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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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纪实自传体小说
少年家园
[题记] 童年，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现代心理研究证明，每个人日后的成功常常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一些异常刺激和最初的印象，会久久储存于心间，对人的性格、观念、心理长期地起作用，苦难反激出来地搏斗、创造、自立、自强象金色地种子在人生沃土中长大，使他有一笔用之不尽的财富……
—— 摘自《星期天》报 1995．3.
一
翻开林远县县志，在《行政区划》一节里有这样一段叙述：“林远先民多居住于山腰向阳、避风处，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逐渐移居于川道、平塬地带。原来荒僻村庄大多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居民点多集中在交通方便，水质尚好的地方……
“郭西乡郭西村的废弃村庄有老鸦河、灰坡岭、庄廓等……
一提起灰坡岭，我的心里一热，许多前尘往事便翻江倒海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灰坡岭，是我出生的地方。它位于页岭北麓舍坪梁的跌梢，向南沿舍坪梁走30里路就到了林远县页岭一带的田沟乡；向北再下三里坡便是它的归属队郭西乡的三溪队。
村庄的历史大概和林远县其它大多数地方一样，也都是“明朝洪武22年和永乐14年前后两次将山东、山西的逃荒难民和人稠地狭地区的居民分期分批集结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迁移到北方各地”时所形成的移民垦荒区。村庄的废弃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1970年，那时候我只有三岁，俗话说，三岁记到老。我的童年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村庄搬迁的原因，除交通不便外，最重要的是水质差，地方病患比较严重。搬迁时七户人家四十口人有三十人患有大骨节病（俗称柳拐子），按家乡方言说，就是腿疼或腿脚不灵便，这是林远县比较常见的地方病之一。搬迁到三溪队，既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给我们小娃们“换水”。从此后，灰坡岭便成了三溪队最远的一个吊庄。
在儿时的记忆中，三溪队是一个典型的秀丽山村，四面环山，三溪饶寨，一年四季，寒暑分明。
东面的对面山层峦叠嶂，林木茂密，站在山头，可远眺当年唐太宗李世明修建避暑行宫时伐木取材的木场村和亲自督行运木队的催木镇。山脚是缓坡十几度的对面坪，已被人们搞农建时整修成一台台平坦的广阔梯田，对面坪下面，是那页岭北域的四水之一——黑水河，它经过了上游的几个村庄，在这里变得纤细轻柔，一年四季，时涸时涨，静静地淌过，养活着周围几个村庄的人们和他们的牛羊；西边是绵延雄厚的崖背梁，倚着梁脊，一层层座落着人们的窑洞和土房。当地人称作“架板庄子”。村子北边沿三溪河顺走三里路过了老鸦河与三溪河交汇点的普化河口，就是坐落在普华坡跌头的普华队，这里河床比较宽，川道也就相对比较开阔，村子人也比我们三溪队富裕一点。
六里陡峭的普华坡，自古是我们村子人出山的唯一的一条大路。它虽然陡峭如立，石坎遍布，却不知寄托着多少山里人跳出苦海，寻求幸福和山外人采集野果、林木、药材，寻找财源的种种愿望，可究竟有多少山里人跑出去，多少山外人跑进来，各自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呢？谁也说不清。留下的却只有这句形容其陡峭程度的俏皮语：上这坡能治感冒！
关于普华坡，家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唐僧一行四人，套着两头老黄牛，用一扇很大很大的耱，想把整个山河耱成一个坦荡如砥的大平塬，他们从北向南由甘肃平凉一带开始耱起，当耱到林远地面时，由于太陡，闪坏了牛膝盖，悟空是猴子出身，站在耱上乱蹦，一晃闪过了林远地面，又从西府岐山那边过去了，于是从林远往南又是大平原，在普华坡这儿闪坏了牛膝盖，因此半坡上最陡的那一段便叫做“牛磕膝盖”。
1970年秋季，这是历史选择了让我记住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从四面环山，平时只能看到手片大的一片天空的地方搬迁到这个大户庄，我看那深蓝色的天空好像比平时高了许多，四周空旷得可怕，仿佛周围藏着许多古怪的东西，总觉得跑出来一只野狐也会吓得我无处躲藏一样，虽然远处能听到孩童们的笑闹声，可我的周围却是这样的荒凉。
由于是迁来户，我们就只能住这“架板”最高的一层了。两孔年久残破的窑洞，用土墙和搬下来的门窗挡住了窑口，里面显得非常的阴暗和潮湿，到处散发着野兽的粪臭和潮土的霉味，就这样，随着第一缕炊烟从这里升起，便仿佛向这个村子宣告，这就是我的家了。刚来队上，由于农活无法安排（原来队上每干一件事，都有固定程序的，谁干什么活，挣多少工分，都是有底册的），队上就把我父亲安排到五里以外的大队林场去了，当时哥哥也正八岁，在附近二里以外的郭西小学读书去了，每天早出晚归，家里只剩下我和十岁弱智多病的姐姐以及病瘫在炕上的母亲，由于老庄水土性质差，我在三岁时几乎还不能正常走路，对周围活蹦乱跳的伙伴显得那样的陌生和恐惧，姐姐弱智，平时无人管教，经常出门不知回家，我只好这样倚着门框，嘴里啃着哥哥早上走时在灶头上烤干为我剩下的半块窝窝头，望着那总象藏着无限神机的比原来高了许多的蓝天，心中异常凄楚，朦朦胧胧地思忆着那块生养我地土地，只觉得两行热泪不断地滑向嘴角，又苦又咸，然而它却被我不断地吮吸着、涌淌着……
也就是这样一个凄凉的中午，母亲让姐姐去原来老屋里搬几件剩下的旧家什，这下可勾起了我的野心，我非去不行，由于姐姐回来时要背家具，不能再背驮着我了，母亲不让我去，在炕边拉住我的手，可我那天真的童欲，一时竟象膨大的气球，经不住半点阻抗力就爆破了。我还是挣脱了母亲的手跑出家门，哪里还有姐姐的踪影，我哭喊着一头爬上了崖背梁那盘错陡峭、布满石子的山路，除了能记得看见那深遂可怕的蓝天，喘着粗气，嘶哑地喊“姐姐……姐姐……”以外，我什么就再也不知道了。
晚上回家来，母亲问姐姐，姐姐问母亲，顿时全家人都傻了眼。就这样，全村人在一片慌乱中开始找人，人们在奔走着、打听着、议论着，传出了各种各样的奇闻怪信：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拄着拐杖把我接走了；有人说，这娃八成是叫塬上的那几个给叫去了……
草台塬，在三溪队人们的眼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就被朦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人们一提到它，就仿佛那是一个吊死鬼出没的地方。听老人说，这个塬上共吊死过村上三个自寻短见的女人。
值得可惜的是，我当时误上崖背梁时，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也难怪，这最高的一层庄户院子，门前的大路是直接通往崖背梁的，人们放牧牲畜和在吊庄干活踏出了一条很宽的石子路，而去村子的路却是一条羊肠小径。
当天晚上，全村社员跑遍了方圆五、六里路的河滩川道，可还是没有踪影，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还是毫无结果，忙乱的人们开始泄气了，人们不相信我还会活在人世间了，可就在这第三天的下午，一个从尚村小学回家背伙食的同村教师回来了，看见人们这慌乱沮丧的场面，才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可喜的消息。
“哎！快都别胡碰了，快往草台塬撤！我中午回来时总听见有个小孩在喊姐姐，外地方硬，我还以为是闹鬼哩，吓得我一直跑了回来，差点没掉魂！”
人们被提醒了。大队机关、学校以及邻村社员足有三四百人挑着灯笼，擎着火把一齐涌上草台塬，其阵势象是要从魔鬼手里夺回我一样。人们在塬上每个沟坎下边荆棘丛中挨个搜寻着，时间已过了半夜，还是一无所获，人们脑子里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三五成群蹲在地上开始抽烟、议论：
“早没外娃了，三天三夜饿不死也冻死了。”
“狼虫虎豹的，咋说也三天了！”
这时候，从人群中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他那长满胡茬的脸上可能由于过分激动而涨得通红，对着人群骂开了：
“你们都是些没有良心的猪，叫你们来就是这样空回去的吗？今个晚上，见不着下落，你们谁也别想走！”
这是我们大队的支书黄建林。经他这么一骂，人们便一个个离开了火堆散向周围的树林和沟道。
后来听说是学校老师郭德全在一个荆棘丛中找到了我。当时我昏迷不醒，已经不省人事了，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身旁烧起了一大堆火，周围站着许多人都在看着我，有人给我灌了两口甜甜的东西——可能是葡萄糖，似乎又给我打了一针，经热火一烤，我逐渐清醒了。
生命，算是从死亡线上捞回来了，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枯燥哀伤的童年结束了。我的童年是一只忧伤的歌，没有欢乐，没有稚趣，童年的世界在我的泪光的折射下，永远是那样的虚幻迷离，神秘莫测。
二
1980年，我就要上中学了。
这一夜，激动得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心情不亚于那次在毕业典礼会上站在人群中间念发言稿子。
可是，很快就有一股淡淡的浓雾般的愁楚向我袭来，哪来那么多的学费呢？就连一床像样的铺盖都没有，上小学时，每学期八角钱的学费，我差不多每到开学时都要到大队会计家里盖一回公章，写一个免学费申请书的，以致后来我每次见到大队会计郭尚兵的女儿郭小梅和我们班上其他女同学都要脸红一阵子，生怕人家在背后议论和嘲笑的，父亲虽然这样说了，可哥哥马上为我准备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门，开始独立生活呀，心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么好的老师、同学，那么亲切的校园、课堂一下子都要与我分别了，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留恋”、“母校”之类的词语吗？曾记得多少次我的母校、我的老师这样熟悉的作文题目被我们写得重复累赘，枯燥无味，可现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东西可写，而且也确实值得一写的作文。不，它不应该是作文，而应该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所应该记载的真情实感！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突然好像长大了许多，心中升腾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情感，相互交织着，迫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想了很多很多……
郭西初级中学，这个只有一百多名学生的小学校，坐落在泾河北岸和长武、灵台连成一个体系的合阳塬的一个角落，塬上，带状的残塬连同一道道沟壑狭谷茫茫地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塬边，挺拔的钻天杨迎着秋风沙沙作响，院墙外，即将收获的包谷穗已披上了层干枯的白色，迎风摇曳，金黄色的谷穗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随风飘到了很远，两扇用钢筋焊成的大门刷成了蔚蓝色，上面银白色的箭头自中间从高到低整齐地向两边排列开，大门两边粉刷过的白墙上，朱红色的方块字严整地书写着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有些宏观壮丽的机关式大门似乎给这所学校增添了不少肃穆的气氛，使我站在它的面前有些敬畏。校门里边，一条用煤渣铺成的穹隆形的黑色甬道一直通到后边，中间有一个不大的椭圆形的花园，零散地开着些蒿花，周围用杨树枝编织的篱笆经过整修倒显得有些别致，一排排校舍房屋盖得很整齐，房子东头是一个两亩大的操场，上面竖着两个篮球杆和一架破旧了的机器。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门见到的，而且要在它的怀抱中生活学习三年甚或四年的学校，望着它，我既感到有些陌生，同时又存在着一种寄托，一种热切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抽起了我旋转的理想的陀螺，往日作过的许多美梦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一下子使我身上热了起来，我大口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双臂紧紧抱住一个栏杆，想要把这所学校一齐搂进怀里。“喔，亲爱的学校，我亲爱的家”——我第一次倾注着爱的泪花，心中喃喃地呼唤着。
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学校灶上每天只供应两顿白开水，每逢周二、周四才能吃上一顿只有粗面和开水搅混而成的黑面条，平时学生只能利用星期天从家里带点馍和盐醋之类的调味品，向灶上交一点差不多能验上级的麦面，这就是吃饭的全部内容了。
每天下午，学生还要轮流到学校塬边四里以外的合阳沟为师生两个灶挑水、拾柴禾；睡觉的条件当然算是可以了，不太平整的通铺床板上铺上麦秸，再加上同学们自己的被褥，全班同学挤在一块还能叫做热伙，墙上横七竖八的挂着同学们的口粮袋，里面盛着各种不同的馒头、干粮，从颜色上看，同学们戏称为亚洲的、非洲的还有个别是欧洲的。这些馍袋总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由满到空有规律地变动着，有时你甚至就从这盛干粮的袋子和它下面的铺盖上就可以判断它的主人是来自一个农民家庭还是一个干部家庭，一个什么样的农民家庭和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家庭，不过很富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就不可能到这个学校上学了。总之，这每三间瓦房所住的一班学生中，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有山沟的，有平原的，有的还是附近彬县、灵台来的，他们中间存在着贫富差距，性格异同，大多数原来就不认识，可他们都是这片黄土地养育下的山里人的儿子，他们都有很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既同情自己，又同情别人；既怜悯自己的兄弟、父老，又怜悯在这里生活比不上自己的同伴同学，他们在这“开水灌肠、冷馍挂墙、干板硬床”的共同生活中很快就成了亲密的伙伴和朋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标准，而是在贫困的压榨下还未经过磨练的幼稚天真和可歌可颂的童心，是世界上最宝贵而又最难以持续和保存下来的东西，是光彩夺目而又转瞬即逝的七色火花。是啊！世界是变化的，人也随着他居栖的这个地球而成了可塑性最大的动物，虽然他们也对世故的人生作过不少的叹息，可谁又珍惜过童年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所能作的，也就是我应该作的，穷山沟里枯燥乏味的童年生活造就了我对什么都好奇的性子。我没有改变我在小学时那种傻不兮兮地看着老师的一举一动，听着他们的讲解叙述不知疲倦的神态去听讲。每次考完试后最关心的还不是成绩多少，而是我在全班排为第几名，第一名到底是谁和他的长长短短。由于课程逐渐深入，慢慢地我的理科成绩拉了下来，成绩只能保持全班四、五名。
三
穷困人家的生活上是最容易被人看不起的，然而，真正使我在这所学校吃了亏的还不只是穷的一个原因。
这天晚上，我刚进宿舍，就发现有些人在老远地看着我，仿佛原来不认识似的，我装作没理，刚躺到铺上，与我合铺紧挨着睡在一起的袁小周打外面回来了，他先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愤愤地说：
“从今天起，我不跟你合铺了，你最好还是搬到远处去住吧，小心你的大麻蜂（疯）传给我！”
“嗡——”我的脑子突然象炸了一个响雷，天哪！这让我以后还怎么生活呀？同学们的笑声在我的耳旁响成了一片，我发烫的脸上似乎又象挨了谁的几个巴掌，脑子里乱哄哄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事出有因。那位同学说得不是没有道理，记得那是1976年秋季，从页岭南边的田沟乡过来一个去灵台赶集的庄稼汉，名叫尚新明，年近三十还打着光棍，他家上有父母和一个同样没娶媳妇的哥哥，日子过得挺不景气，听说和他家分居的老父亲，先年因外出打工，染上了麻风症，他家因此落下个名气不好，弟兄两个，都问不下个媳妇。由于天黑无处歇脚，尚新明就拾了些柴禾，在我家北边一个破窑洞里住了下来。晚上他到我家借了一瓶子水，就靠着那堆火边烧茶边打起了瞌睡，半夜时分，突然从那窑里传出了一阵可怕的呼救声和痛苦的呻吟，等到人们摸到那窑里来，尚新明已被火烧掉了一只裤管，两只脚和一条腿上露着烧得血肉模糊的惨状，躺在地上已不能动弹。父亲就和邻居几家人商量着给他支了张床，拿来一些旧棉絮，每天轮流着给他送些吃的，过了几天，他的伤慢慢地就好了，但不知从哪天起，我那不知回家地姐姐就被他“勾引”上了，说什么也要跟他去。无奈父亲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听说尚新明对我姐姐也很好，重新拾掇了他家的地方，还给姐姐治好病，但是，从那以后，我家也被“染”上了麻风症，人们一提起我家，都似乎隐隐有点可怕。
这个漏子既然被人捅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命运的安排，受着一些人的白眼和冷遇默默地生活下去。
山村中学，每个班上学得差不多的几个人总是在全校甚至全村都很吃香的，老师器重，家长关心，但是，这些似乎都与我无缘，除了这些，我终于享受到人间真情的那就是同学之间的友谊了。马克思说过“世界上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是的，匆匆三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上几个成绩一直排列在前五名的同学：一名老大于新星是个小胖，他文理科都行，尤其爱好文科，二名李军，三名田存贵及我们的老五高丽萍，他们都是正直有头脑的人，我真佩服他们从班上其他人的冷眼中拿出满不在乎的勇气鼓励我、帮助我，让我永远做他们的老四，在那些被人瞧不起的阴暗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受着他们几个人的关心支持，心中总激荡着一种暖洋洋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冷暖分明的季风带气候里，我还能有什么说的呢？我只觉得我背后有许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有真诚期待的、有冷眼旁观的、也有不屑一顾和幸灾乐祸的，我更觉得远处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象是童年的伙伴找到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而发出的笑声，又象是父老乡亲被困在疾病的海洋里而发出的绝望的呼救声，总之，这种声音总是那样熟悉那样迫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姚志华！
由于出生就是一个水土不良的环境，通过七、八年的换水，虽然使我的箩圈腿有了改变，但留在骨子里的还是骨节肿大，加上童年餐风啖泪，营养不良，使我的身体素质明显的差了许多，我失去了马路上越野长跑和篮球场尽情跳跃的机会，使我有幸和我一样不能参加大型体育锻炼的几个同学结成了好朋友。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教我学会了吹笛子、识乐谱，我也帮着他们练写钢笔字，这些平淡无奇的业余爱好竟象一缕春风，不知不觉地吹进了我们的心田，填补了我们心灵上的空虚，也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在初中，同学们最头疼的课程莫过于英语，这不只是英语为初次接触，而且还有许多同学本来就抱着回家务农的打算，哪里肯学这些洋文，全校学生学习英语的气氛明显地被破坏了。教英语的老师是从我们大队林场聘请来的高中毕业生郭宝忠，他年轻气盛，壮志未酬，对我们这些整天调皮捣蛋的傻小子明显产生了厌倦感，好在他和我父亲到林场一块儿干过事，借着这个缘分，我开始敬重他和他的这门倒霉的英语课了，不到一年，我的英语成绩在全校冒了尖，我和郭老师的关系也明显地近了许多，逐渐地使我对他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
郭老师家在农村，早年因成分不好未被大学录用，下放到大队林场，他家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大哥去世时留下的一堆尚未成熟的孩子，他的对象在市示范学校上学，面临着与他分手的可能，他平时在学校既担负两个年级的音乐课，又要带全校学生的英语，无论家中、学校都最他任务重，可他毫无怨言，默默地在自己地岗位上劳碌着，由于心情常有波动，免不了要和那些最捣的学生发一通脾气。记得有一次，郭老师教我们念英语单词“a boat”，那些顽皮的学生偏偏念成“郭宝奥中”，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后来在一个大雪初晴后的中午，我们全班同学排队做课间操，一个大个子的同学站在队伍的后边，正好在郭老师的宿舍门前，每到广播操第四节踢腿运动，他总是要佯装着故意往晒在门口的被子上用脚甩泥，弄得郭老师新做的被子上糊满了泥浆，从此后，郭老师对我们班上的态度变了，这对教学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影响。
一九八二年，我们学校的老校长韩志西要被调到县城第一中学去工作了，这对我们每个师生来说都有一股不详的预感和沉重的失落感，韩老师，原来自从这所学校建起一直担任校长，人们一提起郭西中学，都要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下他却突然被调走了。新任的中学校长杨全欣很快就来上任了。
随着燕子飞来，蟋蟀又一次开鸣，田地里的庄稼也呈现出一个丰收的季节。八三年夏季，随着我们这界学生走出校门，郭西中学被县教育局撤销了，这里上学的同学依次被安排到催木镇、田沟乡和县城其他中学就读。这对我们来说，应该值得留恋的只有那逝去而无收获的岁月和家乡可能会增添一些没有文化的少年农民罢了。其实这所学校国家一直很少投资，大多数设备和条件都是师生勤工俭学开创出来的，就拿发电照明来说，同学们承包了远在彬县邻近的一大片山地，靠种地卖粮才给同学们建起了发电室，平时教师都在附近，下午或无课时间都回家了，学生的管理抓得不紧，学校工作一盘散沙，逃学、盗窃的人有增无减，附近农民的苹果园从来就没有安宁过。可不管怎么说，树倒猢狲散，同学们铺盖行李一卷，脑勺子朝北的、朝南的都走了，校园顿时显得宽阔了许多，呈现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夏日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在拼命地鼓噪着，周围同学们住过的宿舍门前，被阳光照射的污水地面上正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伙房关门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赶天黑回到家去。
操场边那棵老榆树的浓荫下，我们五个人相对无言，默默地俯首而坐。是啊！这就是毕业，这就是分手，何曾见过我们念书的哪一年被弄得如此狼狈不堪？个个象战败的溃军，蔫头缩脑，没有一点神气。
由于学校活动多，教学抓得不紧，我们的处女地终于没能逃脱荒芜的威胁，老大勉强上了高中，其余全是落榜，多么令人惨痛的败局！
这时候，我们的校长杨全欣已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的身旁，他鼓励我们一定要转学再读，决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几个人都同时含泪点头。这次分别我们几乎是在泪水打湿了的哭声中离去的。
后来听说老大上了高中，李军和高丽萍临时分别转到县城和催木中学再读了，田存贵和另外一位叫林强强的都参了军。我这个最后连老四也没能混得住的败家子哪能有什么资本去县城读书呢？沿着灰坡岭哪条古老的村道，踏着祖辈们的血汗之迹，我来到页岭脚下的田沟中学，这是我读书要走的唯一的一条路，也是最好的一条路！
四
林远地面上的这座页岭，是千陇余脉的一个垂直分支，它象一头巨大的怪鲸，横卧在附近三个乡的肩背上，一年四季，岭上北风呼呼，寒气袭人。蜿蜒裸露的简易公路，沿着它的脊梁一直沿伸到催木镇，这座人们一直唤作“踅梁”的山脉，以其巍峨和绵延成了泾渭水系分水岭。岭南，澄水河顺流而东，追赶着去武功渭河的漆水；岭北，黑水、阁水时涸欲断，纤纤地相聚在普华河口，向北走上甘肃境内的达溪河，注入长武附近的泾河。
田沟中学，依傍着公社机关大院下面的土坎，孤零零地坐落在这片岭脚下唯一平坦地土坪的边沿。学校规模和建筑形式与郭西中学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缺少了那座围墙和漂亮的大铁门以及那小小的花园罢了，教学秩序和食宿条件简直和原来的郭西中学相象得毫无二致。
杨全欣继任校长，原来郭西中学九名教师四名又来到了这里，加上一同来自家乡读书的伙伴，我几乎对这所学校没有任何生疏感，除了羞愧于自己是一个重读生外，我甚至比以前更活跃了许多。
学校吃饭仍然是学生自己背干粮。从黑水河一带几个村子去这里念书的人差不多每周都要跑上三十几里山路去背一回干粮和面粉。这里，已经离我的姐姐家不远了，姐姐从小哄我长大，出嫁后也很少回来，她如今已经是大小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也很想见我，经常从村子那边捎来话让我到她家背馍，少跑那几十里山路，我何曾不想见姐姐呢？可我的背后有那么多眼睛和嘴巴，他们随时都会刮风下雨的！
这天中午，我们正在自习，教室后面传来话，说是外面有人找我，一出教室门，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我面前这位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我的姐夫。
“志华，听说你到这嗒念书了，咋不到咱家来？”
“我……”我一边抠指甲，一边哽咽地支吾着。
“你姐和姨都经常惦念你，教你这周散学不回去了，到我家来背些馍。”他还是那样一副憨厚相，慢条斯理地说着，干瘦的脑袋不停地摇晃着。
“咱家这一向都好着哩吧？”我另外地问了他一句，才算见面打了招呼。
“好着哩。”他说着顺手从里边的衣袋里掏出五元钱来，“今才卖点粮，准备给你姐看病，这五块钱你拿上，给你卖些本本。”
看来这都是他路上想好的话。
“我暂时不要。”我赶紧推辞着。
他将钱塞在我手里，再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
捏着这揉得发皱，但却叠得整整齐齐的五元钱，泪水“唰”地从我的眼眶涌了出来。当天下午，我给他家大小七口人都买了点东西，背起我那只破旧的干粮袋就上了西坡的田沟腰岘。
小时候，我和父亲一起去过一次姐家，可走的不是这条路顺着西南方向，走了一段路，经过一个茂密的刺槐林，就到了页岭背上那条公路上，穿过公路，再下一道倚着山坡刨出来的小坡路，就到了姐姐家住的老庄队。
老庄队属于岭南村，全庄座落着五户人家，有的还住着窑洞，有的住的是半面流水的厦子，只有下面坪上住着一家盖大房的“富裕户”。
随着我的到来，姐家的院子里闹腾得象烧开了一锅水，三个小外甥手里拿着我给他们的苹果和糖在院子里追打、嬉闹，惊得他家的大公鸡和刚下完蛋的老母鸡一阵咯咯乱叫，旁边邻家的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聚到坪上边的场里“汪汪”地叫个不停。
姐姐明显地老了许多，身体比原来结实了，但是挂满泪水的脸上仍然显得非常憔悴。（姐夫的母亲我们这儿叫姨）姨已经老得花白了头发，口齿非常含混，张着那没有了牙齿的嘴巴不住地喃喃着什么，我似乎一句也听不清，只看见她高兴地笑着。姐夫不爱说话，只招呼我多吃点，吃好；姐夫的哥哥尚新德是个半路子木匠，人显得清癯、干练，除了被重体力活压弯腰，腿有些跛以外，浑身穿得很整齐，洗得发白了的旧衣服看起来样式倒很合适，使得他整个人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
夜晚，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说姐家有病，可我来后见到他们每个人都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并不象我听说的那样，无须眉、红眼球，活象一只活骨髅一样。
姐夫体力弱。经常要操心家里柴米油盐，还要帮着干一些家务活，所以无论平时出山劳动，还是吃饭休息，我都和新德哥在一起，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所以人显得很随便、干脆，和我谈话的时候，经常夹杂着些外地方言逗我玩，在这期间，我撂得有些生疏的农活他也给我教会了，而且还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忙天这边收麦早，假期我也没回家，晚上新德哥要去看场了，因为只有一床被子，我也就陪着他去场里睡。没有月亮的夜晚，星星特别繁密，个个眨巴着眼睛，村子里除了有些虫子乱叫外，整个山川显得很寂寥，这是我和新德哥第一次单独睡觉，他吧嗒了一锅子旱烟，又装了一锅子，打燃了火机：
“志华，你寻下媳妇了么？”他吧嗒着旱烟，眼睛盯着那深遂浩渺的星空，慢慢地向我问道。
“没，你还没寻呢我急个啥？”我故意和他开玩笑地说。
谁知他竟象没听见我的话一样，仍然用他的那个姿势吧嗒着烟锅子。清冽的旱烟味飘在这无风的夜晚，弥漫着，缭绕着，借着灯光凝聚成一团浓厚的雾霭，久久不散。
“睡觉吧，你还是个娃娃哩！”他向我这边撩了一下被子，转身独个儿睡了。
五
一个学校的学习风气，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管理质量的高低，其中校长的工作作风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田沟中学的杨校长，就是以他的一举一动改变着这个学校多年沉积下来的陈规陋习，他那显得有些专断的古怪脾气还真的使不少人吃了一惊。
一个冬天的早晨，学校原任校长江庚（现退居主任）打外面回来，老远看见那位最年轻的教师苟元陆站在学校南边的一条小路上，神情非常沮丧。
“喂，元陆，这么冷你站在这儿干啥？”他上前问道。
“……”苟元陆懊丧地无可奈何地看了他一眼。
“还是回去吧，有事以后慢慢再说。”
苟元陆还是没有动，嘴里似乎支吾了句什么，老主任白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回去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元陆早上去供销社买烟被校长碰上剋了一顿，罚站在那里。
象这样，他若见到打架、乱扔饭菜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在全校师生的眼里成了有名的“杨青天”。
学校除了校舍有些破旧，仍然是点煤油灯上晚自习，这里住校学生比较多，杨校长就开始组织人力上山劈柴，用劈来的柴换取灶上烧煤用的钱，给学校建起了一个发电室，过了不久，他又别出心裁地购置了一台磨面机，白天给附近周围的群众磨面，挣下的钱再用来补偿晚上发电用的柴油，这些事情都是他亲自经管，有时候，他甚至钻到机房，亲自操作，帮助农民上料接面，有时候经常可以看见他满脸面尘地给同学们上课，在山区中学，他一时竟成了同学们和周围群众敬佩的一名很有才干的好校长了。
可是，事情并不都是那样的平静与美好，他的这些举动毕竟还不能超越其他教师多年来形成的“忠诚党的教育方针”的传统模式，很快就在其他教师心目中失去了威信，处于一个被动、尴尬的境地，有许多毕业班的教师故意对我们表现出消极情绪，下课后甚至连人也找不着了。
初中学生的自学能力当然差多了，在这偏僻的山村中学，离开了教师的指导，就失去了一切求学得机会，这下倒好，我们这些补习生成了大家的补习教师，弄得我们左右为难。在我们记忆中，我们初三.一班没有几个能和我们共同研究解决难题的同学，有的则是几个应届的“小精灵”，他们都是思维敏捷，智商较好，但就是阅历较少，经常在这几乎无课外阅读条件的地方形成了他们那种单向的直线思维模式，面对这样一个复课环境，我确实有些着急了，心情越来越不稳定，逐渐地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一点留恋了。
已是末伏地季节，可午天的太阳还是那样地刺人，一节体育课下来，我的情绪明显地被破坏了，望着那活蹦乱跳的同学，我既羞愧，又感到孤独，大伙儿都去宿舍冲洗去了，我却站在院子里发呆。
“老四！”一个不大的声音似乎很兴奋地喊。
我一转身，禁不住愣住了，这不是我们的老三田存贵吗？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存贵！”我激动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你回来啦？”
“恩。”他看着我那有点失态的激动的神气，不好意思地点着头。
“走，到我宿舍里去。”我仍然很兴奋。
“不啦，”他可能怕人太多，望了望眼前的宿舍门犹豫着说，“你先忙吧，我在杨老师这儿哩。”
我再不容他说什么，拖着他向学校外面的坪底下走去。这时，我才注意到，存贵一年来似乎长高了许多，那红肤色的脸蛋仍是那样稚嫩、静美，嘴角似乎平添了许多软须，穿一身浅白色的夏装，显得很轻松，脚上那双黑凉鞋已经很旧了，但仍是那样地得体和谐，周身散发着一种纯朴的自然美。我们在沟底的小溪旁坐了下来，由于一年时间不见，双方都显得有些矜持，可他仍然是竭力的以那种亲切的话语和我侃侃而谈。
听他说，离开郭西中学，他并没有去参军，而是去了山外的姐家，后来在山外某县城中学续读初三，这次回来是他和杨全欣联系，毕业前赶回田沟中学报名参加考试的。
听到这里，我心中顿时有一种难言的羞惭和压力，一种说不清的渺茫感笼罩了我的心田。
在我们林远山区学生的心目中，普遍对来自山外扶眉、岐阳等平原县区的考生有一种神秘的崇拜感和嫉妒心理，他们往往是在那些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学习或复习后，凭借山区分数线照顾得低而考取中专、技校，每年听说都是这些外县学生占去了大部分升学名额，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我们山村中学，既要“怕”那些山外学生，又要“怕”城里读书的干部职工子弟，自己努力不足，加上对这些大地方人的盲目崇拜，这种愚昧心理，很显然成了大多数学生竞争的不利因素。
也确实，到现在我对自己也实在不敢抱自信的态度，跟班复习，每门课都象上新课一样照本宣科，所看到的课外资料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在流行什么模拟试题、自测试题，我每见到或听到都抱着好奇和崇拜的心情去索求，拿到手里，便如获至宝，可就是现在，有些被带课老师斥为钻牛角尖的偏题、怪题，仍没有得到答案，只能任茫茫的思绪再度迷茫。
看到我这种似乎不高兴的样子，存贵在一旁也似乎明白了，但他仍是那样亲切地劝导我，并举例说，他的英语、作文都很差，以后还得相互帮助，争取两个人都考上，我只是苦笑着，表现出友好的神情和他回到学校。
摇摇晃晃一个年头过去了，我带着家里人和老师的期望去县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升学考试，这次考试既是录取高中生又是预选参加中专考试的一次地区性统考，作为一个复习生，我几乎对这次考试不抱什么恐惧，但内心仍翻腾着一种激动的情绪，使人有些冲动和不安。
六
六月的林远县城，掩映在一片翠绿的天然屏障里，四面林山，碧翠连绵，繁茂的树木草丛中，零星的点缀着些小白花瓣，阳光照射下的林间，凉气透骨，居栖着各种啾啾作鸣的鸟虫。宽阔平坦的街道，虽然被太阳照得白花花的，但仍不觉得太热，空气里游动着一丝丝令人惬意的凉风，这美丽的小县城，不愧为避暑佳所，经过大自然和那些穿红披绿的游人的点缀，显得更加富有生机，一片繁荣的景象。
已是收麦大忙的季节，田地里的庄稼翻卷着一排排金浪。望着那赤着膀子，被太阳晒得黝黑而正忙于收割的农民，我不禁想起家里现在该忙成什么样子，父亲和哥哥又要在天大亮之前赶起那两头老黄牛，操着镰把，背起一袋黑面馍，上灰坡岭那古老的山坡路，挣扎上一整天，到天黑时才能疲惫地在回到那破烂不堪的小屋里，可我却站在这城市的洋楼前，幽闲地观看来来往往的行人，这雾蒙蒙的天空看起来是那样的陌生、浩渺，一种悲悯和思念的压抑之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我仿佛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孤儿，站在这极不属于自己的尘世里，惟觉孤独和伤感，心中象是塞了一团棉絮，泪水止不住地涌出了我的眼眶，我再也不能那样浮浅的自卑、恐慌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沉默和自信，这种有点使人觉着舒坦的镇定情绪一时竟使我变得孤傲起来了。同学们觉得我象换了一个人，不可亲近了，我就是这样默默地走过街道，上下考场，连续三天在一种紧张而又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回到家里，我终于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虽然那关键的将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试就在眼前，但我仍象以往每次考完试后一样浑身觉得轻松了许多，这并不是我已经自信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茫然无措而要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式的怯懦心理。真的，在此时，我看着父亲那显得越发苍老和哥哥那永远没有笑容的脸，我再也不想去参加什么补习和考试了，不知为什么，这种一直被我压抑着的心理，此刻竟显得那样地强烈。
是啊，听到我在学校经常吃不好，穿得破破烂烂的样子，老人们曾几次衷心地劝我：“快别受那份洋罪了，帮你爹把地种好是正经，往后政策还不知咋变，咱穷人家考上个学可咋供得起哟！”
这何尝不是衷肠心曲，我也曾多少次听到其他人在我父亲面前说：“快别叫娃再受那份洋罪了，外遭孽哩，人家娃娃念书都白米细面的，我几次见这娃背的那馍磁米实眼的，外叫人笑咱先人哩……”
可是说什么都没有动摇我的心，我总觉得祖祖辈辈吃苦受穷，黄土地上汗没少流，日头没少背，可到头来还是穷得叮当响，祖传的犁把不能丢，安分守己，坐持家珍，视出外面的人为“二流子”、“逛鬼”，谁家跑了点生意，认为是亏了别人的良心钱，搞投机钻营，不给后人积福，迟早那一天要倒霉的。如此传统的保守、愚昧思想始终禁锢着他们的心灵，这飘着厚厚的封建尘埃的角落，吹不进一点时代的风浪。书本，它却象一块点金石，教会了我怎样去思考，它时而又象一个有趣的游戏，启迪我怎样才能通过捷径爬上胜利的高峰，面对它，我总感到前程是那样地美好，远方充满了神秘地科学幻影等待我去开采，那遥远的地方，似乎又象是谁向我招手。翻着这永远不觉厌烦的书本，我总感到生活是那样的美好，心底里翻腾着一种热乎乎的东西。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冰凉的，硬棒棒的，它实实在在地摆在你的面前。
就在我去县城参加考试的短短几天里，我家收的麦子由于没有及时拉运和管理，在雨中全发了芽，有的在捆子上的穗头，长得象生了锈的铁块，掰都掰不开。哥哥挽着裤管，脚上穿了只能看见泥巴塑成样子的鞋，那愁煞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瞪着那急切的眼睛问了一下我考试的情况，吧嗒了两口饭就又走了，父亲还是那样默默地，腿脚也是那样匆忙地向前迈着，显得更加蹒跚的样子，他回来收拾好一布袋馍，只喝了一碗开水，就边拿着一个馍边就着刚摘下来的一根辣椒，赶起牛走了。晒好场里的湿麦子，向母亲打了个招呼，我就提了一壶水上灰坡岭来了。
70年我家搬到三溪队，一同下来的我们五家，队里口粮紧，开始每年分口粮都要扣我们每人三十至五十斤，因为全队的地亩数有限，灰坡岭和草台塬是队上两个重要的山庄，队里就一直想把我们这些外来户撵出去做山庄，但灰坡岭是个恶性水土条件，经国家普查已不在允许住人；草台塬又在崖背梁的梁巅，距水源十几里山路，塬上荒野空旷，狼豹出没，不能居住。队上实行这些土政策，本来都是国家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只能从口粮和工分底子上来进行盘剥，因为岭上下来的人大多数身体素质都较差，让我们也无话可说。就这样，我们在这穷山沟里又过着比别人低一个等级的穷日子。八个年头从我们那填不满牙缝的日月中挤过去了，历史在这里换了一幅面孔——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了。
经公社党委批准，我们队实行大包干。队上实行土地回老家。他们把原灰坡岭经几年撂荒得更加贫瘠、荒芜的山坡地，当作以前几年住人时经常侍弄、上粪的庄户门前地，定为一、二等平地分给我们，就这样，我们只能利用良心施舍给的、那每人半亩河滩川地种一些玉米、高粱等高肥作物，继续留住在这小山村里，土地全在灰坡岭，来回十几里山路，中间隔着那纤纤欲绝的黑水河！
下了门前那道沟坡，经过几户人家的庄院，我又来到了黑水河边，这股平时澄清可爱的小溪，经过这次暴雨的袭击，已经变得汹涌、浑浊，一泻而下，岸北比这水面更高的水浪冲刷过的痕迹依稀可见，滩地的草丛边上，堆放着人们从洪水中打捞出来的木材和几页废木板，平时人们经过时搭建的独木桥早已没有了踪影。望着这毫不留情的洪水浊浪，我真的有点可怕了，因为我从小就有晕水的毛病，可今天，我象是受了谁的气一样，心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愠怒，哪能这样后退呢？我挽好裤管，赤着双脚，向水中走去。
山里人过急水河，一般都是一手提着拖下来的两只鞋，另一只手按住挽起来的裤管，然后双脚尽量不要分得太开，在水中边摸索边滑行，腰板要挺直，眼睛径直朝前看，只凭脚下的神经和大脑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判断水势，看一眼河面，便会发生晕水；双脚分得太开或稍一抬起，湍急的水势便会从脚底下冲过来，使人重心不稳而被涌倒。一旦重力失衡，人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就更需要镇定，然后转身朝上游方向使劲站稳，静一会儿心再刹住脚向前滑行。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既感到烦躁，又觉着窝囊，刚一下水，只觉得透骨的凉，脚下被踩起的沙子石块，随着水流从我的腿肚子边蹭了过去，脚底轻飘飘的，象是被谁推着，突然我感到象是踩到了一个大石块，脚下一绊，右手便本能地一挥，没抓牢，水壶掉了下去，随水漂走了，我心里一慌，回过头来，刚准备去摸，只觉得整个河面象是一叶飞驰的扁舟向我冲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一阵冰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睡在别人家的炕上，厨屋里亮着晕暗的灯光，屋子外面，能听到忙乱的脚步声，但却没有人说话，我刚想挣扎着爬起来，打外面跑进来一个人来，可能是太紧张，被门槛绊了一下，在脚地刚站稳，朝我恐慌地瞥了一眼，便对门外喊道：
“妈，他醒来啦！”我这才认清，是素芳。
素芳今年也刚十七岁，从郭西中学被撤后，她就从初三回来，再没有去念书，我从田沟到现在一年多了，再没有见她。这时只见她陪着她妈忙这忙那，默默地也不多看我一眼。
素芳和我一个辈分，我称她妈叫三妈。三妈掀开被子，扶着我坐起来，问我感觉咋样了，我刚想说肚子胀、要吐，还没等开口，肚里便是一翻，“哇——”一股带着土腥味的浑水便吐了出来，素芳早已拿来一个准备好的盆子接在下面，但由于我倾身过猛，一下子吐了她一头，我刚想直一下身子，又怕弄脏了被子，心里还是一阵阵发潮，素芳看出了我的意思，赶紧伸出端着盆子的另一只手把我的头按了下去，经过一阵子吐泻，我感到轻松多了，胸口也不太闷了，但脑子里还是昏沉沉的。这时我才听三妈说，中午我被洪水一直冲到村边曹坪河的浅滩处，人们发现，才把我救了下来，当时我昏迷不醒，素芳她爹把我背到一个打麦场，放在一个碌碡上，我吐了一大滩水，把大伙儿都吓慌了。三叔把我背到他家，现在正忙着托人找医生，他上灰坡岭叫我爹去了，还没回来。说完就忙着安顿牲畜去了。
怕我冷，他们把炕烧得热乎乎的。躺在炕上，泪水禁不住模糊了我的双眼，记得小时侯，每逢过年过节，三妈总是带着素芳来到我家，给我们全家人做顿好吃的饭菜。母亲有病瘫在炕上，哥哥到爹的窑里去写字了，姐姐正帮着三妈烧火，剩下我和素芳两个人，一直跑到院子北边的土坎边上，或走上那长满荆棘的坡路，坐在那棵苍枯的桑树根上，玩耍那“磨面面”、“过家家”的游戏，我们把崖头塌下来的土块搬来，压细后，在从那棵老枯的槐树的空心洞里溜下来，就象队上用磨面机磨面一样，我用废铁盒或者塑料壳把压细的土块一次又一次从上面往下溜，素芳头顶一块花毛巾，就象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在下面接，一块块黄土疙瘩，被我们溜得细细的，然后装在一个塑料纸袋子里，就仿佛是磨了一袋子白面，高高兴兴地望着它，等待过年蒸白馍。到了冬天，我们每人穿一件开了花的破棉袄把些干柴禾拾起来，在土坎边挖一个小洞，学着村里人烧木炭的样子，弄得两个人满脸的灰。
不知不觉，岁月在流淌，年龄在拔节，我们如今都到了青春妙龄。儿时的嬉闹和追逐的欢声笑语早已被纯洁的云块带到了天边，童年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生活只能用心中那深深的眷恋回忆，双方心目中已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层隔膜，日子在矛盾和不安中度过，谁也不知该说什么。
这场惊扰，明显地忙乱了哥哥，这天中午，他重重地丢下一句话：“算了，快好好地当你的先生去！”
我明白，这是他和爹商量好，叫我去放那两头牛，在山上顺便看看书，准备考试的意思。
放牛可以，看书也行，但对于这次考试，我已经觉得不值一提了。人，在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责任被无意间失去而视为推卸的时候，就要对他所做的事情抱更大的责任和信心去闯。我现在只觉得，不到几天时间，我就象失去了自己，简直窝囊！出于对家中宽慰，我夹着几本书去放牛了，还和父亲一样，再扛一把镢头，挖些野生的中草药。
空旷的山野，丛生的灌木林遮去了山脊的贫瘠，连石子遍布的山坡上也长满了野草，周围茫茫地一片翠绿，野生黄芩、柴胡零星地长在各种草木之间，山桃野杏，蛇游鹊鸣，大自然正是一个怀孕的季节。
—— 一切都在自然的孕育之中！
七
下午放牛回来，正碰上从田沟中学上学回来的同村同学。今天可能又是星期六，他们七、八个人结成一伙，都背着装干粮馍的空口袋，说说笑笑向村子走来，看见我吆着两头牛，扛一把镢头，他们有的笑着向我打招呼，有的则仍默默地走着路。按家乡的习惯，考不上学回家务农那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于是，我也便很随和地和他们说话，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
“杨老师叫你这几天来学校复习课哩。”春莲对我说。
春莲和我一个队，论辈分该叫我叔，但年龄相仿，又是同学，我们之间说话很随便。
“你快好好念，我可能再不去了”我苦笑着说。
“真的，他叫我捎话给你的，说学费方面你再不要操心了，只要你来，他会给你免学费的。”她开始认真了，语气有些恳切而显得执着。晚上回到家，我和父亲商量这件事，父亲说你们都大了，你要商量就给你哥说一下，我再没有言语。
对于上不上学，我一时也好象拿不定主意。去上吧，自己已是两届高龄的复习生了，按说今年中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各门功课自己都是加强训练，课本上的复习总复习之类的强难度题我都攻克了，且根据这类题目又增加学习一些课外指导书，包括带课老师的教学大纲指导性题目我都借阅，在同学和老师的心目中我不但是全班第一，而且是全校的头号种子选手，今年的中考名额非我莫属了，但谁知天外有天，数学考试中偏又冒出一道自己见也未曾见过的题目，当即就把人给吓懵了，老虎吃天简直不知该从哪里下爪子，其实考试毕和同学们之间一打听，这道题才很简单，还没有我们曾经演算一大张甚至两三张的函数式难度大，关键是要把那个函数的指数先进行因式分解，通过分解和一般代数运算所得数字竟是一个“2”，然后再根据“2”次函数式绘制抛物线，求解，回答以下的每个问题，轻而易举地得到20分，可我竟被这道题目给吓地倒回去了，整个20分没得，而这次考试总成绩竟离分数线只差2分，悲剧！
生活，喜欢幽默的人，这次考试似乎也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多年来由于故乡憨厚沉重的父老乡亲，特别是多难的家庭和家庭贫苦的气氛造成了自己那种刻板守旧的思想和性格，那就更是一种必然了，从这里我仿佛也悟出了一种道理，不论是在生活中处理各种现实问题还是学习上采取什么方法，都需要一种钟秀空灵之气，思想领域需要多维空间的容纳，并在这个空间里尽可能地呈曲线型的轨道运行，对，开辟多维空间，进行曲线思维，打破那种多年来形成的单一的直线思维方法重新面对生活，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对上学没有多大的信心和愿望了。放牛的生活并不是不好，看着牛儿在山坡上饱餐的情景，我的心也同时得到了一种满足，一种心灵的慰籍，实实在在地在我的喉咙一下的胸腔里奔突，我发现牛儿最爱吃的草是新鲜的毛牙草和各种香蒿、树叶等，如果哪里的草被其他牲畜践踏或者被粪尿污染，它立刻就打一个响鼻把嘴伸向另外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它吃着吃着把嘴伸向我的腰腿间，用鼻子嗅着，友好地煽动着两只毛茸茸地大耳朵不住地摇头、撒娇，任何一种动物都可能有感情，包括牛和人，我立刻爱上了这种与牛为伍的放牧生活！
八
从夏收结束到秋播种麦这一段长达两三个月的伏天天气，家乡称之为忙毕。忙毕是人们紧张而繁忙的夏收结束后的一段空闲，公购粮交售结束后人们便习惯于赶集赶会，走亲访友，相互询问今年收成如何，去年都种了些什么品种，哪些种子适合附近地区种植，就相互兑换一些。更多的人则是相互走动一下，各自给自己的儿女托人打听看能否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象，结一门象样的亲戚，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安排生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
这天中午，我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给牛割了一捆青草，正好碰见邻居三妈也正在她家秋田里侍弄庄稼，说了几句家常话，三妈对我说：“你韩老师想托人打听把他家的二女子淑芳说给咱队上的后生，他认为，你和你哥当时在小学时学习都好、聪明，我问过你爹，想把淑芳说给你，你看行不？”
“我 ……我现在还没考虑过说媳妇呢——”
我有点慌乱地嗫嚅道。
晚上我们父子三人躺在炕上，开始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眯眯糊糊我已经开始有了睡意。
“你三妈来说，给志华说了个媳妇着哩，是你韩老师家的二女子。”我听父亲这样对哥说，声音有些晦涩。
“说哩就给人家说吧”。哥听起来没有好声气。
屋子里再也没有了说话的声音，只有煤油灯芯燃烧时不时发出的丝丝的声音。
我的睡意立刻没有了，脑子里翻卷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心头似乎更是激动不安，象被注入了一种兴奋剂。
我兴奋的原因，并不是说要给我说媳妇了，当然每个青春少年一旦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都会自不自觉地感受到惊喜。我兴奋的原因，主要是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视，从小长到这么大，我并没有得到家里的重视和关心。记得有一次，父亲卖掉了槽头喂养的一头猪，从乡供销社给我买回来一件崭新的线衣，第一次望着那鲜亮的颜色和光洁的外表，我的内心一阵阵翻涌，我突然觉得我想笑，那时如果真的让我笑出来一定很好看，但望着父亲那依然沉重的面孔和哥哥爱理不理的神情，我还是没有笑出来，正好一只鸡打翻了放在炕边的簸箕，豆子撒了一地，我赶紧弯腰去拾，正在蹲着一粒一粒捡拾撒落在土脚地上的豆子时，我忽然觉得心上一热，大颗大颗的泪珠掉在了地上，眼前顿时模糊不清，只觉得两行热辣辣的泪水从脸颊上流淌下来，嘴角感到一种温热的咸味。今天晚上，我从心底里也似乎感到一种温热，但却不想笑出来，脑子里不断掠过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加上热炕和棉被的作用，竟使浑身感到一种燥热，背上象有许多麦芒在刺扎一样。
韩淑芳，是韩老师的二女子，我们可能见过面，但此时我却对她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韩老师的形象却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一样逼真。小时候，当我还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贪玩的时候，是韩老师亲自上门动员我去村学校念书的，他穿一身洗得发白但却十分整洁的中山装，戴一顶同样经过浆洗且边沿开始脱丝的黄帽子就坐在我家炕对面那条长凳子上和我母亲交谈，神情显得端庄、和蔼，语气平和且深沉，声音浑厚而低缓，我倚在母亲的怀里，对他的威严和神圣的感觉第一次映入了脑际，接着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好几次都因为我怯懦，胆怕哭闹着跟父亲跑回来了，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而晴朗的早晨，父亲送我去学校后，我看见教室坐满了学生，宽敞开阔的校园、操场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韩老师在土楞旁等待接我进教室，整个呈现在眼前的院子是如此严肃庄重，父亲离开时，我又要转身去扯他的衣襟，这时韩老师发火了，随即一把揪住我，二话没说就朝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我立刻被震住了，随后跟着他进了教室，先是紧张、继而好奇，两眼死死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几乎每天都给我们讲课，然而带课最多的还是语文，他在黑板上写的每一个方块汉字，在我的眼里就仿佛和书本上的宋体字没有什么两样（韩老师的楷书功夫就是不错，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很快的，他带的课我都听懂学会了，且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全班是第一名，我的语文课成绩多次出现红笔批写的100分，以致后来每次考试得不上100分就几乎象没有及格一样教人懊丧，平时背读拼音、汉字以及后来学到的词句、课文我都是第一个过关，放学后其他没有完成背诵任务的同学韩老师就交给我来监督，一次次的好奇和满足以及对韩老师那种说不出是崇拜还是惧怕的心理体验，从而使我的语文基础得到了扎实的锻炼，成绩也一次次的出现优秀，以致后来语文课背得滚瓜烂熟而数学却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的差异，为此，又吃过韩老师的不少巴掌。
“韩老师”，是一个铁铮铮、响当当的名词和形容词，威严的背后深藏着太多的善意和良苦用心。他能托人许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苦家庭来说还能有啥说的呢？
但是，每当我在对面山坡上放牛，看着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大本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一个个从贫苦的山村走出来奔向祖国各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有的则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终身，戎马一生，四海为家，从而受到劳苦大众的热爱和拥护，那种英雄气概和顽强精神又似乎一剂强心针注入我的体内，再回头看一眼这个深藏在大山中的小村子，想想自己的父母、兄长，仅仅为了吃饱肚子整天捆绑在土地上，有时干上一年，粮食还是不够吃，终生守着自己的家，从不到外边跑动，从而导致思想落后，默默无闻，于世无争，贫穷、落后、愚昧、疾苦恶性循环，我还能在这里呆下去么？我希望能到外面去，哪怕是去看一下，也要知道人间还有许多新鲜的事物以及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更深刻、更博大、更微妙的科学道理和智慧的结晶、哲理的思索与启迪，从而使自己变得理智、坚强、富有，更加博大、精深，摆脱庸俗、自私、浅薄和狭隘，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
——我能做到么？
九
杨老师也真的是说到做到。
我从家里背了一袋馍，父亲满腮泪水送我下了门前的坡路，我便来到了田沟中学。学校只收了我五元钱的水电费，我一时没钱，先挂在了账上，便去姐家取我的铺盖行李。由于去年一年时间几乎半年在姐家吃住，我并不感到生疏，他们也象自家人一样，没有太多地跟我客气，我顺便朝姐夫要了五元钱，吃过饭后背起铺盖行李来到了学校。
学校的老师过了这一年，似乎也有了调整，调走了四名，又同时调来了四名，似乎有的以前也听说过，都是附近几个乡的人，这些我都不太关心。一同参加了考试的十几名同学也有八九个回到了学校参加复习，关系最好交往也深的有田建强、朱林生和高利军、袁炳均等。
一提起田建强，我的心里似乎立刻就有了寄托，再不会感到空虚和寂寞了。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下午最后一节自习时间，偏西的太阳把柔和的霞光洒进教室的所有空间，同学们都在看书，我穿一件麻灰色的宽大极不符合身材的粗布衬衫，被杨老师领进教室，同学们不约而同的抬起了头，各种各样的目光刷得一齐聚到我的身上，有的含着冷漠，有的含着厌弃，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和几乎每个女同学一样都是那种俾睨的嘲弄神态，正在我窘迫、慌乱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了单桌独坐在最后一排的田建强，他正朝我诡秘而期待地微笑着，列开的嘴巴和眼角调皮地向上翘起，两只大眼睛带动着被夕阳映红的鼻翼显得生气勃勃，让人立刻想到春天的原野上一株盛开着的粉红色的蔷薇花。将近一年时间我俩相依为伴，他的二哥从部队复员后在乡广播站工作，他家也离学校不远，我经常和他一起在广播站他二哥的宿舍里睡觉、吃饭，讨论各种问题，他简直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左臂右膀，似乎一刻也离不开。
大个子高利军今年也来复习了，他有一个姐姐去年比他低一级今年也正好坐在了一个教室里。我知道，他是为考县职业中学的，今年竟连高中录取分数线都没达到，他有个舅舅，听说在市某建筑单位当副经理，县职业中学土建班要招一批学生，他舅舅便让他考职业中学以后好把他安排到市上去工作。他的父亲是他们村上的主任，家里经常要接待从乡上或县上来检查落实各项工作的国家干部，长期地耳濡目染过早地练就了他能言善辩、与人为善甚至巴结奉营的随和性格，由于家中经济条件较好，他的吃穿用度都比其他同学显得富裕，加上他自己善良大方，在同学中间印象也好，威信高，上学期他担任班上文体委员，今年可能又担任班干部。
因为我来得迟，被安排和朱林生坐在最后面的一排。朱林生个头不高，为人严谨，性格沉稳，不善言谈，但却有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眉宇间流散着一种豪放的雄气，加上那对明亮的眸子，一切可知可疑的事情尽在不言之中，我开始对他有一种敬畏和跃跃欲试的感觉。
时令已过了秋分，经过早晨那种冰霜严寒的侵袭，午后的太阳仍然刺得人一阵阵爊热。迎接全县中学生作文、英语竞赛的英语选拔赛正在田沟中学初三.一班教室里紧张地进行着，监考的是今年新调来的一位名叫宋尚萍的英语老师，杨全欣校长也亲自来到教室，两只手习惯性的背在后面，在走道里来回转悠，他并不认识英语，也不懂英语课中的语法和格式，他只是根据每个同学答题时的神态和表情来判断看谁真正学的好，能应付过这次考试，更能经得住县上的考验，他关心的是在这次县上比赛中能否拿得上奖，这就靠这次考试后成绩排在前几名的几位学生了，上次数理化竞赛，学校派了五名学生前去参加，结果一名都没得上奖，学校总成绩排列在全县倒数第一名，县教育局前来检查工作时弄得使他很难堪。这次一定要精选几个精兵强将哪怕是得个三等奖也绝不能再滚零蛋，更不能再给其他学校垫底。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也就显得格外急切和认真，每当有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的时候，他就急忙将那种一般领导对待下属时的质问、谴责甚至埋怨的目光投向宋尚萍老师，弄得宋老师也不敢懈怠，赶紧走过去俯首帮那位提问的同学解释清楚。
这个长达两小时的初赛考试使人感到沉闷、压抑，时间可能刚过一半，我便站起来准备交卷。杨老师问：“答完了没有？”我说：“答完了！”他说：“再认真检查一边，不要急着交！”，他可能觉得我上次考试没有认真检查，急着交卷才弄得少得了二分耽误了一个中专名额，所以显得有些气愤。宋老师赶紧走过来，俯下身子，仔细地帮我检查，看完我的卷子，她似乎满意地笑了一下，也附和着说：“再仔细看一边，等会儿再交。”
通过学校认真筛选，我和田建强、朱林生、袁炳均还有其他两位女同学一块前去县中参加全县作文、英语竞赛，我和炳均以及另外一位女生参加作文竞赛，并且让我还同时参加英语竞赛，同学们对我都抱得希望很大。
来到县城第二中学，我遇见了原先在郭西中学时的郭树田老师，郭老师热情地招呼了我，把我带到他的宿舍，询问了我今年的中考情况后，关切地问：
“你愿意到二中来吗？”
“二中”？我有点受宠若惊。
“你若想来，我给你联系一下，你回去就办转学手续。”
到县城去，并且亲自进入县二中和其他同学一样，吃饭睡觉读书并正常地在校园来回走动，这对我来说仿佛是件很遥远的事情，简直就不敢想象。就是在田沟中学，望着其他同学大方而毫无顾忌的吃着各种做法做成的白面馍，自己那种馋涎欲滴的样子简直都教人看了讨厌，有时从家里拿来的玉米面饽饽或者用高粱面和麦面混合蒸成的黑馒头，只能悄悄地坐在自己靠墙角地铺位上背对着其他同学慢慢地吞咽，简直象是从别人地馍袋里偷来的生怕被别人发现当众揭发出来一样，每次吃完这样的饭食后，往往就要使自己的情绪低落几天，性格也变得比平时孤僻了许多，连续几天都不和其他同学说一句话。至于穿戴，那就更不用提了，去年来田沟中学时，穿的那件极不符合自己身材的麻灰色衬衫还是父亲交完公粮后从乡街道的旧衣服摊上用他认为最便宜的价钱给哥哥买的，长期由于肩扛背驮地干各种农活，背上和肩膀等地方已开始滑丝，有些地方确实已经有了破洞。一到冬上，自己只能穿一件用草木灰水颜料浆染成的粗布褂子，两只手经常操在袖筒内，如果在农村，腰间可能还要系一根麻绳。在乡村中学一般穿着这样的褂子的人还比较普遍。有时候，你经常可以看见穿着一件黑色棉袄，两只袖口和靠近脸颊的胸前被油污、汗水或其他东西染成亮灰色的垢甲壳，两只脸蛋被冻得呈现青紫色的年轻后生背着一个装满干粮馍的帆布挎包，在连接着撒落在各个山沟的村庄和乡机关这唯一的一条土路上走着，他们的步伐显得有些急促，脸上还挂满稚气，但神情却很专注，他的包里装着昨天夜里母亲在煤油灯下给他烙成的锅盔馍，可能还有一瓶淹白菜和一小瓶油泼辣子，他走着他们父母平时只有逢集赶会或交易自己的土特产时才走的那条路，他在他们父母的眼里已经是一个先生了，是一个能见着世面甚至将来也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小山村的一个公家人了，所以他有着比一般庄稼人可能有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由于相互间境况的悬殊和生活水平、知识阅历等各方面的差异，因而也就难免的有着他人所不知道的许多难以言喻的忧伤孤独、困惑迷茫和无可奈何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心理体验，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过早地背上了来自生活各方面压力的人，他的肩上多了一副胆子，心中也盛着许多希望和幻想，在未来和现实之间徘徊而过早地成熟了，有许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定夺和思量，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作一个有主见、有头脑的人。许多对于未来的憧憬、现实的思考和自己前途命运的选择或许就在这默默行走的路上一边又一边的反复进行着演绎、推理和思考，因此，我再次请求冥冥的上苍，伸出援助的双手，扶一把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吧！
由于郭老师说的这件事在我的心里震动比较大，因此，连续两天关于竞赛方面的事情毫无觉察便过去了。回到田沟中学我很快收到了郭老师给我寄来的一封信。杨校长在给我递信的时候，眼里包含着许多疑惑和奇怪的神情，因为他一看见信封上的字迹和落款就已知道是郭老师写来的，凭直觉，他是不难猜度出信中的内容的，过了两天，他突然在宿舍门前的一棵杨树下面唤我的名字，待我走过去，他便开口问：“你郭老师写信给你说了些啥？”
“奥，是我让他给我捎买几本复习资料，他来信说已经买好了，教我下次来城里去取。”我赶紧回答。
他将信将疑，很有意味的看了我一眼，再没有说话。
其实这是我在杨校长面前撒的一个谎。郭老师来信，确实说他已经给我联系好了，让我马上来县城第二中学初三.一班跟班复习，副校长屈永祥和教导主任马西宝看了我的成绩单，亲自答应认真指导，希望我莫错过机会。
不就是复习考试吗，到哪儿不一样呢？自己水平有限，又不好好努力，从自身的主观因素上下工夫，一味的怨天尤人，将失败的原因转嫁于客观条件，这恐怕不是怎样太理智的，教人怎样信服呢？
不错，现在关键不是自己的水平问题，而是思想意识和思维方法问题。长期地封闭在这样一个大山沟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有面前这座突兀的山峰，那盘错在峰腰的小径，那生长在峰巅的刺槐林，镶嵌于林中的沙棘垛，我们的父老乡亲，肩上扛一把镢头，腰间缠一根麻绳，赶着自家的牛羊，悠悠地吸着自种的旱烟，偶尔吼一声“冷寂寂荒郊外”的乱弹，显得那样的自得其乐，意满神足。冷漠、麻木、毫无生机！他们之间没有协作，缺乏交流，更缺少调侃、竟逐和乡土文化的调节，他们不懂得大范围内的团结协作，不善于搞整体布局和总体规划，殊不知一件改变自己生活处境和生存状况的事情需要团结协作，搞大规模的整体战术，这其中可能就需要配套以各种对自然条件的综合治理和对自然资源的计划利用和合理开发，他们只知道斤斤计较，急功近利，他们唯一的情感寄托就是自己的土窑洞和热炕头上的一杯酽茶以及在灶间来回忙碌，脸上挂着幸福和满足的微笑，眼睛被烟火熏得有点肿胀，但仍眯成一条缝传递着对子女的亲情和对自己丈夫的爱悦之情的婆娘，他们对待一件超出自己的负载和有效时间的农活的态度，就顺乎自然的采取愚公移山的倔强势头，许多事情，在他们的眼中，是实实在在的，仿佛一根钉子就是铁，拾到篮子里都是菜，自家的蒸馍是圆的，人家的娃娃就不乖。任何通过演绎、归纳的灰色理论往往就教他们模糊不清，是是而非；任何对于方正、对称、整齐的事物原形，他们就觉着悦目赏心，一旦有所倾斜、凹凸、奇崛的不规则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不称心的不合乎心理规范的。黄金分割给他们的启示可能就是冒失的木匠不负责任的一斧子，总之，这里太多的积淀了古老思想的尘埃，一些过于刻板、过于神圣的东西太令人敬畏。严谨、拘束的空气窒息着鲜活的生命，也限制着鲜活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严酷的冰霜只允许刺梨花儿开放！
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半脱产干部，他们平时忙于家务，只能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在自己固定的时间范围内照本宣科地给同学们讲一边，平时时间除了班主任忙于班务活动以外，其他教师便骑车子回家干自己的家务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复习生，经常要在班外时间问一些不属于课本范围内的问题，有时一时弄不清让他们猛吃一记闷棍，弄得双方都不好看，有时甚至还会红脸。
县城中学，虽然每次只有参加考试，或者竞赛时我才能有幸光顾一回，望着那威严矗立的教学大楼和平整光洁的水泥院子自己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畏缩感，副校长、教导主任虽然我还未曾谋过面，但是，升腾在自己心中的希望和聆听到来自远方的心灵的呼唤，却如此鲜活的在我的胸腔里翻涌回荡，我总觉着前方一定会有自己的知音和师友，他们将会教给我许多宝贵的知识财富，也会用更多新鲜的事物启迪我渴望接受它们的幼小心灵，尽管自己的吃穿用度都很紧张，（简直是匮乏）可能还会遇到比目前更加艰难、更难以预料的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但是为了追求新生活，为了打破旧的僵化思想的束缚，我宁愿吃更多的苦，只要是生活所必需的，我认为吃苦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我甚至觉得自己目前就需要这种吃苦和锻炼，好让我从落选的窘迫中解脱出来，重新达到一种心理平衡。
当我反复考虑，最后一次拿定主意时，我也就不顾一切的付诸实施了。
十
晚自习时间，我悄悄溜出教室，来到杨校长的宿舍。待我刚向他说完我要转学这件事的时候，杨老师便发火了：
“我就知道这是郭树田在日的鬼！”
“不，是二中的屈永祥老师，他给我哥带过班，是我哥找屈永祥老师给联系的。”我赶忙在一旁“解释”。
“你别再狡辩！这我是知道的。”他显然不容我再说下去了，但语气比以前有所缓和。
我知道，他这火是冲着郭老师发的。现在各个学校在接受上级每年一次的检查时，都实行了评分制，往往送走一个中专名额，就要占很大的份量，田沟中学，在杨全欣任校长之前，据说还没有考过中专，每年只要能多送几名高中生就算可以的很了，今年，已送走了一个田存贵，当然，如果我能去则更好，实在不能去，那等明年在去，田沟中学照样可以再得一份考核成绩，连续两年送走两名中专生，他杨校长在这个学校的政绩就算很突出了，说不定还能被县上重视，担任其他更高的行政职务哩。因此，他一开始发火，首先是狠骂了郭树田老师几句。
“你再考虑一下，能不能不去呢？”他已经恢复了平时的和蔼态度，笑着对我说。
“人家已经给我联系好了，我准备下周就去。”我怕说屈老师他不信，又不敢直言郭老师，只好这么模棱两可地说。
“我保证，你今年在这里复习一定考上学，如果再考不上，我就安排你在这个学校参加工作，怎么样？”他的语气很坚决。
既然我已经开了口，他又一口咬定是郭老师拆他的台，如果此时再回头，与我和郭老师都不好，我便索性坚持下去。
“就这样，你回去继续上课，安心复习。”他用领导的口气命令我。
第二天是星期六，早晨上完课，下午只上了一节自习，同学们就放学回家了，附近的老师也各自骑车子回家了，学校只剩下几名离家较远的老师，杨全欣可能也要回家了，我捆好自己的行李，就去姐家给他们全家人打招呼，顺便归还上次我借他们的几样东西。
待我再次返回学校，准备去宿舍背自己的行李时，我的铺盖卷连同书本、碗筷早已没有了踪影，杨校长已经提到他的宿舍，锁上门骑车子回家了，我登时傻了眼，想不出他在提我的行李时，该是怎样一副生气的样子。
田沟中学从家乡郭西这边到学校任教的老师一共五名,基本上都是在郭西中学时给我们带过课的,一到田沟来,大家彼此间都顾及乡党的情面，师生之间，不管谁有什么在校内影响较大的事情，都会自觉地出面照顾，这时候，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今天还没回家的几名乡党老师。
“你杨老师就这脾气，你要走就走，就不定他过几天气消了还会把东西给你送来的。”于世东仍这样无所谓地和我调侃着说。
他平时一副乐哈哈的样子，对任何事情都觉得无所谓，在其他教师中，最他年轻，所以我们平时似乎没有大小尊卑之分,说话也很随便。
“书本被子都拿走了，我去时用啥呢？”我怨忿地嘟嚷道。
“你们复习生好几个哩，你看与谁关系好，先去教室拿他的书用着，至于睡觉，咱郭西那边都在县中复习的也有好几个，你不认识，我可以给你介绍。这能难住人吗？”和我一个村的郭德全老师也这样鼓励我说。
这倒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我也决定豁出去了。
我从朱林生的桌兜里拿了几本书，就趁着天黑之前回到了家里。
当我把这些关于转学、逃跑的事情向家里一陈述，哥首先感到了惊慌，他训斥我不该这样和人家作对，他还怕一旦杨校长追查到家里，影响全家人的声誉和其它一些上面的事情不好应付。我没有言语，却想着今年的收成不好，如果真的在县城读书，该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事，他见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也便没有言语。
父亲自从那次把我送出门以后，这次回家他也不再过问我的事了，他可能认为，我已经长大了，这几年也来回在外面跑动，把家里也折腾得够呛了，村上象我这样的后生，有的已经开始成家了，他们也便开始在家里干一些扶犁耕地和肩扛背驮的重要农活了，他们的父亲会在经常出山劳动时都带上他们亲自指导，给他们手把手示范各种农活的做法，比如象扶犁把、扬场、铡草等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的具体做法和步骤等，不住地在一旁唠叨怎样才能简便、省力气又不耽搁时间。以便以后三五年内单门独户过光景时少受些熬煎，把各种农活做得像样些，不至于叫别人在路过自家的庄稼田时笑话说：“你看外谁家娃他爸给娃就没好好教，把庄稼做得象脚划下的一样。”
在农村，做庄稼种地人人也都同样有比较，谁家种麦时地耱得不匀，胡基没有打碎，种子撒得不匀，立刻就会在明年春季小麦返青时清晰地映现出来，现在都是责任田，从路旁经过时，一家一家的绺绺田就仿佛代表着主人家的面孔一样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也就会在路旁议论今年谁家的麦子长得好，可能是去年种得细致，肥料施得足，今年的收成一定不赖等闲余话题。可我如今已经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还没有亲自扶过一回犁把，更不用说扬场、撒种子了。每年寒暑假回来，顶多干一些放牛割草，或者给父亲干其他活时在一旁打个下手而已，这次考试再度落榜，父亲也就可能认为我不是读书当官的那个料了，干脆给我说个媳妇，慢慢学做农活，在农村过一辈子算了，可我们仍贼心不死，一个劲的在外面胡折腾，他可能就难免有点伤心生气了。但是，此时此刻，我一旦要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提起那些自己曾一遍一遍地反复考虑过的问题和眼前已经搞成的这样破败的局面，我也就只能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了，在学校，同学们之间不是流传这样一名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十一
在家里背了一袋够一周时间吃的馍，我走上普华坡，乘车来到林远县城。
一下汽车，首先展现在我的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柏油街道，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各种小摊点星罗棋布的散落在街道两旁，矗立于街道中心的邮电大楼远远望去显得肃穆、庄严，给人一种深灰色的质感。
按照上次参加竞赛时走的路线，我径直来到第二中学郭树田老师的宿舍。郭老师还象上次见面时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和郭老师在学校灶上吃过午饭，他便领我来到教导处马西宝老师的办公室。
班主任田富远在带我到班上时，已经知道了我的具体情况。班长何建新和我是同乡，他哥何建峰在市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县一中任教时，他就转学到二中来的，所以，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通过田老师介绍，何建新便毫不犹豫地带我到宿舍他的铺位上休息，我俩一见如故，便亲切地攀谈起来。
建新家就住在合阳塬原来的郭西中学附近的何家桥队，但是他没有在郭西中学上过学，小学毕业后，正好他哥从市师范毕业，他就升到县二中上初中，他文质彬彬，谈吐风雅，思想灵活，擅长交际，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从他的身上，我总能感受到家乡人那种质朴、淳厚、风趣大方的某些气质来，厚重抑扬的乡间土语总让人感到亲切自然，不用说，我俩便结伴同伙，同餐共寝，宛如一对亲兄弟。
在他的帮助下,我便很快地熟悉了学校的环境,也同时适应了班级的学习、生活气氛。副校长屈永祥给我班带数学课，马西宝带我班语文课，班主任田富远是这届初三级五个班的政治课老师，郭树田仍和在郭西中学时一样，带初中二年级五个班的语文课，我们之间似乎平时见面不多。初三·一班听说是学校特意组织的重点毕业班，许多“高材生”都聚集到这个班上。
晚自习时间，马老师来班上检查秩序，他仿佛是特意来了解我在班上的安排情况的。他一边踱步，一边向同学们讲述了一个曾经他介绍和推荐，在这个班上复习，最后以全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省级某航空专业学校的一位毕业生的感人事迹。他可能觉着我刚来校时显得有些拘谨、畏葸，不够那位同学热情奔放，所以在讲到那位同学在他的宿舍借阅资料，如获至宝时的情景时有意朝我瞥了一眼——那位同学的名字叫贾维国。
学校的生活比乡下中学似乎稍有改善，同学们在自己所在的乡镇粮点卖上一部分小麦，然后把交售发票送到学校总务处，再交上一部分灶费，灶上就能在街道粮油门市部购买面粉和蔬菜，统一蒸馍、炒菜，学生凭饭票在开饭时间排队打饭，这样，每次吃饭就可以吃到新鲜一点的饭菜，当然，费用就要比乡下中学高一些。
展现在我面前的当务之急，也是最不好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便是生活生计的安排。
和建新一块在灶上用他的饭票买回两碗拌汤，一份素菜，泡着我从家里背来的黑面馍，一直吃了一周时间，后来就全靠他自己的饭票了。天气一进入深秋也就越来越冷了，晚上我俩合用一床他从家里带来的被子，往往到了后半夜就被冻醒，最使我们觉着开心便只有星期六晚上了，每到周末，附近邻乡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俩便把他们三四个人的被子和褥子全都承包下来，铺得最厚，也盖得最多，早早睡下一直到第二天半早上才起床，以便充分享受一下一周来没有过的舒服和惬意，仿佛要把这一周没有睡好的损失全部夺回来似的。
十二
立冬过后，山区的农历十月间便开始下起了雪。这天是星期四，和我同村的五班同学姚玉宏准备去田沟乡，他的父亲姚俊海在田沟乡任乡长，我俩正好同路，我要去田沟中学取我现在仍“留”在那里的铺盖行李。因为并不像于世东老师所说的那样，杨校长会亲自给我送来的，况且我是在没有经他允许之前离开学校的，前几天同学中间还流传说杨校长给我把处分贴到街道上了，我想他一定很生气，在学校宣布处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一出校门,我才感觉这初冬的天气很冷,田野上,凄厉的西北风挟裹着零星的雪粒袭击着人们的脸颊和脖颈,天阴沉沉的,空气也很潮湿,仿佛能拧出来水似的,我们沿着澄水河畔的简易公路,步行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林远县城东北的澄水乡。这儿离田沟还有三十多华里路程，且都是山路，雪比我们走时下得更猛了，雪粒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雪片，我把穿在身上的那件粗布褂子往紧里裹了一下，两只手操在袖筒内，竭力地恢复成在农村时家里人每到冬天的那种姿势，身上觉得好像暖和多了，玉宏说他路熟，叫我只管跟着他走就行了，雪一大，加上附近村庄炊烟的作用，空气雾蒙蒙的，我怕说话多影响他辨别方向和路径，就跟着他只管默默地低头走路，脖子后面不知是走路时间长出了汗还是雪片融化太多，湿漉漉的向背上渗流，眼前只能看清玉宏的两只脚在向前移动。我们赶到田沟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天黑得严严的了，玉宏去了乡政府，我便径直来到杨校长的宿舍。
杨校长不在，房子里有两位木匠师傅正在忙着给刚刚打好的家具上漆，我坐在他的火炉旁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烘烤我一路上被雪水浸湿的布鞋。
杨校长打外面回来了，手里拿着几件木工工具和那位年纪长一点的匠人说了几句话，就转身朝我喊：
“姚志华，我把你开除了！学校教务会研究，因你偷窃、旷课等其它原因，学校给你开除学籍的处分，我已向县教育局报了，你现在把入学时没有向学校交纳的学费、复习费一共三十元钱交清，就可以离开了！”
我一听他说，让我交三十元钱，便觉得处分这件事是他在故意吓唬我，他可能要用我最困难的经济状况来做最后的要挟，企图让我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学校来复习，但真的要交那三十元钱，我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谁也不可能给我借这么多钱的，包括家里和姐家。我真的被他震住了，只能默默地低下头，任他训斥。
“你可能还没吃饭吧，先去灶上吃饭，吃完饭后把手续办了，你明天就可以离开了”，他说着拿起自己的碗筷，又把一沓饭票往我手里塞。
“我不吃”，我仍站着没动。
“不吃饭咋行，事有事在，先吃饭！”他催促着说。
“看这娃，你杨老师叫你吃你就吃，甭闹别扭。”在一旁干活的匠人也劝我说。
看我仍不动弹，杨校长把碗筷和饭票塞在我怀里，把我从门里推了出来。我也确实饿了，再说事情也可能逃不过去，我思量该如何准备借三十元钱，给人家办手续。
来到灶房，几个炊事员笑着对我说：
“还要饭票做啥，这顿饭算是我们请客，就是不好，你尽着吃够。”
另一个说：“你还是有出息，好好念书，争取明年一定考上学。”
杨校长训我时，我没有流一滴泪水，而现在，我却感到鼻根酸酸地抽搐，两滴清亮的泪水掉在了地上。
我没有客气，美美地吃了两大碗麻食面，立刻感到浑身一阵热乎乎的舒坦和满足。走出灶房时，隔着窗户，我看见两个炊事员正朝着我甜甜地微笑着点头。
我没有三十元钱来办手续，仍坐在杨校长的炉子旁边烤鞋，他忙前忙后，一会儿给木匠师傅熬茶，一会儿又去找工具和其它东西，丝毫没有理睬的意思，出去约有了半个时辰，他回来了——我的鞋也烤干了。
“钱找下了没有，找下了就去办手续！”
“没有”。
他白了我一眼，碍于几个匠人的情面，再没有发火，看来也一时奈何不了，便又说：
“去，把你的被子拿上先到宿舍睡去，咱们明天早上再说。”
我顺便把装着书本的网兜也提上，拿起被子来到宿舍。
靠墙角我原来睡过的铺位还没有人占，看来他们还都在等着我回去，我把被褥绽开，铺好后刚躺下，高利军和袁炳均打外面回来了，一番说笑和寒暄之后，他俩同时急了：“你呀，这时候还睡哪个门子的觉！”
不容我分辨，他俩便把我从床上抻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被子捆绑起来，炳均在前面搞侦察，利军和我一人提一件，趁天黑来到乡供销社，利均敲开了他亲戚隔壁一家大约是供销社收购员的房门，只说将我的行李暂放这儿，教我晚上在这儿住一宿，不要轻易给外人开门，就又把收购员提溜着去他亲戚的宿舍里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他就和炳均催我赶紧上路，一直把我送上舍坪梁，才依依惜别，各自回学校去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在家里吃早饭的时间回到了家。看家里的情形，好象是给哥订婚，我走后，韩老师就把他家的淑芳许给我哥了，好歹还能成为我嫂子，也就不负人家一片心意了。
姐夫也正在家里，听他说，他到杨校长哪儿去时，杨老师冲着他发了一大通脾气，他见我的英语、作文竞赛都在县上得了奖，好象还有一个本子和一只钢笔，可能是学校准备奖给我的，杨校长对他说：
“我把他凑到供桌上，他却给我屙到香炉里！”
十三
从家里背了一袋馍，我带上从田沟中学“抢夺”回来的行李，按上次去县城的路，又一次来到了林远县第二中学。
听说我是从田沟中学来的，住在一个宿舍的二班同学景会生凑到一块跟我认乡党，我笑说：“我不是田沟人。”
“我知道的，田沟来的乡党都给我说起过你，我从去年就认识你了，大名鼎鼎，如雷灌耳，今日有幸相见，请多赐教！”他象个跑江湖套子的，在一旁饶舌，引得周围的同学全都“哗”地笑了。
景会生是田沟人，初一时转学到城里的。听他说他到初二时留过级，目的是把基础打好，争取考上学，他父亲寄予他的希望很大，他经常拿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向我讨教，听说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他便经常买好饭菜和我与建新一块吃，有时，他下课早就干脆把我和建新的碗一齐拿去排队打饭，等我俩下课，他就会在队伍里喊：
“快端碗来，烫死我约……”
会生性情开朗，性格随和，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是嘻嘻哈哈的；不知是哪里学来的，他经常爱谝一些酸溜溜的戏谑式的笑话，一些长幼尊卑，男女说话都会经他调配得风趣幽默，调节着我们业余饭后的空闲时光，给我们愁苦的日子镀上了一层明亮的色调。会生跟炊事班的人混得很熟，平时搞点便宜饭菜是不在话下的。到了冬上，他就和一位名叫李德德地炊事员一块睡热炕去了，后来他竟为自己谋了一份为住校学生烧开水灌暖壶地差使，每月也能挣十几块钱，我真为他与人为善、八面玲珑且能自食其力的生活方法暗暗称服和羡慕。
吃完了从家里带来的最后一点干粮，我便真的无计可施了，整日惶惶不安，无心再继续读书了。
一九八五年，是林远县大部分的减产歉收年份。
林远县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属渭北旱塬丘陵沟壑区，旱作雨养，靠天吃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气候因受蒙古高压控制和西伯利亚大气团的影响，和其它大多数地区一样，也是南湿北旱，雨量分布不均，主要粮食作物的小麦生产往往因一年的春夏之交少雨曝晒和夏至过后阴雨连绵而要经常性的出现每五六年一次的受灾减产，南部浅山因早霜危害不适宜于小麦种植，东北旱塬才是小麦的主要产区，这种每五六年一次的徘徊浮动将会直接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因此，家里是不可能象其他同学家一样给我卖上一部分粮食转到城里来的，我来学校时也看见，家里打下的那点粮食顶多只能支撑到年底，父母在家也还不知道该有多惜惶哩。
好容易挨到周末，我又准备沿上次走的路去一趟田沟，多和姐家、舅家商量，看能否帮助我一年时间，说什么我也要再下一次赌注。和会生他们同路走到田沟乡页岭最南边的三湾队，就是会生的家了，这时，再走前面那二十里路，就只剩我一个人了，上次风雪迷漫，我也没有认清路，会生坚持要让我到他家里去，我也便没有推辞，休息一夜，说不定明天还有他们村上去田沟乡赶集的人，相跟着也有个伴当。
会生的父亲，老景大叔早些年曾经去过岭北给人家扛长工、跑生意，他对我们哪儿也很熟悉。通过一番交谈，我发现他是一个相当慈善、思想也很开通的老人，他知道了我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后就极力地挽留我说：
“到哪儿也都是求人家，再说你们岭北一带情况也都差不多，你叔我今年的收成虽不咋样，但去年积攒的陈粮也足够支撑一两年的，秋后玉米也收得好，你就回学校去安心学习吧，有我家会生吃的就缺不了你的，我家会生能遇着你这样实诚的同学，我就放心了，你们在一块好好念书，互相帮助，他还需要你帮扶他一把哩，这娃恍惚大得很……”
我再要跟他客气，他就说我瞧不起他穷长工出身的命苦人，弄得我也很为难。
望着老景大叔那满脸诚恳和慈祥的笑容，我与会生又一同来到学校，一切生活问题就全靠他了。
——多好的人那！
十四
屈老师其实也是存着一片好心，但当时也着实使我吃惊不小。
这天中午，郭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
“你这次数学测验得了多少分？”
“我不知道，好象屈老师还没公布。”
“你还等公布哩，你仅考了人家48分，你是咋弄的？”
“……”我无言回答。
“不过，你也不要有负担这次考试最高成绩也只有62分，可你是全班第九名，你屈老师反映，你经常爱逛街道，学习抓得不紧，怕你明年考不上学，田沟中学会拿尻子笑话咱的，他说让你实在不行了，回原学校算了，我也知道，你最近生活比较困难，但你不能跟那些街溜子整天混在一起嘛，这样我就没法给人家交代了。”
从郭老师的房间出来时，我的脸上烧乎乎的，隐隐地似乎有点后怕。
初到班上时，我单桌坐在最后一排，建新和班上的文体委员尚红刚就坐在我前面的桌子旁，红刚家在县人民医院，是城区干部子弟，性情活泼，街道一些社会青年他都很熟，平时也喜欢讲哥们义气，我开始也并没有和他交往。一到冬天，建新的肺病就越见厉害了，桌子下面经常有他吐的带血丝的浓痰，红刚回家向他父亲一打听，立刻就要求班主任给他调座位，田老师就让红刚和我同桌了。晚自习时间，英语老师来辅导课程，红刚对我说，英语老师经常爱骂学生，爱穿时髦衣服，我笑了一下没在意，过了一会儿，红刚的老毛病又犯了，拿起一个粉笔壳就朝杜老师掷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杜老师的眼镜片上，他则顺势弯下腰就朝教室后门溜出去跑掉了，杜老师恼羞成怒，径直走到我的桌子前，不容分说便训斥了我，同学们也都看得清楚，我便再没有辩解。从此后，红刚说我够哥们，因为是同桌，我也就原谅他了。
人啊，是多么容易受情势的摆布的！
跟班复习后，我一直没有交过作业本，因为课程都比较熟悉，课本上的作业题我已作过了两边，当然也不排除我购买作业本的困难。
带语文课的马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与我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他要我写两篇命题作文给他，并对我说，下周三上语文课时，他将在全班同学面前给我来一个提问，如果这些要求都达到了，我可以再不交作业本了。
屈老师怎么也没料到，将近半年时间了，我竟然没有给他交过作业本，不知他是怎样跟班上的学习委员说的，下午自习的时候，刘亚丽趁发作业本之际，将一沓白纸撂到我的桌子上。
“屈老师让你把作业本交来！”
我白了她一眼，也没有回答，仍埋头干我的事，她说完就到别的桌子前发作业本去了，这时候，我的同桌和前面几位男同学可都来劲了：
“哎呀！没看出来，你还有人关心着给发本子哩，能借咱点用用吗？”
我顺水推舟，拿起桌子上的白纸分发给了周围的几个同学，就象刘亚丽发作业本一样，发完了我还故意看了她一眼，可惜她没看见，我的这一行动，立即“博”得了周围同学的一片“赞美”和嬉笑声。至于屈老师向我要作业本这件事，我有足够的信心回答他。
我把去年上学时用过的作业本，足有四五个合订在一起，厚厚的一摞子，用它的背面开始演算各种尚未遇见过的数学题目，大约从去年寒假就开始，直到现在已用去了将近一半，各种几何、代数方面的题目被我分别用A、B、C、D……等符号归纳成类型，每当我闲下来，就不住地翻阅、归纳、总结，我发现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翻过来写的纸张是有一层原始底色的，不象白纸一样，给人留下一片空白，任人思考时精力和智慧就象没有河床的潮水一样四面奔涌、扩散，也象是一面平整、光滑的镜子把思维的光束全部反射出去了，反而觉得更加渺茫，抓不住重点，心理上的感应正如三岁时上草台塬抬头望见的那一大片蓝得可怕的天空，使人觉着无所依存，无所攀附，万丈深渊般只有自己孤独的掉下去，掉下去……而反面纸张正如锄头下面有禾苗，牛到山坡有草丛，远行的路上找到一片茂密的林子心底里便有了一片荫凉似的视角效应，从而使我的思维更加集中，也不受任何方正规范的约束，可以任意勾勒、任意涂抹，仿佛在一片肥沃的草原上放逐着心意，更有一种洒脱和豪放……
这个本子我在放牛的山坡上翻过，在我心绪烦乱的混沌中翻过，它是我心寓的归宿，是我心灵的寄托，使我的心变得富有、充实，而在这高雅的县二中学堂里，我同样舍弃不得，敝帚自珍，就是怕被别人发现和嘲笑，如果屈老师再向我要作业本，我就将它呈上，这是最后一招了。
谁知屈老师在拿去我的这个本子后，竟从第一页起一丝不苟地用红笔点划了一边，每个题目之间多余地笔画全部用红笔给圈去了，他竟然也给我归纳了后面几道还没有来得及归纳类型的题目，我的心立刻被“眼泪花花”给淹了。
上语文课时，马老师把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唤上讲台，他叫我们在黑板上把汉字幽静的“幽”字的笔画顺序写一边，并注上拼音，我未加思索只按自己平时的写法和读音写了一边，第一个完成先回到座位上，看见那两位同学写的都似乎跟我不一样，马老师叫大家评判时，又有几个同学都说我写的不对，我也一时感到慌乱，认为自己可能写错了，谁知马老师用粉笔在其他两位同学写的旁边都划了“ × ”，而在我写的旁边却划了一个勾，并叮嘱大家都得记准。
——我可以不交作业本了！
十五
我向灶上交了一袋九十多斤的面粉，会生替我交了九元钱的灶费，我便把办好的饭票全部交给他。
晚上，我用一个墨水瓶做了一个小油灯，开始坐在教室里“开夜车”。
夜晚的校园，几盏不明不灭的路灯有气无力地吐着红光。各班教室里开夜车的几个人都点着和我一样的小油灯，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油烟味，和建新坐在最后一排一盏灯下看书的正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刘亚丽，见我进来，他们都抬起头向我打招呼。
白天，我们忙于各种生活事务，或为生计奔波，或为许多世俗的应酬，可一到晚上，我们的精神都回归于自身了，灵魂深处有许多闪光的东西似乎在此刻都复活了、激化了。我也觉得应该好好的面对自己了，我把红刚几天来帮我找借的几份资料摊开，看一道上海市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的多种解答方法分析。
这时候，刘亚丽从桌子那边过来了，手里拿着一道数学题目，让我帮忙解答，我一看，正是我们上次参加中考时数学卷子上的最后一道我没有答得上来的而且甚至决定了我的前途命运的那道题，我再次慎重地将全题通览了一边，好象一个拳击手又一次遇到了曾经败给人家又一同上场重新站在面前的对手一样，脑子里又一次掠过自己当时羞愧无奈的情景。
我根据下考场后同学们所谈论的步骤和方法，认真地演算了一边，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考场，神情专注且严肃，刘亚丽在一旁注视着我答题的神色，一直没有说话，我一步不差地从头至尾将答题步骤按格式写在了一张纸上，交给她，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言语的装饰和连接。
第二天晚上，当我再次走进教室时，刘亚丽已经点着了我制作的那盏小油灯，对面坐在了我的桌子前面那条凳子上开始了“啃书本”，她实际上是已在等着我的到来了。
今天晚上，她再没有问我一道题目，而是默默地看书，偶尔用笔在她的本子上写划着什么，我看她时，她也不抬头，脸色严峻，神情也很专注，凝固的表情里分明包含着沉重的思考，我也就不再期望她对我有什么要求了，也拿起上次翻阅的资料认真地看起来，时间在悄悄地流逝，我已把孙显彰的《上海市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例》一篇内容全部看完了，她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神态，其他点煤油灯加夜班的同学不知什么时间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一盏灯和灯下坐着的她和我，她显得出奇的平静，轻薄的鼻息声和那偶尔动一下的微响都似乎显得轻柔恬静，我站起来要走时，她也很快收拾了自己的书本，并帮助我将煤油灯挪到桌子下面的墙角，相跟着走出了教室。
连续几个晚上，她都坐在我对面的那条凳子上，如果她先来了，就独自点起油灯坐着看书，如果我先来已点着灯，她就毫不犹豫地拿起书本又坐在我前面，我走时，她就相跟着出来，从来没有见她先我而走。在我独自思考、翻阅资料或作笔记时，她是从来不向我问这问那的；每当我抄写完一段资料或解决一道难题之后舒缓地发出一声“唏嘘”时，她就会扬起脸朝我会意地一笑，又埋头干她的活；在我稍作休息或一时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要直起腰来打算逃跑的时候，她就会拿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向我“请教”，她问的东西似乎很多，有时候觉得很可笑，有时候觉得又很突出，往往是出乎意外的碎屑问题，有时候她会说，这道题怎么也答不上，可能是书中印刷时出现错误，我一看，才发现她将题目要求没有理解对，有时候她会把一道很复杂的几何证明题用一条辅助线巧妙的连接，答案便显而易见了，我发现她的想象力特别丰富。一个物体一旦发生时空位移而要展现其原始状态，她会用多个侧面综合透视或斜视，很少出现偏差，从而准确地掌握了以不变应万变，以多变适应发展的自然规律。换句话说，她看待一件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实质，但又不古板拘泥，通过迂回突破，渐次推进，最后彻底地解决。我暗自佩服她的机智、沉着。
晚上开夜车的同学，大多数是因为条件限制而不能再上高中以期今后能上大学实现更高的目标和理想的农村娃，所以他们是求功心切而心高命薄的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特别是补习生，轻易是不肯露一手给旁人瞧着的，他们宁肯花钱请你吃上一顿或去看一场电影而和你搞好团结关系，但决不肯在你问他看什么书或解决一道很典型很复杂的题目时轻易告诉你答案的，所以我不期望着和他们研究商量，刘亚丽也从不到其他人跟前询问，她会经常搞到一些模拟试题和智力测验之类的课外资料，看完之后同样向我请教，让我看她作得对不对，其实她是故意让我分享的。这种潜藏着欢愉和默契的静谧气氛使我的心绪宁静了许多，连续好长一段时间，我把红刚和亚丽帮助我找借的理科资料全部阅读了一边，又将我归纳的类型题目延长到了“Q”型。纵观这些资料的讲解和题例，我发现它们的综合性都很强，布局也很巧妙，往往一道题目就可能包含课本讲述时的几节内容，而且每节内容都不可忽视，就象行军打仗时每个连队所担负的任务都是关乎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环节；棋盘上每个棋子相互制约、相互配合而展示的局面直接牵动着全盘的输赢，必须以高度战略的眼光统筹一番，这样，就有必要对每个章节再进行一次加强训练，以个体素质的增强来加强整体的全面突进。
走出教室时，我发现两只狗从伙房里叼了一块馍，正落荒逃窜……
十六
期末考试结束时，我的成绩一塌糊涂，甚至有两门课没有及格，刘亚丽在宿舍整理好行李准备回家时，在校园遇见我，她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你是咋搞球着哩！”
由于转学时我盗用了屈老师的名义，杨校长可能在县上开会时碰见屈老师也撂过凉腔，所以校方一直言语，让我重新回原学校，下学期不再考虑我来校补习了，因为马老师也发现我几次上课都没到课堂，用我同桌的一句话说，他整天能闻见我浑身一股瞌睡味道。
寒假和会生一同来到他家，老景叔一见我面色蜡黄，眼圈深陷，一来到便倒头大睡的情景，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遭罪哩呀……”
老景叔吩咐会生的母亲给我把伙食尽量搞得好一点，他整天赶着一圈羊在山坡上放牧，每天很晚才回来，我和会生拉起架子车，把院子里堆放的两大堆土粪全部运送到地里，又扛一把斧子，在山坡上砍了一摞子能供一年烧用的硬杂木柴。这也是冬天里农村人只能做的两件重要农事了，一到来年开春，农民便要锄遍每人将近五六亩地的麦田杂草，紧接着便翻耕整地、准备肥料、播种胡麻、玉米等早秋粮油作物，踏着节气，往复生息，只要他们不亏待土地，老天又能及时降下雨水，他们的粮囤里就能多装点希望，这是他们一生的营生和追求，他们直接面对的是脚下这片黄土地和自己虽然并不富裕但却完全可以充实心安的世袭家园，虽然不能顶天，但却必定可以立地，有一种端庄，也有一种开脱的胸怀，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心胸就和这黄土地一样宽广，是可以接纳你任何一种委屈和苦难的。
我们把戏匣子的音量开到最大，用这旷野里鲜亮的曲调和清纯的野风沐浴着灵魂，荡涤着堵塞在胸中的烦闷和浮躁之气，立刻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轻松了许多，脚下似乎有一束弹性很强的力柱子正准备着穿越地壳踩扁这个地球！
过罢春节，会生的母亲已经把我和会生的棉袄、棉裤都拆洗过了一边，她又把老景叔一身只穿过两水的半新旧衣服为我改做了一身套衫。通过体力劳动的锻炼，我那阴阳颠倒的生物钟又恢复了正常，此刻，我似乎更喜欢和羡慕这种农村的田园式的生活了。考学，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厌烦，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老景叔后，他显出一种极其悲哀的神情劝我说：
“娃呀，为人都一样，我和你父亲都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有点出息，今后，你能站在人面前为咱农民说几句话，也就不枉咱农民把你供养了一场，现在回农村，等你娃将来明白了，一切后悔就都来不及了，世上可没有买后悔药的！”
接着他又给我讲起他和会生的二叔当年去甘肃一带贩盐，给地主拉长工遭受人家冷遇和挫折的许多往事，看着他咋叭旱烟锅的嘴唇一阵阵地抽搐，眼角也有些湿润的情景，我又想起了父亲送我去田沟中学时的那一幕，心里也一阵阵地翻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正月初六，哥哥就要和淑芳正式结婚了。我和会生在县城买好蔬菜和副食用品，连同红刚、亚丽、建新五个人一起回到家里。
期末放假时，我已通过玉宏给家中捎了话，说我过毕年一定回家的，红刚的父亲在他家给我进行了切脉诊断，发现我因思虑过度脾胃都很虚弱，而且有明显的神经衰弱症状，必须进行休息和治疗，加之成绩太差使我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回家的，父母见了又要唠叨，他们会劝我回家不要再受熬煎了，因为一见我那个样子，他们又要伤心掉泪，这又会使我烦闷和不安反倒不利于病情的治疗，现在通过会生全家人的照顾和安慰，加上红刚替我买的几副中药的治疗我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和心情都轻快了许多，又是家中喜事，同学们也来登门恭贺，我心中诸多感慨全化成一股温暖的气流，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衣锦还乡了。
哥哥的婚事既办得简朴，又不失紧凑，和我一同来到村上的同学，家乡人都觉得很体面，在分派执客任务时，黄建林支书竟让亚丽作了伴娘，红刚和会生分别作伴郎和司仪，建新也就代替了队上的老会计作了“礼部尚书”（上礼簿），我给大家负责烟酒茶的供应，仿佛是总管助理。韩淑芳，这位上小学时低我一个年级的女同学便羞答答的坐在了我那二杆子姐夫【注1】烧得快要着火似的热炕上了，紧接着筵席就开始了。
望着这热闹欢快的场面，我下意识地在人群中间迅速地搜寻了一番，可我失望了。我想起了素芳，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又一块长大，相跟着去学校念书，在我生命危难之际又一直守候在身旁的丫头片子，虽然没有太多地在一块倾诉过心中的愁场，但在我的骨子里总留有她亲手撒落的钙质，每当我想起她时，舌尖就能感到一股甜丝丝的东西一直贯通五脏六腑，当我抬头正要向远处凝望时，普华坡，那条蜿蜒曲折的象白色绸带一样的石子路又闯进了我的视野。正是这条路，载着我们童谣般的少年走出郭西村；正是这条路，驮着父亲从供销社给我买回来的那件红色线衣；而现在，也正是这条路，牵着我的童年伙伴姚素芳嫁到了塬边的一个很远很远的御马坡队，使我再也见不着她的面了，我在无比兴奋和满足之中又同时感到无限的惆怅和失落，然而此时此刻，又有谁知道我的心思和幻想呢？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忧伤，无端的伏在母亲的肩头颤栗着哭泣开了，我把这些天来所经受的委屈、挫折和难场、惜惶全化作泪水泻涌殆尽。母亲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那同样酸楚的泪水流进了我的心里。当我重新抬起头，再一次望那盘错陡峭的坡路时，我深深地感到，我那天真、梦幻般的少年早已结束了，一切都没有预约的痕迹和心灵的期待，我早已是一个应该自尊自强、独当一面而且对家庭和社会有所回赠的乞儿了，这几年，我在一味的索取和轻松的得到中早已忘却了生活本来的真实面目，我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和有时故作呻吟的可怜相在向身边这些善良的人们乞讨生命的安逸，这种拒绝出力和懒于创造的贵族思想品质简直比强盗的掠夺、资本家的压榨和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还要令人作呕，这种腐化异质的东西与我们整天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和养育我们长大的黄土地上的耕耘者的血统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如果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愧疚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创业奋斗精神的话，那我们活着还不如自己曾经放牧过的一头老黄牛哩！
我把炕头上一只曾经盛满分币的猪形陶瓷罐子一下子摔破在门前的石磨盘上，一只横飞的碎片正好扎在我的眉骨上，顷刻间，血流如注……
【注1】：家乡风俗：小舅子结婚，新媳妇坐的热炕要他姐夫去烧热，姐夫一般烧炕时多用柴禾，使新媳妇烙得坐不住，这是一种友好戏谑式的习俗。
十七
正月十五热闹欢快的元宵节过后，学校、机关都相继进入了正常的学习、工作气氛，农民也开始了又一年的农事安排。虽然全县大多数地方都因减产歉收,农村和县城的生活供应都比往年会更紧张一些,但是春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古老的节日人们并没有忘记它,城里工作的干部职工都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农村老家,与亲人聚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老天降临的这个灾难,今年的春节家家都基本上与自己的亲人聚在了一起,人们相互安慰,互道珍重,节日气氛显得更加欢乐和睦,有些地方甚至重新组织起了多年一直不曾出场的社伙、锣鼓队玩耍得震天价响，烟花、爆竹清脆的燃放声吸引得各个村庄的小孩子欢快地追逐吵闹。——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向他们心目中的神圣乞求着一个共同善良的愿望：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家里通过向亲戚邻居的告借，虽然已为哥哥办理了婚事，但淑芳嫂一到我家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哪能再忍心从家里背粮食呢？
刘亚丽的父亲，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刘根荣让我到他单位下属的国营饭店去干临时工，每月答应给我二十元钱，但期限不能超过两个月，因为那个饭店的一名女职工产假就要到期了，那时我就不可能再“顶班”了。这是刘亚丽帮助我找到的一份职业，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目前的现状，她还说，等一段时间，她另外托人给学校再做工作，一定设法让我无论如何参加这次中专考试，他说我一定能考上，她看我是那一块料！
会生的父亲，老景叔已在开学时，将他家里五百多斤玉米交售到乡粮站，让会生照顾我的生活。我在饭店食堂帮助做抹盘、洗碗等杂碎活计，晚上和平时休息时间，就翻着我那已整理到“Q”型的练习本子。
刘亚丽实际上是把我安排到一个离她最近的地方,每天晚上和午休时间,他便给我带回学校和班上的“情报”，而且仍象去年在学校时一样同我一道商量各种数理化方面的问题，她把老师布置的各门功课的作业和她近日翻阅的资料全部兜售给我，让我必须完成她布置的任务。
田沟中学的田建强，把我的团关系档案通过熟人关系给我转到了县二中团委郭树田书记那儿，在郭老师和建新找我去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我收到田建强同学的来信。杨校长理所当然的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给我宣布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并报告县教育局备案。田建强因给我办理了团组织关系的转送，杨校长后来又从他的桌兜里搜出了一把小刀子，那是他二哥从部队服役回来时购买的一把当地很流行的藏刀，非常精致也很漂亮，我也是见过的，杨校长便因这件事说他有打架斗殴，滋事生非的不良作风，也准备开除他的学籍，后来经他二哥出面托人说情才不了了之。
正当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亲自再回田沟中学与杨校长理论这件事的时候，县教育局关于今年中考学生资格审查和摸底登记工作已提前开展了。通过田沟中学的反映和县二中提供的情况综合分析，县教育局对我的资格审查也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一、暂时保留中专考试资格，但不予保证本县之录取名额；
二、鉴于已在县二中跟班复习，田沟中学业已开除学籍，就请在县二中继续复习，并以该校名义参加中考；
三、坚决取消明年的复习和县高中、职业中学的录取资格。
接到这个处理决定，我不但没有感到惊慌、气恼，反而觉着镇定、自然，好象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洗礼后而获得的另一种解脱和宁静，这也是生活给予的应有的惩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置于死地而后生！人，往往在某种绝望和自悲中才有可能有新的突破和崛起，超越某些定势格局的局限而重新走向另一种平衡，只有勇于承担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才能够炼就人的某些智慧和才能，生活中，强者和弱者的分界线仅仅只在于这两个字——磨练。默默地承受磨练的人，此刻或许并不是我，而是生活中另外一些人！
我把这两个月挣来的钱全部交给会生和建新，让他俩为我办好了这下学期的伙食票，班主任田富远在训斥我时说：“你这个玩笑开得过头了。”
此刻，无论大家怎样的劝慰，我感到自己的心情竞出奇般的宁静与坦然，任凭大家怎样地劝告和各种各样的目光的逼视，我似乎感觉不到应该属于我的惊慌，相反的我的心正如弓弩手拉满了的弓弦，凝聚着一种冲刺前的有序张力，而这种张力又似乎激活了我体内每一个生命因子，迫使我把自己曾经梦想过的许多虚幻的东西都当作此刻应该去实现的真实画面而逐步地一一付诸行动。当然，复习考试还是眼前的第一件大事，组织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这次机会，拥有，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我要用这笔财富购置生活所有的幸运和不幸，在这生命轮回的几个月时间内细数人生的输赢！但如果真的考不上，我也不会觉得失败，至少不会觉得心理上的失落，因为我有一个明显的高于别人的攀越高度，我可以籍此以为借口去报名参军或者继续找临时活干下去，总之，生活在此刻展现在我的眼前的画面才真正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使人不断能感受到它的可爱之处，它象一架早已套好的马车随时等待你的驾御和奔驰，然而，我此刻正驾御着这样一架马车，我的手中握着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命运的这架马车，而这唯一的支配权只属于自己独有，因此，我感到了坦然和平静，我象一个老谋深算的匠人，思量着该怎样给手下的活计偷工减料或多加些泥坯。
我用打工挣来的钱给刘亚丽的父亲买了几样简单的礼品，算是正式辞谢了这份工作，虽然我没有干满两个月时间，走后人家食堂会照样缺人手的，但刘经理手下的会计在给我清理手续时还是按两个月付了报酬，并少扣了我每天二角钱的伙食费，这样，我干了五十多天的活扣除每天二角钱的最低伙食标准，就可以拿到三十多元钱的报酬了，从亚丽家出来时，刘经理还一再关切地对我说，让我先安心复习，万一不行到考试时他帮助我转到山外其它县去参加考试。
林远县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属全国贫困地区，每年大中专学校招生录取分数线都比全市其他县区低一些，大约每年保证25-30名的录取名额，因此，平原县区的学生每年到考试时都要通过亲戚关系转到我们山区参加考试。当然，不管是往进转，还是往出转，都要费一番周折的，不光是学校出据必要的学籍证明，而且还必须将自己的户籍、身份证明一同转到相应的考试县区，甚至还牵扯到今后的分配问题，所以，办这样一个手续是需要动用一大批得力的办事人员的，用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是需要有点能量哩！
我没有那个能耐，但也不希望转到其他县去考，顺着刘经理这个话题，我半调侃半认真地说：“如果今年考不上，我还来你们饭店干临时工。”刘经理说：“先别说那没出息的话。”
——我想起了老景大叔。
十八
汽车穿过了林远地面最后一片茂密的灌木林，也走完了最后一段石子路，驶入了西兰公路那平整、光洁的柏油路面上，山地，丘陵，台原，平川依次排列在这片蓝天下，显得那么协调、自然，仿佛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我的眼前。楼房，厂矿，田野，人流，再也见不到我那熟悉荒凉的青山绿水饶了。
别了，故乡；别了，亲人。山民的儿子如今在您的怀抱里已经长大。大山遮住了您的视野，大山压弯了您的腰脊，大山给了您淳朴、厚实的性子，我要走了，我要到山外面去，去看那阳光下、雾幔中、月华里、星天外神秘的世界、诱人的景色，看山外面的男男女女、童叟妇孺以及他们的猪狗牛羊、锅碗瓢盆的故事。
杨校长、老景大叔、景会生、田建强、刘亚丽、尚红刚以及所有爱护我、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把你们记在心里的，也许这些帮助和爱护在你们来说本不算得什么高昂的付出代价，但对于我来说已是刻骨铭心的了，我知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都会把你们记在心里的，每当我生活中遇到多大的挫折和磨难，只要一想起你们，就会增强我许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而你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你们只是这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你们就象这林远山区生长着的特有的一种乔灌木林——沙棘垛，虽然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但却周身是宝：根系发达，固沙缓流、挂淤护滩。抗风沙、耐干旱、耐水渍、耐盐碱、更耐瘠薄、耐严寒酷暑……饱含维生素，能治疗跌打损伤、淤血肿痛、烧伤、烫伤……
经过了永、乾、礼三个县城，汽车停在了咸阳市大街上，这是我的中途倒换站。
一见我上车搬行李，几个青年汉子争先恐后地过来“帮忙”，其中一个扛起了我的箱子，问我还有什么，共几件，我说没有了并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他没回答，把我的行李撂在一个停放在路边的三轮车上，并做出准备起程的样子。
“住哪家旅馆？”
“我，我不住旅馆，去三原还有车吗？”我反问道。
“走，去车站再看。”他一摔头，示意我上车。
“去车站多少钱？”
“一块，都是这价。”
“那，八毛行不，我帮你推着。”
“走，上车。”他的嘴角露出不易觉察的一丝嘲笑。
到车站，我给了他八毛钱，刚把行李放好，抬起头已不见他的人影了，我又恢复了生疏。
经过一番周折，我来到关中平原的白菜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中心点所在地的泾阳县。
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坐落在嵯峨山以南，泾惠渠以北的三渠公社杨梧村的正中央，周围村舍田陌，错落有致，灌渠巷道，分支格列，田野里包谷穗正在含羞地吐出一缕红缨子，准备授粉结实，偶尔见到一些人正在引水灌溉，天地相接的远处，雾蒙蒙的一片，八百里秦川此刻正沉浸在这丰收后的喜悦之中，到处呈现出一片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
学校大门前，两排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地遮盖着一条二百米长的甬道，道路的西边是一个足有七八亩见方的绿茵场，随着学校广播室里播放出来的迎新乐曲，迎接新生的彩车队缓缓地驶进了学校大门。
这里将是我读书求学的又一个人生驿站，从今天起，我将在这里开始四年的耕读生涯，学习国家教委规定的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置的全部内容的课程。
我们的班主任叫李原，五十开外的样子，原籍是河北人，操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那发福的体态和谢顶的花发给人一种成熟透了的阅历世故之感。据他说，他带班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而且近几年连续带农经班，并都是先进集体和先进班主任。
新的集体很快建立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时间，将在这里给一个人编织一套怎样的外衣呢？历史，恐怕只能由自己去写。
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在这入学报到的两三周内，一直是人影绰绰，喧声一片，活像一个人事关系交易所。
每个来校的新生差不多都有一到两名甚至三个家人陪送，上几届的老学生们以县或地区为单位到处撺掇，寻找着自己的乡党，校园生活区，从宿舍到礼堂饭厅，三五成群，聚集着操着各种口音的不同县区的“乡党”们，他们分享着家乡带来的土产、糖果，叙说着，谈论着，充满着浓厚的风土人情味。
西府地区，本届共招收五名，全校也不过二十名，很快就聚在了一起，林远、千陇等县往届都没有，我和一位叫武建平的果树专业的同学属于首次地区统招，大伙儿在一块吃着糖果、点心，高年级的同学还表演了他们自己编排的小型文艺节目，一份《西府地区同学通讯录》付印成册，大伙儿都各自认识后，便散去了，接下来便是关系最近的几个人共同生活的天地了。
“乐莫乐兮新相识”，初次的社交场面给了我莫大的诱惑力，近日来，连续积聚在体内的兴奋给我的全身注入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大伙儿的情绪普遍都很高，望着这样的场面，我的心中禁不住有一种急于表现的欲望，从来没有过的虚荣心理在我的心目中第一次滋生出来，使我感到自己原来并不比别人差点什么。
这难道不是人性的觉醒吗？
入学教育持续了一周时间，接下来便是参观实验室和专业介绍。
周末晚上，农经专业联欢晚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闪烁的彩灯伴着音乐的节奏勾勒出了舞台的轮廓，全校农经专业四个年级的同学带着凳子依次坐在了台下，我和班长组织我们全班同学进入了会场，在大伙儿的一片掌声中被指定坐在了最前排。八六届两个农经班，都是青海、宁夏等地区的代培学员，主持人大概就是他们班上的，他那潇洒的风姿、流利的普通话、文雅含蓄的台词立即吸引了大多数同学，另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同学致完欢迎词后，接着便宣布我致答谢词。联欢晚会上，青海花儿、陕北民歌、秦腔联唱成了控制晚会的主旋律，应和着这优美的旋律，我吹奏了一首笛子曲《草原之夜》引来了台下一片掌声，特别是我们新生班的同学，第一次活跃了起来，不停地用掌声和笑容鼓励着我，我们的老班主任站在后面，脸上笑得象开了一朵花，也随着鼓起了巴掌。
我第一次尝到了兴奋的滋味；第一次产生的虚荣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第一次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出尽了风头，我的心盛不下了，我洒下了幸福的泪水。
当第一道空虚划破幸福的雾幔时，我又恢复了沉重感，是啊，历史交给我的是一份沉重的答卷，时代的呼声虽然是那么的强烈，但沉甸甸的往事时时教育着我，要塌实、勤奋，人生来不得半点虚荣和骄傲。
仪祉农校，是一九四一年为纪念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而创办的，如今已快50年的历史了，学校的建筑、树木向人们展示着它久远的产生年代和所经过的风雨沧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所学校也几经恸难，风霜雨雪，到处可见到历史留下的斑斑痕迹。到今天，已经从这里送走了将近四千多名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分布在全省各县和部分边疆省区，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有许多已成为本部门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为祖国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遥想李仪祉先生，早年赴身域外，留学德国，孜孜以求，终于成就了引泾灌溉，泽被后世的伟大事业，为三秦父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他的弟子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
农经专业，创办历史较短，全国16所农校设此专业，我省乃至西北地区只有本校一个农经专业，在这里，我们将学习九门文化课，七门专业基础课和五门专业课，并将选修其它重要课程5-7门，采取讲授、实验、实习结合进行，并将参加必要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毕业统一服从国家计划分配。
一切都是新鲜和新奇的，每一次出现都是第一回，每一个经历都是头一遭。生活，再一次用审视的面容对着我，是啊，它将永远用这种目光对着我们每个人。
1995年7月于漆水河畔第一稿
1998年5月再稿
2002年6月第三稿
后 记
屈指一算，我们一个村一架河滩，两千多口人家，自从恢复考试制度以来，大中专院校毕业的不过是三四个人，连续好几个十年里，曾多次出现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上至初中便辍学回家者不计其数。前年春节回家，队上有一叔父家发生了婚约财产纠纷，对方告至县法院，一纸传票和人家请专职律师代写的起诉书，几乎把他们全家人都吓呆了，他拿着金丝猴烟从村子东头到西头邀请能人为他出主意、想办法。最后请到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他很是客气，炒了四五样菜，还提了酒，三个人当中最我年龄小，辈分也低，最后商定答辩状由我来负责完成。他的儿子（我的堂弟）在前一年里刚从我读书的那个学校辍学回来，在家务农，原因是他的母亲去世，家中连生事端，他姐姐的婚事又逼迫无奈而退婚。当时这个任务交给我以后，我便毫不犹豫的应承了下来，看完起诉书，我根据主人的口诉和家里的实际情况，三五下就写好了答辩状，我拿着写好的答辩状在去他家的路上又听到了许多不利于我的家族的事情，不禁使我大吃一惊，我很慨叹自己的单纯和他们的城府之深，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便把这个答辩状搁了下来，待他来问时，我只推辞说我实在不会写，写不了，其他两位辈分高、年龄也长的他们经见世面广，是能写的，一定比我写得好，写好了还能为他的官司起不少作用，我还暗示他把其他两位看得尊重些，他一听也对，合乎情理，于是又摆了一桌，来请我时，我只推说不去了，他百般恳求，无奈又去坐了一下，无意间我摸到了一本那位堂弟上学时的作业本闲翻，看他写的作文，本子已被当作卷烟纸撕的不浑全了，一篇作文业已不见题目，内容却出乎意外的是他写我的，写我在学校如何受老师的好评，吃苦耐劳，考上学后他为我怎样的高兴并决心要向我学习等等……
我深切地感到：苦难的现实磨灭了多少有志少年的才情和理想火花，也谢绝了多少优秀人才形成的机会和被发现的可能，反过来说，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要想学得真正有用的知识，追求新事物，探寻其真理却又是多么的艰辛！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最后这个答辩状我还是没能给他们写成，此后多少次见到他那没有了表情的面孔，回忆起这件事，我都不止一次地感到脸上无光。
农村确实要比城市复杂，但复杂并不能推动时代的发展，有一句话形容我们那儿是“穷争窝里斗”，我也确实感到了理性的粗俗带给家乡的诸多悲哀。
许多经历相似，经常来往的同学常常在我的面前提起这件事，他们还说，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尽管不是什么重大的社会命题，但毕竟是我们的真切感受，受他们的启发，我开始酝酿草稿，列写提纲，匆忙上阵来写我的“精神家园”，犹豫，彷徨；再犹豫，再彷徨，几断几续，写写又搁搁，时至今日，历时五年才算草率而成，其实真正写作的时间合计起来只有不到两个月。
我是在单位上班的空隙，有时是在病中和独处时自我缩小感来临的时候来写这部屈辱的历史的，有时受写作的狂躁情绪，就忘记了周围人的尊严，甚至犯颜欺上，得罪了领导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和其它任何作品的诞生一样，我也感受到了写作的欢娱，又同时感到了写作的艰辛，特别是成家生子以后，家中再也没有了我放置一张书桌的地方，但仍是一日伴无书，形似丢魂失魄一样，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再这样执拗下去确实很危险，但已搭起了架子，写到半截里，又整时日搁在心里耽误了其它事情会更危险，于是我就豁出来，一吐为快，吐后决心不再去想！
九三年“陕军东征”很有实力的五大部作品和评论界的理论评述引导以及文学界的真诚呼吁、对时代做出诸多的客观性的感喟，今年又召开了全省、全市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和诸多文艺界老前辈的真诚呼吁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在上班的空隙总是下意识地搜寻这些谆谆肺腑之言，从而潜移默化地感染并启发了我，使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意识也受到了某种诸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在参与社会转型期的功利性实践中既得过好处，又吃过亏，但有一点我是自信的：尊重历史，也尊重现实！
家乡很穷，我也确实是从最穷最底层里爬过来的，爬“过来”之后，我又感到某种悲凉某种无奈某种困惑！农村是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也很有潜力挖掘，但自己只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从没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心有余而力不从。“文学是真诚的”——这恐怕正是与我性格上的默契点，我也确实爱好文学，但同自己做人一样还很不成熟，因此我又感到惭愧、无奈！因为业务上的事，下乡一去便是三个月，七月六日下午刚回单位，便收到了市文联寄来的《通知》，正好是这天下午召开全市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时间已被耽误了，擦肩而过，扼腕叹惜，痛惜之余，只有俯首伏案，仓促抄写全文原稿，以弥补自己的惜痛之情，深夜灯下，似嚼甘饴，好不情注，是为记！
一九九五年七月
——原载《醴泉文艺》200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