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老魁越发地显瘦了。
看到他的样子,我想起了一个词:马瘦毛长。橘红色的工作服裹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飘飘然的样子。瘦长的脖子、瘦长的脑袋壳顶在两肩上面,脸上的褶皱像雨后冲刷出来的沟沟岔岔,土黄色的脸上总是挂着微不足道的笑。
我和他的相识源于一场“车祸”。
去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吃完晚饭后沿着大街溜达着消食,并习惯于拿着耳机听手机里的音乐。正走着,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呼喊的声音,当我转身看时,猛地一辆三轮车冲我而来,并不灵泛的我便被撞倒在了路边的绿化带上。我被这猝不及防地一撞,大脑似乎一时短路,只觉得眼冒金星。当我趴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着一个焦急的老头儿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大兄弟,大兄弟,没事吧,没事吧?”那声音里还似乎带着颤抖。
接着便感觉到一只粗糙干瘦的大手附在了我的胳膊上。我稳稳了心神,缓缓地翻过身爬起来,坐在了草坪上,冷冷地扫了一眼那老头儿,便骂道:“你眼瞎了啊,天还没黑哪!”
我一边骂一边把老头儿的手从我胳膊上使劲地甩掉。那老头儿像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学生一样,只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我骂完了似乎才感觉到疼痛,一看两只胳膊肘都擦破了皮,渗出了细密的血,漫在了胳膊肘上草绿色的皮肤上,接着便红肿了起来。
我忍住疼痛,站起身,仔细检查了一下周身,一看前面的体恤衫和裤子上都擦上了一片草绿色,便又忍不住训斥道:“怎么骑的三轮,着急去投胎啊!辛亏不是汽车,要是汽车的话,今天我就找阎王爷报到去了,哼!”
那老头儿一脸的哀容和谦卑,忙着泼拉(方言)掉我身上粘住的青草,着急地喃喃地说不出话来。过来一会才带似带哭腔地对我说道:“大兄弟,真是——真是对不起,我的三轮车今天不知咋的,车闸失灵了,我,我急着要去、要去——”
“行啦,甭废话了,咱们去医院吧,我的胳膊都肿得抬不起来了!”
“是得去看看大夫,得看看去!”
接着,我们便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找了外科的大夫,做了清洗,涂了碘伏,缠了纱布;又拍了片子。大夫说骨头没事,抹点药,打点消炎针就好了。可我总觉得走了霉运,心想怎么也得“讹”那老头儿一下,便又去拍了头部和胸部的CT。结果也是没事。
之后又打了三天针,拿了些消炎药。结算的时候,花费了一千多元。末了,我看着老头儿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用手揩了揩眼角。瘦高的身影一颤一颤地汇入了人流。
过了不久,我便忘记了那个老头儿。后来那个老头儿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他在我家附近的公共厕所干起了清洁员。我有时会在厕所门口遇见他。他似乎认出了我,只是有些羞赧地瞅我笑笑。我也只是向他点点头。
碰见的次数多了,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以前的“过节”。我们打招呼的方式也从微笑点头到说几句话。我听见别人都喊他老魁,也就喊他老魁。他依旧喊我“大兄弟”。
他很勤劳。厕所总是被他清洁得很干净,地面上没有烟头,没有纸屑,也没有口痰;磨砂的玻璃门、瓷砖铺的墙面、石膏板做的天花板都没有一丝灰尘;就连风扇的翅子都被他擦得锃光瓦亮。
有时,我跟他开玩笑说:“老魁,外国元首要知道你这个厕所这样干净准坐飞机来方便哦!”
老魁这时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笑容:“咳,他们要来,俺得跟他们照个合影挂在厕所门上!”
我会心一笑:“呵呵,回来的,好好干呀!”
老魁打扫完厕所不忙的时候,就会去捡一些废品,塞到他的床底下,等攒多了去卖;有时也会去批发一些卫生纸、湿巾、消毒液放在厕所门口卖。其实,老魁是有退休金的,以前在集体工厂当过工人。我便问他:“有退休金够吃够喝的,干嘛要这么累?”
他脸上的肌肉会不自觉地抖动一下,叹口气说:“累也得干,人活着没有不累的!哎,谁叫......”
他不说。我也不再问。
老魁一直很忙碌,也很节俭。去年,穿在他身上的那间土灰色的体恤和藏青色的短裤,今年夏天还套在他身上。我曾经去他的卧室看过,其实也算不上卧室,只是在男女厕所中间多出了一件放置打扫工具的夹间。老魁为了省房租,便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张小床和一个柜子,还有一台旧的燃气灶。这个小夹间便成了老魁的家。
有时,我对他说:“老魁,别光苦着自己,身体重要!”
老魁会挠挠头,讪笑道:“累不垮的,俺身子板硬着呢!”
我心想:瘦得跟竹竿似的,风一吹就倒的老头儿,还犟。
谁知,前几日,他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倒在了雨水里。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开车走近厕所的时候,看见一个瘦高个的身影折腰在雨水里搜寻着什么。我停下车,打着伞走过去看他。他嘴里正念念有词地嘟囔着什么。
我忙问道:“老魁,这么大雨,你在找什么呢?”
老魁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抬头,继续用树枝子拨拉着雨水里的树叶,然后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俺的一百块钱掉了,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也帮俺找找。俺这脑子没记性啦!”
我便蹲下,一手举着伞,一手划拉着雨水,帮老魁找。
过了几分钟,我在一片梧桐树叶的底下找到了那张已经浸泡了很久的百元大钞。当我刚抬头对老魁说话的时候,只见他身体晃了两下,接着一个趔趄便跌倒在了雨水里。
我忙把他抱起,送到夹间的床上,去掐他人中,大声叫他,可他也没有动静。一摸他的额头,像发烫的熨斗。我急出了一身汗,便赶紧拨打了120。
送到了医院,办了手续,进了病房,打了吊瓶。我就守在老魁的身边。半夜的时候,我听到老魁的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呓语:“山娃,山娃,兄弟,你是替俺死的,俺,俺说话算话,放心吧......”
第二天早上,由于出差要早走。我便在他的口袋里塞上了一千块钱,然后又去医院缴费处缴了三千块钱的住院费。当坐在去深圳的飞机上时,我似乎从我的眼光里看到了一个瘦高个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