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老师邓爱华

        邓爱华老师是我在邵东二中读高中时的历史教师。

那时高中还是两年制。我那一届是4个高中班，即75班-78班，我在77班。高一快结束时分为文、理科班，75、76、77为理科班，78班划为文科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即78班。邓爱华老师任文科班的历史老师，并兼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班主任。

那时的邓老师正值如日中天的中年。与大多数的湖南男人一样，邓老师个头不是太高，但很结实。他打得一手好篮球。我曾看过有他参加的一场篮球友谊比赛，至今还记得他在球场上矫健、灵巧、自如的身影。

具体地说，邓老师负责教我们《中国古代史》。印象中，他教历史从来不看讲义，也不怎么看教科书，挂上自己用毛笔绘制的挂图就开始讲。讲述时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往往是在很轻松的氛围中就让我们记住了书中的内容。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尤其对一些重要的章节，熟读几遍之后，几乎能整页整页的背诵；重点段落，更是能倒背如流。

高中的老师之中，之所以对邓老师的印象尤其深刻，除了他的课讲得好之外，还缘于他对我的鼓励与关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暖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给了我上进的勇气与信心-----

那时候我们住校，只许每周六回家一次，星期天下午必须赶回学校，所以吃住基本上在学校。那时候家境好的同学不多。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周六将换洗的衣物带回家，周日返校时换上，并带够吃一个礼拜的饭菜。饭不是现成的，而是大米。每次上课前，用一个铝制的饭盒（需作上自己能识别的记号）里装上大米，用自来水冲洗两遍，然后装上一定深度的水，把饭盒放在学校食堂里用来蒸饭的木格里，吃饭时取走自己的饭盒即可。说到菜，主要是辣椒酱、霉豆腐、辣椒拌罗卜条，好一点的是干罗卜条炒豆豉或酸罗卜炒豆豉，所谓“炒”，就是放一点猪油炒一下。放凉之后，用一个大的玻璃瓶装着，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夏天温度高，瓶子里的菜吃到周三或周四左右就馊了或生了一层层的“白花”，但没办法，还得继续吃下去。

同学中，只有极少数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能在学校食堂里买饭买菜，比如父母亲有当干部的或在外面工作的同学。饭当然是白花花的米饭，菜则有豆腐泡炒肉、芹菜炒腊肉、春笋炒肉片等。看到买采的同学吃饭时，我们这些吃馊菜的同学禁不住悄悄地流口水。

刚分到文科班不久，我在一次阶段性的摸底考试中考出了不错的成绩。公布成绩那天的晚自习时间，邓老师把我从教室叫到他的宿舍，说是要跟我“谈谈心”。我心里并不知道邓老师要跟我谈什么，所以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敲了门，进了屋，邓老师招呼我坐下。他先是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问我是否适应文科班的学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然后，表扬我“摸底考试考得不错”，接着询问我在学习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跟我讲述了不少“寒门出贵子”的道理，鼓励我发奋努力，争取考上大学。

临走之前，邓老师把我拉到他跟前，从钱夹里抽出五块钱，塞进我的衣袋里，并对我说：“这是老师对你在这次考试中考得好成绩的奖励。你可以到食堂里买几次肉吃，补充一点营养。”尽管我再三推辞，但邓老师还是坚持把钱塞进我的衣袋里。

此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大，但对我的影响很大。当然，不仅仅因为五块钱（尽管在当时五块钱与今天的五块钱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老师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这种关心，对于一个家境贫寒而内心世界藏有几分自卑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对于培养他的自信与学习热情，甚至激发他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当然，我后来没舍得用这五块钱买肉吃，而是用它买了复习的资料）。

此后不久，邓老师就不再教我们的历史课，也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忙于准备高考，我也很少去找过他。但我知道，他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有时候考出好成绩，依然会得到他的鼓励。

1982年高考，我考上了河北地质学院经济管理系。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方工作。在工作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回家乡探亲时，也曾几次回到母校去找过他，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后来打听到，他去外地的孩子家住了，有时也去帮亲戚照看生意，住在家的时间很少，故一直无缘重逢。

直到毕业35周年回老家和高中的同学们小聚时，才见到久违的邓老师。和同学们寒喧时，我对邓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但刻苦学习，后来考入了邵阳市技工学校，可命运不济，临分配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市劳动局下达停办通知，他只好回家务农。后来他又考取了湘乡师范，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小学老师。以后因为特长体育，被推荐到邵阳师专进修体育，结业后调到邵东二中担任体育老师。后因患眩症，学校安排他教历史课。正是这期间，他担任了我们的历史课老师兼班主任。再以后，他又当过会计、搞过剧本创作。后因眩晕症复发并加重，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家休养。

再后来邓老师练起了书法、写起了对联。在一篇自我介绍中，邓老师写道：“退休回家，虽病有好转，但总觉得枯燥无味，该找点事来干才好。”后来发现，改革开放后，农村恢复了一个习俗，那就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村里的“笔杆子”来写上几幅对联。自己何不试试呢？于是，他开始“拜师学艺”——请人教写毛笔字。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他觉得自己的毛笔字有了很大长进，村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有人请他上家里去写对联了。

写了一段时间，问题又冒出来了。原来是抄前人的对联，如果想原创，难度还很大。因为写对联要求对仗，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而且要讲究韵律，平仄要搭配。为了不露怯，邓老师一头又扎进了有关研究对联韵律的书籍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也成了他形影不离的老师。每当想好一组对联，就逐字地对照词典核对平仄。他不仅在家里苦苦钻研，凡外出探亲或旅游，凡见对联，便如获珍宝，立即抄写下来。同时，他注意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如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名言，被他改为对联：“老骥蹄声疾，耆年国事忙。”几年下来，邓老师写对联已小有名气，不仅村里人请他写，外面也时常有人“托关系”找他写，有时候家里可谓门庭若市，但邓老师自是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邓老师如今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但仍闲不住，总想再做点什么，让自己的内心充实起来。于是，他将他以往撰写的对联、警句等加以整理，装订成册，并冠以书名“做人处事”，送给他的亲人、朋友、原来的同事以及学生。他说，他希望“人人去私欲，献爱心，个个淡名利，奉善行”，让世人都修德养性，做有道德、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贡献的高尚的人。此心可鉴，斯为师表。祝邓爱华老师健康长寿！