人民公社；村不叫村而叫大队，村级行政单位不叫村委会而叫大队部；村民组不叫组而叫生产队。

我那时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名小社员。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还是为自己是一名小社员而高兴。无论是在上学还是放学的路上，甚至在给生产队割草时，也会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的儿歌。

而作为曾经的公社小社员的我。在童年、少年里记忆最深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牛院”。

在我们伏牛山麓，汝河流域的豫中、豫西农村，四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会把牛说成吽（ou)，而不是牛(niu）。

当我沿着记忆的轨迹走进“牛院”，七十年代以前的那段历史即刻暗流涌动。这时的“牛院”就成为一个动词。一切静止的场景都活灵活现，“牛院”也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与嘈杂。

这时，我会看到童年里的我和我的爷爷、娘亲以及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聚集在牛院。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纳鞋底的新媳妇儿。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像我这样才四、五岁的小孩。而在人群的中央，是生产队的会计啃涩柿子一样在读《红旗》杂志，或者是领着社员们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

这是我对牛院场景最早的记忆的一个片段。

因为我奶奶从不参加会议（奶奶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小脚女人）。我大（父亲）在外乡教学，我姐我哥在学校上学。所以在吽院的大小事务都是爷爷、娘亲和我一起亲历亲为的。

那时的生产队是集体化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但它的实力却是非常“雄厚”。生产队的核心人物有政治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等。生产队里这些核心人物的活动场地大多是在牛院。而这时的牛院便担负起了生产队的政治、文化、娱乐（那时不叫娱乐，叫宣传。娱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大队的十六个生产队中，每个生产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牛院。

小时候，我和本家大哥家运正、二哥家的运通和三哥家的现通几个小伙伴几乎是天天都去牛院里玩。所以对牛院里有几棵树，几头牛、几个牛板儿（饲养员）都了如之掌，哪个牛板儿对我们好，哪个牛板儿对我们凶。我们都知道。

后来上学了，去牛院也少一些，我们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会擓着箩头（用荆条编织、形状象竹篮但比竹篮大的农具），拿着镰刀，去村外的路边、田埂割草。半天下来，我们每个人都会肩扛着满满一箩头青草，在夕阳的霞光里，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牛院。牛板儿们用挑剔的目光看我们放在地上的满满几箩头青草。当确认我们割来的青草都是牛最爱吃的野苜蓿、葛麻草，抓地龙以及绿叶菊、白茅草后，才从牛房屋的门后儿（打开门之后门与墙的旮旯）取出一杆能打（称重）一百二十五斤的木称。我们帮忙抬起铁丝称环，分别称出三箩头青草的重量。我的箩头三十九斤，现通的三十七斤，运通的三十五斤，运正的三十八斤。我们伸长了脖子看牛板儿记上账，我们才揉揉红疼的肩膀，擓着箩头离开牛院。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有时候他们割的草会比我割的草多一些。走出牛院，我们互相算着割半天草所挣的工分，按十斤草一个工分，一箩头三十九斤的草，就会换来四分（少的一斤草下午割草扣下），一天下来，比一个妇女干一天农活的工分也不少。我们当然不能和大人比。大人割的一大箩头草，少说也有八十多斤一天就是十六分。

不管咋说，回家听了大人的夸奖，我们也很满足。没办法，在那个年代，做为农村的孩子，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用割草挣工分，帮助家里分担一些苦难。用《红灯记》李玉和的话说，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牛院除了饲养几头牛以外，还有油坊、豆腐坊、磨坊，造纸厂等队办企业，还有保管农机具和粮食的仓库，农民夜校，烟炕（专门炕烟叶的房子）。

每到秋冬季节。我们常常在夜里去牛院的油房玩。特别是冬天，油坊屋里总是热气腾腾的。因为靠油坊东山墙用土坯垒着一个大锅台，大锅台上的铁锅里经常冒着热气，是用来蒸碾碎的芝麻或者菜籽。油坊外面架着一个大铁锅，每隔几天会炒些菜籽或芝麻。麦收之前炒菜籽的多。秋收之后炒芝麻的多。炒好的原料还要送到油坊旁边的碾坊里用石碾碾碎。才能放到油房里的大铁锅里蒸。蒸好的油料还要专人做成饼状。

做饼是最有讲究的技术活。我们生产队油坊做油饼的师傅姓陶，单名一个令字。论辈分我管叫他令伯。以前可能在民国的时候在油坊当过学徒。我好几次认真看他做油饼那种娴熟的手法和认真劲儿。好像油饼在他手里不是打油用的。倒像是一件艺术品。他用两个钢圈上下重叠，里面垫上油浸过的稻草，然后倒上刚蒸的冒着热气的原料，用手抹平，再上去用脚一下一下踩实。又把上面的钢圈往上多提一点，哪里不平再倒上一些料，再踩实，之后在铺上一层油浸过的稻草，一个等待装机的油饼才算做成，接连做了几个，摞在一起。才稍微休息一会，活动活动身体。

那个年代，还没有通电。社员家里用的都是煤油灯或者是老鳖灯。而马灯在油坊屋里也算是高档灯具了。

油坊屋里挂两盏马灯却依然有些昏暗，因为屋里太热，那些大人们穿着油渍渍的衣服，甚至只穿一条短裤打油。那些打油的汉子是生产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体格健壮的雄性劳力。他们轮番使用一个大铁锤，随着“嗨”地一声，那个轮起来举在半空的铁锤重重地砸在打油机上的木楔子上。木楔子随着大铁锤的压力，进去有一寸那么多。一声声“嗨”的形神相合，一次次锤击的轮番打压，这时，油会顺着木槽不停地流入地下的油缸里。

我们看着大人们打油，也看这打油的机器。

打油机显然是木头做的，我们更好奇于这木头做的打油机是怎么会流油。而且不止一次地仔细看它，研究它。那时候没有用上电，我们只能借助马灯的亮光看，经过我们几个小伙伴认真观察，剧烈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棵我们三个人牵着手都抱不住的大树，锯成两个大人接在一起那么长的树段，上面、下面都做成平面。把中间掏空，两头和两边都是用钢板固定的，看起来很结实。中间的模子可以放十多道做好的油饼，然后用一乍（大人们拇指与食指伸开丈量的距离大约六寸）厚的模板挡起来，模板与打油机横梁之间的空档要放一排尺寸相同方木桩子。然后在方木桩子之间再放一排尺寸相同的木楔子。打油的时候用力地把锤轮流木楔子上。等一排木楔子完全和方木桩子打平之后，再把木楔子取出来。再换成尺寸厚一点的木楔子，继续打，如此重复，一直打到木槽里不会流油为止。再重新装一锅饼。继续打锤……

虽然后来生产队买了榨油机，机器的吱吱扭扭声代替了繁重的人工打油。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烟雾缭绕里的一个个壮汉举起大锤的威风，再也听不到那气贯丹田的“嗨”声和铁锤重重地落在木楔子上的声响。但我总是觉得榨油机没有人工打油那样好玩。以至于到现在我还对那时原始的打油工具和打油工序记忆犹新。

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去油坊里玩。并不是去看晚上加班打油的大人，也不是去看那座最原始的木头做的打油机，更不是去听那壮汉“嗨”地一声打油的声音。我们其实是为了贪嘴才去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芝麻饼重新打碎回炉的时候会吃到一块很香很香的芝麻饼。我们不是大口大口地吃，芝麻饼的硬度（原始打油机的芝麻饼是圆型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很硬，用铁锤才能敲碎）也不允许我们大口大口地吃。我们用牙齿一点点地刮下来吃，吃的津津有味、满口生香，那时候的感觉，比现在吃一块牛肉还要香。这种香的滋味只有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才体味得到。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经历了“合大火”（一个生产队一个大灶台，统一吃饭，统一上工，不许一家一户开灶做饭）的忍饥挨饿、“三年大自然灾害”的吃树皮吃草根、“浮肿病”肆虐的生命如草芥。

当然这些物事都是听那些上年纪的老辈人们说的。他们说这些时曾触及到自己的痛楚并为之潸然泪下。而作为六零后，我们很是庆幸自己生在好年代，生活苦尽甘来。

3

有时候我们还会到牛院里的豆腐坊去玩。豆腐坊管磨豆腐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本家大哥，也就是我小伙伴运正的父亲。一个是我本家三哥，也就是我小伙伴现通的父亲，再一个就是我的远房本家叔叔，他叫赵合。我叫他合儿叔。他们三个则叫他合儿爷。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工具都是笨重和原始的。磨坊使用的磨是石磨，拉磨用的都是驴。如果用马拉磨，说不定谁要是碰到马屁股，马就会踢套，甚至伤到人。

我们每次去豆腐坊，都会看到一头驴拉着石磨在屋里转圈。我们感到的奇怪的是驴的双眼老是蒙着一块黑布。一次，俏皮的运通趁没人的时候故意把蒙在驴眼上的黑布拿下，正在走着的驴突然“咯噔”一下停住，我们三个人怎么轰怎么打它都不会挪动一步。还是合儿叔进来，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我们说：这驴是邪性，你们把“暗眼”去掉，它就不走。说着，又把黑布蒙在驴的双眼，还真是的，合儿叔照住驴的屁股轻轻拍一下，吆喝一声“打”。那驴很听话地又转起圈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蒙驴眼睛的黑布叫“暗眼”，吆喝驴前进的口令是“打”。不像吆喝牛前进的口令是“驾”。左转是“猎猎”。右转叫“打打”。

做豆腐其是也是一种学问。这是我通过多次去豆腐坊所得出的结论。

首先是泡豆。合儿叔说，磨豆腐要用上好的黄豆，拣去杂质，拣去被石磙碾扁的烂豆、霉豆、莱豆（莱豆又叫铁豆，泡三天三夜依然坚硬无比的一种豆子，不能磨豆腐用，只能磨面）。头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用手指甲掐一下，一掐两瓣就行。泡得久了有酸味，磨出的豆腐不好吃。

泡好的黄豆经石磨磨出的原浆要经过过单过滤。过单是用四尺见方的白洋布，四个角系在两个胳膊粗细的长度二尺半左右的木棍做成的十字架子上。十字架是用螺丝穿过木棍固定但能上下、左右转动。合叔儿他们叫它过单架子。过单架子挂在从房梁上专门缠绕固定的一根拇指粗细的钢筋勾上。过单架子下面是一个小缸，专一盛放过滤好的豆汁。

我们小时候去豆腐坊玩时，总是看到他们三个人的其中一个在过滤石磨接来的豆汁原浆。只见他们会左手握住过单架子的一头的木棍，右手握住过单架子木棍的一头。两只手一上一下晃动着。晃一会儿，添两瓢（葫芦晒干后锯开做的容器叫瓢）豆汁原浆；晃一会儿，添两瓢豆汁原浆。过滤的浆水顺着过单流入缸内，过单里剩下的豆渣一点点增多，最后有篮球那麽大，他们再把豆渣球球弄碎，添两瓢清水再晃。豆渣重新整合成一个豆渣球球，在过单里转圈，很是好玩。当确定完全过滤净豆浆之后。他们会把豆渣舀出来，放进另一个缸里，以供生产队喂牛。

当然，也有一些社员偶尔会去豆腐坊讨一些豆渣，做饭的时候和大葱蒜瓣一起炒着吃。我曾经吃过我娘炒的豆渣。那种香，那种记忆里的香，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去牛院的豆腐坊里会多一些。因为豆腐坊里很暖和。

秋天黄豆下来了，社员们吃豆腐的也多。从秋到冬豆腐坊做豆腐也多。做出来的豆腐隔三岔五地生产队会按人口给社员们分，其余的时间社员们可以用黄豆换，一斤黄豆换斤半豆腐。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分的有黄豆绿豆之类的杂粮。不想用黄豆换的可以去豆腐坊买。我记得那时的豆腐价格是一角五分一斤。现在想着一角五分什么也不是，一角钱掉地上捡都没人捡。可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劳动力干一天农活的日值。

豆腐坊里有一个大灶台，我们农村方言习惯叫它大锅台。大锅台上有一个直径一米的大铁锅，它是用来煮豆浆的。煮豆浆要掌握好火候。合儿叔说，刚到入过滤好的豆浆，需要武火，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火。等豆浆煮到泛沫时，要用文火，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火。等到豆浆在锅里鼓起菊花芯，马上撤火。这时，一只手中木铲不停地搅动，一直搅到觉的不会糊底（锅底的豆浆煮焦发黑）。赶紧用搪瓷脸盆把煮好的豆浆起（舀）出来，倒进缸里。一旦锅底烧糊，那种发黑的豆渣渣就会在锅里飘起来，满锅的糊味。这一锅的豆腐就全瞎了。

点豆腐可是一项是技术活。豆腐点得太老，做出来的豆腐木渣渣的不好吃。点得太嫩，做出来的豆腐不立架（太软），水分又大。社员们没人要。点豆腐又分点浆豆腐和点石膏豆腐。用浆水点的豆腐好吃，但豆腐出的少，一斤黄豆只能做出一斤六两的豆腐。用石膏点的豆腐味道稍微差一点，但豆腐出的多，一斤黄豆能出二斤到二斤三两豆腐。而且石膏点豆腐也容易掌握。

我几次见过合儿叔点豆腐。那股认真劲还真让人服气！

在三哥把煮过的豆浆起到缸里，三哥和合儿叔互相推让着让对方点豆腐。合儿叔看推让不过，顺手从门后的袋子里抓一把石膏，放在搪瓷脸盆里，再舀一马勺压豆腐流出来的浆水，在盆中搅匀，然后左手拿着脸盆慢慢倒入缸中，右手拿着一个特制的工具（一根木棍的尾端钉一块巴掌大小的木板，专一用来点豆腐），在缸中不停地搅……大约一刻钟的功夫，合儿叔会拿一个铁铲，铲一点看，当看见铲子面上有星星点点的豆花样，说明点的正好，右手也不在搅动，抽出工具。取一块塑料布把缸蒙上。

大约又是一刻钟，揭开塑料布，一缸白嫩嫩、细腻腻的豆腐脑已经成型。大有使人忍不住咽口水的感觉。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压豆腐。也是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就是把缸里定型的豆腐脑用马勺搅烂，舀进桶里，然后倒进木制的二尺半见方约莫有三寸厚的方模子里。下边垫着有很多细孔的木板，模子里铺着一层细布单子，把模子倒满，这时大哥会用左手拉住外面、右手拉住里里面，用力地拉紧细布单子的两个角，迫使豆脑里含的浆水透过豆腐模子的缝隙排出来。顺着后墙的水道流到外面。接着在左手拉住右边、右手拉住左边的单子角，用力拉，直到被单子过滤的浆水断流成滴落状态，才把单子铺平，上面才盖上木板。木板上面是一个方形的木砖。木砖上面是一根碗口粗的木杠杆，木杠杆的一头穿在豆腐坊的墙上。那时候牛院的房子除了仓库屋是青砖墙蓝瓦房，油坊、牛屋、豆腐坊统统都是“冬暖夏凉”的土坯墙稻草苫的草房。为了做豆腐需要，在后墙上挖下一个土坯，压豆腐的木杠杆就可以穿进墙里，另一头挂上铁丝捆绑的大石头，增加压力。木杠杆压得倾斜，铁丝捆绑的大石头快挨到地面，就要换一块厚一点的方砖，等上几个小时，一个四四方方的豆腐就做好了。

我注意到在后墙有三个这样的压豆腐模子，可以同时压三个豆腐。

我们最有口福是豆腐脑刚刚出锅，点好后还没有倒入压豆腐模子。这时我们会喝到一小碗滚烫的豆腐脑。当然是在没有人的时候。那冒着热气的豆腐脑一股脑下肚，感觉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张开，特别是冬天，那种舒服的滋味可真得劲儿！

4

我那时是十一生产队的小社员，以前的几个队长我没有记忆。而给我记忆最深的现任队长，他是我的本家二哥。也就是我小伙伴运通的父亲。

初夏的风吹过芒种时节，泛黄的麦子开始成熟。当它们摇曳着那带芒的沉甸甸的麦穗时，队长会把挂在大口井旁边的老柳树上那个钟敲响。说是钟。其实是一个废弃的牛车的轮子。最早的双套牛车都是铁轮，所以他可以挂在树上当钟敲。而它挂的那棵老柳树是在副队长李疙瘩家门前。离我家和我二哥家不远。

人们听到钟声。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牛院。或站，或坐，或蹲着。离牛院近的社员干脆端着饭碗到牛院听队长派活。

这时的队长，就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一样，站在人群中央。把袖子挽起老高，吐沫飞溅地给社员们分派活：明儿前半晌，所有社员都到西地李家坟割麦，大伙儿早点起来，趁凉快。五点到地里集合。

召伯，松林叔，场操好没有？

这时，有人在人群中说，他俩正喂牛哩。离饲养室近的人跑进去又出来说：操好了，可以进麦了。

好！队长说：明儿后半晌，牛板儿们把吽车套上，开始往场里拉麦。老江（副队长）叔，你和心贵叔后半晌把牛院里的这几个水缸装上牛车，先把缸拉到场里再去拉麦。前半晌大队开会还在说这事儿，这防火问题公社很重视，县里也很重视，哪个生产队出了问题哪个生产队负责。你们几个烟瘾大的，在家过足了烟瘾，到地里不准再吸烟。出了事开会批斗，游街事小，甚至抓去坐牢。

疙瘩儿（大名李六松，副队长），你后半晌派几个人去装车，再派几个人到场里专门卸车，把麦子垛好。等西地老菜园、桐树坟、常家坟的麦子割完就开始碾（场）。令奇伯（副队长陶中堂的父亲），你还去场里看场。中堂哥！你明儿领着大家割麦。天才叔来了没有？没有，心贵叔回去给他学一下。这几天抓紧把芽子（水稻秧苗）浇好。场打完就开始栽秧（栽种水稻），可不能到时候耽误事儿。四爷，你还割草吧。你割的草马爱吃。那两匹马得喂好。将来耙水地要出大力。它比牛耙地跑得快。

四爷是我爷，在他的老弟兄中排行老四。但我们生产队与我同辈份的乡邻们也都叫他四爷。

说完。队长看看手表说；好了，这两天忙，就先不学《红旗》杂志了。都回家把镰找找，磨到快一些。明天好割麦。队委会留下。其他人散会！

接下来的好多天里，社员们都是忙着收麦子，碾场、翻场（牛拉的石磙在场里碾一遍，需要人工用木叉翻过来再碾，一般碾三遍麦秸上没有麦子就中了）、上垛（把麦秸整齐地堆放成一个长三丈宽一丈下窄上宽圆顶的麦秸垛，以供生产队里的牛，在秋、冬、春三个季节都有吃的）。

上了垛，交了公粮。这三夏大忙总算忙完了。

娘说，过一个麦天脱层皮。我那是不知道娘说这话的的意思，后来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日日月月里。才终于理解娘说这句话的含义。

终于开始分麦了。忙碌了一季的社员们聚集牛院里，伸长了脖子等待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生产队会计公布每户的分粮斤称。当然是那些挣工分多的庄户人家听了公布后面带喜色，挣工分少的缺粮户愁眉苦脸。而我家年年属于后一种。按生产队公布的账单推平每人应该分麦八十斤，而我家六口人（我大是教师，属于非农业户口），应该分麦四百八十斤。可我们只能分到二百四十斤。因为我们还差二百多斤麦子的工分。听到会计喊到我们的分粮斤称时。我看到娘的脸“唰”地一下变得苍白。娘忍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为了能多分粮食，娘不得不低三下四找那些余粮户兑账。就是让他们把我们欠的工分先抵上，等分了粮食以后我们再拿钱买他们的工分。娘找了好几家余粮户，有的说不想兑账，有人说我们家是永远填不满的穷坑。娘含着泪又找了几家，才有一户余粮户答应。他是我们远自己的本家赵怀有，娘叫他怀有叔，我该叫他怀有爷。

娘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模样。娘把分到的粮食一袋一袋地扛回家。

我回家把那些余粮户说的话跟姐姐和哥哥说了，他们很生气。后来，为了不让娘受气，不让娘看别人的脸色，正在读初中的姐姐辍学回家当了农民。

后来，哥哥在商酒务公社高中毕业回村当了教师。再后来我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我们家终于由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

5

入冬之后，也就农闲了，地里也没有啥活路。队里就会请一个说书人。在牛院说书，说的好听的话。几个生产队就轮流说。我们社员们今晚在这个牛院听，明晚到哪个牛院听。

每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我们村的老古刹会。也就是现在说的庙会。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来赶庙会。

那年，庙会上来了一班子安徽的杂技团。在村南的云水寺前的操场上搭台演杂技。领班的大家都叫他侯师傅。侯师傅教出来的徒弟个个都像猴子，“叼花”、“骑单轮车”、“爬老杆”。好多精彩的节目把赶庙会的男女老少都看呆了！

轮到收钱的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因为囊中羞涩，只有少数人给了钱，大部分人赶庙会买东西都是有计划的。还有一部人袋子空空，纯粹是来闲赶会的。大伙儿就是有那份心，却是无能为力。一场庙会下来，倒也没有多少收入。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行船却遇顶头风”，就在他们第二天准备返程的时候，天不作美，一场雨连下了三天，一场雨阻隔住了归心似箭。把侯师傅愁的着急上火，差点病倒。别说走了，十几个人的吃饭都是问题。看着这些人怪可怜的。当下就有社员给侯师傅出主意，说你们遇到难处了，咋不找大队试试？

与杂技班结伴同来的，还有一个姓严的说书艺人。就和侯师傅一起去到大队部，把困难如实说了。最后说，就是现在回去，没有路费不说，十几个的吃饭都没钱，现在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大队部里几个人一听这情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在扯闲话时，听说老严会说书。大队书记赵振说：你们先回去，这个问题我们大队帮你解决。

上午俩人去的大队。下午广播上就通知各生产队队长到大队开会。在会上，支部书记赵振说：今年二十五会，来了一班子安徽的杂技团。没挣钱不说，现在连回去都回去不成，吃饭钱都没有。现在遭难了。咱得管，咱不能让安徽的老乡饿肚子！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想想办法，怎么帮他们。说完，下面的队长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给粮食，有的说给钱，众说纷纭。大队书记赵振摆摆手说：现在也是农闲季节，地里没活，我打听一下，他们杂技团有一个说书的老严，咱们就请老严给咱们说说书。不管说得好听不好听，一个生产队轮一场。一场给五十块。几个杂技团的小孩儿，一个生产队分三个，吃派饭。头几天，先从几个大队干部家开始轮。

傍晚时分，大队广播开始广播：社员同志们们请注意，今天晚上有说书的，地点在一队牛院。社员们有空可以去一队牛院听说书，明天是二队牛院。后天是三队牛院。

那时候大家虽然都用上了电，但还没有电视机。群众的文化活动十分匮乏。一听说有说书的，大家都来了精神。当晚我们就去了一队牛院。听老严弹着古筝说书，一场下来，说得队长们、社员们听了还想听。十六个生产队说完，队长们就私下里商量再轮一圈。结果一说就说了一个多月。有的生产队轮了三圈。我们听完《两党斗》，再听《上海风云》，听完《上海风云》，再听《解放上海》。最后还是接上级指示，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搞深翻土地。大队这才收了各小队的钱，又额外拿出一千块钱送安徽的杂技团离开了这里。

6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集体化走了三十年。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我们受穷吃苦的日子。我们多么希望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也吹起了社员们的骚动和不安。

“要分地了！”

“听说山东、安徽开始搞试点了。”

“人家四川早就开始分地了。”

这消息从小道消息到到处传播，再到开会贯彻。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如火如荼地展开。

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队里评分。我是个七分的老力。队长派活到时候，老是和妇女们派在一起。当然，妇女们的工分都是七分，永远都没有男劳力的工分高。同样累了一天，男劳力是十分，女劳力是七分。

熬了两年，终于由七分熬上十分，并且可以和其他男人一样在麦场上打场撂垛（把麦秸整齐堆放成一丈多高麦秸垛，做为牛入冬的草料。这是只有壮劳力才能干的活）。生产队却要分地了。这是副队长李疙瘩在我们撂垛休息时说的。他还说，听说安徽、四川那边正在搞试点。我们听了，半信半疑。

麦秸垛上好，秧也栽上了，场光地净。

农闲的时候，去公社开会的大队书记回来在广播上喊队长们开会。队长开会回来敲钟召集社员们到牛院开会。队长依然站在人群中，但精神似乎没有以前开会的气势。队长说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明天上午队委会几个人开始到地里丈地，丈好后在抓阄分到各户。

地终于还是分了。分给一家一户种。有人说，这还怪美哩。干活没人催了，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谁也没人敢说你。队长咋着，书记咋着？以后和我们一样，他们不种地照样吃球不成。队长们这以后就不烧（威风）了！以后就是不听你了，烧球哩不轻。

又过了些时日。生产队许久不响的钟声又响了。人们懒懒散散地来到牛院。

大家一看，牛院里摆满了生产队所有的家当，几个队委会的人正在忙着把牛院里生产队仓库里的农具水泵，叉、耙、扫帚、牛笼嘴一应摆出来。包括榨油机，拖拉机，还有牛、马等。都做成价，标上号码。那时的分配要求的是绝对公平。

这是真的要分了！好多在集体时间久了的人心里说不出的那种滋味与难受。几个喂惯了牛的牛板儿，也要与牛分开了，心里更是不忍。毕竟喂了几十年，与这些牲口们有了感情。有俩牛板儿还为此难过得流了泪。

主持分东西的是副队长李疙瘩和会计，保管员几个队委会成员。队长没有来。有人见他敲了钟之后回了家，再也没有出来过。

7

过了几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变成了分田到户。社员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一家比一家干的欢实，一户比一户干的卖力。俗话说“人勤地不懒”。粮食产量上去了，卖余粮存了钱，万元户也渐渐地多了。人们把兴奋写在脸上。茶余饭后见了面就是“今年又存了多少？”被问到的一方笑而不答。但从那溢于言表的神情，便能看出端倪。

有一年初冬，我去过牛院一次，往日的喧嚣已经淡远。空旷的院落里有几只麻雀在跳跃着觅食。几棵没有树叶的杨树的枝桠有一个老鸹窝在寒风中颤抖，老鸹也不知了去向……

后来，我在学校当老师，接着又是出去打工。就没有再去过牛院。

再后来，听说牛院被村里卖了，盖成了住房。

牛院，也就从此成为我童年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