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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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但由于我们班同学聚会却给这寒冷的一天送来了热风和暖阳，也给磐石这家饭店带来红红火火的色彩。我们的身心刻印着“知识青年”的历史印记，从五湖四海来到这家饭店。“五湖四海”是我们从语录中学来的词句，在学校时我们常常念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那个时候仅仅从文字上念诵，而现在才真正体验到别后重逢的百感交集，实现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历史验证。我们班的同学发明了我们毕业后相聚的词汇，分为“大聚”和“小聚”。小聚是几个关系不错的人常相见，时而到饭店吃一顿。大聚是有组织地通知一些联系到的人，规定哪一天到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毕业后离开学校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聚。风风雨雨的几十年里，极少数同学互相见过面，但绝大多数同学从来没见过面。其实，在没毕业之前我们就离散了各奔西东。本来我们应该1966年毕业，但由于历史原因把我们的毕业时间拖延到1967年夏天。没毕业之前我们有的到处串联，有的回家干等着下通知回校去上课，一直等到毕业也没接到回校上课的通知。1967年毕业也不是正式通知的，只是互相转告说我们毕业了，要求回二中去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红着脸带回毕业证书，在忧郁而闷热的夏风里走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村里就有人问我：“怎么念四年初中呢？”
我说：“耽误了一年。”
他说：“蹲级了吧？我早就看你是个蹲级包子。”
这是一个脸红的故事。
走过五十四年的三百六十五里路，经历过五十四年的风霜雨雪，历史的车轮在我们的额头上辗压出一道道沟阆，冷酷的寒冬把我们的头发染成一片白雪。头顶白雪的人还是不错的，然而我连头顶白雪的资格都被岁月取消了，我神彩飞扬地头顶一片“黄土高坡”来参加同学聚会。秃顶，完全秃顶，老了，老得难看又吓人，孕妇见了会吓得流产。朝着饭店走去的路上，我疯疯颠颠地唱道：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走到饭店时，我用渴求的目光搜寻着往日的同学，早来报到的人们都走上前来一一握手。多数人都认不出来了，相貌变化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眼睛都变小了，小得连一滴水都容纳不下。有人眼睛流淌出泪水冲刷着苍老的脸，有的人眼睛里的泪珠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摸糊的双眼互相辩认着对方熟悉而陌生的人。用摇头表示认不出来，用点头来表示还认出当年的老同学。多数人用自我介绍的有效方法来互相认识，除了在本地居住我见过几次面的人外，其他的人们我基本是认不出来的。有一个女同学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半个世纪没见过一次面，但是在学校时对她印象特深特深。我用手指点着她说：“你叫王玉霞！”
王玉霞说：“谢谢老同学还认出我来。”
同一时间里，眼睛都摸糊了，这眼睛是怎么了？怎么都犯了同一个毛病？多亏这里没有眼科医生，要是有眼科医生又发了一笔大财。
这些人哪是老同学呀？头发全都白了，点头时额上的煞纹闪动着颤抖的笑。那个网名叫“涛声依旧”的人是张海涛。涛声依旧不见昨天的夜晚，岁月流转不见二中的少年郎，是哪个妖魔施展了法术把一个帅气的小伙张海涛变成一个老头？我要找的是我在少年时期磐石二中一班的少年同学呀！全都坐下来时，我用目光辩认着每一个人的相貌。找不到我的老同学了，来的是一帮老人冒名顶替六七届一班的少男少女。我扭歪了鼻子以示内心的微妙动作，这个微妙动作支配着的一个劲的摇头，否认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我的老同学。我的同学们一个个的都是英俊帅气的小男生，梳着小平头或是小分头，天生活泼好动走路时窜窜达达，或者是如花一般含苞待放的妙龄少女，把头发扎成两个小短瓣子。我要等着这样的同学们前来聚会。虽然心里明白半个世纪了人要变老的，但我不忍心去那样想，那种合乎常理的想象是一种对同学的残忍。依然承认我的同学们都是天真活泼的俊少男美少女。人们在说说笑笑，我独自一人用手指点划着每一张面孔，当然我的手指没伸出来，只是暗暗的微微动手代替这样的指点到每一个面孔上去：这是许淑环，这是于琴，那个人是谷永庆，啊，他是张展啊，他变化不大，认出来了。李家太来没来？就是小地主李家太。
饭店的门被拉开，又进来几个人，前边先进来的人上中等身材脸色红润头顶一白雪。那一片白雪怎么落到头顶上了呢？我走上前来跟他先握手，互相辩认，谁也认不出谁来，我问他：“你是谁？”
他说：“我是王连江。”
我摇头否认：这哪是王连江啊？这是一个老头子，你一个老头子来干啥？我找的是王连江！王连江身后进来的几个人也都自己报姓名，全被我一一否定：这不是我的同学，是一帮老头子。同学少年，书生意气，如同水中月，镜中花，镜子一翻转，就是白发仙翁世纪老太婆的影相。我坐在桌前，依然从事我自己的微妙动作，暗暗用手指点在每个人的面上，默念着每一个人的姓名。
按时间的数字计算，太遥远太遥远了。按心里的记忆计算，如同在眼前，一转眼的工夫。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我坐在大马车上，享受着送姑娘外嫁的优厚待遇。我之所以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从小学考到磐石二中了，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学的孩子就是村里的秀才。车老板子是李七嗑巴，在初秋的连绵之雨中摇晃着大鞭子，鞭绳上的红缨如同燃烧的火焰。那火焰似乎是在照耀着我的前程之路，李七嗑巴的嘴颤抖得很成节奏，哆哆嗦嗦地对我说，到二中好好念书，别想家，将来考上个一官半职，给老少爷们脸上增个光彩。大马车把我送到二中时，在老板子的“喔余喔余”的声音里掉转了方向离开学校。我爹扛着我的行李，在校教学楼前边的黑板上新生入学的名字中，找到我的姓名，然后到总务处办完一切手续，我就进入到一年一班的教室。这个教室在学校的西侧北边，一幢长方形大砖瓦房子，北开门。屋里是红砖铺地，被雨天走进来的同学踩上黑泥失去了它的本色。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心里默念着我爹是怎样在秋雨中踩着泥泞之路走回家去，然后就把所有精力转移到这个大教室里的一切。一排排的课桌和小椅子，前边的黑板，还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对我来说都感到特别亲切。亲切中的陌生，我知道将来就和这些同学一起学习了，这就是我中学的同学。一个身体粗壮脸上长着胖肉的同学在教我们唱歌，歌名是：谁不说俺的家乡好，那歌词一开头就很美妙动人：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片片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连，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这歌好是好，可它勾引我想家呀！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二中一年一班最好，家乡再好我也不思念她了，总是思念家乡好，就念不好书了。就象是小猫钓鱼一样，老是想别的事能念好书吗？于是我对教我们唱歌的人也产生了不好的感觉，就问旁边的同学：“这小子叫什么名？”
他说：“叫孙显民。”
我说：“真是个大显包子，一开学就想出风头。”
孙显民教唱歌很认真，嗓音哄亮，我细看他唱的时候大脖筋全都绷起来了。全班的同学我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孙显民。（几十年以后，孙显民的生动活泼可亲可近的相貌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我对他的印象特深特深，他是我来到二中认识的第一个人。）
教室里又走进一个中年男人来，我断定这人就是班主任，但姓什么我一时还不知道。他走路步子轻盈，身材瘦而显得精练，穿着朴实而陈旧的上衣有点过长，盖在大腿膝盖以上部位。他穿的裤子也显得过长，堆下来很象是猪大肠带着一环又一环的褶子。他进入教室没首先教课，而是宣布班级纪律，要求每一个同学好好学习，认真读书之类的常识。第二天正式上课时我才知道他是孙枫老师，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尊称他为孙老师。孙老师打开点名薄宣读每个同学的学号时，我认真的听着，我是4号同学。我要牢牢地记住我是4号，以后每次点名时就不点同学的姓名了，每当点到4号时，我就站起来说：“有”！然后坐下来，再听老师点其他的学号。这给我想知道每个同学的姓名带来极大的障碍，如果认真地叫每一个姓名，我可以认真的观察，每个应声站起来的同学叫什么姓名，也方便我记下来。后来我为了能牢记每个同学的姓名，我就打听别人，再默默地记在心里：啊，她叫李兴文，扎两个短瓣子，眼睛很大很漂亮的女生，是李兴文。那个人叫史学春，那个人叫王连江，那个女生叫什么？唉唉，想起来了，叫吕艳玲…….
每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时，我的手指都在暗暗地动了一下，好象点到那个同学的面前一样。我这样记住同学的名字方法是我自己的发明的，其他人谁都不知道。为了记住全班同学的姓名，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里，我的成绩落后了，我也不是那么太笨，就是因为这半个月根本没用心学习，大部精力用在牢记每个同学的名字上了。比如孙枫老师讲第一课《落花生》，我就想：那落花生有什么可学的？我家每年都种落花生，到秋天收后装一麻袋一麻袋的。杨青芬老师讲常数，我就想到：什么长数短数的，再长它能长哪去？没意思，还得记同学的名字：后排坐着的那几个大个子，我还没记住呢！那个人叫薜成信，知道了，还有那个姓顾，叫顾什么了？下课时再问别人吧。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记住同学名字的方法，在五十四年以后的同学聚会时，又一次复制在饭店在圆桌前。 所不同的是，五十四年前记住的是英俊少年，妙龄少女的姓名，而五十四年后重新认识的是饱经苍桑的世纪老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同学。几十年来，岁月的河流冲走了我们迷人的相貌和动人的风采，但记忆般的金子还在闪闪发光。此时我心中升起一句古诗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作于：2019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