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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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亲，您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走这样的绝路，如此悲惨地离去。不是在年轻孤寡、最为艰难的时候，而是在儿女业已长大成人，您老人家理应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现在。事前没有任何预兆。也许迹象太多了，反而引不起足够的重视，使我们麻痹大意了。
您总是口口声声说连累了我们，耿耿于怀地责备自己。而这所谓的累赘，仅仅因为您老人家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关心照顾我们。尤其出事前的那段日子，您更是忧心忡忡，时而唉声叹息地喃喃自语：“哪能办啦，要闯祸了！”仿佛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
望着您惊慌恐惧的眼神，我感到深深地无奈和悲哀。所谓天之骄子的人类竟然这样的脆弱、渺小，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您而羞愧万分。为什么您要如此苛刻地要求自己，不管自己年迈体弱。真让人觉得无地自容。因为要说累赘，我们才是累赘,整整拖累了您大半辈子的负担累赘。
您年纪轻轻36岁，父亲因病去世，撇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其中最大的姐姐初中刚毕业。年幼的我只有3岁。您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仅靠每月36元微薄的工资，凭着做母亲的高度责任感和慈爱心。即至我们成年，您仍然处处为我们着想，全心全意地为儿女操劳。一旦自己身体不适，您老人家心里便过意不去，觉得连累了我们。
如今这所谓的累赘终于去除，我心里却一片无着的空虚。没有您累赘的存在，世界竟是这样的孤单寂寞；没有您累赘的存在，生命也似乎失去了意义。
母亲，您知道吗！自从您去世以后，我一直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总是失魂落魄提不起精神，闲暇的时候，也难得看几本书，写几行字。那曾经的希望梦想，早已烟消灰灭。就像一个原本天赋不高的远动员，中途受了挫折，心里不能不气馁，对接下去的努力越来越怀疑。毕竟冠军只有一个，不是每个人，每一种坚持都能获得成功。即使没有荣誉和鲜花，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同情的目光，尤其亲人的激励鼓舞。
唯有此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原来的理想抱负，除了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更多的是为了能使您过上好日子。
谁能想到，过去自命不凡的我，除了八小时上班，竟然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虽然对这种慢性自杀，心里非常痛苦，却始终无精打采。
“闲来纸笔为友，无事诗书作伴。”每次望见墙上悬挂的条幅，我非但享受不到丝毫的“自得其乐”，反而感到被人当面讥嘲的尴尬难堪。这种精神的沦落是如此地不可救药，以至于我对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电视连续剧，心里既厌烦又觉得安慰，就像提早退休的老人，以此消磨空虚无聊的时间。
想起来真是可笑，当初我那样地不自量力，竟然梦想当个作家，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仅仅因为在业余大学，比一般人多受了几年教育，多读了几本良莠不齐的书。为了这不切实际的希望梦想，我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失去了多少陪伴您的机会，多么残忍地剥夺了您享受生活的权利。
您既不抽烟喝酒，又不会搓麻将，更讨厌“张家长、李家短”地搬弄是非，做完繁琐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听收音机看戏剧节目。即使这微不足道的消遣，也因为我那“八字还没有的一撇”，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每当夜晚，我趴在阁楼上用功。因为居住条件差，楼上朝北的房间显得低矮狭小，下面的卧室，离天花板，高不过2米，大不到7平方。我在上面更是直不起腰来。
虽然您把电视机开得很轻，声音还是穿过木栅栏，直往耳朵里灌。尤其播放广告时，那突然增大、蛊惑人心的音量，搅得我心烦意乱。为了尽可能不妨碍我，您总是看一会电视，便早早地睡觉，还时常自言自语地说：“也没什么好看的。”免得我多心。虽然每次我都很内疚，却觉得这种隐忍和牺牲，是暂时而必要的，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报答您。
有了这种思想，便心安理得起来，觉得感情上已经多少回报了您，还不住地宽慰自己：反正明日白天还会重播，您可以接着收看。我却必须争分夺秒。尤其写作不顺利的时候，更是烦躁不安。虽然我尽力克制自己，嘴里还是时常忍耐不住“啧啧”。
“哦”您总是若有所悟，随即把声音关得轻得不能再轻，就像蚊子“嗡嗡”，连我都不好意思起来，从竖立在过道中的垂直楼梯上爬下来，把音量稍微开响一点。
想起来真让人汗颜！当时我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甚至连最基本的文句通顺都做不到，“的得地”、“定状补”和标点符号，都不能准确地区分使用，却多少自以为是个作家。就是那种喝了几滴墨水，便异想天开，白日作梦的家伙。那里知道作为“寂寞之道”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怎样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煎熬。
我就像半瓶子醋，肚子里货色有限，却狂妄自负、晃荡得厉害，对别人的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满意，对自己的出身深恶痛绝。似乎只要环境改变了，自己就能脱胎换骨，一鸣惊人。
有时虽然心里窝火，却不能不忍受。大哥单位里的狐朋狗友，经常有事没事来我家，喝的醉醺醺的，扯着嗓门，在南屋直闹到深夜：“这些人也真是的，我家本来就拥挤，还来凑什么热闹。”
人就是这样不知好歹，越是对方善良体贴，就越是得寸进尺。因为我们知道，即便再怎样过分，爱你的人，尤其是父母，也不会斤斤计较，跟你一般见识。这种宽容大度，不仅没能使你心生感激，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好像爱也是一种罪过，一种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和令人恐惧的高利贷，或者他们前世亏待了你，今生必须偿还。对那些与自己并不亲近，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之徒，却处处妥协忍让，不敢招惹是非，害怕遭到报复。
这种卑劣的欺软怕硬，就连神灵都难以避免。如同《鬼怕恶人》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有人因潮水上涨过不了河，便把附近庙里的菩萨用来当垫脚石。随后又来了一个人，对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惊恐不安。
“罪过罪过！”信徒嘴里念念有词，诚惶诚恐，把菩萨请回庙里，拂灰弹尘，顶礼膜拜。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为什么不惩罚那个恶人？”旁边的小鬼困惑不解。
“因为他不信奉神灵”神明似是而非，高深莫测地回答。所谓信则灵，不信自然就不灵了。既然没有了制约的手段，也就没有制约的必要了。
人们常说，时间是治疗心灵创伤最好的良药。因为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同横在路上的一道坎，迫使你跨越过去。只要你活着，还有一口气，终究要作出抉择。就象奔流的江河，不管路途多么艰难遥远，总是后浪推前浪，在迂回曲折中不息地奔流，带给我们新的感激，新的希望。
我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人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靠回忆和悔恨过日子，因为生命毕竟是现实的。只有当个人的生存得到维护，我们才可能顾及其他，才能感受生的快乐和死的悲哀，所以必须珍惜生命，尽可能好地生活。即使毫无希望，也不失为一种具体实在的拥有，而死亡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这种生命的本身，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因为你延续祖先的血脉。
这种迟到痛苦的觉悟，对我走出困境，起了很大的帮助。那次出人意外的疾病，更是犹如醍醐灌顶，给我当头一棒，由此切身体会到生命的弥足珍贵。
母亲，您知道吗？在您老人家去世的最初几年，我终日忧伤，沉浸在无限的悲哀痛苦之中，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当骨灰存放期满，兄弟三人护送您老人家的回家乡安葬的途中，我终于因为多年的精神压抑引起胃部溃疡，最后导致大出血，突然昏倒在火车上，被紧急抢救到当地的卫生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差点丢了小命。
回想起来，之前我就觉得不对劲：人特别怕冷，身体疲软，腿脚乏力，老是想坐躺下来歇息。平时很有规律、每天上午的大便，也突然变得不正常起来，稀里哗啦地拉肚子，还发现其中有咸菜叶一样的可疑物。
当时缺乏经验，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着凉，自持身强力壮，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去医院检查，反而加了两天班，作为调休，腾出足够的时间，参加星期天的葬礼。
即使生了这次大病，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一次偶然的意外，以后自己当心点就是了，甚至不无迷信地以为，也许真象婶婶说的那样：“这是嫂嫂舍不得，不愿意离开你们。”
这件事情之所以拖延得这么久，也是迫不得已。虽然我们满心希望把您尽快安葬在上海，便于就近扫墓。这样就要把英年早逝、三十多年前埋葬在祖坟的父亲，一起迁移回来。为了避免误会，得先征求婶婶的意见。
幸好我们谨慎行事。因为在婶婶看来，妻随夫葬，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事吗。那年清明节，您老人家带领全家，浩浩荡荡去乡下扫墓的时候，曾经特意委托堂兄找石匠，把父亲的墓碑重新凿刻了一块，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暗示叶落归根的愿望。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只能把您的骨灰盒暂且寄放在殡仪馆内。三年期满后，虽然担心您再也回不来了，却不能不入乡随俗，让您入土为安了。
谁知一年后，就收到堂兄的来信，说原来散葬各处的私家墓地要归并整顿，由乡政府出资，火花后，骨灰盒集中安放在各村新建立的纪念堂中。我们趁此机会，终于把您和父亲的骨灰，一同请回了上海，安葬在嘉定的仙鹤公墓。
为此，婶婶还老大地不高兴，把堂兄臭骂了一顿。虽说我们孝心可嘉，却剥了她的面子。正如先前我们浩浩荡荡安葬母亲，她在乡邻间觉得光彩一样。
我在家接连休息了好几个月，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感触很深。尤其瞧见镜子里，那向来红润饱满的脸庞，一下子变得面黄肌瘦的样子。想起在镇卫生院将近半月，一直不停地胃出血，更是心有余悸：一个人总共只有占体重百分之七的生命之血，怎么经得起如此滴、漏、冒、跑。尽管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吊盐水，病情有所好转，还是没有完全控制住。医生建议赶快输血。我却硬挺到最后。
直到现在，我都庆幸当初的慎重，尤其后来听说乡镇医疗机构混乱的管理，有的竟然重复使用从城市大医院回收的一次性针筒，甚至输用爱滋病患者捐献的血。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回到上海后，在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胃镜检查的情景。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别人几分钟出来了。我却被折腾了好一阵子。
“小伙子，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年纪轻轻的怎么弄成这样？”
“要赶快接受治疗，不能再耽搁了！”
女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诫，使我惊慌不已。仿佛我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我不仅在胃部的大弯、小弯、前壁和后壁取了活检，大弯取了HP（切片）。尤其拿到化验报告，看了病理医师的诊断，查阅了可能引起病变、恶化为癌症的萎缩性胃炎等有关资料后，我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切无可挽回，又何必自寻烦恼。要是您老人家在天有灵，一定也不愿意看到这样。毕竟我才30出头，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有许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享受。要知道地球上的生物，何止千百万种，能够投生为人，是一种多大的荣幸和造化。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又感觉到那种久违的跃跃欲试。虽然没有过去乐观，目标却更明确。即使这一辈子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至少应该努力地挖掘自己，把对您的思念，用文学的形式酣畅淋漓地抒发。
我觉得小说的名字起得真诚自然。我知道这种内心的指引是对的，情感是一切艺术的生命力。至于这种愿望，最终能否实现，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我必须这样去做，因为心里有太多的懊恼悔恨，需要宣泄，太多的遗憾痛苦，需要释放；太多的疑虑困惑，需要分析；太多无聊的时间，需要打发，太多的孤独寂寞，需要与您老人家倾吐。唯有这样，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精神不觉得空虚，唯有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求得您的宽恕。唯有这样，才感到您还在身旁，没有离我而去。
梅特林克，曾经写过一篇名叫《青鸟》的剧作。其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去的人活在活人的记忆里，就不会死。”您就这样活在我的心里，时常出现在夜晚栩栩如生的睡梦中，给我以心灵的安慰。何况这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自己多少是具有这方面天赋才能的。最初的短篇小说《寒春风》，就一直感觉不错。业大的同桌朱琪说写得很经典：中国作协会员、“大地文学进修学院”的苏院长，也曾对其他学员说，我是有希望的，将来会有出息的，还专门找我谈话，勉励我不要放弃，继续努力。
寒 春 风
风越来越大了，树叶簌簌地刮落地面，象钻刀划动着玻璃，发出凄厉刺耳的声响。天穹愈益深沉，从那褐色的笼罩中，接连漏进点点星光。
天上的星，遥远而渺小；路边的灯，昏暗又微弱；靠着永恒的执着，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它们似在期待，似在欢迎送别，渴望的眼睛专注热烈，迷离的目光逶迤闪烁，伴随温暖寒夜孤独寂寞的心灵。
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隆隆的卡车时而划破黑夜的沉寂。要不过了很久，斜对面公共汽车站上，才慢腾腾地驶来一辆通宵班车，撇下几个乘客，幽灵般散开去，像是执行秘密任务。
有时，夜幕下会朦胧地映现出一个人影来，头上冒着热气，仿佛茫茫雾海中夜行的船。也许你的航船，曾经驶过这座孤寂的岛屿。你就会发现那两个像小猫一样正瞪眼望着你的颤粟的身影。
你诧异地停了一下脚步，随即又裹紧衣服，向自己温馨宁静的港湾驶去。你可爱的儿女、忠诚的伴侣、慈祥的父母，还有温暖的被窝，都在等待着你，向你幸福地招手。
你远远地去了，又忍不住回过头来，虽然没有再望见他们，却依然感觉到街沿深处那两个倚墙站立，相互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小男孩炯炯的目光。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在这秋风萧瑟的夜晚，在那寒风凛冽的冬季，鲜花盛开的春天以及夏日炎炎的无数个深更半夜。
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没有家，没有亲人吗？
不，他们有家，那凄凉阴森的小屋子，就在附近不远的，几条马路后面的黑巷子里。他们也有亲人，不少的亲人，现在却空无一人。
他们的父亲很早就病逝了。当时兄弟俩，大的七岁，小的不过四岁。父亲死后才一个月，初中毕业，刚满十六岁的大姐，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因为经不起“奶蜜之地”（注1）的唆使诱惑——那可是个天真狂热的年代，后悔莫及地去了西北边疆。大前年，那个晚上时常坐在床头，给他们讲《灰姑娘》、《丑小鸭》的二姐也出嫁了。大哥随即去了市郊农场。从此，夜晚对于小哥俩来说，就更加孤单寂寞，黑暗漫长了。
每当母亲上中班不在家时，他们觉得屋子里总是笼罩着一股阴沉沉的死气。灯光显得特别昏暗，冥冥幽幽的，使他们心怀莫名而执着的恐惧。
桌下床底、墙壁旮旯，一切阴暗之处，都是那样地神秘莫测，令人疑虑重重，似乎随时都会伸出一只毛茸茸的黑爪子，爬出难以形容，却骇人听闻的怪物。
“咣当咣当”的窗户，也影影绰绰像是有人在外面使劲摇晃，就要破窗而入，虽然家里一贫如洗。就连先前给他们光明支持的电灯，现在也变得狐疑暧昧起来，居心叵测地眨动着利剑一样阴森刺目的鬼眼，如同进入天王庙烧香拜拂的唐僧师徒，看到慈眉善目的菩萨，突然暴露一副副狰狞面目，变成了白骨精和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发出尖厉恐怖的笑声，随即就要向他们扑来。
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了，世界显得越来越空虚遥远，仅仅剩下他们两个人似的。即使隔壁邻居家或外面弄堂里，偶尔发出的一些声音响动，也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给人安慰的同时，更加深了内心的疑虑孤单。
那种必须集中精力，依靠主观能动性才能够勉强进行的可怜巴巴的游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火柴盒毕竟是火柴盒，即使你的想象力再丰富，和玩具汽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漆黑浓重的夜色，从四面八方向小屋里蔓延渗透，威逼侵扰两颗幼小孤援的心灵。那遥远而渺茫的期待，逐渐被现实的疑虑恐惧攫持代替。忽明忽暗的灯光，也似乎预示某种不详的降临。
兄弟俩彼此望了一眼，像镜子一样从各自的脸上看到内心的动摇。几声嘀咕之后，弟弟先避到门外，探身望着哥哥够着拉线朝门口移动，然后瞄准方向，猛一使劲，磕磕绊绊地从黑暗的门洞里奔逃出来。
他们就这样来到街道上，站在这里。外面虽然寒冷，但天上有星月，路旁有灯光，马路上还有汽车和行人。
这恒古不变的存在，忠心耿耿的职守，与他们的心情是那样吻合一致，成了现身效仿的榜样。过往稀疏的行人，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减缓了内心的焦虑。更为重要的是，离家远一步，他们就觉得和母亲亲近了许多。
尽管这样，二人还是不敢走的太远，通常总是在母亲下班必经的十字路口期望等待。因为曾经好几次，遇到逢年过节或其他特殊情况，他们忍不住走开了。
母亲已经下班回家。小天使们却还在马路上等待。结果放心不下的母亲，又返回身去寻找他们。从此以后，兄弟俩就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贸然行动了。
他们就这样一心一意，满怀虔诚地等待着，即使活动僵硬的身子，也时刻注视前方，还相互监督着，惟恐错失随时可能出现的期望目标。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回家去，不是因为心里厌烦。他们的忍耐远非一般人能够想象，即使初恋的情人也自愧不如。
他们是那样单纯幼稚，在这种令人焦虑的苦苦期待中，非但感觉不到丝毫的委屈，反而更加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艰难。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他们，母亲才起早贪黑不停地操劳。这种对家庭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心怀感激又十分愧疚。虽然他们当时还不能准确地区分和表达这种细致微妙的情感。这种内心深刻的经历体验，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就这样一直等待着，孤单寂寞、百无聊赖的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侥幸的幻想。明知道离母亲下班的时间还很远，虽然街对面的日夜商店早已关门打烊，电影院最后一场的电影也放映结束。
两人却寸步不离地坚守在阵地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心的诱惑越来越强烈，以致于他们恍惚地听到黑夜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对他们暗自许诺：还不快回去，你妈妈早就到家了。兄弟俩瞥过脸去，疑惑征询地望着对方。
“也许妈妈真的已经回家了”然后几乎异口同声地希望。
“回家看看吗？”
“好的，再等一会。”
等一会，再等一会吧。也许你们的母亲现在已经下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要出现在你们的面前。那神秘的声音又自相矛盾地劝告。
果然，不一会儿，“哎哎”两人互相用胳膊猛捅一下对方，兴高采烈地指着前方：“你看你看，妈妈真的回来了。”
看见啦，早看见啦！那亲切熟悉的身影、光明温暖的母亲，正风尘仆仆，一步一步迎面走来。
他们后退着脚步，躲藏在花圃围栏下或小巷弄堂中，心向神往地窥探着亲爱的母亲，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慢慢地走过去，一直拐过前面的大饼摊，这才抄近道，小鸟一样唧唧喳喳地一路跑回家去。
两人迎面躺在被窝里，嘴里嘶嘶地抽着冷气，抚摸着身上的鸡皮疙瘩，竖耳谛听。
来了来啦，那细碎拖沓的脚步声，沙沙地擦着地面，又象是踩在心口上，使人激动紧张地喘不过气来。随后一切复归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是心里的幻觉。
正将信将疑着，门外响起了金属清脆的摩擦和碰撞声。母亲掏出钥匙，凑着月光，探着锁眼。接着门“吱呀”地开了，电灯“的笃”地亮了。
小家伙们眯缝着惺忪的睡眼，“阿嚏阿嚏”装模作样地连声哈欠，突然不无惊喜地发现：
“咩咩，妈妈回来了！”
“咩咩，回来啦妈妈！”
“怎么还没睡，又出去了吧。”母亲不无嗔怪地说。
“没没有••••••睡不着。”儿子们欲盖弥彰，吞吞吐吐地回答，各自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热气腾腾的肉馒头。
夜深深，太阳已经升起，照亮孤单简陋的小屋，相依为命的母子和煦的心田，并从那破旧的窗户中倾泻出来，划破黑夜的沉寂。
每当母亲下班回家，小哥两总是觉得灯光特别地明亮，屋子总是特别地温暖，原先死气沉沉的屋子，一下子生机盎然，充满了活力。
两人倾听着母亲“哗哗”的漱洗声，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很快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然而这种幸运是很少有的，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返回家来，站在弄堂口，满怀遗憾焦虑地望着巷底幽深紧闭的屋门和那寒光凛凛的玻璃窗户。
不知因为寒冷，还是心里沮丧，或者受到归巢本能的驱使诱惑，他们总是蹑手蹑脚地悄悄潜入其中。好像这不是自己的家一样。
两人默默地擦脸洗脚，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望着五斗橱上“嘀——答，嘀——答”慢里斯条的闹钟。
要是母亲还不回来，接下去的等待，就更加地艰苦漫长了。尤其今天特殊的日子，就象对他们先前不应有的快乐的惩罚。
昨天，兄弟俩刚吃晚饭，门突然开了。
“妈妈您怎么回来了！”意外的惊喜，接踵而来的便是如焚的忧心。他们把倚靠在门柱上喘息的母亲，搀扶到父亲遗留下来，没有靠背扶手，挨墙摆放的太师椅上。
母亲病了，但“不要紧，小毛小病的，睡一会就会好的。”她安慰儿子们说，硬是不让他们往厂里打电话请假。
望着疲惫消瘦、轻声“哼哼”的母亲，兄弟俩心里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平时妈妈可是非常能吃苦的，而是舍不得请假。那微薄的三十六元工资，本来就不够花，即使省吃俭用，况且百分之五十的病假折扣，如何负担得起。
直到现在，他们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能怪怨自己黄泉无知，罪孽深重的父亲大人。就是因为他那小业主成分，害得母亲不能加入工会，病假要扣一半工资；二姐的分配通知单被扣压了好几个月，差点去农村插队落户；大哥因此不能报名参军；连他们也是久经考验，才毫不容易戴上据说“是用革命先烈的血染成的红领巾”。惟有大姐是个例外，一帆风顺地享受了特殊的光荣，追悔莫及地发配新疆。
第二天吃过午饭，兄弟俩被催着上学去了。因为任何形式的旷课，母亲都是绝对不允许的，除非病得爬不起身子。
下午，第二节体育颗请假未上，哥哥便偷偷赶回家。打开房门，只见被子半条掀开着摊在床上，面盆杯子牙刷，凌乱地搁在桌上，菜却洗好了，用毛巾盖在竹篮里。母亲终于还是上班去了。
匆忙做好晚饭——都是家常便饭从小做惯了的，比洗衣服被子容易多了——三下二口地扒完，兄弟俩便忧心忡忡地出去了。
夜幕层层降落，天空漆黑一团，没有星月。秋风阵阵袭来，夹带着绵绵细雨。小哥俩如同热锅上蚂蚁，车站（虽然母亲平时难得乘一回车）街头、巷口，三点一线，来回转悠。最后终于忍不住，西北各一路，搜索前进。
半小时左右，两人垂头丧气地在中山环路默默会合，满怀羡慕地望着向郊外奔驰的汽车。哥哥转过脸去，刚要开口，弟弟愈益猛烈地咳嗽起来。弟弟滚烫的额头上，搭着哥哥冰凉的手。然后不顾弟弟的反对，哥哥坚持要回家去。
几乎一挨着枕头，弟弟便呼然睡去。哥哥陪着躺了一会，又轻轻地喊了几声，见没有反应，这才悄悄地爬下床来，撑了把破雨伞，没熄灯，万一弟弟醒过来时好有个照亮，不至于太害怕。随后关紧门，又独自来到街道上。
他马不停蹄地一直向郊外走去，尽量不去看不去想马路仓库堆放着的高大阴森的黑箱子。那可怕的传说，却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他。他仿佛听见黑咕隆咚的箱子后面有什么声响，像是女人痛苦的呻吟，嘶哑的喊叫。他感到非常恐惧，也更为母亲担忧。他想母亲一定也是很害怕的。
“开始的时候，”后来母亲告诉他说：“确实是这样。尤其你父亲刚去世不久，总觉得他在眼前浮现，在躺椅上“哦哦”地呻吟，晚上害怕走夜路，连衣服也不敢洗，慢慢就习惯了。”
正心惊胆颤地走着，“叮当叮当，叮叮当当……”只见黑夜中迎面驶来一辆救护车，从身旁呼啸而过。
他忧急如焚的心里第一个感觉，车上可能就是自己身患重病的母亲，甚至近乎本能地跟着跑了几步，随后茫然无奈地望着那白色的幽灵在视野中很快地消失。这才转过身来，飞快地向前奔跑。
终于气喘吁吁地到了母亲的工厂门口，却没能上前询问，甚至不敢靠近门卫室。即使到了马路对面，他还是尽量避开路灯，免得惹人注目。
他就这样忐忑不安、满怀焦虑地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听见背后一阵“壳落壳落”的响动，他蹲下身拾了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没声了，却见黑暗中晃动着一对晶莹绿色的光点，随即，斜刺里跳出一只黑色的猫来。
小家伙迟疑张望一下，便急速地穿过马路，猫腰钻入对面工厂的铁栅栏门，沿着幽静的厂区大道，一直奔向光明温暖的厨房。
风越来越大了，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枯黄的梧桐树叶漫天飞舞、遍地盘旋，发出轻微尖细的声响。
每当这个时候，在寂静的街道上，昏暗的路灯旁，我总会看见那两个在寒夜望归，相互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小男孩炯炯的目光、颤粟的身影。仿佛听见他们幼小的心灵和繁星点点的天空，那满怀深情的呼唤：回来吧妈妈！快回来吧妈妈！
注：1963年，为了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开发西北边疆的伟大号召，当时社会上进行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形象生动”的歌。歌词如下：“我们新疆好地方来，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牧场。来来来，来来来，这是美丽的地方，这是可爱的家乡”。
之后的《超越》、《痴梦》，也情真意切。我最看重的中篇小说《永远的怀念》的创作，却很不顺利，没有获得满意的效果。直到您老人家去世11年后，我才把纷繁的思绪，放到各自较为适当的位置——既然没有唯一绝对的最好，那就只能听其自然，采取先入为主的办法，谁先出现，就决定用谁，其他的等以后再做安排。
好在意识流小说，能够循环往复，所有的思想感受，在任何的句子段落，都能见缝插针。这种扑朔迷离的时空交错，虽然很难处理把握。但正因为没有固定的顺序，才能随心所欲，根据作家的心里时间，自由地倾诉流动。
在难以述说的痛苦烦恼中，我终于发掘了自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现方式。唯有写作的时候，心里才不孤单寂寞，才能感受生命的快乐和意义。
虽然有时不免惋惜，当初报考业大的时候，为什么偏偏选择“中文”，而不选择其他学科。比如法律专业。为此，我还特地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实地考察，了解招生情况。
要不是《华东政法学院》，只开设半业余和全脱产的班，也许我早已是个引经据典、吐沫飞溅的律师，或者在令人羡慕、高高在上的政法部门工作。与捉襟见肘，频临破产的国企，不能相提并论，养尊处优得多。
这不是不可能的。同科室林同事的儿子，过去到单位来玩，看上去傻乎乎的，不知怎么竟然也通过了资格考试，当上了律师，有房有车，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要知道二十多年前，可是昔非今比，高中文凭就很稀罕，让人刮目相看。哪知有朝一日会沦落到“大专大本煤球卡，硕士博士一大把”这般地步。何况是个业余大学的杂牌生。还不老老实实待一边去，免得丢人现眼。
尽管心里觉得遗憾，我终究还是庆幸这不合时宜，却符合自己性情的选择。因为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其实并不知道所谓的《汉语言文学》，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文专业，只是希望它与小学里自己引以为豪的作文，多少有些关联。正因为这样，我才避免了急功近利地诱惑，即使最后没有出息，也在所不惜。尤其经过那一次神使鬼差的失误之后，我对自己的志趣爱好，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尽管我不知道还能走多远，只要还在不断地进步，就决不轻言放弃。
在这一番高谈阔论后，还是让我来谈谈这件令人懊恼的事，究竟如何发生的：那天晚上，我有些疲倦，没有心情写东西，僵持了一会，还是鼓不起劲头，最后干脆整理起文档来。这样总比闲着无所事事好，谁知一不小心把手里正写着的中篇弄丢了，而且被删除的文件太大，在回收站也找不到。
我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刚学不久，除了能勉强打字外，对电脑几乎一无所知。我后悔得要命。要知道自从您老人家去世，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努力，不厌其烦地修改。虽然这种坚持远远超出自己的才能，却如骨鲠在喉，欲罢不能、不吐不快。它成了一种难以解释的痛苦负担。就象十月怀胎，却不能顺利分娩的孕妇，心里焦虑不安。
正当写得有些眉目的时候，却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幸好其中的内容，在心里酝酿已久，尽管没有丢失的详细。当务之急必须在第一时间，尽快补救。可当时已经很晚，心里又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反而会雪上加霜，败坏更加糟糕的情绪。
揣着心事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早早起床，与其赖在床上消磨意志，不如赶快起床，抓紧时间。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迫使自己强打起精神。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又感觉到曾经的激情和振奋。我几乎忘记了时间，唯有那颗砰然跳动的心，在交错的时空中自由地穿梭翱翔。
我恍恍惚惚，仿佛在做梦，感觉现实离自己很远，而那业已消失的过去，却浮想联翩，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从“滴滴答答”的键盘中，争相蜂拥地跳跃出来。我就这样，马不停蹄，连续工作了15、6个小时，除了中间胡乱吃了几个馒头，直到把小说的基本框架，重新搭建起来，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这种内心的期望已久，不由使我喜出望外。自从您老人家去世以后，我就萎靡不振，虽然仍不时去图书馆，借阅一些传记类文学作品，作为轻松随意的娱乐消遣。其中读的最多的是叶永烈的作品——他是中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传记作家，早年曾是少儿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这样既不用像写作那样费心劳神——我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集中注意力，即使象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也觉得索然无味，翻不了几页，便不耐烦地扔在一边——避免自暴自弃的尴尬难堪，又能增加自幼喜欢的历史知识。
直到那年春节去二姐家，看到房间里有一台外甥帮朋友刚换下来的旧机箱。当时我正蠢蠢欲动地想学电脑，希望通过多媒体窗口，了解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有助于“三天打鱼，二天晒网”的写作，也为日后单位的工龄买断，寻找工作创造些有利条件。
虽然“奔2”的处理器老慢了些，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挺实惠的。反正我又不打网络游戏，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用文挡写作，上网收看新闻、查阅资料，还有QQ交友聊天等基本功能就可以了。等操作熟练了，再换台新的不迟。
这种不经意的巧合，使我获益非浅，惊叹不已：想不到这小小的电脑，竟然如此神奇，尤其对于过去烦琐的写作来说，更是简便有效，不用一张稿纸，却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如同练就了“乾坤大挪移”，而且文本规范整洁，感觉良好。
我终于又能静下心来，如同伟大领袖曾经谆谆教导的那样“好好学习”，并感到“天天向上”的振奋快乐，虽然远未达到“下笔如有神”的高尚境界，却基本上能随心所欲地表达，甚至比最初构思的还要细致深入。
原来写作是这样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只要在电脑台上一坐下来，你便忘记了所有的忧虑烦恼，只要开启了心灵的钥匙，就能水到渠成，汹涌澎湃， 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第一时间，把内心的激情冲动，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不管这种思想，多么杂乱无序，如何奇特古怪，只要是内心真诚的感受，就不能轻易放过，而且越是与往不同，就越有价值，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发掘自己，突破个人原先的狭隘。使作品的思想境界不断地升华提高。
母亲，要是您还活着，也许我就不会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要是当初坚持下来，不知怎样的情景，至少会现在比多一些长进。母亲，要是早知道您老人家，这么快就离开，我一定会珍惜这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好好地侍奉照顾您。
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既然您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即使时光能够倒流，悲剧还是会照样发生。因为我们毕竟不能未卜先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议论某一件事情。因为生活毕竟是严酷的，儿女们有各自的工作，不可能全天候地陪伴，而这种难以避免的疏忽，对于一个痛不欲生的人来说，是防不胜防的。
“只有让生者安生，死者才能平静” 虽然我这样不住地告诫自己，心里还是痛苦不已。要是您得了不治之症，那又另当别论。你却又一次放弃了生命。
二
噩耗传来，我忍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从单位一路丧魂落魄地嚎啕大哭，回到家中，却不无惊讶地看到，您老人家安详地躺在床上，脸上没有丝毫的痛苦表情，而且大嫂、二嫂已经替您擦过身子，重新更换了衣服，我这才心里好受些。
也许您早就下定决心，乘我休假上班的第一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所以昨天才提出要洗澡。您向来注意整洁，对我们也一贯这样要求。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您却总是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时常对我们说：人穷不能志短，要懂得自爱。
要不是床上的被褥都已撤换，仅仅铺了一条竹席。床下的浴盆里盛满防暑降温的冰块，尤其脖子上那道的伤痕，我还真以为您老人家，象平时那样在午歇。
然而这一次，您真的是睡了，永远地睡着啦！所有的忧虑、烦恼全都因此解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当一个人的生命成为不堪忍受的负担，当一个人对生的眷恋，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也就成了最后的必然。即使一时感到害怕，相比长久的煎熬，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虽然您没有文化，却具备常人少有的明智和果敢，使我们在无限悲痛之中，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由衷感激，感谢您在摆脱痛苦的时候，也免除了我们繁重的义务和责任。尽管我对天发誓，只要您老人家活着一天，就会竭尽全力地侍奉照顾，但每天看到您如此地哀怨自责，又束手无策，帮不上一点忙，这是一种怎样难以忍受的折磨。做儿女的可以为您付出一切，但我们实在不能眼睁睁看着您整天忧心忡忡，满怀焦虑地活着。
我轻轻抚摸着您的脸和脖子上那道紫色的伤痕，生怕弄疼似乎正在昏迷熟睡的您，就像上次一样，经过医院抢救，还会再次睁开眼睛，开口和我们说话。
当时的情景，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百思其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向来乐观开朗的您，像突然遭到雷击，一下子垮了下来。
也许白天想的太多，在您去世后的最初几年，晚上我一直睡不好觉，总是神情恍惚，仿佛听见楼梯上又响起那沉重拖沓的脚步声。
“这么晚，您到楼下去干什么？”我心里正纳闷，房门 “吱呀”地被推开了。紧接着，听见您大声地呕吐。
“妈!您怎么啦？”我一骨碌蹦下床，赶紧从阁楼爬下来。
原以为您只是一般地不舒服，那扑鼻而来的辛辣呛人的气味，却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尤其在昏暗的灯光下，发现痰盂里像胆汁一样发出黄绿色荧光的液体，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揪住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次打击如同晴天霹雳。虽然我们时常听人说，某某家如何幸运或遭遇劫难，却总以为这种大伤大悲，是小说或电影中的故事，与我们丝毫没有关系。
我和哥哥，忧急如焚地围在医院的急救室门外，被那隆隆作响地洗胃机搅得心烦意乱，无可奈何地望着白发苍苍的您，孤援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嘴里插着像蛇一样不时扭动的橡皮管子，涕泪横流，接连不断地恶心呕吐。随后在观察室，您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医生接连开了好几张病危通知单，说是瞳孔放大了，看来没有希望。我们的心都碎了：
“真是作孽啊，都六七十岁的人啦，这么大年纪，还要遭这份罪！”我和哥哥姐姐唉声叹息，默默地在心里祈祷，无论如何您老人家要熬过这一关。
为了以防万一，免得临时慌乱，五领三腰的寿衣也赶紧准备好了，并心存侥幸地抓住最后时机“冲喜”。希望真像别人煞有其事介绍的那样，能够消灾免祸。人在穷极无聊的时候，什么荒唐的想法事情做不出来，甚至用“人血馒头做药引子”。
望着您像树皮一样干裂的嘴唇——尽管我们不停地喂您喝水，用湿棉球滋润，还是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不时发出含糊的呓语和嘻嘻的笑声；眼球在微微眨动的眼皮底下，不住来回地转动。那兴奋激动的神情，像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
或许您真地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外婆，就像每晚临睡前，时常情不自禁地招呼：“恩娘，一天又过去了。”仿佛她姥姥还话着一样。
看来您这次是真的挨不过去，就要离开我们了。人们常说，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已故的亲人就会来迎接。这种迷信之所以产生，难道仅仅出于人类对黑暗和未知世界的恐惧，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到了一个陌生环境，我们心里忐忑不安，希望有亲熟之人能助一臂之力。
更让我困惑不解的是，当一个人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时候，他的心灵，竟然会隔岸观火，独自逍遥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减轻了肉体的巨大压力痛苦，才使我们觉得灵魂能够摆脱肉体的躯壳独自存在。
这也纠正了我一直自以为是的错误。以前我总是抱怨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致命疏忽——要知道细节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只有重视细节，才能使观众相信作品的真实可靠——明明一个人处于昏迷状态，在特写镜头中眼皮却不住地颤动。原来世界上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只要一息尚存，就会有生命的迹象。
母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您要是就这么一觉睡过去，或者那天深夜我不这么惊醒，发现得再晚一些。那该多好啊！即使如您事后令人心酸回忆的那样——您原来不准备上楼的，想一个人出去，到外面扔了空瓶子以后，人实在支撑不住，这才返回家中——也让人心里好受些。这样您至少避免再一次遭受痛苦。
可谁又能预料，事情后来竟会那样出乎意外。即使明知道事情的结局会这样的悲惨，做儿女的，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尽力抢救。因为您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母亲。
原希望，经历了这次生死大关，您一定会大彻大悟，仅仅因为心里害怕，也会望而止步。
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生，与其说是造物的恩赐，不如说惩罚，毕竟还有快乐的时光。即使感受痛苦，也不失为一种具体实在的拥有，何况人生短暂，只有一次，相比死亡的空虚，胜过千倍万倍。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无一例外，把天堂描绘得如此光明美好，地狱刻画得那样阴森恐怖的原因。尽管人类对此一无所知，谁也没有从哪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回来过。所谓的死而复生，其实不过是一种命不该绝的假象。因此原本希望寻求的解脱，并不能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一了百了，消除内心的疑虑，反而更加深了我们的恐惧。何况现实生活中每一次死亡的经历，都是这样地悲痛欲绝，使人不由地怀疑，这种不吉利的开始，难以有好的结果。
尽管我们非常担忧，刚出院的时候，事情还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放心吧，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了。”对我们不厌其烦的劝说开导，您总是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微笑，不住“嗯嗯”地点头：“知道了，今后要好好保重身体，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尤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您兴奋急切地注视着车窗外的情景，如同少小离家的海外游子，正在满怀感慨地辨认、寻找过去的种种迹象，在心里和它们亲切地招呼：“我回来了。”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物质，正在热烈欢迎您的归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确实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回来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却生死殊途。要是再耽搁的话，也许我们也就真的见不到您啦。
虽然刚开始，我很不放心，随后不久，看到您在极度的惊慌恐惧中，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看！房间里烟雾腾腾的，都是毒气！”您全身哆嗦着，指着天花板说。出院不久的那天深夜，我被您从梦中叫醒。
“哪儿！什么也没有啊？”
“妈，您不要害怕，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为了消除您的疑虑，又把自己的被子从阁楼上拿下来，睡在脚后跟，一直陪您到天亮。
可是好景不长，见自己不能迅速恢复健康，您又焦虑不安起来，整天忧心忡忡，双手不住地颤抖，像是在祈求上苍的垂怜，使原本欠佳的身体更加虚弱，记忆也不如从前：时常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认不出回家的路；在未到钟点的时候，就催促我们上班，甚至深更半夜挨个敲我们的房门，牵挂某个早已熟睡的儿子还没有回来，要我们赶快去找。
好几家大医院的专家都诊断说，您得了早期老年痴呆症。脑CT检查也显示出脑梗塞粥样钙化点的病灶。不知是否受了外公的遗传。舅舅来上海奔丧的时候，言行也有些古怪，让人犯疑。我们正忙着您的丧事，他却突然提出要到“南浦大桥”去，说是上海这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难得来一次，很想观赏一下。
作为曾经在沪工作，后来精简回乡的老职工，对上海比别人关心，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难能可贵。可当时我们实在抽不出空来，和他老人家商量，是否等母亲的丧事办完了，再作安排。他却顿时不高兴起来，说是要马上回乡下去。最后我们只能叫了几辆出租车，陪着一块去。上了南浦大桥，舅舅又硬要司机违章停车，下车看风景，结果由于桥上的风大，受了风寒，回来的路上，在车里不住地呕吐，使得驾驶员连声抱怨。我们一再地赔礼道歉。
“都怪乡下乱说媒人的风俗习惯”母亲您生前不止一次愤恨不平地说 ：“使得高挑、俊俏、又出身富农家庭的外婆，遭人蒙骗，嫁到离家四五十里，患有精神疾病的外公家，受尽了苦难。”
不仅日常的生活难以维持，还好几次差点被发病的外公杀死。最后只能乘着黑夜悄悄地离家出走。
许多年以后，当您帮助父亲料理作坊的时候，外公不知怎么孤身一人寻找到上海，虽然给家里添了许多麻烦，您还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直至外公去世。
可怜外婆，为了生存，只能再次嫁人，在继父家没有多久，因产后营养不良去世的时候，在镇上做小大姐的您还很小。
“你外婆临终的时候，双眼死死盯着我，使我担心又害怕。”母亲，每当回忆起这些，您总是不由地流泪：“我知道她放心不下，当时我不到十岁，性格又倔强，几次三番从雇主家私自跑回家。”
“‘丫头，忍耐点’你外婆总是这样劝我。”
虽然您知道外婆很为难，却忍受不了东家没完没了地差遣，最后还是拿起包袱就走。
有一次，您甚至对那个据说还是远房亲戚的土财主大声抗议：“我是来做‘小大姐’的，不是卖给你做牛当马的！”
母亲，我时常听你说，要是可能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到大户人家去干活。不是势利，而是主人比较宽容，不那么小家子气，出了几个臭钱，就没完没了地使唤人，干完这个干那个，实在找不到事情，就叫你不停地擦窗户，总之见你稍有空闲，心里就难受。
“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家呢？”
“当时镇上有一家蔬菜货栈，是三兄弟合开的，人都挺和气。我伺候的是老二，太太身体不好，又没有生过孩子，对我很不错，还说以后要认我做干女儿，家里的贵重东西也随便摆放。”
“后来怎么样了？”我关切地问。
“没多久，她就生痨病死了。”
母亲，您最受不了继父嫌恶鄙夷的眼光，整天唉声叹气的“讨债鬼”。 尤其恨他经常虐待外婆。舅舅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份闲气，很早到上海去“学生意”。
“你外婆实在太可怜了，她身体本来就不好，怀孕后经常饭也吃不饱，婴儿早产下来，人很虚弱，又没有奶水，不久就死了。十月怀胎，母子连心，你外婆心里本来就不好受，继父却还要阴阳怪气地抱怨：
“‘你有自己的骨肉了，存心断我李家的香火！’”
“‘当家的，你不要说这样狠心的话，我心里也很难过’”每次听到这儿，我似乎总看见外婆，额头扎着毛巾，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苦苦哀求。
虽然我从未见过她老人家。那张绝无仅有的照片，一直由舅舅保存。尽管我去过他家——记得那年冬天，只见满地白雪的院子里，舅舅指着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堆说：“你外婆的遗骨，就埋在下面的小瓮里。”——对她的长相，却一点回忆不起来。可能当时年幼，记忆力差，照片又年代太久，已经泛黄，模糊不清的缘故。
“你外婆被用破渔船上拆下来的旧木板拼凑的棺材，草草地埋葬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乡下重男轻女的风俗：做丈夫的死了，出殡的时候，妻子要披麻戴孝，沿街乞讨，说“百家饭”能造福子孙后代；妻子死了，丈夫却步步高升，人蹲在楼梯上。”
在这种令人心酸的叙述中，我深深地感到您和外婆患难与共，非同寻常的母女之情。还有个姐姐，也是这样的苦命，满怀无奈地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一再地叫渴、哀求，让您去“叫恩娘快点回来。”
你迟疑着倒了一碗凉水，放在姐姐的床前。等您心急慌忙、终于把外婆找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瞪大眼睛，伸着枯瘦的双手。
母亲，现在回想起来，使您致病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承受不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当时正值改革开放，通货膨胀最为激烈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文革进行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
总之，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痛苦分娩中。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另一方面，“陈旧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用经典的话说，就是商品的生产和供应，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的需要。这种供求关系的尖锐矛盾，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一幕幕的抢购狂潮。
因为这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却什么都缺，几乎所有的东西，甚至连火柴，过去都凭票供应，现在却一下子开放了。可想而知会产生一种怎样的疯狂和混乱。
物价日涨夜大，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令人惊慌不安。市民们争先恐后地去银行，把自己辛苦积累的血汗钱提取出来，无奈不甘地圈入这漫无目的又超前消费的行例。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通宵达旦地排起了长队。各种各样，过去决不允许的投机倒把的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到冰箱、彩电、家用电器，小到牙刷、牙膏、香肥皂等日用百货，只要能买到的商品，都被抢购一空。这股决堤的洪水，随后迅速向郊区蔓延席卷，使那些乡间小镇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陷入一片喧哗嘈杂的人的海洋。
在这汹涌的浪潮中，我也身不由己，把多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3500元人民币，差点挤破脑袋，才终于在上海郊县宝山的罗店镇抢购了一台合资的20英寸飞利浦彩电。
当时的情景，真是触目惊心，人人谈价色变，首当其冲的就是每天和菜篮子打交道的家庭主妇。别的物品你都可以节省，一日三餐却必须开销。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尤其一次排队买菜，您被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推到在地。从此以后，每次去菜场，心里就惊慌恐惧。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征得您的同意后，兄弟三人觉得还是各自分家为好。您和尚未成家的我一起过。暂时由我负责开销。等您病情好转，再由您当家。免得您老人家误以为自己“破钉鞋不止滑”，心里有失落感。
我就这样当了家。好在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穷人的孩子从小做惯的。好多年前，当您到新疆大姐家去探亲，就是由我操持家务的。那时大哥刚结婚不久，二哥还没有女朋友呢。
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会洗被子了，因为这对瘦弱的您来说太吃力了。每次的自告奋勇，大多安排在星期天。为了犒劳我们，您总是特意买些荤菜回来。我们在院子里，一边馋涎欲滴地嗅着厨房里飘来的阵阵香味，倾听包饺子时砧板上像打击乐一样的美妙节奏，一边使劲地刷洗被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问心无愧地享受接下来的美味佳肴。
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地温馨甜蜜。母亲慈爱，儿子孝顺，相互依赖支持，彷佛世界上，就只有这种单纯的母子关系。我现在能够井井有条地料理自己，就是得益于您当年的言传身教。
原以为这样做，多少会减轻您的负担。想不到事与愿违，非但没能使您放宽心，反而怀疑我在入不敷出地报虚账。
为了消除您的疑虑，我想最好还是一起去菜场看看，实际了解一下情况。好在当时副食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在随后上任、雷厉风行、体恤民情的朱镕基市长——“九届人大”又众望所归地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大力开展“菜篮子工程”后，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有了明显的好转。
“五·一”长假的前几天，我就陪您一起去了,乘价格相对便宜，多买些鱼虾之类的荤腥菜，储藏在冰箱里，等姐姐姐夫一起过节的时候用。您却一下子惊慌起来，紧紧拽住我的手不放。
“儿子孝敬，乐得享受，老太太真是想不穿。”营业员和一旁的顾客微笑着劝说。
从那以后，每当我去菜场，您就神经紧张，一再关照我：“少买点，少买点！”。回家以后还要抢过菜篮仔细检查。甚至阻止我出门。有一天早上，您突然把我从身后拦腰抱住。
“妈，我这是去上班。”不管我怎样地解释，您就是不松手，眼看要迟到了，我心里着急，不知怎么身子稍一用力······
母亲，我至今忘不了您当时迎面摔倒在地，一脸惊恐的神情。直到现在我都不能饶恕自己。即使您再怎么纠缠，迟到要扣奖金，我也不能这样鲁莽粗暴。
想不到您这样弱不禁风，忧郁成疾。不久之前，还是那样健康，甚至开玩笑说：“要鹤龄龟寿，活100岁。”想不到您这么快就离去，而且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记得在业大上《文学鉴赏》选修课时，尽管老师对苏轼《江城子·记梦》中，这两句“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推崇备至，浅薄无知的我，却不以为然，既然耿耿于怀，又怎么能不去思量。
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正是这种表面看似的矛盾，才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华年早逝的发妻，虽然阴阳相隔，却欲罢不能，肝肠寸断的绝望痛苦。
就象每天夜晚临睡之前，我总是满怀虔诚地祈祷，希望能在梦中再见到您。或者早上睁开双眼，白天稍有空闲，周围没人的时候，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叫一声：“恩娘！”感觉您老人家在冥冥之中的某一个地方，正默默地注视，为我祝福。
这种明知无可挽回的哀怨自责，莫非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一个人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把精力耗费在这种徒劳无益的事情上呢。这种有悖情理的偏执，究竟是因为自我怜悯，还是自以为孝心可嘉的虚荣，或者仅仅出于内心的空虚无聊。
要是我成了家，有其他的情感寄托，也许就不会这样，对您的思念，就会逐渐淡漠，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独寂寞。
谁能想到，一向与人为善，勤劳本分，与世无争的您，最后会落到如此悲惨的结局。从此，除了聊以自慰地烧些锡箔纸钱外，我再也无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说来蹊跷，平时不怎么迷信的您，在一次清明节，忽然不无忧虑地说：“不知道这种事情，以后还有谁来做。”
“妈，你怎么会这么想？当然有我来做。”我虽然觉得奇怪，还是当即向您保证：一定像现在这样继续供奉，并在心里许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至少祭奠二十年。
想不到，时间会过得这样快。母亲，今天又到了您去世十九年的忌日。按照佛教阴阳轮回的学说，明年您应该转世为人了，所以那一天也是您的生日。
但愿您能投生到一个好人家。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您祝福。那家的官不必做得太大，钱不必挣得太多，但一定要父母双全，夫妻恩爱，婚姻美满。这样您就不会再像这辈子遭罪受苦，从小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以后的生活也有了保证。
希望到了那一天，我也大功告成，把对您无限的思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内心的伤痛遗憾，使我寝食难安。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挽留住您，我们亲爱苦难的母亲，要是做儿女的稍微有些出息，您也许就不会去世得这么早。
母亲，您不知道，我心里多么感激您，更是多么地惭愧不安。虽然我满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报您的养育之恩，让您为我感到骄傲，以此弥补过去使您蒙受的羞耻屈辱。因为这种超出一般的宽容，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能做到。尤其对您来说，更是难能可贵，使我每当想起这些，至今羞愧不已。
特别有一次，我因为忍受不了邻座的欺辱，最后一怒之下，在厕所里把他打得鼻青眼肿。对方家长找上门来，您筋疲力尽地刚下班回家，就被叫到学校。
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尴尬羞耻中，我的喉咙又突然奇痒难忍，接连发出一阵猛烈地咳嗽，似乎这样就能打断阻止那在众目睽睽的办公室里，令人窒息、汗流浃背的语无伦次。
最不可饶恕的是，当您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几元钱全部掏出来，交给班主任老师，作为多贴少补的医药费时，我是那样地无地自容。我自己闯了祸，竟然还好意思，抱怨家里的贫穷，使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好像我丢人现眼的还不够，还有什么尊严需要维护似的。
母亲，真想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无论当时在回家的路上，还是以后的生活中，我都从未听您提及此事，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好像这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难道您不感到失望吗？也许你早已被生活所击垮，也许您心里原本就对我们就不抱任何希望！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要是我有这样的儿子，一定会感到深深的悲哀羞耻。
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不由地暗自叹息。要是父亲去世得不那么早，我们的处境也许就不会这样艰难，这样地受人歧视，自惭形秽。
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失去丈夫依靠的妻子和没有父亲庇护的孩子，难免被人欺负。我们偏又性格倔强，因而更遭人忌恨。但我们毕竟是幸运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宁要讨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否则我们的童年还要凄惨。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对此却有截然相反的感受。尤其憎恨隔壁邻居的嚣张跋扈，无论事情大小，只要争端一起，就理不辨曲直，人不分老幼，王、谢、汤三家总是同仇敌忾，倾巢而出，仗着人多势众，恨不得把我们生吞活剥。
我实在不好意思，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各位宽宏大量的读者宝贵的时间。何况这些陈芝麻烂谷子，都牛年马月，过去多少年了。但我又生怕你们误会我心胸狭窄，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更重要的是，童年的不幸经历，与我现在的愤世嫉俗的孤僻性格不无关联，所以忧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举几个尽可能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不知过去缺砖少瓦，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总之父亲盖房子时，我家与左邻右舍的内墙，一直没砌，仅用板壁间隔。
后来王家有人开后门，在单位里买了些蜂窝煤屑砖——当时什么都缺，据说在农村连大小便这样的“肥水”都不让外人甜，要紧追慢赶地跑回自留地去撒。尤其是“建筑材料”——说是和我家一起垒墙，费用平摊。
我们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地与他们一起搬砖块，还到缝纫机翻砂车间去运黑沙。
谁知道，后来不仅墙没有砌在我家横梁下，因为相互不是合用的山墙，而且还把凹凸不平的砖块，全都朝我家这一边，甚至不让我们用因为园子狭小，堆放在我家的黑沙，简直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还有一天早晨，因为突然停电，我们忘记了开关灯，中午刚一回家，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拉长着脸，上门兴师问罪，说我们故意浪费电灯，这个月要多付钱。也怪当时基础设施差，几家合用一只“大火表”，每户按实际灯盏计算电费，无端生出许多事来。
后来，见我们长大了，他们这才有所收敛，不像以前那样放肆。等到以谢家为首的邪恶轴心，终于应验了“合久必分”的古训，彼此反目成仇，王、汤两家和其他街坊，又反过来夸奖我们比过去懂事，向我们赔礼道歉，数落谢家的不是。
小时候的惨痛经历，使我至今对这个弱肉强食、毫无恻隐之心的社会，缺乏基本的信任，怀有深深地抵触。尤其憎恶痛恨那些欺软怕硬的卑劣行为。
常言道：性格皆人生。而这种所谓的性格，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劳埃德・德莫斯《人格与心理潜影》的理论，大多是由童年各自不同的经历潜移默化造成的。用中国话说，就是“3岁看八十，七岁定终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益感觉幼年的不幸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尤其对人际的交往和婚姻家庭，怀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疑虑和消极悲观的态度。您老人家一生，就是前车之鉴，想起来让人心酸。您既没有得到一个好父亲，嫁给一个好丈夫，养育的儿女又这么一无出息。当您身患重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非但爱莫能助，有时候因为心里着急，甚至有些不耐烦。
我们可以无怨无悔地伺候照顾，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母亲，这样满怀痛苦地折磨。那是一种怎样的焦虑和无奈。以至当您去世的时候，我们悲痛万分的心里，竟然感到些许轻松。
因为您终于得到了解脱，即使是用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在摆脱难以忍受的痛苦煎熬时，也免除了我们繁重的义务责任，使儿女们永远心存感激，满怀愧疚。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挽留住您，使您老人家颐养天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母爱更仁慈，也没有比“久病床前无孝子”更让人心寒的。也许您就是因此心生恐惧，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让那种可能和不名誉的事情发生，竭力地维护我们。
你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去了，与您相依为命的我，却还孤单寂寞地活着，有时候我觉得您老人家，真的有些犯糊涂了。但您活得太累了。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太有爱心的。它甚至是一种罪过，对自己过于苛刻的罪过。因为您太善良，太有责任心了。因为您的爱心，远远超过了您的责任，您的责任又远远超过了您对生命的眷恋。
母亲！我实在难以想象，当那最后一刻来临，您在想什么？我知道您心里其实是很害怕的，否则就不会在我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再惊慌恐惧地求告：“哪能办啦？要闯祸喽！”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终于明白，原来您心里一直在进行激烈痛苦的斗争。也许您就是因为思想得太多，才忧郁成疾。
母亲！我实在难以想象，父亲去世以后，您是如何独自一人，把我们兄弟姐妹抚养大的。现在的独生子女都这么辛苦。也许那时候我们太小，离不开您，即使再苦再难，您也只能顽强坚持。等我们成家立业，有了各自的妻子儿女，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依赖，您就觉得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成为我们的负担累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说，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因为母爱是最无私的，为了儿女可以奉献一切，不求丝毫的回报。
三
童年的经历虽然不幸，尤其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当我那原先开木匠作坊，刚解放，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报名到“国营东风木器厂”，自食其力地接受劳动改造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经济就更是雪上加霜。尽管这样，我还是进了正规的幼儿园，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开始还觉得很正常的，后来想想确实不容易。尽管费用远没有现在高，但对我家来说，毕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都申请减免费呢！”尤其每当回忆过去，大姐总是羡慕不已地说，觉得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家姐妹兄弟五个，就你享受过这种特殊的待遇，难怪比我们聪明。”据说当时因为家里没人带，也可能我是老幺，更受一些宠爱的缘故。
提起父亲的死，我不由地悲从中来。虽然那时年幼，对父亲没有什么记忆。只听说他长得很高。尤其那一次危言耸听，更使我不敢相信。
后弄堂的小学同学的母亲，说我的父亲，因为个子太高，死的时候，竟然不能整个放进棺材，最后只能拦腰斩断。你说吓人不吓人，害得我好几个睡不着觉。
那一天，还是在他家做功课，猛听得有人“咚咚”地敲门。打开一看，见外面横着一口棺材。我们正纳闷着，见有人猛地掀开棺盖，从里面跳跃出来。我父亲一把抓住张宝才妈妈的手，大声地责问：“谁说我被锯成两段了？”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梦。
“简直胡说八道！”您听说了此事后，也气愤地说：“不过你父亲确实长得很高大。”
“比我二叔还高吗？”
“还高。”
难怪！记得那一年，母亲您带我们全家去家乡扫墓，在村口的天主堂站下车，就迎面碰见拎着菜篮子，兴匆匆地赶到镇上去买菜的二叔。不知一时疏忽，估计不足，还是当时邮政落后，原来他刚收到我们几天前就寄出的信。
这是成年后，我第一次见到，我们老赵家硕果仅存的男长辈。我父亲的四个兄弟中，其他三个都早已不在了。虽然父亲去世不久，我也曾经在乡下住过。他那高大淳朴，陈永贵式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他也确实当过生产队长——尤其是爽朗的大嗓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想而知，父亲当年也是鹤立鸡群。大姐也一直说：“阿爸的卖相老好的，经常剃平顶头，戴礼帽，穿一身黑的香云纱衣裳。”
听母亲和哥哥姐姐说，父亲几乎是被活活饿死的。虽然父亲每月七十多元的工资，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绝不算低。光我们一家开销，日子应该过得去。可父亲是个出名的孝子，又非常顾念兄弟情义。我那上过几年私塾、身体又不好的三叔，解放前就一直和祖母住在上海，顺便帮我不识字的父亲记账。其他同村同性的乡邻，也时常来者不拒地要些盘缠路费。
62年，城市精简人员，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我祖母和三叔只能回乡下去住。不久三叔旧病复发。据说这痨病是年轻时落下的。他不知怎么、异想天开地看上了地主的女儿，还自告奋勇地到他家去做长工。
虽然他也算个读书人，模样又长得俊，却徒有唐伯虎的风流而没有他的才华和运气，只能一厢情愿地下死命干活，以至积劳成疾，累坏了原本就单薄的身子。临终前，痛得死去活来，对家人大喊大叫：“快送我去医院，不要舍不得钱，一切由上海的二哥负担。”其实我家当时的情况，已是泥菩萨过河，不能和过去开木匠作坊的时候相比。
“想想解放有啥好！旧社会，我家虽然不能说很富有，吃用开销是不用愁的，钱在抽屉里随便放的。好像永远用不完。家里有七八个‘学生意’，父亲每天规定要做多少家具，放在店里买，还请佣人。日子蛮好过的。母亲还经常带我们去‘大世界’看戏。到乡下去的时候，全都把你当财神爷供着。”
每当谈起过去的事，大姐总是不无感慨地说：“要不是公私合营，爹爹根本就不会死。我家的日子也不会这么难过。”
以前我还将信将疑，现在亲眼目睹，凡是做生意的，日子都比一般人好过。想想也是，一个每天只有钱出去，一个却不断有钱进来，即使不是“日进斗金”，至少不会入不敷出。
即使当时的情况大不如从前，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供养祖母，接济乡下的兄弟。这样就更加捉襟见肘。父亲只能节衣缩食。因为经济压力大，人的性情也变了。母亲您就是不愿看父亲的脸色，才不得不出去干活的，听说有招临时工的时候。
姐姐哥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是怎样闻鸡起舞，天不亮，就被父亲叫起来，说是到菜场上去拣菜叶。其实是变相地偷。当时人人都饥肠辘辘，饿红了眼，恨不得把篮子都整个吞下去，哪里还有菜叶子等你去拣。
行窃任务完成后，他们才能回家吃早饭。而这所谓的稀饭，就是隔夜就已经烧好，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稻米的涨性，早上膨胀得连一粒米花都看不见，用勺子不住地搅动，才能浮捞起一层米浆的“糊涂涂”。即使这“清汤光水”，吃了等于没吃的稀饭，也不能喝饱。即使这样，原本就极为有限，每人每月半斤的油和其他按计划供应的副食品，父亲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节省下来，把一瓶瓶日积月累的油和风干的鱼肉孝敬到乡下去。
我那时还小，这些事情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次，我和二哥，实在饿得不行，竟然偷吃生面粉，还连声“好吃好吃”。
很多年以后，从哥哥姐姐的坦白中，我才得知，原来这种小巫见大巫，被逼无奈的偷窃行为，在我家绝不止发生一次。只是他们年龄比我们大，能力比我们强，作案手段比我们高明，胆子比我们更大。
大姐利用买菜的机会，多少能捞些油水，买个大饼充饥。瘦小猴精的大哥，则从客堂隔墙上，那狭窄的木栅栏里，钻进整天关闭紧锁着的小屋，从家里勺些米，到隔壁外婆家“下不为例”地烧些饭吃。
母亲！当您听说这件事后，都心疼得流泪了，对父亲的意见和不满就更大，遇到休息天，总是尽可能多烧些饭菜，给我们充饥解馋。父亲为此还老大地不高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宠坏我们。”后来您只能瞒着父亲，直接带我们上馆子。
“其实你父亲也够可怜的”母亲时常哀怜地回忆：“那时早上，咕咚咕咚，喝的稀饭，像镜子一样照得出人，我们都吃不饱，你父亲人又人高马大，进厂后干得又都是重体力活，从圆木锯料开始，全是手工操作。”
更让人痛心的是，母亲听说父亲回乡下探亲的时候，奶奶和叔叔们，不知为了得到更多的帮助，还是其他的原因，竟然哄骗父亲说，家里没有粮食了，让他吃稻糠。我原来还不相信，直到去乡下，办理您老人家丧事的时候，才从堂兄嘴里间接证明了当初的传闻：
“二伯伯人真的太好了！其实当时乡下的情况根本没有这样遭，那些谷糠是用来喂鸡和牲畜的。”
“人是铁，饭是钢，这样地忍饥挨饿，怎么受得了。劝他又不听。吃饭的时候，菜也舍不得吃；连拣回来的菜叶，也不让洗，说营养都洗没了；还经常冲酱油汤喝，终于饿坏了身子，得了胃癌，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每当说起父亲的事，母亲您总是愤愤不平地说：“那些拖到最后，才不得不加入‘公私合营’的‘群众木器厂’的小业主，工资反倒拿100多。”
等到退休的时候，看到《光荣证》上，用的不是“同志”，而是“先生”的称呼，单位也没有敲锣打鼓地欢送，只得一个人夹着镜框，灰溜溜地回家，却把对邻的张家伯伯气得七窍生烟，现在的人却以工人阶级为耻，尤其羡慕养财大气粗的暴发户。
说来大逆不道，父亲去世以后，我家的经济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比之前有所好转。虽然母亲工资只有36元，因为不用支付父亲的医药费，没有乡下额外的开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久前清明节扫墓，我才听二姐说，原来父亲当时竟然是在附近的地段医院做的胃切除手术。这样地草芥人命，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原来医生说是良性的——不知道当时怎样检查的，日本东京医学院的宇治达郎1950年发明的胃镜是否已经推广到基层医院——没什么大问题。可上了手术台打开一看，见癌细胞已经扩散，就匆忙地缝合起来。
要是在医学发达的现在，或者当时到大医院医治，父亲也许就不会去世的那么早。我一个同事的父亲，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至今还活得好好的，都八十好几了。
使我纳闷不已的是，记得小时候，自己很活泼可爱的。每当从幼儿园回来，在大人们的挑逗下，总是大方大方地和同班名叫张爱的小女孩表演节目。不是唱《李小多分苹果》、《我在马路上拾到一分钱》，就是跳舞做游戏，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变得神经兮兮，敏感胆小起来，特别害怕在幼儿园大便。尤其上小学前的那次报名面试。我虽然用了吃奶的力气，结果还是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回答不了老师简单的提问。
这些令人羞耻的回忆，成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总是莫名其妙地梦见自己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憋着肚子，心急火燎地寻找厕所，却怎么也找不着。直到现在，才终于摆脱这种令人作呕，焦虑不安的噩梦，恢复了心里的自信。
尽管有上述令人尴尬难堪的经历，刚进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受鼓舞的。刚一开学，我就被班主任老师推举为班长。由此看来，小时候我还是蛮讨人喜欢的。前面弄堂口解放前当警察的何爹爹，也一直“红小兵，红小兵”地爱和我开玩笑。
每当看到母亲因为在“新疆建设兵团”大姐的要求，拍摄留念的那张“全家福”，我都不由地笑出声来。可能是第一次拍照，我和哥哥神情紧张，又穿着因为小孩子发育快，出于经济考虑，用黑白泡泡纱，做得很肥大的“制服”，所以显得特别滑稽。
瞧见照片上那剃着小平头、神情呆板，像是在医院接受慰问的小病号，相互紧挨在一起，穿着条纹衫的三兄弟，真让人忍俊不禁。倒是梳着两条羊角短辫的二姐显得天真活泼些。一旁的母亲您看上去，显得更是比实际年轻健康。
因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赏识，我对柴老师心里一直很感激。虽然她长得高大丰满，洋娃娃一样白皙圆润的脸上，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尤其一头乌黑亮丽的长波浪，而且总是衣着时髦。
对于一个人民教师来说，又处在那样特定的时代环境，这样标新立异地爱慕虚荣，虽然个性鲜明，却难免有些招摇。听说“破四旧”的时候，她就被人剪掉了旗袍，敲掉了高跟鞋。
即使这样，我还是满怀虔诚地爱戴，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尽管每当那些惹是生非的高年级学生，时常在外面喊叫“柴爿”，她总是随即打开教室门，愤怒地扯着嗓门，针锋相对地回答：“给你妈做棺材。”也丝毫没有减少我对她的敬仰，并且心里深感内疚。因为自己的弱小，不能替她出气，把那些无赖狠狠地揍一顿。
我就这样神使鬼差，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卑怯敏感。可想而知，这种说不上生理缺陷的障碍，不仅使每天的上学毫无乐趣，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尤其当老师提问和布置背诵课文，对我来说，更是接连几夜忐忑不安，像是等待宣判的囚犯。
明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课堂上却只能像鸵鸟一样低下头去，把身子埋藏在前排同学的背后，希望老师不要叫到我。虽然心里明知道，越是这样，越是惹人注意，却是心虚胆怯，难以自己。虽然明知道这是神经过敏的自我折腾，因为我从未因此被人在课堂上恶意地嘲笑，即使是与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我特别感激教《俄语》的粱惠丽老师。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富有同情心。每次要背诵课文的时候，她总是在没人的时候，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然后关上门，自顾自地批改作业，让我随意发挥，使我紧张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以至于有一次，我竟然非常通顺流利地把整段课文都背诵了下来，使得粱老师也一脸惊讶地转过身来。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心里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以后再也没有过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对我影响更深、最令人难忘的是“小周老师”。她是三年级时候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学生们都非常爱戴她。虽然她学历不高，是半途出家的民办老师，却善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
只要她矮胖的身影，一走进教室，像孩子一样圆圆的脸蛋微微一笑，亲切甜蜜地叫一声：“同学们好！”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眼神，都像被磁铁一样吸引到讲台上。
记得她刚接班不久的一次作文课上，我灵机一动，把上堂课刚学过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排比句，活学活用了一下。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这种修辞手法的作用，只是觉得这种句子读起来很有气势。想不到下堂课上，我竟然受到当众的表扬。
我至今忘不了当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和同学们满怀羡慕的眼光。这不仅使我从过去痛苦屈辱的学习生活中，得到些许的安慰。更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自信。自此以后，几乎每次作文，我都会得到小周老师的好评夸奖，并被当做范文，张贴在黑板旁的墙报上。
遗憾得是，进了中学以后，“读书无用论”的歪风邪气，在社会上肆虐横行。学校里更是乌烟瘴气。不是今天这帮流氓堵在校门口，把另一帮流氓暴打一顿，就是明天那帮流氓，冲进教室，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幸亏作为“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宣传队”中的杰出代表的张师傅，以暴制暴，才使小流氓们有所忌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学校的秩序。
一提起凶神恶煞的“张天师”，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小无赖们，不由地一个个觉得脑后生风，赶紧缩着脖颈，仿佛那迅雷不及的“朱砂掌”，就要当空劈下。后来我们到阀门厂去学工，这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学校里威风八面的张师傅，只不过是个穿工装裤的普通工人。
作为“臭老九”教师，不仅连应有的尊严得不到维护，就连自己的灵魂也很难保持纯洁，一个个诚惶诚恐，夹着尾巴做人。听到上课铃声响，就一个个胆战心惊，如同鬼子袭击高家庄，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既要严禁防查隙开的教室门楣上是否挂着“畚箕雷”，免得脑袋开花，又要时刻提放迎面扔来的“纸榴弹”，背后挨粉笔之类的冷枪。
经过一番出生入死的考验，教师们终于豁达大度地明哲保身起来，一走进教室，就开诚布公地“约法三章”：“谁要是不喜欢我的课，觉得课上的不好，也没关系。随便你们到教室外面去，还是伏在课桌上睡觉，只要不影响别的同学听课。”
唯有教历史的高老师例外。他不仅英俊潇洒，知识渊博，衣着讲究，颇有绅士风度和学者气质，长得有些像演《百万英镑》的格里高利·派克，而且很会讲故事；批评人的时候，又含蓄幽默。遇到学生在下面讲话或调皮捣蛋，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慢慢踱步过来，一边结合讲课内容，一边伸出手来：
“你看看，你看看。”
如同是在指责你，又仿佛评价某个历史人物。要是你还不知悔改，他就会在你头上轻轻抚摸一下，帮你侧正过脸来，从容不迫地继续讲课。这种善意巧妙的批评，非但不让人感到丝毫的尴尬难堪，反而受宠若惊，使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即使上学的路上，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突破好几道封锁线。因为几乎在所有的马路和弄堂口，总是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闲荡，专门盯住低年级学生的口袋，或对过往的女生，不干不净地评头论足。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我不仅没能发挥文科的优势，反而因为各种干扰，尤其是每况愈下的数理化，自信心大受打击。
我至今弄不明白，这样一目了然，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 1+1=2，和高深莫测的什么“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其中的含义和内在关联。虽然我把徐迟曾经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从头看了不止一遍。结果还是一头雾水。
就在大多学生自暴自弃的情况下——即使你书读的再好，也没有用，毕业时都得按档子分配。一切似乎都是命里注定的：如果你有哥哥姐姐在农村“插队”，没有“工矿”，便铁定了分配在城市工作。否则，就得“面向黄土背朝天”去修理地球——那场史无前例，至今还备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听到这个出人意外的消息，校园里顿时像烧得滚烫的油锅里滴进了水，一下子沸腾起来。那些平日里骄横的流氓无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其他的学生既心向神往，又不无担忧。“臭老九”们则扬眉吐气，多少恢复了久违的师道尊严，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
一切发生的这样突然，使人措手不及，习惯了“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就能被推荐进入“七二一大学”的人们，尤其首当其冲的应届高中生，还来不及思考这次变化的意义，就心急慌忙投入到这历史洪流中去了。
为了抓紧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学校立即“只争朝夕”地迅速动员起来。经过摸底考试，我被分到了文科一班。正当我们冒着炎夏酷暑，踌躇满志、进行最后拼搏的时候，学校突然公布教育局的紧急通知，说是这次高考采用单一的理科试卷。
听到这个消息，文科班的同学，一个个六神无主，唯一较为理智的选择，就是赶紧转班，争取所剩不多的最后一点时间，尽可能弥补和减少损失。我却束手无策，因为数理化的基础实在太差，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自己不努力，可就是对那些空洞抽象的数学公式，枯燥乏味的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式，一筹莫展。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因数学不及格，只得了56分，最后连中队长都被撤了。
我就这样，只能坐以待毙，心存侥幸地希望事情也许会有转机。既然同样是高考，为什么文理有别。何况这样的学生很多，光我们年级就有5个文科班，有关方面应该加以考虑。学校也说正在向上反映，结果越来越被动。
当我带着多年的遗憾困惑，上网查阅《中国高考制度的演变》的有关资料时，上面却明明写着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七门学科，文科课理科都考政治，有文科和理科之分，都是考五门课，总分500分。为何只有上海除外（详细情况无处查证），而且只考数学（100分），政治（100分）；理化（60+40分），考语文（100分）四张卷子，总分400分。最后的录取分数线为240分。
这样的重理轻文，可能出于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并考虑到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独特的优势地位，为了争取时间，早出人才、早出成果，虽然经过十年浩劫，当时百废待举，需要各方面人才，但更缺乏“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国家经济建设、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起到直接推动作用，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和理工科的人才。
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未分班以前的高三（1）班），全体48个同学中，只有三位考取大学。四个人上了中专。可想当时教学质量之差。即使这些令人羡慕的幸运儿，结果也令人扼腕叹息。听说坐在我前排的徐丽娟，进了《上海纺织学院》，后来被分配到郑州。另一个姓包的男生，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因为是“三房隔一子”，舍不得离开上海，毕业时不服从统一分配，被学校开除，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却因祸得福地保住了户口。多年以后，在离家不远的《东风木器厂》，看到徐建国从大门口走出来，闲聊之后，这才知道他原来考取的是《轻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我就这样丢人现眼，在家里吃了一年多闲饭。您却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使过一个嫌恶的眼神。虽然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人生梦想。对您却是奢望。我尽可能地多帮您分担家务，心里却一直惭愧不安，觉得对不起您。直到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业余大学，看见您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才好受些，并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好好报答您，让你为我自豪。
想不到，您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难道您对我们就这样没有信心？对生活这样悲观失望，没有丝毫的留恋？也许正因为有太多的牵挂，太强的责任心，才使您作出这种痛苦的抉择。我们因为工作繁忙，疏忽大意，难免会出现的心情急躁和照顾不周，无意中又加深了您的疑虑担忧。因为即使再孝顺的儿女，相比父母的爱，也是不及于万一的。
然而即使是这微不足道的爱，也使我难以自己。母亲，您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地需要您，感情上更是多么依赖您。即使您全身瘫痪，我也绝不会嫌弃您，也比这空虚无聊的怀念，胜过千倍万倍：即使您老人家再活三、四十年，我们也偿还不清，报答不尽您天高海深的恩情。
这不是事后信口的承诺。虽然有一段时间，由于自己年轻，第一次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心理承受能力差。又因为事情发生的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对您蹊跷的病情估计认识不足。即使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们还是感到深深地迷惑不解：为什么向来健康开朗的您，突然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变得如此地忧郁虚弱。
看您精神萎靡不振，人一天天消瘦下去，我们更是焦急万分，尤其每当吃饭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地劝说，您还是难得动一动碗筷。即使喂您，也吃不了几口，总是一脸哀愁地说：“肚子不饿，实在吃不下，牙齿胀痛得厉害，老是嵌东西。”
起先，我还将信将疑，仿佛您老人家故意和我们过不去。非要把自己活活饿死不可。人的思想竟会这样邪恶，而且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母亲。因为我实在弄不明白，心里非常担忧：您怎么能每天只吃这么一点食物？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有一次，被我逼急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您张开嘴来，用手不住扳动的牙齿。我这才不无惊讶地发现，过去整齐的牙齿，现在却松松垮垮，七歪八斜的。可能那次事故，牙床和肠胃受到了损伤。难怪每顿饭都这样难以下咽。但我还是不能不假装，有时是真的生气了：“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人是铁饭是钢，您就好歹多吃几口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才渐渐变得有耐心了。对我来说，您既是我的母亲，更是一个需要无微不至关心照顾的病人。有时候我觉得你真像个孩子，天真幼稚得使人发噱，忍俊不禁。
“爹爹”——母亲，您知道吗！当您第一次这样叫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惶恐不安。我可是您的儿子啊。这不是折煞我吗。当时，我真以为您神志不清了。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甚至觉得不无道理。在老家常州，人们就意味深长地把孩子叫做“小老”，就是还未长大的老人。把上了年纪的人，称为“老小”，意思长大后又变小的人。
如同孩童的天真无邪，能最大程度地博取父母的欢心一样，老年人的这种返老还童，也饶有兴趣地激发儿女的怜惜，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老的时候，由于精力不济，需要儿女帮助的时候，那过于敏感的自尊心带来的羞耻羞恼。
这种对生活的觉悟认识，使我变得从未有过的忍耐圣洁。我这才深深体会到先前后街坊罗小弟的孝行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他的母亲因为中风瘫痪，多年卧病在床，家里缺人照顾。他只能亲手料理，甚至不避嫌疑地帮助母亲擦身洗澡。周围的邻居，尤其婆婆妈妈们，都羡慕不已地竖起大拇指，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好福气。以孝子自居的我，却觉得这未免有些做作。他家里不是还有姐姐和妹妹吗。现在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性别的合适与否，并不能等同于个人的良知和他们应尽的责任义务。
母亲，回忆过去的一切，我越来越被您无私的奉献深深地感动，越来越为您感到遗憾惋惜。要是您活到现在——这不是不可能的！隔壁的杨家老太，都90岁了，又多年风瘫在床，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去年还和92岁的“老头子”，一起庆祝“金婚”。您又一直身体健康。我们希望您会很长寿的。想不到，今天已经是您二十年的忌日。
要是父亲现在还活着，要是您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老伴，经常陪您说说话。要是我们……您也许就不会去世的那么早。因为相濡以沫的夫妻，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儿女的爱，毕竟是不一样的，相互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适合周到的关怀体贴。
要是您现在还活着，那该多好呀。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出息，日子毕竟和过去大不一样，好过多了，无论衣食住行，我们完全有条件请个保姆，照顾您的生活。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已过去，无可挽回。因为您生来就是这样的命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又确实是生来富贵的。所以上没有求得一个好父亲，中没有嫁给一个好丈夫，下又没有一个养得一个好儿女的您，注定只能毫无希望地活着，默默地牺牲自己。
母亲，您实在太善良，太苛刻自己了。您无私地奉献，我们起先懵懂无知，然后理所当然，甚至不无埋怨地接受。我们些许的回报，您便觉得经受不住，以至宁可委屈牺牲自己，也不愿连累不孝的儿女。这种遗憾愧疚，将永远伴随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挽留住您——我们慈祥敬爱，受苦受难的母亲，没有尽到自己做儿女的责任义务。
人的精神竟是如此脆弱，生命是如此地易失。仅仅几个小时的离开，您老人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日夜眷顾，没有出息的儿女。就为了这天经地义的侍奉照顾——要是养儿不奉老，还要我们这么多儿女干什么。可天下又有几个儿女能够像乌鸦那样反哺。如果子女能用父母十分之一的爱去回报，就会被赞誉为“孝子”。
您竟然这样忍心地去了，不管我们怎样地哀声痛哭，您都置若罔闻，永远闭上了眼睛。您竟然这样忍心地去了，那样地义无反顾，被那沉重的义务责任所驱使诱惑，越是我们对您“孝顺”，您越是觉得连累我们，对不起您碌碌无为的儿女。要是我们兄弟姐妹，有人稍许有些能耐，您老人家又何至于这样想不开，走这样悲惨的绝路。
一想到您退休以后，还经常帮人带孩子，说是白天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以此消磨时间。其实是想多积赚些钱，贴补家用，为操办儿女的终身大事考虑。想起来真是惭愧。虽然我当时怕您既要做家务，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人太辛苦，身体会吃不消，甘愿上交一半的工资收入，作为生活费，除去买书等其他开销，每月所剩无几，但也确实因为死要面子的虚荣心在作怪，不愿听人家背后说闲话。
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个夏天，当我下班回来，刚拐进弄堂，就不无惊讶地望见您满面通红，疲惫不堪地瘫坐在家门口的躺椅上，用毛巾不住地擦着从鼻子里流淌出来很久，已经有些干枯的血迹。原来您冒着酷暑，推着以前带孩子用的小童车，独自一人，悄悄上街卖冰棍去了。结果大半天才卖了几根冰棍。不仅受同行老太婆们的排挤，还差点中暑晕昏过去。
母亲，纵观您的一生，既是如此地平凡，又是那样地伟大。因为您把人类最神圣无私的母爱，淋漓尽致地发挥，深深感动我们冥顽不灵的心，并将这种感激传接给我们儿女。
安息吧母亲，愿您老人家早日进入天堂。如果真有所谓天堂的存在，那一定是您的去处，一定是为您这样仁慈善良的人设置安排的。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和寄托。
安息吧母亲，愿我们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女，再一次感受您无微不至的关怀；愿我们来生改当您的父母，让我们弥补、偿还今生今世欠您的恩情。
安息吧母亲，愿您在天之灵，保佑您尘世的儿女。我们一定会好好地珍惜这痛苦的赐予和责任，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如同您活着的时候一样，好好地生活。
安息吧母亲，在那幽静遥远的天国，在我们永远的心里，请安息。
啸 鸣
2018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